第一章将知识和权力带入治疗联盟
卡特里娜·布朗
重建同一性的叙事过程，需要超出对故事的简单讲述与重述，【3】而要对压迫性的无益言论进行积极的解构。剖析无益故事、创造不同的更优故事，涉及对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认识，而知识和权力是通过言论交织到一起的（Foucault，1980a）。叙事疗法的后现代敏感性取决于福柯对于权力和知识之不可分性的坚决主张，以及他为研究人们通过真理来管理和约束自己及他人的方式而付出的努力。因此，叙事，“不仅是意义的结构，也是权力的结构”（Bruner，1986，p.144）。对有关知识和权力的现代主义取向的反思，挑战了从业者和来访者可能在无意识中使压迫性故事保持生命力的方式。
根据福柯对知识和权力之不可分性的理解，我采取了这样的治疗立场：知识并非总是好的，而权力也不等于约束。这种治疗立场不再固着于二元观念：一个人要么有知识，要么没有；要么有权力，要么没有。它瓦解了知识和权力的现代主义二元结构，认识到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是共建同一性这一治疗过程中积极的表达性主体。
【4】我并不赞同传统上所认为的治疗师是专家、无所不知或一无所知的观点，相反，我主张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是“部分的知晓者”。事实上，治疗师和来访者都会将知识和主使权带进对话中。虽然我认为在治疗联盟中应该放弃“全知”治疗师的观念，缩小权力的区别，但我也觉得“一无所知”的立场对于挑战压迫性社会言论并无益处，且对于随后解构消极同一性结论或重写不同同一性故事也无一助益。
我赞同权力的新定义，它不再像现代主义一样认为权力都是消极的、约束性的、压制性的（Foucault, 1980a）。从这个立场出发，我认为，叙事疗法承认存在着对主体生活的社会约束以及在这些约束之下的主使权和权力。除了说明福柯有关知识和权力的观点对于解开来访者故事中明显的优势社会言论和创作出更少压制、更有助益的不同故事的重要性，我还将强调在重写和经历其生活的过程中认识到个体主使权和权力的重要性。
首先，我要谈论的是叙事疗法在解构优势言论中的重要性，并在这个过程中挑战了文化中经常影响人们故事的常态化了的真理。接着，我对这样一个观点提出了质疑：治疗师和来访者中，有一方是专家。我认为，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是部分的知晓者。接下来，我主张，如果治疗师想要挑战来访者故事中内化了的压迫性社会言论，并希望帮助创造不同的故事的话，那么，他必须在对来访者故事的解释过程中采取一定态度或采取一定的立场。我探索了治疗联盟中知识和权力的限制性概念，并主张一种合作的治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治疗师和来访者都被看做是积极的表达性主体，他们通过约束性（消极的）和建设性（积极的）的权力概念为治疗对话提供了（部分的）知识和权力。本章强调，人们的叙事既受到社会的影响，也是他们自己主使权的创造物。这一观点让治疗师看到人类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 也是积极的主体。
解构优势言论：联结知识和权力
福柯（1980b）在他的著作中研究了真理和权力之新政治的可能性。对于叙事治疗实践和故事解构来说，最重要的是福柯（1980a）的观点，【5】即“权力和知识是在言论中结合在一起的”（p.100）。在《权力/知识》 （Power / Knowledge）中，福柯（1986b）主张：
权力的行使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真理言论系统，且这个系统通过这种联结并在这种联结的基础上运行。我们通过权力受制于真理的创造物，但如果没有真理的创造物，我们也不能行使权力。(p.93)
福柯（1995）认为，“毋庸置疑，真理就是一种权力的形式”(p.45)，因此，权力由知识构成（Tanesini, 1999, p.188）。在福柯的影响之下，怀特和爱普生（1990）同样也提出，我们“总是同时参与到知识和权力的领域之中”(p.29)，因此，治疗实践绝不可能都是良性的。怀特（1992）坚持认为，“知识的领域就是权力的领域，权力的领域也是知识的领域”(p.122)。同时，福柯和怀特还认为，知识和权力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密切关联”（Tanesini, 1999, p.195），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一个可以“化简为另一个”（p.195），也不认为一切知识的论断都是掩饰权力的手段。
但是，由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始终存在于权力和知识的领域或网络内，所以，没有哪个故事能够处于权力之外 (White & Epston, 1990)。因此，任何对故事的听与讲述都不会是中立的（White, 1989）。 但是，在福柯 (1980a)看来，“哪里有权力， 哪里就有抵抗，不过，更精确地说，这种抵抗绝不会处在涉及权力的领域之外……在权力的网络之中，抵抗无处不在”(p.95)。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做出没有约束的选择或“自由发挥” (Butler, 1993；Foucault, 1991)，而是要为主使权和反言论留有空间。福柯（1980a）认为“言论不仅可以是权力的工具和影响,也可以是一个障碍、一个绊脚石、一个反抗点、一个反对策略的起点”(p.101)。因此，言论就像权力一样，既可以将其视为建设性的，也可以将其视为约束性的。
后现代主义质疑我们是如何得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客观的东西常常以故事形式呈现（Flax, 1990）。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知识是多重的，且仅仅只是片面的。我们一般认为知识在社会性和历史性方面是具体的，且不能独立于权力的社会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来，有悖于真理的故事始终存在。布鲁纳（1991）认为，“知识永远不会没有立场” (p.3)。
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疗法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了这些观点上：权力和知识是不可分的，人们通过真理的产品管理和约束自己和他人。6相反，现代主义在探索客观知识时，则把知识和权力分离了开来。现代主义疗法要求超越偏见、兴趣和权力，通常主张要保持中立或客观。我不赞同中立，相反，我认为有必要确定一个位置或立场。和怀特 (White, 1995, 2001；White & Epston, 1990)的思想一致， 我也认为，由于来访者带入治疗的故事通常反映了优势社会言论和权力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解构和重建来访者的故事，而不是让故事保持完好无损（Brown, 2003）。因此，虽然现代主义者认为避免偏见可以更加客观，但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不带任何偏见，所以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的偏见，弄清并坦率承认自己所采取的立场。我们需要分析来访者的故事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什么、故事中隐藏了什么让我们看不到的不同故事，而不是将兴趣和/或权力隐藏在客观性和科学的面具之下。叙事外化实践将会改变这些无益的言论，使不同故事或更优故事的创作成为可能。
除了认识到在治疗对话中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权力差异外，重要的是不能把权力排除在所讲述的故事，或者对故事的解释之外（Flaskas & Humphreys， 1993)。如果治疗师想挑战压抑，那么，他们就必须先挑战以优势言论为基础的故事。要想权力可以解释，就不能将它从叙事疗法取向中略去。在政治化的治疗中，从业者必须搞清楚来访者所讲述故事的意思。站在社会正义一方的从业者对于权力不能采取中立的立场（Brown, 2003；White, 1994；White & Epston, 1990)。因此，从业者必须积极解构和重著压迫性的故事，并进一步剖析这些故事中所体现的权力与权力关系（Brown,2003；Fook, 2002；White, 2001；White & Epston, 1990）。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些故事采取中立的立场，而必须解开它们，以创作出较少压迫性的故事。因此，我们将会从自己的叙事立场出发来解释来访者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疗法包括精心整改压迫性且通常占优势的言论，以及解构其本身就是社会抵抗的反言论。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是简单抹去来访者的故事，然后用叙事治疗师重新建构的解释来替代。
怀特将治疗描述为一种政治过程，这个过程表明故事是在文化所认可的言论内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叙事治疗所感兴趣的是故事建构，而不是固有的真理。来访者的故事是多重的、变化的、不连续的——从本质上说不一定是实在的、真实的或不变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倾向于把这些故事当成真理。7不仅故事被当成真理，塑造故事的更大言论也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些故事被层层的社会建构真理所笼罩，它们本身被认为是绝对真实的。
来访者常常将有关自己、同一性和生活的问题故事带入治疗中。这些故事常常包括内化的优势社会故事，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往往是无益的。因此，当我们研究故事的真实效果时，关键点在于我们不能将故事当成“真实”。实际上，每一个有关故事主角自身及其经历的故事，都涉及一些同一性结论。固化地认为故事是真实的、自我合理的，就会错过打破有同一性结论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让故事的层次性、复杂性和矛盾点都呈现出来。故事的多边形、多重性、形态可变性都是探索不同理解、形成故事讲述者所偏爱的故事的切入点。
外化故事的叙事过程第一步是解开和社会性地确定被述故事的起源和历史。因此，故事不能脱离权力，而且需要完全地社会化。 这个过程可让来访者发现，故事本身并不是固定或绝对的，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解构问题故事要着眼于重构更有效且更少伤害、病理化、责怪或压制性的解释。外化对话将会改变无益的言论，使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来访者的故事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什么、故事中隐藏了什么让我们看不到的不同故事，从而创作出不同的或更优的故事。用怀特（2001年）的话说，重建同一性往往涉及“唤醒”以前没有资格的或被边缘化的声音。外化内在问题故事的过程是反霸权的解构过程，它与之后重建同一性的过程都是治疗中的政治性实践。
全知、一无所知、部分知晓
在以合作为基础的治疗中，治疗师常常采取一种“一无所知”的立场 (Anderson 1997；Malinen & Anderson, 2004)［1］。 这个观点认为，来访者是内容方面的专家，而治疗师是过程方面的专家 (Anderson，1997)。安德森（1997）提出了如下观点：
来访者带来了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他/她自己生活经历以及促使他/她寻求治疗的事物方面，来访者自身就是专家。他们就是故事的叙述者，所以能够体验和8辨认出他们自己的声音、权力和权威。治疗师则在过程方面提供经验：在让来访者加入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过程方面，治疗师是专家。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角色似乎颠倒了。来访者变成了老师。(p.95，原版中着重强调)
这种结构反映出人们想努力解决一个问题，即治疗师在治疗谈话中拥有过多的知识和权力，同时认识到故事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猜测。这条走出两难境地的路线采取了一种一无所知的立场，它似乎能够帮助克服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权力失衡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以客观性为幌子提出错误的真理假说。 这一策略试图将治疗师的知识去中心化，强调以来访者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心。安德森（1992）是这样描述这种 “一无所知”的立场的：
治疗师并不“知晓”先验的东西（即任何行为的意图），而必须依赖于来访者所做的解释。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通过学习和认真对待来访者的故事，治疗师和来访者一起，共同探索来访者的理解和经验……“一无所知”并不是说会做出没有事实依据或没有经验的判断，而是说治疗师要在治疗会谈当中建立更多的假设和意义。对治疗师来说，兴奋点在于研究每一个来访者所叙述之真理（即他们充满故事的生活中一贯的真理）的独特之处。这意味着治疗师总是会受到他们经验的影响，但他们又必定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倾听，即他们以前的经验不能让他们完全领会来访者所描述之经历的全部意思。只有治疗师站在一无所知的立场去了解每一种临床经验，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发生。不这样做，就要寻找出可能证实治疗师理论的规律和普遍含义，而推翻来访者故事的独特性，以及它们特有的同一性。(p.30, 原版中着重强调)
安德森是一位著名且有影响力的叙事治疗从业者，他在工作中就采取了“一无所知”和“多重偏好”的立场。这促进了一种二元结构，认为来访者是内容方面的专家，而治疗从业者是过程方面的专家（Brown, 2003）。 这种二元结构试图通过将来访者置于“专家”的地位而最大化来访者的权力，同时也含蓄地要求从业者让出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权力。例如，安德森（1997）就曾告诫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参与到重写或编辑来访者的故事中，因为我们不是“精通一切的故事讲述者”。
9将来访者视为其生活的专家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将“经验”看做不可争辩的真理。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批判了这种观念，因为它将经验与其社会结构相分离了。当经验与其社会结构相分离，就不仅仅是去情景化，还将经验的焦点转移到了个体身上。这种主观主义的观点通常认为经验是中立的、个体的、与政治无关的（Alcoff, 1988；Fuss, 1989；Haug, 1992；Scott, 1992；Smith, 1990,1999)。相反，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来访者有关其经验的故事通常都是社会性、政治性的。
当故事被理解为社会言论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结构，它们的自我合理性就会更可疑，优势故事就更有可能被解开。相反，主观主义者对待来访者故事的方法更可能不触动优势故事及压迫性的故事。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承认这些故事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采取一无所知的立场，许多治疗师现在不再使用由传统等级治疗实践发明的权力策略。奇怪的是，在这种一无所知的立场之下，来访者的故事似乎逃开了让知识和权力相分离的社会过程。人们认为这些故事以某种方式避开了权力的影响，它们被认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是自我合理化的。然而，来访者的故事从本质上说和治疗师的故事一样，肯定不会脱离权力。这种治疗观念对知识和权力的构想导致个体成了焦点，而放松了对社会背景的关注，没有努力揭示真实的、没有修饰的自我，也没有追求有助于解放的、承认并挑战社会权力的社会实践和认识论。
创作不同的或更优的故事：相对主义的局限性
在治疗中援引“一无所知”的观念意味着一种有潜在危险的相对主义，即在其中，所有的故事都被认为是平等的。如果一无所知成了避免采取一定立场、形成主张、发展分析或者对某人的知识和权力负责的方法，那么，相对主义就显而易见了。我建议，为了做好工作，我们需要采取一个立场：任何东西都不放过。有人认为，当为避免治疗师控制治疗而设计的以来访者为主导的会谈导致了“无目的的东拉西扯”（Malinen & Anderson，2004，p.68）时，可能就会导致道德和政治的相对主义。当在来访者故事结构内权力仍然未被探索、保存完好且含糊不清时，10治疗就会将优势且通常无益的故事具体化。
我在这里所采用的方法保留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长处，摒弃了其短处。关于现代主义，我赞同它所提出的存在有助于解放的社会日程或远见的可能性。有关后现代主义，我则赞同它所提出的知识始终是片面的、具体的，而绝不是中立的观点。此外，后现代主义对解构的关注对于采取一种反身性的、不断批判的分析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在剖析来访者叙事的过程中。总的说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融合让我们得以采取一定的立场，而不需要提出这种立场是客观的。这样，我们就能各尽其能，并知道自己的偏好所在。
我反对现代主义有关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总体的且通常本质化的真理假设。相反，我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建构的。我也摒弃了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观点——因为这不能让人们拥有自己的立场，因而认为所有的立场或故事都似乎是平等的（Bordo, 1990）。“宣称无处不平等却又无处可寻”的相对主义立场（Haraway,1988, p.584）很明显在治疗中采用的是“一无所知”的治疗师知识结构。尽管对于宣称能够“无处不在却又假称不存在”的绝对论来说，这种相对主义有时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科德（Code，1996, p.214）认为二者都不可取。波尔多（Bordo，1990）对后现代相对主义进行了描述：
它可能陷入了逃脱人类定位的幻想之中——通过猜想批评家能够千变万化，通过无止尽地改变看似无穷尽的优势点；这些优势点既不属于批评家，也不属于被评论文本的作者。(p.42)
制定这种千变万化的幻想的解构主义读物通过自相矛盾、反向、自我颠覆不断地“滑离”……它们通常通过任何想要的方式展现自己。它们不用为它们的假设负责。 (p.44)
哈拉维（Haraway，1988）支持波尔多的观点，他认为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一样，都是“鬼把戏”，是一种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观点：
相对主义是一种无处可寻的方法，但它同时又宣称它无处不在。这种地位的“平等”是对责任和批判性探究的一种否认。相对主义是完美的双面镜或者客观意识形态的整体化；11两者都否认定位点、具体化和片面观点；两者看起来都可能不错。相对主义和整体化都是“鬼把戏”，都是无处不在又同样彻底无处可寻的观点。(p.584)
坚持社会正义反对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的治疗方法，不能勉强称为相对主义，因为它们需要一个视角。因此，拥有立场意味着认识到所有的立场都是不等的。通过融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对社会变化采取一个立场和视角，而无需宣称固守某一绝对的真理（Stanley & Wise，1990）［2］。 这种“两者都”的立场允许个体做出真理断言，同时承认真理始终是社会建构的，有定位且不完整。希望打破支撑和具体化社会权力关系之优势言论的疗法不可能是相对主义的。
虽然我赞同在治疗中不能过多给来访者以指导，但权力之外的写作似乎受到了误导。决定了不直接指导或引导来访者以后，安德森（1997）最终提出了一种关于治疗中的知识的相对主义方法，他说：
我认为，这些修改来访者故事的尝试采取的是叙事编辑（narrative editing）的形式——修订、校正或修改。治疗师的任务不是去解构、再造或重著来访者的故事，而是促进并参与到故事的讲述或复述之中。
叙事编辑是一个急剧下滑。叙事编辑者需要专业的技术才能够编辑。这存在某种风险：它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治疗师比来访者更加精通人类故事。它假设治疗师可以把来访者当成一本书一样去解读。它让治疗师成了考古叙事者，他们相信存在一个具有想象意义的故事，需要去发现或复述。（p.96）
沃尔特和佩勒（Walter & Peller，1996）也强调，治疗师既不能裁决来访者的故事，也不能优待自己的叙事。同样，帕里和多恩（Parry & Doan，1994）认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自我合理化的”(p.26)， 而“他人对故事正确性的质疑是不合理的。它们是压制性的，从一定程度上说，主要是这些方法被用于压制或降低人们故事的可信性，它们就是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p.27）。
另一种看法是，叙事疗法涉及更有益故事的共著。这些新的故事也会被看做是社会化的非中立的建构，它们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采取一无所知立场的人常常会声称他们没有任何立场：他们的偏见、12潜在的假设和基础性假设仍然处于隐秘的状态。正如不存在中立的故事讲述或倾听一样，也绝对不存在中立的质疑。不存在任何中立的身体语言、声调、面部表情、穿衣风格或装扮。我们在工作中的定位、位置、角色、表现都不是中立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中立。而在于我们是怎样定位的，以及对此我们进行了怎样的反思。
和怀特（1994）一样，我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宣称“一无所知”或者只对有关过程的“专业”知识负责，而在治疗工作中拒绝对我们的知识和权力所产生的影响负责。怀特（1997）倡导一种针对治疗的平等主义方法，透明又可解释——有利于解构有限的生活描述，挑战权力的滥用，并避免产生权力的关系。
与安德森的“一无所知”的立场相反，怀特（1989）强烈反对道德的相对主义：
个人的故事或自我叙说并不完全是我们脑海中虚构出来的。确切地说，有些东西是我们文化制度下不同的群体和人内部经过协商和扬弃而形成的……我们的生活是多层面的。任何一个生活故事都必定是含糊的、矛盾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故事或叙事能够涵盖所有生活中的意外事件……个人故事或自我叙事的影响绝不可能是中性的……不同的个人故事或自我叙事绝不可能有着同等的影响……叙事隐喻与一种传统的思维习惯有关，即习惯性地排除了“什么都可能出现”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这种思维传统鼓励治疗师为自己与求助者之间互动的实际效果或后果承担责任。（pp.34）
当然，我们可以和来访者协商知识和权力的范围，来访者和治疗师双方都参与对话，不害怕我们的知识和权力会让自己因为试图成为故事精通者而产生内疚感。我认为，通过回避的方式否认知识和权力的存在其实更加危险。富特和弗兰克（Foote & Frank，1999）提醒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那些声称自己处于权力之外的人。
知识与权力在治疗联盟中的定位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叙事疗法对知识和权力的界定不一致。福柯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13表明，剖析社会建构的自我故事这个治疗任务需要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成为积极的表达性主体，二者都要掌握知识、主使权和权力。后现代主义的治疗联盟观认为，故事的讲述、倾听和重著中都有知识的参与。根据这一观点，“知晓”有着多种共存的定位，这些定位通常是解释性的、片面的。
人们通常认为，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拥有更多制度上的权力，而来访者通常更易受到伤害。通过强调来访者的专业知识并最大化他们的权力来平衡这种关系的做法，给治疗师施加了某种约束：有必要否定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权力。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治疗师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具有压制性。在一心想提升来访者的权力和主使权时认定治疗师的权力从本质上说是有害的，这可能是有问题的，也是荒谬的。当人们“认为权力有悖于平等原则，只能用于压迫别人的时候”（Rondeau，2000，p.221），从业者自己便会恐惧，并会将他们自己的权力与压迫他人混为一谈。龙多（Rondeau）认为，从这个观点来看，“所有的权力都不可信”（p.221）。
治疗师们不再承认并技巧性地运用知识和权力，而是通过援引更让人感到舒适的“一无所知”的姿态来试图避开权力。不单这种姿态会冒被动性的险，连积极的问题解决或分析也用不着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专家的知识和权力被否定了（即使很有经验）；在第二种情况下，治疗师会因为害怕显得太有知识或太有权力，而事实上落入没有疗效的境地。这两种情况都是治疗师因为害怕拥有“专业”知识或权力会对来访者形成压迫而做出的反应。安德森（1997）的观点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认为，编辑、修改或者重构来访者的叙事是一个“急剧下滑”。总之，治疗师的权力、知识和权威不是太“在场”，就是太“缺席”。
不过，福柯（1980a）认为：“权力从来没有缺失过，它一直存在，并构成了人们试图使用权力与之相抗争的东西”（p.82）。权力存在于以消极压制的权力观、知识和权力的二元结构、知识和权力的分离、来访者故事的自我合理化及专家化为基础的治疗联盟的构想之中［3］。 权力存在于治疗对话的讲述与倾听之中，也隐晦地存在于“一无所知”的姿态之中。一无所知并不是能解决权力的方法。
弗拉斯卡斯和汉弗莱（Flaskas & Humphreys，1993）观察到，当一些具有合作精神的从业者关注治疗联盟中“权力的毒性”和压制力时，很讽刺的是，14这些治疗师会从人们的故事中审查权力。因此，尽管我们通过最小化治疗师的专家地位来努力缩小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权力差距，但我们观察到，“这与来访者生活中有关权力的现实相去甚远”（Flaskas & Humphreys，1993，p.38）。在论述对儿童期遭受过性虐待的个案的处理时，我们将对这一点做更进一步的阐释，这种时候，采取中性的或一无所知的姿态可能会导致麻烦的后果。批评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命名”权力比命名权力更为有害。
超越现代主义的二元权力结构
为了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治疗师需要拥有知识和权力；问题在于怎样运用它们。将权力建构为本质上是破坏性的，就反映出了一个被误导了的观念，即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消极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假设是，一个人要么拥有知识和权力，要么没有，一无所知的姿态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因此，相应地，如果来访者成为专家，他的权力就必定会变大，那么，治疗师就不能拥有知识，也必定会否认他或她自己的权力。
在治疗中政治的地位是一个永恒的矛盾。我认为，无论治疗师的政治取向和目标是什么，我们都对来访者的幸福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政治通常会在我们如何解释故事、如何构建不同的故事、如何选择治疗对象等过程中显现出来。尽管来访者会在对话过程中被政治化，但从伦理上讲我们的政治或世界观不应该强加给来访者。因此，我们必须做到在不强求来访者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立场。接受了个人的关系结构就意味着承认（而不否认）治疗师的知识和权力。在承认了他们的知识和权力后，治疗师便更有可能为来访者负责。而且，这一立场表明，在这些关系中权力的范围是可以商榷的。于是，治疗师不用再为了提高来访者的知识和权力而掩饰他或她自己的知识和权力；相反，二者的知识和权力都可以积极共存。
怀特和爱普生（1990）认为，福柯对于那些关于权力的观点提出了另一种有价值的解释，认为权力只存在于语言之中，或者“权力真实存在，且被一些想要压迫他人的人们行使着”（p.1）。现代主义的权力观通常关注的是谁拥有权力、谁没有权力，而不是也审视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权力的机制和策略是什么（Foucault，1995）。福柯（1980a）的分析挑战了看似毫无问题的信念，即相信在现代主义的权力建构中，“作为权力关系之根基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处于二元且无所不包的对立面”（p.94）。15福柯认为（1986b）：
一旦将权力的影响界定为压迫，那他就采用了一种有关权力的纯粹判决式的概念，将权力等同于“说不”的法律，当我们要强制执行某一禁令时，权力是首选。现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消极、狭隘、简化的权力概念，且奇怪的是，这个概念极为流行。如果权力只是一味压制，永远只说不，你觉得人们还会愿意遵从吗？权力之所以有效且被人接受，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会只通过说不来施压于我们，还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产生一些东西，它会带来快乐，形成知识，产生言论。我们需要将它视为生产性的网络，贯穿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具有压制作用的消极存在。（p.119）
权力的积极面与消极面
在叙事治疗中采纳福柯有关权力的观点让我们超越了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人要么拥有权力，要么没有权力。结果，这不仅让我们把人们讲述的故事理解为知识和权力的融合物，也让叙事从业者将故事理解为社会约束和社会主使权［4］。 个体不再被极端化地认为是环境的绝对产物。在这种取向中，还存在一些机动的空间。毕竟，只有当可替代事物有存在的空间，才有可能创造出可替代的故事。拒绝将权力和同一性概括为一成不变或者静态的事物，便可以制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更多的新故事。在福柯看来，权力始终是相关的或交互式的，而不是整体的、单方面的或压制性的。弗拉斯卡斯和汉弗莱曾说过，“抗拒，就像权力本身一样，如果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关系网络，便不可能生存”（p.42）。他们认为：
权力是每一种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能被分离出去。从福柯的立场来看，如果权力的影响受到挑战，那么，这种挑战只可能来源于权力关系本身，这就是抗拒之可能性永远存在的观点，这为在压制性权力关系中发生改变带来了一丝希望。（p.44）
此外，这种压制性的权力观认为，权力百害而无一利；生产性的权力不可能存在。福柯（1980a）以及随后的怀特都认为，权力既是约束性的，又是构成性或生产性的。权力既有积极的可能性。也有消极的可能性。
16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人们日常的交流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中，空间和构架的物理运用之中，对身体的真实训练之中，以及在思想方式、主体性形式和知识形式的创作之中。因此，不管是起约束性作用还是生产性作用，权力始终存在。（Flaskas & Humphreys，1993，p.41）
权力，主使权和主观性
福柯（1995）特别探讨了这些问题：权力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运作的，它的策略或技巧是什么，而并不关注是谁在行使权力。他的研究探索了人们是如何被变成我们文化中的主体，以及人们自己是如何让自己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主体的（Rabinow，1984）。在叙事疗法中，来访者的同一性故事证明了人们既受到社会的影响，同时他们又是其自身生活创造的积极参与者。
福柯（Fook，2002）重新阐释了现代主义的权力观，他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即“权力掌握在个别人手中，通常的原因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那是‘拥有’权力，而不是‘行使’权力，因此更加稳固而不容易改变”（p.103）。福克害怕，这个有关权力的现代主义概念可能会变成“保持现存的权力不平衡状态的工具”（p.103）。福克提出，我们必须考虑权力是如何行使的、它的真实影响，以及人们是如何“行使和创造他们自己权力的”（p.104）。她认为，“这包括理解人们可能如何参与他们自己没有权力和有权力的生活”（p.104）。
有一种有关权力的观点超越了认为权力是主观的、有目的的建构，而承认权力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行使的（Lukes, 1974；MacDonald & MacDonald, 1999）。权力关系不受主观意图的简单驱使，认识到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在个体“违反自己的主观兴趣时——在没有社会化和调节的情况下，做一些不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去揭示权力的微妙之处”（MacDonald & MacDonald, 1999, p.54）。这样，个体即使不情愿，也会经常参与他们无权力的活动（Fook，2002；MacDonald & MacDonald，1999）。从叙事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将优势言论内化为他们自己的故事，此时，这些故事带来的就不是更多权力，而是更少的权力（Brown, 2003；Hare?Mustin, 1994；Sanders, 1998；White & Epston, 1990）。人们的故事常常反映了他们权力的缺乏，及其行使权力之能力的缺乏。这种“两者都”的定位对叙事的重著过程而言非常重要，它包括彻底找到内化了的源于优势社会言论的问题对话。
17怀特（1995，1997，2004）、怀特和爱普生（1990）描述了人们如何通过权力过程压制其自身生活。叙事疗法感兴趣的是帮助人们对抗某种权力实践，包括内化了的问题故事，这些故事会在他们的生活中慢慢累积。怀特（1995）认为，“内化了的对话模糊了经验的政治，而外化的对话突出了经验的政治”（p.24）。怀特对经验政治的强调牢牢抓住了个体的主使权和权力。从这一视角看，问题是通过外化的过程得以解构的，这样个体就可以远离问题的影响，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生活。怀特舍弃了权力的回归模型之后，通过强调经验政治而采用了一种非本质化或非常态化的方式来外化经验。怀特（1997，2001）很清楚，他的研究工作定位是反对权力滥用的，但他也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找到一种个人的或心理的解放性疗法，可以让人们通过摆脱社会压制的束缚而发现真实的或真正的自我。这种心理解放的观念不仅仅依赖于问题重重的自我本质论，也依赖于有限的权力压制模式。
福柯（1980a）驳斥了有关权力的消极表达（一种建立在压制基础之上且要求服从的权力模式）。他提出：
这是一种只有消极力量的权力，一种只会说不的权力；绝对不会有所贡献，只能带来局限性……这是对权力之效力的反驳：只能指出哪些属于主流事物，只能做一些权力允许做的事情。（p.85）
虽然福柯驳斥这种消极的模式，但他同时也指出，这是一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因为它实际上掩饰或者说隐藏了权力运行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他认为：“权力只有在隐匿了其大部分内容之时才能被人们所容许。它的成功与其隐匿自身机制的能力是成正比的。”（p.86）权力当被视为一种压制的时候，才更能让人容忍；而当我们自己被认为是压制的积极参与者时，权力就不能让人容忍了。
因此，福柯的权力观改变了我们对经典模式的理解，在经典模式中，权力仅仅被认为是压制的、消极的和约束性的。他的研究是对这种理解的巨大背离，因为它将我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了人们是如何沦为权力之工具的，18这需要人们不顾其社会定位而时时刻刻都积极地参与。常态化的真理详细说明了成为权力工具的个性形式（White & Epston, 1990）。怀特（2004）描述了这一过程：
是权力让人们依据建构的文化规范，积极地参与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人际关系，以及同一性——我们既是这种权力的结果，也是这种权力的工具。依据这种观点，这是一个特别隐匿且普遍渗透的权力系统。这是一种我们在自己的私密生活和关系中随处可以见到其具体运作的权力。（p.154）
当我们超越消极的权力观，就可以认识到，人们既可以拥有权力，也可能受到权力的约束。从这一视角出发，外化人们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发现故事中受压制的主流知识，认识到受压制的知识和个体主使权对于重著不同的故事和重建同一性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当个体被构建为仅仅只是受害者或产品，故事的其他方面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且失去了资格。若人的主使权得到了强调，就更有可能出现对优势言论的抵抗和违背。相反，当人们的故事去背景化了，他们社会权力的缺乏及其受到压制的社会背景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这样，通过认识到权力既可以是约束性的，也可以是生产性的，通过在不把故事进行任何主体定位的情况下注意到人们故事中的无权与权力，我们便能够对故事进行更为丰富的描述。怀特（1997）强调，即使是不同知识的产物和主体性也脱离不了权力，
尽管我们不一定会毫无知觉地参与到再造强加于我们生活的主体性过程之中……不同的生活模式和思维存在于话语领域——它们由知识、自我的技术、关系实践，以及文化的权力关系构成。（p.232）
福柯的观点对于叙事疗法来说很重要，因为它不仅重申了自我创造是社会性的，也说明了社会性自我不能与知识和权力的过程相分离，同时也不能与消极权力和积极权力相分离。在主观化的过程中，自我或主体的社会性构成需要人类积极主动参与，而不仅仅是被迫，这一点很明显。人类创造作为主体的自我，部分是通过他们所讲述的有关自我的故事。19这些故事凭借社会互动过程，起源于文化所允许的社会言论和权力的社会关系。怀特（1995）提出，我们的故事不能反映或代表我们的生活；确切地说，我们的生活是通过我们的故事和叙事建构而成的（p.14）。此外，通过故事，个体将自己以及他们的生活融入到言论之中。不仅自我故事的建构依赖于自我的社会言论，自我实际上也通过个体所讲述的有关自己及其生活的故事而融入到言论之中。因此，自我的产生不能脱离于言论、知识和权力的过程。
结论
通过引用福柯有关知识和权力之关系的分析，我已经将叙事对话中知识和权力的现代主义构想问题化了。福柯对于知识和权力之不可分性的坚持，以及他通过真理的产物对人们管理自己及他人的方式的研究，是叙事疗法的核心思想。外化、解构和重构优势社会言论的核心是对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探索。我在本章中提出，希望在治疗中避开权力和定位而采取“一无所知”策略的做法，通常会有具体化优势言论的风险。和福柯一样，我也反对权力的压制模型，认为权力应该既是约束性的，也是生产性的。总的说来，我同意知识和权力不可分离的观点，也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治疗师和来访者都贡献了知识，并且都是治疗对话中积极的构成动因。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非故意的优势社会言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我们就需要在概念实践中有所反思。坚持政治化的实践，需要治疗师让渡他们自己的知识和权力。
注释
\[1\]尽管我对安德森（Harlene Anderson）“一无所知的定位”持批判态度，但我仍相信她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自我、经验和叙事隐喻的精彩讨论（1997）。虽然她不认为自己是“叙事治疗师”，但是她使用叙事隐喻，采用后现代的视角，并强调合作的方法。她所推行的“一无所知”的思想常常作为相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经验被叙事治疗师所采用。
\[2\] 虽然我在叙事实践中分析知识和权力时采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但我也坚持现代主义的信念，即可能存在一种支持社会公正的社会视角。因此，这种有关权力和知识的观念是建立在混合的认知论或破碎的基础论之上的。
\[3\]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力的重新阐释将会改变现代主义有关权力的构想，现代主义的权力观认为来访者的故事是专业的、自我合理化的。情绪和经验这些传统概念——即这些故事的重要元素，常态化和无争议是它们的特征——受到了挑战。情绪本身很少被解构或者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多样性和差别性的还原论取向。一些治疗师似乎相信，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社会定位，就可以克服他们的偏见，从而获得一种虚构的中立性。就像同一性、经验的去常态化一样，差异范畴也是如此。
\[4\]就像权力概念对于内在的消极同一性结论以及充满问题之故事的外化来说非常重要一样，对权力持一种反思的态度也很关键。权力在这些彼此相关的层面上非常明显，不过并不局限于这些方面：（1）界定、内化问题的部分方式，以及决定问题由什么构成的社会言论；（2）存在于社会建构和人们经验的背景之中，包括社会定位；（3）存在于来访者与治疗师的互动中，尽管他们都努力地想使双方关系保持平等；（4）通过同一性的重建获得更大的权力感和主使权感。在这些情况下，权力既可以被视为约束性的，也可以被看做是构成性的。例如，社会言论是具体化权力和构成现实的工具。然而，人们既受制于优势言论，同时又抵抗优势言论。在重建同一性的过程中，权力既可以被视为构成性的，也可以被视为生产性的；而这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更优的同一性可能会受权力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