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插图)(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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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森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10
9787510048630
80.00

1.3 解读从何而来:人性的基本动机

肖恩是如何判断玛利亚吻他的原因的呢?如果人们的确是受主观情境而不是客观情境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人们是如何获得对世界的主观印象的。当人们诠释社会性世界的时候,他们试图完成什么呢?我们还是可以从人格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是自身哪些因素,比如成长环境、家庭背景或者特殊经历使肖恩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像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重视人格差异虽然很有价值,但忽略了通常更重要的事情:社会情境对人们的影响。要了解这些影响,我们必须了解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人性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解释了我们解读社会世界的方式。

人类是复杂的有机体,在特定时刻,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是由各种交叉动机引发的。数年来社会心理学者已经发现这些动机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维护良好的自我感觉的需求和尽可能准确的需求。有时候这些动机把我们引向同一方向,但更多的时候,这两种动机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 准确地知觉这个世界要求我们直面自身的愚蠢和缺德的事实。

利昂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是社会心理学界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家。他很快认识到,正是当人们在两种动机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我们才能洞悉关于人类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最有价值的知识。举例来说,想像自己是美国的总统,你的国家陷入了东南亚一场困难重重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你已为战事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并且战争已经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及更多无辜的越南人民丧命。战争似乎陷入了僵局,看不到结束的希望。一方面你对不断的残杀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你又不想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 这种冲突使你经常在半夜中惊醒,全身冒冷汗。

有的顾问告诉你,他们能看到一道曙光,如果你加强轰炸,敌人很快就会投降,战争也就能结束了。对你而言这是最好的结局,你不仅能成功地达到军事和政治的目的,也将成为历史上一名伟大的领导。然而,其他顾问却认为,加强轰炸只会增强敌人的决心,他们建议你求和(McNamara,1995)。

你会相信哪些顾问的意见呢?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林登 ·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曾经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他选择那些建议使战事升级的顾问的意见,因为如果他能够成功地赢得战争,他就能够以总指挥官的身份来为他以前的行为辩护;而如果从越南辙军的话,他不只会落得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打败仗的总统的骂名,还不得不为白白牺牲的生命和浪费的钱财寻找说辞。然而,这项建议被证明是错误的。增加轰炸的确加强了敌人的决心,因而拖延了战争。像这个例子所昭示的那样,自我辩护的需求有时候会和追求精确的需求相抵触,并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有些人可能觉得,认定越战没有意义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有些人可能觉得,这能指导我们更好地了解21世纪国家面临的挑战(例子请参见Draper,2008;McClellan,2008;Woodward,2008)。

自尊取向:保持良好自我感觉的需要

希望维持合理的高自尊(self-esteem) 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好的、有能力的、高尚的 是大多数人都有的一种强烈需求(Aronson,1998,2007;Baumeister,1993;Tavris & Aronson,2007)。人们看待世界有其独特的方式,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这种想维持有利的自我形象的潜在需求。如果让人们在扭曲真实世界以满足维持良好自我感觉的需要和真实地反映世界之间做选择,人们常选择前者。

为过去的行为辩护?假设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妇离婚了,原因是他们的婚姻由于丈夫莫名其妙的忌妒而难以维持。而丈夫却将婚姻的破裂归罪于前妻没有充分满足他的需求,而不是承认一项事实:他的嫉妒与过分占有欲把她赶走了。他这样的理解有个目的,即让自己有较好的感受。坦白承认自己重大的缺点是非常困难的,即便要付出错误看待世界的代价。当然这种扭曲的后果就是使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很可能在下一段婚姻中重复同样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暗示,人们会完全扭曲事实,否认所有反映自己缺点的信息的存在,此种极端行为在精神病院之外很少发生。然而一般人常常会稍微曲解事实,使自己能显现出可能的最好的模样。想想一名叫罗杰的男子:他的鞋带总是没系好,衬衫上总有咖啡渍,嘴角总是残留着芥末酱;每个人都认识几个像罗杰这样的人。许多观察者可能都会认为他是个邋遢鬼,但他却觉得自己是随意不羁的。

人们扭曲事情使自己好过的事实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是随意地观察人类行为都能发现。然而,这些动机起作用的方式通常都很惊人。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们一些神秘的思想和行为。

受罪与自我辩护?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的奥斯卡与山姆一例,为什么山姆不像奥斯卡上大学时那么迷恋兄弟会?还记得奥斯卡很快就做出一个假设,认为山姆的兄弟会不再像他上大学时那样能吸引优秀人才。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断言,戏弄仪式本身是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详细地说,奥斯卡入会所遭受的痛苦的戏弄,是增加他对兄弟会喜爱程度的主要因素,而山姆却得以避免这个仪式。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如此痛苦的一件事会让奥斯卡喜欢上兄弟会呢?行为心理学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喜欢与奖赏有关的事,而不是涉及惩罚的事吗?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就像我们先前指出的,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已经发现,这个模式对于解释人类的思想与动机过于简单化了。人和老鼠、鸽子不同,人类有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进行辩解的需要,这种需要会导致他们的想法、感觉与行为在行为主义者简洁的分类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下面是关于它如何起作用的描述。如果奥斯卡经过了严格的戏弄受辱仪式而成为兄弟会的一员,后来却发现兄弟会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将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为什么我经历所有这些痛苦与尴尬,只是为了和一群笨蛋混在一起?只有低能儿才会这样做。”为了摆脱傻瓜的自我感受,他将扭曲他对兄弟会经历的诠释,为自己决定忍受侮辱做出辩解,也就是说,他将试着使他的经验有正面的解释。

假设经历了所有的侮辱戏弄之后,奥斯卡搬进兄弟会的房子,并且开始体验到对一些外人来说并不是很正面的事:兄弟会的费用使他预算透支;频繁轻浮的舞会几乎占据他所有学习时间,结果他的成绩开始退步;而大部分时候三餐只是比狗食好一点点。虽然在一个无动机的观察者(未经侮辱戏弄仪式的人)看来这些经历可能极为负面,奥斯卡却由于某种动机持不同的看法:的确,他认为那是为兄弟之情所付出的小代价。他将着眼于兄弟会生活的好的方面,并且扭曲别人眼中的各项缺点或把它们看作微不足道的事加以忽略。所有这些自我辩护的必然结果是,奥斯卡对兄弟会比山姆更热衷,由于山姆没有经历过戏弄仪式,没有必要辩护其行为,不必从正面来看待他的兄弟会经历。最终结果呢?奥斯卡热爱他的兄弟会,山姆则不然。

这听起来有点牵强吗?我们如何知道奥斯卡那时的兄弟会成员,在客观上就不比山姆的兄弟会成员更好?在一系列控制良好的实验室实验中,社会心理学者研究了侮辱戏弄仪式的现象,除了入会所经历的戏弄严重程度不同之外,他们使情境中的其他变量保持一致,包括兄弟会成员的行为。这些实验确实证明了,参与者入会所经历的程序越痛苦,他们越喜欢那个团体,即使客观而言,团体成员是同样的人、有相同的行为方式( Aronson & Mills,1959;Gerard & Mathewson,1966)。我们将在第6章详细讨论这一现象。目前要记住的重点是:(1)人类拥有维护正面自我形象的动机,而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辩护是其中一种;(2)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这将导致他们做出乍看之下似乎是令人吃惊或自相矛盾的事,譬如喜欢那些为之受苦的人或事,更甚于那些与轻松享乐有关的人和事。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义者的理论一无是处,相反他们能非常好地解释某些行为(见第10章中我们对社会交换理论的讨论)。我们认为,行为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不足以解释许多重要的态度与行为。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对此有更清楚的了解。在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说明在特定的情境中哪套原则最可能被采用。

社会认知取向:对准确性的需求

像先前所提到的,即使人们会尽可能扭曲事实,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但并不会完全扭曲事实。要我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中,相信朝自己加速驶来的车辆其实是幻象;或是我们未来的另一半是凯拉 ·奈特莉(Keira Knightley)或坎耶 ·韦斯特(Kanye West),他们将很快放弃演艺生涯而来到我们房前 要过这种生活也并不容易。事实上,人类非常精于思考、打算和推断。发达的推理能力是人类主要的特征之一。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发展出非常惊人的逻辑与计算能力。仅仅是在有生之年我们就目睹了惊人的认知成就,例如电脑的发明和发展、对外太空的探索,以及对许多人类疾病的征服。

此外,在比较普遍(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层次上,观察儿童的认知发展总会叫人吃惊。想想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当中,知识和推理能力的巨大发展。我们会发现只用了很短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从一个蠕动、无助,除了吃、哭、睡其他什么也不会做的新生儿,成长为一个能够使用复杂句子、酝酿恐怖情节来欺负弟弟妹妹,并让父母同时感到惊讶和骄傲的老练、饶舌的四岁的儿童。

社会认知?既然人类的认知能力如此惊人,社会心理学家在建构社会行为理论时,将人类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列入考虑,是有道理的。我们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取向,或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Fiske & Taylor,1991;Markus & Zajonc,1985;Nisbett & Ross,1980)。这些学者试图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了解社会行为,他们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人们会尝试尽可能正确地看待世界。因此,人类被研究者们视为尽全力了解与预测其社会世界的业余侦探。

但是这绝不容易,因为在特定的情境中,我们不可能知道做出正确判断所需的所有事实。事先就收集到所有相关的事实绝不容易,不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决定,譬如哪一种早餐麦片最好,能兼顾健康与美味;或一个稍微复杂的决定,譬如想在1.8万美金的限额内买一辆最好的车;或是一个更复杂的决定,譬如选择一个能让我们从此过上幸福快乐日子的终身伴侣。此外,我们每天都要做无数决定,因此即使每个决定都能轻易地得到所有事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来这样做。

听起来有些夸张吗?大部分决定不是都挺容易的吗?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哪一种麦片对你更好,“幸运魔力”还是“桂格天然百分百”麦片?如果你和我们大多数的学生一样的话,你可能回答:桂格天然百分百。毕竟,每个人都知道“幸运魔力”是儿童麦片,加入了许多糖分和可爱的小软糖,盒面上画着一只小精灵。而“桂格天然百分百”的盒面上画着原麦,盒子是天然小麦的颜色(浅褐色),“自然”不正意味着“有益健康”吗?如果这就是你的推理方式,你已经掉入一个普遍的认知陷阱,即从包装推及产品的内容。仔细阅读它们的成分(以小字印在包装上)会发现,虽然“幸运魔力”的糖分稍微超过“桂格天然百分百”,但后者却含有更多脂肪,多到足以让《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杂志在评定健康性时认为它不如“幸运魔力”。即使在麦片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里,事物也并不总和表面看起来一样。

对社会性世界的期望?我们对社会性世界的期望,有时候会增加正确知觉的难度,甚至改变社会性世界的性质。举个例子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名小学教师,致力于改善学生的生活。学年之初你查看了每个学生的“标准化智力测验”的成绩。初执教鞭的你基本肯定这些测验能够测出学生的潜力。但执教数载之后,你完全确定这些测验的准确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因为你已经看到在测验中得到高分的孩子确实会在课堂上表现得最好,而得了低分的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则很糟糕。

这个情节听起来一点也不让人吃惊,除了一项关键事实:你可能错误估计了智力测验的效度。可能这些测验并不是非常准确,但是你不知不觉地对高分和低分学生有差别地对待,从而使这些测验看起来准确。这正是1968年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勒诺 ·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在对名为“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现象的研究中发现的。他们首先到小学教室里进行了一项考试,然后告诉每一位老师,根据考试成绩,少数几个学生是“未来之星”,他们很快就会迅速成长,并且会有非常好的表现。事实上,考试结果没显示出这些。被标示为有潜力的学生只不过是通过对名字进行抽签而随机挑选出来的,因此平均而言他们和其他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你瞧!当罗伯特 ·罗森塔尔和勒诺 ·雅各布森在学期末回到教室时,他们发现那些被标示为有潜力的学生的确表现特别好。简单的事实是,老师被引导而期望这些学生有好的表现,这引起学生表现的改善。这惊人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类似的实验已经在相当多的学校里获得证实(Rosenthal,1995)。

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虽然结果看上去近乎神奇,但它其实是深植于人性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你是那些老师之一,被引导期望有两三个学生会有好表现,你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学生,譬如更注意他们、听他们说话时表现更多的尊重、更频繁地对他们进行家访、鼓励他们以及试着给他们讲解一些更难的教材。这反过来无疑使这些学生觉得更快乐、更受尊重、更有动力、自己更聪明,并且最终实现自证预言。因此,即使我们试着尽可能准确地知觉社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误入歧途,最后产生错误的印象。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4章探讨这些原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知觉是准确的。

其他动机

我们重复先前的叙述:我们强调了解读的两种主要来源,即维护正面的自我形象的需求(自尊取向),以及正确了解世界的需求(社会认知取向);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社会动机,但并不是只有这两个动机在影响人类思想和行为。在各种情况下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影响我们的所思、所感和所为。当然,饥饿、口渴等生物驱力是强有力的动机,特别是当我们极度疲乏的时候。在偏重心理的层次上,恐惧、爱和帮助的承诺以及其他涉及社会交换的回报,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动机。这些动机将在第10、11章详细讨论。

另一种重要的动机是对控制的需求。有研究已经证明,人们必须要觉得自己能够控制环境(Langer,1975;Taylor,1989;Thompson,1981)。当人们感到自己失去控制力时,譬如认为对周围所发生的好事或坏事无能为力时,将会导致许多重要的后果;我们将在本书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