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 看见

柴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陈主任只认识钱”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