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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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18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什么是?”“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13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嗯。”

“也没加班费。”

“嗯。”

“坐车也不能报销。”

“嗯。”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