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系统的结构特征与机能障碍
人类是由原始灵长类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进化而来的。现在的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和操作能力，他们可以注意到生物潜能和环境阻力之间的极不平衡。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对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作最后的控制与平衡，否则，掌握技术的人类最终也只能成为地球进化史上的匆匆过客。
背景知识
1858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这本划时代的杰作。书中辟有专门章节论述了“本能”与“遗传”的概念，同时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适应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结果。“适者”并非许多人所误解的最强壮、最高大或最具攻击性者，而是指那些最适合于在它这个物种所存在的特定环境中生存和繁殖的个体。在《物种起源》出版10多年之后，达尔文又连续出版了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年）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这两部著作不仅继承了《物种起源》的基本观点，进一步阐释了“自然选择”在人和动物进化上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种系及心理发生上的连续性的问题，并由此导致了现代“比较心理学”的诞生。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提出了著名的“人猿同祖论”，并且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述“人类与较低等动物之心理能力比较”。他写道：“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所引以为豪的感觉和直觉，各种感情和心理能力，例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十分发达的状态。”这一见解对于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自从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问世以后，这种适用于所有生物学科的理论也被应用到研究动物及人类的行为上，于是便产生了“行为学”这门学科。而行为学之所以在后来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则可以在行为科学的历史中找到缘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及。行为学把动物及人类的行为视作一种系统的机能。这种系统的存在及其特殊形式应归功于历史——种系发生、个体发展以及人类的文化史——的发展过程。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系统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个问题只有在对这种发展过程的客观阐述中才能找到其合理的答案。
有机体产生的原因很多。在所有的原因中，除了基因的突变和重新组合过程外，自然选择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有机体产生了“适应”，可以获取客观环境中对其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换句话说，“获取有关客观环境的知识”。
这种通过适应生态环境而产生的结构和机能是生物所特有的，在无机界中就不存在。由此也迫使研究人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目的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是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们不熟悉的。因为，当生物学家这么问的时候，他并非在探索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而是想探求一种特征所代表的物种保持性能。例如当我们问及，为何猫有弯曲的利爪时，答案就是“为了抓老鼠”，而这也正是对“猫爪的形状代表猫的何种物种保持性能”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
如果人们长期从事这样的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有关生物的特殊结构与行为方式方面的问题，再如果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与之相关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人们便会倾向于这种看法：错综复杂、千奇百怪的形态结构以及行为的形成也都是通过选择和适应得以完成的。然而，如果就文明人类的某些固定行为模式提出“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话，人们则会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人类为什么要毫无节制地繁衍后代？为什么要近似疯狂地忙于竞争？为什么武器的数量与威力不断增加？为什么城市化的人类变得娇弱不堪？诸如此类等等。如果人们再进一步地观察与思考则会发觉，几乎所有这些人类的失误都干扰了人类某些原本可以发展为具有物种保持价值的行为机制，换句话说，这些失误都是病态的。
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建立在有机系统这个基础上的，对这一系统的分析是自然科学家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有机系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再加上人类的行为又被众多反常现象所叠加、扭曲，使得这个本来就困难无比的探索工作变得更加不可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对于分析有机系统这项工作而言，最大的困扰在于：系统的病理紊乱往往正是了解这个系统的钥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某种病理紊乱导致了疾病，才使得研究人员注意到一种重要的有机系统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生理学的发展史上找到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例如，当克歇尔（E. T. Kocher）尝试着通过摘除甲状腺来治疗巴泽多氏病时，由于他把起着调节钙代谢作用的甲状旁腺一起摘除而引起了患者手足抽搐、痉挛。这种过分的甲状腺摘除术产生了一种综合征，即“甲状腺缺失性恶病质”，它与碘缺乏引起的痴呆症状及黏液性水肿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之处。由此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内分泌腺构成一个系统，系统中的所有器官之间均相互影响。每种向血液中分泌物质的内分泌腺体都对整个机体起着特定的作用，诸如代谢作用、发育作用、行为作用等等。这种分泌物被称作激素，两种激素的作用可能是完全对立的，即“对抗作用”，这一点与两块肌肉的协调作用可以使关节产生某种运动是一样的。只要激素保持平衡状态，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内分泌腺系统是由一个个特有功能器官组成的。但是，一旦内分泌失衡，就会使整个机体偏离“额定值”（又称“理论值”），人就会生病。甲状腺激素多一点就会引起甲亢，少一点则会引起甲减。
在关于何种方式最适合用来研究人类所有驱力系统这个方面，内分泌系统及其研究历程给了我们极有价值的启示。当然，整个驱力系统的构成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内分泌系统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已。人类拥有极多独立的驱力源，其中有许多可归因于“本能”。把人类描述成“本能退化的生物”是错误的，而这样的错误我也曾犯过。毫无疑问，在种族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中，随着人类的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不断进步，那些原本紧密完整的人类固有行为模式链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就“消失”了，即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之间失去了必要的连接，从而导致这些行为动作以各自独立的方式供行为主体使用，正如雷豪森（P. Leyhausen）以猫科动物为例所作的令人信服的阐述一样。然而与此同时，正如雷豪森所指出的，这些固有行为中的每一个都通过发展自己特有的本能行为，变成了独立的驱动力。毫无疑问，人类缺少那些长长的、必须相互连接的本能动作链，但是根据对高度进化的哺乳动物的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可以推测，人类所拥有的本能驱力比动物更多而不是少。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与系统分析有关的研究或试验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而这在对某种病理性失常行为进行鉴定时尤为重要。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罗纳德·哈格里夫斯（Ronald Hargreaves）在写给我的信中就曾提到，每当遇到精神紊乱的病例，他都会同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该病例中，什么是正常的本能行为；第二个问题：这种失常属于哪种类型，尤其要注意这种失常是否是由于部分器官的机能亢进或机能不全引起的。由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的器官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确定它们之间的功能界限是很困难的，也无法很清楚地对子系统的结构下定义。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理解保罗·魏斯（Paul Weiss）在其杰作《决定论》一书中关于子系统的阐述了：“一个系统是所有组成部分高度统一的结果。”
人类的驱力也是如此，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就是“恨”、“爱”、“友谊”、“忠诚”、“怀疑”、“愤怒”、“服从”、“信任”等等，这些词与科学家们所说的“侵略性”、“等级性”、“领土占有性”以及“攻击驱力”、“逃跑驱力”、“性驱力”等等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描述了“导致一个既定行为的内外部状态”。例如，我们可以把“感觉灵敏”这个普通人所用的词语与深刻的心理学联系起来，即从事动物观察的科学家所说的“直觉”。现在，我们先假设每个表示人类精神状态与欲求行为的名词都与某种驱力系统相吻合，而暂且不去考虑所涉及到的驱力中有哪些是先天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可以假设，每种驱力都是一个轶序井然、运作和谐的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至于“恨”、“爱”、“信任”、“怀疑”等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则如同问“甲状腺是好还是坏”一样愚蠢。众所周知，人类将“爱”、“信任”和“忠诚”这一类看作是好的，而“恨”、“不忠诚”、“怀疑”这一类则被视作是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其根源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第一类缺乏，而第二类过剩。然而，过分溺爱会使无数前途无量的孩子堕落，过分地崇尚“尼伯龙根式的忠诚”也会招致恶果。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就曾以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了“怀疑”的必要性。
所有高度一体化的有机系统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征，即可以通过所谓的自我调节系统或是内环境动态平衡来进行调节。为了弄明白其机制，人们设想了一种控制结构，它由许多系统组成，系统之间彼此强化机能，即a系统促进b系统的作用，b系统促进c系统的作用，直到最后的z系统再对a系统起着一种强化作用。这样一个“正反馈”循环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只要其中某个子系统的作用增强一点点，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功能极度增强；同样，假如子系统的作用减少一点点，则会导致整个活动的终止。但是，正如技术上早已证明的那样，只要在该循环过程中引入一个起着调节作用的子系统，形成自我调节系统，即“负反馈”，就可以使这个不稳定系统变成一个稳定的系统。
在活跃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无数的调节系统，它们对于维持生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若非同时“发明”了这种调节系统，人们简直无法设想生命能够存在。在大自然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正反馈”循环的存在，或者说，至多会在那些稍纵即逝的事件中，譬如雪崩或燎原之火，才会觅到它的踪影。这一点不禁令人联想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病态行为，其危害可以套用席勒在其作品《钟之歌》中对火的威力的描写：“放纵它，会多么可怕！”
调节系统的“负反馈”使得每个子系统的作用无法确定在一个精确的范围之内，微弱的机能亢进或机能减退可以很容易变得平衡。只有当某个器官的功能发生很大改变，使得内环境动态平衡无法维持，或者当自动控制机制本身出现问题时，才会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危险。关于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通过实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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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行为科学
研究人类行为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学科。它的观点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一致，主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生物学、社会生物学、人类学以及医学、教育和工商业中一切有关人类行为的领域。
行为科学的研究可分基础与应用两大方面。前者包括分析有关人类行为的事实，提出理论，进行验证并得出行为的规律性；后者则将研究所得应用于教育、医疗、工商业、人事以至国家与国际问题上。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科学一样，包括实验、观察、个案、统计分析及建立模式与理论等，其领域与方法范围极广，比如一方面，心理学家可以应用生物化学及行为技术，研究行为的脑机制；而另一方面，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则可以研究制度与文化。
行为科学是美国学术领域发展的产物，产生于解决行为问题中有关学科交流与协作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有人开展此类工作，还有人提出建立行为科学的设想。但作为一门成熟的科学门类，则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流行于50年代初。
2.·种系发生
指动物心理的发生和人类心理（意识）的起源。一切物质都具有反应属性。有生命物质的生物体的反应形式，如植物和单细胞动物的感应性，这还不能称为心理，只是心理现象产生的直接前提。动物的心理萌芽于心理反应的最低级形式，即感受性。感受性不仅指动物有机体对具有直接生物学意义的外界刺激能引起反应，而且对动物有机体没有直接生物学意义的信号刺激也能发生反应。在感受性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感觉，它的出现与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不开的。由单细胞动物发展到多细胞动物，开始出现了神经系统，腔肠动物的网状神经系统发展到环节动物的梯状神经系统，都是产生感觉的物质基础。动物心理是从感觉出现开始的，动物和动物心理长期演化，出现了人类和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即意识。拉巴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高等动物起源于低等动物，人类是从某种猿类演变而来的，劳动是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随着人类的出现，也就产生了人类的意识。劳动和语言是产生意识的主要动力，人脑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活是客观源泉。没有这几方面的条件，动物心理不可能演化为人类意识。
3.·个体发生
指个体生命、个体心理和自我意识的发生。个体生命是从父体精子细胞钻入母体的卵壁使之受精而开始的。它受到遗传和变异规律的严格制约。在一次交配中，精子染色体与卵子染色体结合成一个单个的受精卵（合子）。如果X精子与卵子相结合，生下来就是女孩；Y精子与卵子相结合，生下来就是男孩。胎儿并不具有心理现象，个体心理的发生，跟儿童在社会生活和教育条件影响下神经系统及其反应外界刺激的机能分不开。新生儿最初主要依靠由皮下中枢实现的无条件反射（如食物反射、防御反射、抓握反射等）来保证他的内部器官和外部条件的适应。个体心理的发生是与在无条件反射基础上形成的条件反射相联系的。根据研究材料表明，新生儿条件反射的产生一般出现在儿童出生后两周左右。个体心理的发生在时间上有先有后。有些心理出现于乳儿期（出生到1岁），例如感觉、知觉、注意力、记忆、情绪、意志等；有些心理则萌芽于婴儿期（1岁到3岁），如想象、思维、个性特征等。儿童自我意识的产生使个体心理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一周岁末的儿童，开始能把自己的动作和动作的对象区分开来，这时才能称是自我意识的最初表现。儿童个性特征的萌芽，初步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出现则是与自我意识形成相适应的。
4.·基因突变
就是一个基因变为它的等位基因。基因突变是染色体上一个位点上的遗传物质的变化，所以也称作点突变（point mutation）。是用一般细胞学方法无法观察到的基因结构的改变（如DNA分子中的一些碱基被另一些碱基所取代等情况）。突变可以自然发生或用人工方法引起（如辐射、高温、某些化学物质等因素）。基因突变可以引起机体内酶和蛋白质的变化，并产生机体生理上和行为上的改变。有人提出，在生物的进化和行为的发展过程中，突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5.·适应
即机体对环境的顺应。适应的过程中，机体对环境因素的感受和环境对机体的不利影响会减小，例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便是一种嗅觉适应现象。适应可以是暂时现象，也可以带有持久性。持久性的适应多数伴有机体内部的某些生理变化甚至组织上的变化，这种适应在特殊环境医学中被称作习服。习服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同样适用。
6.·目的论
美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托尔曼提出的目的行为主义的理论。它以和刺激条件相互作用的目的作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7.·专门行为
比较心理学和行为学术语。指在相似或相同条件下，同一种动物大多数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复杂而又刻板，不是动物后天习得的，且有时没有先例可供学习，因此被认为是先天的、带有本能性质的。
8.·系统
指有共同目标并经常相互作用或相互依存的若干单元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系统内的各单元，既服务于同一目的，又有不同的功能和分工。它们分别完成总目标中的某一部分，又共同保证总目标的实现，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既互相独立又彼此依赖，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所包括的范围可大可小，大至整个宇宙，小至一个分子结构，既可以是无生命的系统，也可以是有生命的系统，还可以是有生命和无生命相结合的系统。人类社会中，整个社会是一个系统，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系统。
9.·驱力
指由内部或外部刺激唤起的并能引向某一目标的有机体的内部状态。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内驱力逐渐减弱，同时引向目标的行为不断加强。以食物为例，饥饿是一种内驱力，引起求食行为，而摄取食物使内驱力减弱。赫尔（C. L. Hull）认为，内驱力有原始内驱力和继起内驱力两种。原始内驱力由生理需求相伴随，并和有机体的生存有直接关系，继起内驱力是基于原始内驱力发展起来的。
10.·本能
由遗传而来的，不学就会的能力。它为一切具有神经系统的动物所共有，是在种族适应生活条件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无条件反射，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最初形式。基本的本能有：食物本能、防御本能、性本能、哺育本能等。除初生婴儿外，人类没有纯粹的本能。
11.·直觉
直觉是与地点、时间感相结合的专注而迅速的思考，以及不经过逻辑推理而敏感地、直接地臆测到某种真理性认识的能力。它具有直接性、理智性、快速性和对直觉成果的正确性的坚信感等特征。通常表现为对感知的事物一瞬间作出直接的确定与评价，或对任务的直接解决，以及有时作家、艺术家想创作某种形象时，仿佛违背自己意志般得到另一种形象等等。
12.·体内平衡
坎宁（W. B. Cannon）在1926年首创的概念。他认为，有机体的各种生理系统经常维持在某种适当的平衡状态上，当生理系统偏离此平衡状态时，有机体即产生生理和行为反应，偏离状态减低时，有机体又会重新恢复平衡。这种通过自我调节机制保持身体稳定状态的过程，称为体内平衡。
13.·调节
皮亚杰从生物学、物理学及控制论中借用了调节与自动调节这类概念来说明有机体在生长过程中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他认为，主体对环境的适应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主体的自动调节或自我调节（即主体不断的内部协调）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并且是连续不断的。通过自动调节，主体的认识逐步由不平衡达到平衡状态，形成主体自身的认知结构。主体的调节不仅包含逻辑实证论者所讲的归因于单纯的“语言”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运算的协调，即数理逻辑的协调，这一点正是皮亚杰理论不同于前人的地方。
14.·反馈
在自动调节过程中，由受控部分送回到控制中枢的信息称为反馈，这种联系则称为反馈联系。人和动物体内的效应器官中，大都有各种接收器，如骨骼肌中有肌梭来接收肌肉紧张力的变化，产生的神经冲动送回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有关部位，以便更准确有效地控制肌肉的活动。反馈联系可以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类。反馈信息的效果是抑制控制中枢的活动，称为负反馈；反馈信息的效果是加强控制中枢的活动，称为正反馈。在人体内，负反馈联系是大量的，负反馈能使体内的某些机能活动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例如，下丘脑发出信息，通过垂体促使性腺分泌性激素，而血液中性激素水平的增加又会反过来抑制下丘脑和垂体发出有关的信息，以保持体内性激素的相对稳定。正反馈主要见于迅速达到某种状态的过程，例如血液的凝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