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算

> 谁说了算

加扎尼加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7
9787213056185
49.90
第6章 人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吗?——正义的证据

责任并不在大脑中

从责任的角度说,法律是从如下简单模式来考察大脑的:正常的大脑中有所谓的“实践推理器”在畅快地运转,产生行动和行为。个人责任是大脑“实践推理器”正常运作的产物。大脑可能会遭遇一些事情,如病变、受损、中风或神经递质失常,让“实践推理器”无法正常运转,削弱大脑的能力,

故此也就削弱了责任,而当事人也就能免于承担责任。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被告还必须有“犯罪意图”,或明确的邪恶用心。

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脑扫描改变了两例死刑判决。1983 年,西蒙· 派雷拉因为犯下了两宗一级谋杀罪,两次被判死刑。然而,时隔21 年后的2004年,法庭接受了大脑扫描的证据,这些证据在重审听证会(召集重审听证会是因为检察官行为不当)上说服了陪审团:派雷拉不应当承担死刑处决,因为他的前额叶是畸形的,损害了他正常行事的能力。于是,派雷拉又对自己犯下的第二宗谋杀罪提出上诉,上诉过程中,辩方又拿出相同的大脑扫描图,提出另一套说法:派雷拉精神发育迟滞。

上诉法庭的法官认为,神经心理学家的证词“极具说服力。” 前后的诊断不同,却都使用相同的大脑扫描图作为证据,而且居然还都得到了认可!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两起案件都是在2002年“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之后裁定的。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将精神发育迟滞(弱智)的人处以死刑,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因为这种惩罚残忍且有违常规。首席大法官斯卡利亚对阿特金斯案做了如下总结:

申诉人达里尔· 雷纳·阿特金斯一整天都在喝酒、吸食大麻,之后,他和犯罪同伙驱车去了一家便利店,意图抢劫一位顾客。受害者是兰利空军基地的一位飞行员,埃里克·内斯比特。两人绑架了内斯比特,开车到了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强迫内斯比特取出200美元。之后,两人又将受害人开车送到一处荒地。受害人乞求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按照同案者的证词(显然已为陪审团采信),阿特金斯吩咐内斯比特下车,等后者走了几步之后,就连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枪,击中其胸口、腹部、胳膊和腿部。陪审团确信阿特金斯犯有谋杀罪。经过重审……陪审团听取了申诉人自辩精神发育迟滞的大量证据。一名心理学家作证,申诉人有轻度的弱智,智商为59,“学习缓慢”……,在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显得“缺乏成功,”……他判断自己行为是否犯罪的能力是“受损”的,也无法使自身行为遵守法律……申诉人的家人提供了更多支持他精神发育迟滞的证据。弗吉尼亚州对辩方所提交的精神发育迟滞的证据做了反驳,并呈上了另一位心理学家的证词,“除了智商之外,绝对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申诉人] 有丝毫的精神发育迟滞”,并得出结论,申诉人“至少,有着一般人的智力”。陪审团还听取了有关申诉人此前所犯16次罪行的证词,其中包括抢劫、企图抢劫、绑架、使用枪支、致使他人伤残……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对申诉人的暴力倾向做了生动的叙述:他用啤酒瓶敲击一名受害人的头部……;他当着另一名受害人的脸挥舞枪支,并用枪敲击她的头部,使之倒地,然后扶她站起来,又一枪击中她的腹部……

陪审团判申诉人死刑。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确认了对申诉人的判决……

大法官史蒂文斯撰写了最高法院的多数人意见书,他认为,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告无法理解死刑的两大主要理由:威慑和报复,因此,对其施以惩罚是残忍的、有违常规的。大法官没有论及死刑的第三点理由,也即使犯罪人丧失行为能力。总之,法律裁决是根据对当前法律惩处目标的信念来做出的。它并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也即由于被告大脑异常、可能无法形成意向等等。法律裁决还假定,任何存在某种程度“精神发育迟滞”的人,都没有能力理解“罪有应得”或社会的正误观点。

大脑异常的故事存在许多问题,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做出了错误的假设。大脑扫描呈异常的人并不一定有着异常的行为,有着大脑异常的人也并不一定不能对行为负责任。责任并不位于大脑当中。大脑里没有责任区域或网络。一如我此前所说,有关责任的思考方式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是社会的契约。责任反映了社会背景下一个或多个载体互动中浮现的规则,以及希望人人都遵守固定规则的愿望。异常的大脑并不意味着人不能遵守规则。请注意,在上述案例中,罪犯能够制订计划,携带对执行计划而言必要的工具,明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能公开做,在到达无人地区之前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