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瘖啞與傾聽
「瘖啞」（mutisme）與「傾聽」（écoute）。能夠傾聽瘖啞嗎？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標題？甚至牛頭不對馬嘴？是也不是。
是，因為「瘖啞」與「傾聽」是兩個無交集的知覺範疇，是一張拒絕張開的嘴與一個永遠無法合起的耳朵。
不是，因為「瘖啞」即使是一種不說、不會說或不能說的狀態，但作為一種症狀，「瘖啞」這種「不說」也有一種「意義」（Bedeutung）─借用德希達對這個詞的翻譯─也是一種「要說」（vouloir dire）、「訴說」。一如佛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 1895d）中所言，當治療深入了致病記憶核心時，歇斯底里症狀也「有話要說」：
當在分析工作中，要消除症狀時，〔……〕人們會觀察到一個重要的、並非不被期待的參與對話（Mitsprechen）現象。（G.W., I: 301; S. E., II: 296）
精神分析詮釋的前提在於神經症症狀具有意義。歇斯底里的瘖啞無語並非不說，而是一種要說，一種被傾聽的要求。在分析中，只要以敞開的傾聽耳朵回應瘖啞訴說的要求，便不難發現，瘖啞，作為一種症狀，也加入了對話。正因為瞭解到「不說」實際上也是一種「要說」，使得精神分析學會去傾聽瘖啞，並且得以區別於十九世紀的神經科學、精神醫學、意識心理學，而成為一門獨特的學說。
如此，「瘖啞」與「傾聽」即使是一個「錯誤的連結」（falsche Verknupfung），但這個錯誤連結卻是個關鍵，透過對這個連結的分析，我們能夠逼近精神分析的創生狀態。
另一方面，仿照一般精神分析史或導論的作法，我們也從精神分析的定義與Anna O...的起源神話去討論精神分析理論與臨床的歷史。但在一般的精神分析史或各家的導論性著作中，讀者不難發現，不僅對精神分析無法有一體性的面貌，甚至還留有許多未解的謎題，特別是在早期的「誘惑理論」與對「傳會」（transference）概念的詮釋上。這難道不意味著，如拉岡所言，「精神分析也是一種症狀」，其意義仍有待被發掘。
正如歇斯底里瘖啞，這種不說、無語的症狀，有它的「意義」，也是一種「要說」。而這種「要說」，佛洛伊德稱它是一種「替代」（Ersatz），必須從歇斯底里患者的歷史起源中去尋溯這個「替代」是替代了什麼樣的記憶。同樣地，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症狀，在它的起源處也有一種瘖啞，有一種不說、一張不願張開的嘴巴。在佛洛伊德所聽到的故事中，這張不願張開的嘴首先是Anna O...的嘴，她在發病之後無法言語。但這張嘴同時也是另一個人的嘴：佛洛伊德的嘴。在佛洛伊德所建構的精神分析起源中，精神分析起源於布洛伊爾（Josef Breuer）對Anna O...的治療，或是他自己放棄催眠之日。但無論哪一種起源版本，佛洛伊德始終對他近二十年間所做的神經學研究工作保持瘖啞與緘默，不願開口談論這些研究與精神分析的關聯。事情的蹊蹺很早便被佛洛伊德的學生亞伯拉罕（Karl Abraham）所察覺。1924年9月某天，他在舊書店翻閱爛書堆裡的一本科學期刊，赫然發現其中有一篇署名Sigmund Freud關於「七鰓鰻幼魚脊髓神經節」的論文，他欣喜若狂，9月17日馬上寫信給佛洛伊德炫耀這個發現。但出乎他意料，佛洛伊德卻僅是淡淡地回說：
認為我必須感到與我1878年論文作者是同一個人，這是對於人格統一性的不合理的要求。但無論如何，它必須是如此，對於當時的這個發現我感到比日後許多其他的發現都更快樂。（S. Freud & K. Abraham, 1980: 374-375）
換言之，雖然早期的神經學研究讓他感到無比的快樂，但佛洛伊德認為那些研究的作者幾乎是另外一個人！究竟佛洛伊德對其神經學研究這段經歷的瘖啞要說的是什麼？這是我們聯想的第一個起點。
回到Anna O...的嘴。讀者對布洛伊爾在1880年11月直到1882年6月間對Anna O...所進行的治療程序與方法早已耳熟能詳。當時，Anna O...約二十二歲。她的症狀是在照料她重病的父親之後出現，包括「神經性的咳嗽」、斜視、瘖啞、各種不同的麻痺、視覺障礙與驚悚的幻覺等。同時Anna O...也表現出似乎擁有兩種交替出現的「意識狀態」，一種為正常的意識，另一種則被布洛伊爾認為是屬於「自我催眠狀態」。此外，在治療過程中，Anna O...陸續出現一些語言障礙，她先是失去德語能力，只能以英語言談，而後終於完全失去言語，成為瘖啞。這個語言障礙讓布洛伊爾直覺地認為Anna O...似乎有某些事隱瞞不說，必須設法讓她說出來。而整個治療的轉捩點發生在1881年8月中旬，布洛伊爾來到Anna O...家中，Anna O...整天都拒絕喝水。布洛伊爾予以催眠，試圖瞭解原因。而在催眠狀態中，Anna O...才透露因為她看到家中女傭的狗在她的杯子裡喝水，所以感到噁心。而說出這事之後，Anna O...從催眠中醒來並立即地要了杯水喝。接著，布洛伊爾發現每當Anna O...在黃昏時刻陷入這種朦朧的自我催眠狀態（或Anna O...稱之為「靉靆」〔clouds〕的狀態）時，若她透過言語向他敘述一個關於白天困擾著她的障礙或幻覺的故事後，她的病情即有所改善。據此布洛伊爾推論，一旦Anna O...能夠回憶起症狀首次出現時的詳細情境，並如此重複她當時所處的情緒狀態後，症狀便會消失。
布洛伊爾依照Anna O...症狀起伏的節奏，建立一套新的治療程序：藉由催眠，讓病患回憶起症狀起源的場景，而透過病患對此場景的口述，使在事發當時滯塞的情感得以被帶入意識而由此被弭除（abreagierung）。在一次治療當中，Anna O...戲稱這種方式是「談話治療」（talking cure）、「清煙囪」（chimney-sweeping）（J. Breuer & S. Freud, 1895: 42-66）。
一年之後，1883年的一個酷熱夜裡，佛洛伊德從布洛伊爾口中聽到Anna O...的瘖啞與治療的故事。當時他仍是個年輕的神經科實習醫生。當他聽到這個故事時，腦子裡在想什麼？事實上，很可能他只是想著女朋友和如何擁有浴缸！他在1883年7月13日清晨兩點寫信給未婚妻貝奈絲（Martha Bernays）時提到：
今天是整個季節裡最酷熱難熬的一天，疲憊真的讓我變得像個小孩。我覺得我需要些提神劑，這是為什麼我去拜訪布洛伊爾。我剛從他家回來，時間已經很晚。這個可憐的人，他有偏頭痛，正服用水楊酸。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讓我去泡個澡，這使我重獲年輕活力。在接受這個友善與潮濕的款待的同時，我告訴自己：「若我的小Martha也在這裡，她會說：『我們也需要個浴缸。』」這毫無疑問，親愛的，即使我們得等上好幾年，我們終究是會擁有個浴缸。我指望的唯一奇蹟是妳能忍受我到那個時候。然後我們上樓吃宵夜，穿著簡便的襯衫（我現在穿得更隨便在跟妳寫信）。之後，我們開始一些關於精神與神經疾病的冗長的醫學討論，並提及一些奇特的案例—妳的朋友Bertha Pappenheim〔Anna O...的本名〕又再次被拿來討論。（Freud, 1960a: 50）
顯然，佛洛伊德在1883年聽到這個故事時，對於歇斯底里並不十分認識，甚至不太感興趣，他當時一心只想從事實驗室的工作，並且在神經解剖學上展露他的長才，以及或許早日和Martha結婚。那麼這則聽來的故事為何日後在佛洛伊德思想中變成如此重要的回憶？換言之，從1882年到1895年佛洛伊德撰寫《歇斯底里研究》這本書，這些年間發生了什麼？
從佛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合作書寫《歇斯底里研究》過程所遺留的手稿中可見，佛洛伊德是在1893年才開始熱切地慫恿布洛伊爾出版Anna O...的病例。而佛洛伊德在提交給布洛伊爾的書寫大綱中提到必須建構一個「記憶理論」（Die Theorie der Erinnerung）（G.W., XII: 5; S. E., I: 147）。可以肯定佛洛伊德此時已經知道，Anna O...的歇斯底里症狀，包括她的瘖啞，是一種精神疾病（表象疾病）。而這種疾病是可以透過語言（化為語言）來治療。佛洛伊德瞭解到，歇斯底里的機制，是由於一個記憶（客體表象）受到抑制，使得連結於表象上的情感脫離，無法被弭除，繼而轉換為身體上的症狀。而透過回憶找回被抑制的表象，並透過化為言語，使這個表象連結到文字表象，來逆轉歇斯底里症狀的形成機制，使得情感得以透過語言的途徑被弭除。
這個故事的悖謬在於：第一、若記憶的定義在於過去事件的保存，那麼矛盾地，一個會遺忘的記憶才是正常的記憶，而一個不會遺忘的記憶反而是病態記憶。歇斯底里患者正是因為過去的事件被保存在記憶裡而未被遺忘、消褪，才使疾病產生。第二、造成歇斯底里的是記憶，而疾病的治療卻又得透過記憶。Anna O...的病例顯示，記憶同時是病因也是解藥。於是，佛洛伊德這才深覺需要一個新的記憶理論才能化解Anna O...故事中這些矛盾與悖謬。
然而問題在於，為什麼佛洛伊德在1883年聽到Anna O...的故事，卻一直到1893年才認為必須建構一套記憶理論？這十年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改變了佛洛伊德的想法？而他又掌握了什麼樣的新知識與構想，讓他急切地慫恿布洛伊爾和他共同出版這個病例？這些問題是我們聯想的第二個起點。
佛洛伊德於1885年獲得獎學金前往巴黎。他於當年10月中抵達巴黎，並於10月21日在Salpétrière第一次與夏科（Jean-Martin Charcot）見面。佛洛伊德顯得極為欣喜狂熱，並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未婚妻Martha，詳細描述這位神經學大師的風範（Freud, 1960a: 183-203）。佛洛伊德在這段留學巴黎期間寫給Martha的書信中透露，他當時專注的研究重點仍是在大腦解剖學上。那麼，是什麼讓佛洛伊德從大腦解剖的專注中突然憶起Anna O...的歇斯底里瘖啞？這段歷史顯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與深入的分析。
佛洛伊德在1886年的〈出國進修結案報告〉中提到，促使他到巴黎研究的動機在於Salpétrière提供了豐富、重要的臨床材料，儼然是一個「病理博物館」。其次，因為夏科的神經學研究在當時聲名遠播。最後，他說道：
在維也納接受過梅涅特（Th. Meynert）與諾特那格（H. Nothnagel）教授們直接與間接的指導之後，我必須告訴自己，我不應再期待能從任何德國高等學府習得重要的新知。（G.W., Nachtr: 34; S.E., I: 5）
這段話容許兩種解讀。第一是正面的：梅涅特與諾特那格的神經學與精神病理學學說已是當時頂尖的理論，德國學界已無人能出其右。這當然是對推薦他獲得獎學金的教授們的恭維。但第二種負面的解讀同樣可能：從梅涅特與諾特那格等人的理論看來，德、奧神經學與精神病理學界已陷入大腦神話而難以有所突破。而從這篇短文的發展看來，第二種詮釋的可能性似乎較大。因為，在禮貌性的恭維之後，佛洛伊德在文中借用夏科之口表明：
解剖學的工作絕大部分都已完成，而且神經系統的器質性疾病學理也可說已經完備，現在是輪到神經症的時候了。（G.W., Nachtr: 39; S.E., I: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