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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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芮克
水牛出版社

第三章“这儿无处可藏”

在美国,文化界的人士对“智性”估价过高,到达令人骇异的程度。不仅是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如此,而且研究机关也是如此,他们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智力测验是辨别秉赋的唯一标准。就似乎,智力——现在所谓的“聪明”(smartness)——是衡量才份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就好像其他的秉赋根本不必考虑,而想象力、道德勇气和创造才能根本不重要似的。我相信贝多芬比一个银行经理的智力商数要低,但我宁愿用所有的银行经理来换一个贝多芬。我也认为莫扎特的智力商数比不上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而且,我可以确定一定低于大多数心理分析者。

对于智力单方面的强调,使一般人对于心理分析学的起源有错误的看法。第一点,认为这种新的研究办法是由艰辛的、透澈的思考新发现的,是由极大的智性努力所发现的。弗洛依德以他无比的坦诚对这一种看法做了有力的否认。他一再地强调,他是由偏见,是由先入为主的观念发现心理分析学的。他用德文的“vorurteil”来说明他这层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pr-notion”(“先见”),或“pre-judgement”(预先判断)。他的意思用英语中的hunch (预感)来表示,可以更正确一些,所谓“预感”,在我看来是由直觉所得的印象,是一种“先见”——不是由理性来认知或判断,而是感觉到它。对我们这些有科学头脑的人来说,对我们这些心理分析者来说,心理分析学是由预感产生的,恐怕会觉得不是味道。但是,一个观念的诞生之处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耶稣生在马槽里,但他的观念征服了全世界。

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发明与发现都是由“预感”产生的;科学史上这种事情历历可寻。弗洛依德曾经一再说明,他最深的一些洞察都是由预感产生的,而他对预感也采取信赖的态度。当时的学者们都以为梦不过是一种生理现象,弗洛依德就不肯同意这种看法,他跟凡夫走卒的看法一样,认为梦必然有秘密的含义,可以加以解释,他还另有一种预感:一般的医生都把歇斯的里亚认为是由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疾病,弗洛依德不接受这种看法,而认为是情感的冲突造成的结果。他认为一般的精神病学说不能解释神经官能症的起源与性质,反而接受一般没有文化敎养的群众所持的看法——认为神经官能症是情绪上一种骚乱。一般说来,他宁喜欢从心理上做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是大部份人不当真的。他不在意站在少数人一边,他坚强的意志使他不顾他大部份同业的看法。我们一般的心理分析者在天才与秉赋方面自然无法企及弗洛依德,然而,至少我们应当追随他无畏的精神,他的道德勇气和他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忍受痛苦与孤独的心理准备。可叹的是,在目前的心理分析者中,我很少看到这方面迹象。

目前我们所知的心理学,是由对于梦和神经官能症的本质之预感而产生。它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当人自由自在的谈论他们自己的时候——不仅是谈论他们的秘密,而且是谈论任何跟他们有关的事务——会把他们自己情感的秘密透露出来。他们会透露出是什么事情在骚扰和折磨他们,会透露出一切占据着他们的思想和激动他们情绪的事情——尽管他们可能极端不愿直接谈论这些事情。

弗洛依德曾经说,人天生就不善于保守秘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泄露自己的心意。人的冲动常常想要找寻表达的机会,而很多冲动是社会所禁止的,因此,自我便筑起了强有力的防卫系统,不让它们表现。因此,这些冲动就被漠视,或打入黑暗的深渊,被否认,被驱逐,永远不再提起。由于惧怕这些冲动的力量,人就把开天辟地的大石头堵到门口,不准它们出来。然而它们却用一些小小的,不引人猜疑的语言、符号和姿态表露出来,而不顾我们的恐惧和羞耻感。古老的黑人精神歌曲把这种情况做了恰当的表示:

……我走向岩石,

藏起我的脸,

岩石却叫喊,“无处可藏,这儿无处可藏。”

这就是心理分析学的基本法则,是学习心理分析学的人或接受治疗的病人所需遵从的唯一法则。初听之下,似乎简单得很。真的,我们几乎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为容易。但事实上又多么困难!要想走到它的边缘,就需要多么长久的意志训练和思考训练,更不用说要做得完美了!

这基本法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联想”。现在的作家喜欢说“意识流”(stream of conscousness);这种用法固然有它的长处,但也有短处。意识流有时会变成海洋,使人有被淹没的危险;有时候它又会变成涓涓细流,似乎会干枯。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流。

这种流的过程,心理学当然老早就认识了,也在很久以前就用联想律来加以说明。当我们连续的想到一个苹果,一个花园,花季,或苹果跟苹果饼时;当我们看到一张画像而想到画中的人物时;当我们闻到某种气味而想到某种菜肴时,我们都是依照联想律在思想的。当我们想到冷与热,或高与低的时候也遵从着这种联想律。弗洛依德有一个预感:思想的这种流动有它的潜流,这种潜流对思想潮流的决定性,可能要比心理学历来所认为的程度都大得多。这些潜流是无意识的冲动和兴趣(关怀),是被压抑的情感。自由联想只有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后面有人在垂帘听政。

弗洛依德遵从他这种预感。他要患者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例外,也不用任何检査和控制。一般说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是遵从着某个方向的。我们想要把话说得合逻辑,想要切中要点(这种努力往往失败,我们的参议员就是例子。)心理分析学所治疗的患者应当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不要这种秩序和控制。他的思想可以随意跳动。

心智活动有种种不同的形态,我们可以把这些形态用下列方式做比喻:思想有如沿着常道前进,走向某一个目标;把心理想到的念头一概说出,却像漫无目标的走动,不过,这两种心智活动的方式是否互不兼容呢?当然不是;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有足够的余地容纳这两种活动。它们在不同的层面发生。好比一座楼房,在第四层有一个钢琴家在弹奏克里门特的一首奏鸣曲,而在一楼的某个房间里,另一个音乐家却可能在奏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只要他们两个都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就不会互相干扰。

显然,思想的两种方式有它们各自的领域,其间有着界线,如果任何一方擅越,就会造成骚扰。律师在思考困难的法律问题时,加果任凭自己的幻想,必然不能获得明确的解答。可是诗人在写情诗的时候如果把心里的每一种比喻都详加考察,一定写不出好诗来。律师的思考方式不合于写诗,诗人的思考方式不适于处理法律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律师必须尽可能运用理性;推论与结论都需合乎逻辑;诗人如果长时间反省则无法写诗。如果他让自己的句子反思再三,就失去了自然的流露性。法国诗人保罗•梵乐希说,思考或反省就是“断线”(perdre le fil),可是,如果一个律师在做摘要的时候,追随任性的观念,他的思想却会断线。这正像谚语所谓“张三的补品是李四的毒药。”

那么,把你心里面所想到的念头直接的说出来,不是很简单吗?因为,想什么就说什么,不必讲求顺序、逻辑,也不必讲求节奏和理由,这不是最简单的事吗?其实一点也不简单;要把心里的话照实说出来,并不像走平路,而像障碍赛跑。你心里的念头会让你大为吃惊,不仅吃惊,而且会羞耻,惧怕。当你想把心理发生的念头照实说出来,你会发现它们跟社会上许多的观念都无法兼容;因此你必须把这些社会观念统统抛到脑外。同时,你也必须把恐惧与羞耻(羞耻可能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恐惧)统统抛却。有关性与大小便方面的冲动与思想,是不好出口的。卑鄙的、侵犯性的和敌意的倾向——尤其是对于亲近的人所产生的这类倾向——更是我们难于承认的。

然而,难于启齿的并不只是这一类的倾向。心理分析者常常惊奇的发现到,有些人勇于承认自己的性倒错倾向,而不敢承认自己的温柔情感。在佐拉的一篇小说中,有一个被告老老实实的承认他犯了情杀案,却羞于承认有一次他吻了一个女人的袜子。琐屑的念头往往比卑下的行为更难于承认。心理分析者常常发现,人对自己认为愚蠢或迷信的念头比对犯罪行为或反社会行为还更为羞耻。

但是,我们何必在这里空论这些障碍呢?每个读者自己做做试验就可以了。当然,这种试验和真正的心理分析还不相同,但它仍旧具有其中某些重要的成份,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现在就试试看。读者可以拿一张纸,一枝铅笔,从现在开始,把你半个钟头内所发生的念头记下来。写的时候不要用任何检查,不要省略或删节任何念头,也不要考虑到逻辑、美学、或道德问题,只是把脑子里的念头记下来,不要顾及平时指示思想方向的社会约束。如果你真的诚实,真的能够克服一切阻挠的倾向,而把一切念头都记载下来——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合礼的还是不合礼的,重要的还是琐屑的,不管它们的秩序,目的和关连,不加选择和检查,那么你就真的做了一件难得的事。然后,把这些记录放到抽屉里,离开这间屋子。第二天再把它拿出来,详细的读一读,你会遇到一个识你在许多方面吃惊的人——但这个人又不是你不认识的。想了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你现在这个人吗?你认识了一个新人。

由于现代的新发明,这种试验做起来容易得多。这新发明就是录音机。你可以先把自己的念头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录在录音带上,第二天听听看。这比笔录的方式要好,因为从念头到说话比到笔写要直截。这是一种原始的办法,因为我们的念头只是我们内在的语言,只是没有发出声音来而已。每个人都看到过,有许多人在读书或写字的时候嘴唇在蠕动,好像在说话似的。说出来的言词跟只存于思想里的言词不同,因为它含有情感的成份。天主敎认为忏悔不能只用思想或手写,必须用口说,自有道理。说出来的话不仅对听者有不同于思想和文字的效果,对说话者本人也是一样。我曾听一个我认识的女孩说,“到我听了自己说的话,我才知道我在想什么。”录音的机好处是可以听自己说话。当然,这种试验不能代替心理分析,但它可以使人相信,人确实有自己所不知道的思想与冲动。在人的“心房”中,有些寄宿者是没有登记的。

这种试验要想接近自我分析的程度,当然还必须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但有一件事是显然的:一个人要想“分析自己”,他必须先能够做这种试验。

做这种试验的人不久就会发现,心理分析中有一个因素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那就是道德勇气(精神勇气)。弗洛依德有一次就强调的说,他最有价值的发现就是由这种勇气——而且也只有由这种勇气——达成的。有许多心理分析者自认为凭他们智性的天赋就足以做分析者;但事实上,分析者迟早有一天会遇到某些患者,在智性上达超过分析者,而每个分析者也必须有这种心理准备。我有幸治疗过几位有名的作家与科学家,我也常常有机会赞佩他们的天才。在诊疗室中,一个分析者的权威凭借两种因素。第一种,他在心理学上的知识与经验;但这种因素是任何有天赋的病人都容易获得的;第二种困素则是心理分析家的道德勇气,这种勇气使他能够面对他人和他自己的任何思想与情感,这些思想与情惑往往是令人不偷快的,是压抑的,而患者也往往回避它们。分析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患者,使他们敢于面对这些冲动与观念。分析者扮演的角色是产婆,帮助患者把那些思想与观念带到意识层面上来,使患者承认它们有存在的权利,同时也要把它们列入考虑。

心理分析者往往也和患者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危险:那就是把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思想和情感加以压制和否认,跟自己捉迷藏。每一个分析者都应该定期做这种试验,看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真诚。这样的自我分析对他会有敎导的作用,让他知道每个人都不愿意承认某些不偷快的事实,因此当他遇到病人抗拒这种不愉快的事实时,他会比较有耐心。这种自我分析也可以使他认识到,在他自己做了许多年的分析者以后,他还可以从自己学习到很多东西,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有待他去认识。分析者若以为他对自己已经彻底明了,不需再做分析,那只表示他太肤浅。任何时候当他面对自己,他都会发现有些东西让他吃惊;即使是一个心理分析者,面对自己的时候,都很少感到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种经验每次都会使他产生新的洞察,增加了他心理学上的知识,而这些都是从他情感生活的深井中流出的,就在此刻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劝起别人来倒是很容易。”

这是一个挑战,我要接受它,中断我现在的写作,自己来做这样的试验。

就在此刻我的心念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书架上的小柳树……一个史前时期的花瓶……青春……老年……懊悔……书……“论理与宗敎百科全书”……我未写完的书……我的眼睛转到门上……墙上挂者一幅亚瑟•许尼兹勒(Arthur schnitzler)的相片……我的儿子阿瑟……他的前途……桌子上的台灯……一个患者有一次看到这座灯没有灯罩时所说的话……那桌子……几年以前不在那里……我太太把它买来……起初我不肯花钱买它……不过她还是把它买来了……如果我屋子里有另外一个人,这些就是我在当时要向他报告的念头。显然这些念头大部份是由我所看到的东西来决定的;念头与念头之间的关连似乎只是由我所看到的东西和我所想到的人物连接起来的。有两串思想似乎是不合乎联想律的;一串是,“论理与宗敎百科全书”——我没有完成的书,另一串是小柳树——春天——老年——懊悔。

这些真是我的思想吗?它们是否只是我思想的线索,而不是思想的本身?设若如此,它们就只是一些最表面的消息,而我的思想还有更深的一层。如果我要把我真正的想法说出来,就必须把这些线索之间的空隙填起来,在骨架口填上血肉。我真正的想法是这样的(并不是全部,并不足用远镜头来拍摄的全景,但已足够让我明白此时占据我心中的思想是什么)

我看到书架上的小柳树……它们插在我从奥地利带来的史前时期的花瓶里……那些花使我想到我在维也纳年青的时候……我已经渐渐老了……明年我六十岁……我懊悔没有更享受青春……我记得上次我看到S博士时他说的一个笑话:“人在六岁的时候以为鸡鸡是尿尿的,到了六十岁的时候,知道事实是如此。”……关于性无能的不愉快的念头,这是老年人感到威胁的……回到懊恼上,懊恼我年青的时候没有在性方面好好享受……一句法国谚语:“si jeunesse savait, si vieilesse pouvait”(“年青时如果懂,年老时如果能”)……我试着安慰自己……我工作过,我完成了一些事情……我写过许多书……多少?二十?三十?只有六本翻译为英文……“论理与宗敎百科全书”使我想起我第二册“宗敎的心理问题”还没有完成……虽然没有明说,我却已经默许了弗洛依德要继续研究……门……离开……死……亚瑟•许尼兹勒的照片……我想起他,我看到他跟我以前走在维也纳夏广路时的样子……那时我们住在同一条街,我的儿子也取他的名字……我曾经希望阿瑟成为一个像阿瑟•许尼兹勒一様的作家,后者是我所喜爱的……许尼兹勒曾经当过医生,后来他不再行医,囚为他喜欢写作……我曾经希望我的儿子学医;那是在荷兰的事,但是,他不得不终止学业,宁愿变成一个书商……即使纳粹没有来,他可能也不会完成学业……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希望他有一份辉煌的事业……他的事业和成功呢?我想到亚瑟许尼兹勒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亨利克……他像我的儿子一样,目前在美。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或许他在好莱坞。他的父亲或许也期望他做别的行业吧。我可以确定他不喜欢好莱坞。我记得他的蓝眼睛,灰胡子……我听到过亨利克在维也纳公立学校一年级的故事。老师问学生,他们知不知道歌德是谁。没有人知道,但小亨利克说,“我不大确定,但我相信他是我爸爸一个同行。”……我的儿子阿瑟小时候说过一句聪明的话,有一次,听过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以后他问妈妈说,“他叫莫扎特,是不是因为他的音乐那么扎特?”(“扎特”,zart 这个德文意思是“温柔,精美”)……对阿瑟的喜爱……他对音乐的热忱……我常常担心,他似乎太热忱了。葛里帕扎(奥地利的大诗人)曾经写道,他的恋人“醉于音乐,就像别人醉于酒一样。”……我曾经希望阿瑟成为一个作曲家……他有很高的音乐秉赋,可是像我一样,太懒,不肯去学乐器……我记得,他很小的时候,就哼着马勒的交响曲的调子……他像我一样喜爱这位作曲家……桌子上的台灯……那是一盏有曲线的大台灯……有一次,灯罩破了,灯露在外面……那时一个请我医疗的女士说,“台灯看起来那么赤裸。”那盏灯座落在上面的那张桌子原来是没有的……我太太建议我们买张桌子,放在靠墙的这边……我认为没有必要,不想花这个钱……我们钱很少……我太太没有争辩,但几个星期以后,桌子已经放在那里了,台灯放在上面……她哄过了我……我怕老婆还是溺爱?……这些是我的念头,当然不是全部。有些我跳过去了,因为,就像弗洛依德所说,人要为他自己保持秘密。另外有一些联想我也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要为我太太保持秘密,也为我的儿子和其他的人保持秘密。同时,我的思想潮流也没有做完整的记述,因为在这里我只考虑到我心智活动的中心,而没有把边缘的思想都包括在内;如果把这些也记载下来,我还要多写许多页。譬如说,当我想到阿瑟的时候,一件往事从我心中闪过。在那一瞬间,他母亲的样子——他跟他母亲很像——在我心中出现。 我记得,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的一段谈话。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就曾经表示,对他的未来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我的太太说,她只希望他快乐。这时我的思想转到了一个方向,比较起名誉与成就和快乐究竟那一种重要。当我的儿子诞生的时候,阿瑟•许尼兹勒(我的儿子就是取他的名字)已经很有名了,可是他并不快乐。

这些思想其实是心理过程的重要成份,因此,不应当括除在这个报告之外,尤其是它们触及到这几年来我常常想到的问题(懊悔我青春已逝。)

马勒的名字在这一串思想里而为什么会出现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由于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记得马勒交响乐中的许多的调子。在报告中所提到的这些联想以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点是我刚刚忽略的;一个是浮面的,另一个则是深层的。第一点就是墙壁上许尼兹勒像片的旁边有一张马勒的照片。这种联想似乎符合翁特(W.Wundt)等心理学家所说的联想律。第二点却不是浮面的:在我年青的时候,马勒与许尼兹勒两人在维也纳都住过很多年,却一直没有相遇,一直到许尼兹勒在听过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之后。那首曲子使他深受感动;而我跟我的儿子阿瑟也一同去听这首交响曲在维也纳演奏。

在这里,我们遇到联想的“过度牵连”(over-determination)。这是说,某一种念头跟它后面的念头有许多线索相连。因此,对于这些复杂的连接关系,没有任何办法做充份的记载和形容,因为不同的思想在不同的层面同时发生,又相互作用,我们无法把这种情况同时陈述出来。我们只能把这些同时发生的念头用前后顺序来述说,而心理上的各个层面也只能提一提,无法同时展现。

我们的思想的边缘有着非常复杂而丰富的内容,要想把这些说清楚极为困难。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我的意念之流中,歌德的名字曾经出现过(小亨利克•许尼兹勒在公立学校说,他想,歌德跟他爸爸同行)。但这并不是歌德第一次出现在我脑子里。他原先就在那里了,不过是在思想过程的边缘:当我想到我的儿子不再继续他的学业,我也想到他跟一个荷兰女孩订婚,想到他的早婚跟他放弃学业有关系;这时,歌德的Hermann and Dorothea中的一句话(我原来已经不大记得了)在我脑子里神秘的出现。那句话是母亲希望他儿子结婚,“以便晚上成为你生命中美丽的一部份。”在这里,由于歌德的话,暗示了结婚的性方面的动机。跟歌德有关的另一个线索,是许尼兹勒的儿子。亨利克是浮士德的名字(浮士德是歌德所写的一出悲剧的主角)而这出悲剧的诗文是经常伴着我青年时期的。我的思想从这一点又转入我对歌德的心理分析学的研究,转到我的野心与期望——我希望一九四九年,法拉耳•史特劳斯会为我出版英译本,那时正值世界各国庆祝歌德两百周年诞辰……怀疑我自己能不能活到那时……我的心脏病……许尼兹勒死于心脏病。

另外还有一些游动的思想是我在前面的报告没有提到的。我与许尼兹勒在维也纳的夏广路散步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婚姻。他娶了一个年龄比她小很多的女孩。从这里,我的意念转到我现在的妻子,她是我的第一个妻子——阿瑟的母亲——去世后迎娶的。但这一条路,夏广路,在许尼兹勒的小说“走向广阔之路”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本小书也讨论到犹太人的问题。我的儿子决定离开欧洲,部份原因是由于纳粹的危险——这又是纳粹问题。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意念,可是它们的脉络太复杂了,因此我不能在这里说明,但它们在心理上是很重要的,透露着内层的消息。在这里我只能举两个例子。我想起阿瑟说到莫扎特时那句聪明的话;然后想到我的儿子对音乐太感兴趣,然后想到葛理帕扎关于他恋人凯蒂对音乐的热爱所说的那句话。联想的线索似乎清楚得很;但要领会心理的内在运作,却必须知道莫扎特和葛理帕扎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关连。葛理帕扎在提到凯蒂•美洛利齐对音乐的热忱时,几乎是站在反对的立场的,就像我反对我儿子过份的耽于此种艺术一样。但葛理帕扎自己是个音乐的爱好者,他的钢琴弹得很好,他崇拜音乐大师们,常常谈到贝多芬,他曾经为贝多芬准备了一出歌剧的歌词。他曾为贝多芬写了悼词,在入葬时宣读,跟许多维也纳人泪洒黄土。

在我的心理上,必然是把葛理帕扎跟他所敬佩的莫扎特做了对比。把与莫扎特连想在一起的,尚不只是葛理帕扎对他女友的批评与我对儿子的批评。两人之间的关连很早以前就在我的心里存在。那不是只由现在偶然发生,而是从我青年时期即已开始。我像所有在维也纳上大学的男孩一样,念过葛理帕扎的大部份剧本,对他的一生事迹知道得很多。老实说,尽管我们所受到的敎育要我们把他当做维也纳的大诗人,我却一直不喜欢他。为了表示我这种隐藏的不喜欢,我发现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想要把他诞生的年代忘记,有一次考试考到这个问题,我就错了。但有一件巧合却又把他的生辰年代牢牢的记在我的心上,使我想忘也忘不了,那就是一七九一年,莫扎特去世的一年。我固然不喜欢葛理帕扎,却无法掩盖我对另一个维也纳人莫扎特的喜爱。就这样,一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日,我仍旧清楚的记得这个年代。

我的边缘的联想中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视象。想到许尼兹勒,我突然想起在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维也纳的一份报纸上所刊载的一幅漫画。这漫画是揶揄的,倒不一定是恶意的。漫画上许尼兹勒舒服的抽着雪茄,他吐出来的烟圈却正要慢慢变成美女诱人的面庞和体态的样子。这位写过Hands Around的作者,若有所思的看看这些烟圈,沉湎在快乐的回忆中。漫画的标题则表明了他的想法:“啊,那才是美好的日子!“

这幅漫画我只在廿五年前看过一眼(一九二二年,许尼兹勒六十岁),但现在却清楚记得,这不只是我偶尔看到他在墙上的照片引起。如果读者记得我前面说过的意念,他当会想起我自己的年龄——明年我就要六十岁了——想起我对青年时期的追悔,以及关于性无能的威胁的不愉快的想法。这里是联想线索中的个人因素。那幅漫画微妙的提示了衰去的青春和性能力,由于这幅漫画,在我的内在唤起了冋应,使我把自己跟许尼兹勒联想到一起,因为我自己现在到了当初跟他结识的年龄③。【③一九一三年,我出版了“阿瑟•许尼兹勒的心理”,但我跟他成为邻居是好几年以后的事。】

我已经把这几分钟的试验中流过心中的意念说了出来。当然,要想把伴随着这些意念的情感成份说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些情感有些是清楚的,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集中的,有些是散漫的。)“为我一去不回的青春懊悔”,“想到我逝去的麦子”,或“对幼儿时的阿瑟的喜爱”——这样的句子只是指出了这些情感的存在,而远不足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如果我是在接受心理分析的时候表露出这些意念,为我做分析的人一定会明白我伴随着这些意念的情感。一个人的语气,顿挫和表情、姿式,不但能够表露出所想的是什么,也可以表露出所感受的是什么。如果他真配做一个心理分析者,当我告诉他,我想到许尼兹勒或没有完成那本书时(这是我答应弗洛伊德要完成的),他一定能够猜测或感觉出我的情感。当然,这些内在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但它必然能像一首无言之歌一种表达出它的情感,而听者也能够感触到。

除了这些印象之外,我意念的接续流动也会使分析者了解到这时是什么东西在盘据着我的心。他会察觉到我想到我日渐年老了,为我的性能力担心,我试图用其他方面的满足安慰自己已逝的青春。

他一定会看出我年青时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同时想把我的野心加到我儿子的身上,而对他又像对我自己一样感到失望。所有这些意念与情感在我做试验的这几分钟,都像老鼠一样从地底下爬出来。在这种试验中,“听到”的事情就是事实。

当我们把心中的意念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都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过后当我们再谈或再听这些话时,会觉得惊奇,骇异。我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旧比大部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知道得清楚些。

我认为,自我分析性的联想,价值越乎当下的用处。它不仅使我们了解自己在某一个时刻的心理状态,而且更新了也加深了我们的分析经验,使分析成为一种活的经验,成为生活的一部份。一个每天看十个八个病人的心理分析者往往会面临一个危险,那就是他把他的工作看成了一种“职业”,把他自己看成了一个“专家”,精通精神生活的高深,而心理分析学在他看来也变成了一种“标准”的程序。他自从第一次被分析以后,就没有再经历过分析。

当一个人真诚的把他内心流过的念头说出来时,绝不会是无聊的话;这一点,心理分析者与患者却必须共同体认。从无意识的深处冒出来的东西,是有它自己的秩序、连关与理由的。我曾经有许多机会观察到,某些人由有意识的思想所说出来的话是多么缺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