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时代
2005年11月末，我带着14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从博物馆门口那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标本开始，我们就开启了一场地球生命礼赞之旅，观赏达尔文所说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endlessformsmostbeautiful）。这些不计其数的生物标本如今已经寂然无声，但它们却是大自然进化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印证。这里是记录达尔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最佳场所，他的物种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理论。这次达尔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悦和说服观众，同时给那些攻击进化论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回击。
展览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一动不动的话，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千辛万苦，把它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周末，观摩的人们排了很长的队，每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是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这个问题马上在无聊等待的人群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说，她更愿意看到一只机器海龟，因为活的实在不怎么好看：“这些养海龟的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好恶心。”许多支持采用机器海龟的观点进一步呼应了我女儿的想法：活海龟经不起折腾。一个12岁的女孩坚定不移地说：“看看这些海龟，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她的父亲看着她，困惑地说：“但是最关键的是，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第一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7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海水碧波荡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画。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地中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妈妈快看，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他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机器鳄鱼拍打着尾巴，眨巴着眼睛，总之，它们能把鳄鱼典型的活动展示得活灵活现。而真实的鳄鱼，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样，反而不愿意和人接触。
我相信，在我们的仿真文化里，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实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如何看待性爱一样——是危险的、令人困扰的，是禁忌、也是魅力。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博物馆，我却发现孩子们的立场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真实性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在实现特殊目的时才有意义。达尔文眼中的“无限形体美丽至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必须的。我又追问了孩子们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展览上把一只真海龟换成了机器海龟，你觉得有必要告诉观众吗？”结果许多孩子告诉我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是否告诉观众动物的真假，取决于“观众是否需要知道”，即是不是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但是，这些动物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仅仅在一年之后，我遇到了另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我接到《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cAmerican）的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采访主题围绕着机器人和人类的未来。在这场对话中，这位记者竟然指责我的观点暗含了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立场。我对这样的指责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从未反对过任何同性交往或结婚，他对我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而这位记者之所以找茬，只是因为我曾经表示过不赞同人类和机器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这次采访的起因是英国的企业家、计算机科学家戴维利维（DavidLevy）的一本关于机器人的新书。1968年，身为国际象棋高手的利维曾和4位人工智能科学家打赌，说10年之内不会有计算机应用程序能赢过他。利维赢得了这场技术赌局。虽然赌注只有区区1250英磅，但是整个智能科学界都因此而灰头土脸。这次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对不成熟的科技预言过于自信。直到下一个10年，利维才被象棋计算机程序打败。打败他的是一个叫作“深思”的程序。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一个叫作“深蓝”的程序击败了当年的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而“深思”正是“深蓝”的早期版本。现如今，利维是一家“智能”儿童玩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9年，他和他的团队又赢了，但这次赢得的是极富盛名的勒布纳人工智能奖。在一场谈话类软件的世界锦标赛中，利维团队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bot）程序脱颖而出，成功地让测试者们相信，他们正在和一个人而非机器对话。
虽然我对利维的创造性十分欣赏，但是对他的新书《和机器人的爱与性》（LoveandSexWithRobots）中的观点却并不认同。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里面的科学幻想一点也不滑稽。这名记者刚刚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两周的采访，在文章中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文化大加赞赏，认为它正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这本书预言人类与机器的性爱将在半个世纪后成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议题，也就是说，“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将和人类之间迸发爱情一样平常。同时，人类性行为的次数和做爱的体位都将得到扩展，因为机器人能教给你更多，超过世界上所有已出版的性爱指南”。利维认为，机器人能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更棒的朋友和情人，因为我们能拿它们做练习。甚至当人类无法完成的时候，机器人还能代替。利维由此提议，和机器人结婚真是美事一桩。他认为，机器人虽然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异类”，但是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好。它们从不欺骗，也不会伤心。在利维看来，即使是在人类最私密的领域里，对机器人价值的评价也只存在一种标准：和机器人在一起你觉得舒服吗？这位计算机语言大师用机器人行为的影响来评判未来的机器人。而且他还打赌说，过不了几年，这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标准。
我是一名接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无论从感性还是专业理性出发，我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真实性”才是重中之重。假定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一套自有的做爱体位模式，我仍然为一种观点感到担忧——这种观点认为，和一台机器卿卿我我是不需要感觉的。实际上，这只是一系列“仿佛”行为的集合，你得认为它“仿佛”关怀备至、“仿佛”善解人意。在我看来，“真实性”意味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因经历相似而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拥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义。而机器人，即使再精密复杂，显然也难以企及。
因此我对利维的新书冷眼旁观。如果机器人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是某种“表演艺术”呢？倘若和机器人发生关系让我们“感觉很好”或“更好”，仅仅是因为我们感觉更加有掌控感呢？“感觉很好”本身不是黄金法则。一个人可以因为糟糕的原因而“感觉很好”。倘若机器人的陪伴让我感觉很好，却使我们更加弱势了呢？利维大胆观点的益处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和机器人建立怎样的关系是可能的、有必要的、合乎道德的？恋上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当我读他的这本书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爱情意味着从对方的视角品尝人世间的惊喜与艰辛，由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悲伤和喜悦而形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众媒体的时候，常常担心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低智商化”。而这本书则表现出“低情商化”：固执地背离人性中伴侣关系的复杂面，将虚假的情感关系视为新美学。
当我读到《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时感到更不舒服，因为利维将我关于计算机“潜在力量”的论点变成了他的论据。利维将此书特别献给一位叫作安东尼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黑客。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经采访过他，那时安东尼才19岁。这位腼腆的年轻人发现，他在险象环生、阴云密布的人类情感世界里无法找到安全感，而计算机恰恰能抚慰人心。计算机程序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令安东尼这个孤单的、恐惧亲密的年轻人，感到不是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在《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里，利维高估了安东尼的自我调适能力，他甚至建议，对于许多像安东尼这样的人来说，和一个机器人相爱将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利维给我寄了一份新书样本，并问我能不能复印一份给安东尼，好让他高兴高兴。我却对此并不太确定。我不确定安东尼在退缩到那个他称之为“机器世界”的地方以后是否得到了安宁的生活。我只记得他是忧郁的，是人类世界的旁观者，就像一个把鼻子贴在糖果店橱窗玻璃上的小孩一样。当我们想象机器人成为我们未来伴侣的时候，我们也和安东尼一样。
在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电话连线采访的时候，我因为把郁郁寡欢的安东尼视为亲机器人人群的典型角色而受到了冷嘲热讽。我坦言自己不能苟同利维的想法，我认为讨论机器人婚姻正是对人类关系失望的认同：我们在爱与性方面无法互相满足。我不认为嫁给一台机器就是彻底解决人类亲密关系的灵丹妙药。因此，当这位记者抨击我是一名反对同性婚姻权利的偏执狂时，我大吃一惊。我试着解释，因为我不赞成人类与机器结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任何人类之间的婚姻组合都是不光彩的。他指责我怀有“物种沙文主义”：我这不是在剥夺机器人“真实存在”的权利吗？为什么我假定一段和机器人的关系是缺乏真实性的呢？对于我来说，这段关于计算机和生命的故事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告诉这位记者，我也对这场谈话做了记录。这位记者的观点已经成了我的研究资料，被收进这本关于技术的文化期待变迁的书中。他能从机器和人类推论到同性恋，这足以证明，对于他来说，未来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肯定是替代真人恋爱的第一理想选择。与此同时，这名记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机器人也能把它们的特殊性带到一段亲密关系里去，而且引以为豪。在他看来，能恋爱、能做爱、能结婚的机器人绝不仅仅是替代品，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理想的伴侣。处在这样一个时而肮脏、让人泄气，而且总让人难以捉摸的世界里，有无数条理由可以说明，机器是更适合我们的。
和《科学美国人》杂志记者的这段小插曲令我震惊。因为我从小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科学出版物，但是这名记者对机器人的狂妄期待，使我对这本杂志近10年的好印象大大减分。关于《和机器人的爱与性》这本书的观点交锋，让我回忆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当时我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一个大型心理学会议上遇到了一位女研究生安妮，她把我请到一边悄悄问我，关于把机器人设计成人类伴侣的研究进展如何。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主题发言，即如果机器人能与人进行眼神接触、跟踪人的行动、做出朋友般的手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认为它近似于人。信奉达尔文基本观点的人会把机器人视为“异类”，但是在这个场合，通俗地说，它们就是我们“家中的一员”。
在开会间隙，这位可爱的、头发乌黑的、25岁左右的女研究生，想要听我介绍更多细节。她向我吐露说，如果机器人能够提供她所谓的“关怀行为”（caringbehavior）的话，自己可以考虑把现在的男朋友换成一个“精制的日本机器人”。她说她依赖一种“居家礼仪的感觉”，不想孤单一人：“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提供环境，我也乐意哄自己开心，告诉自己这里有个真人和我在一起。”她想要的是既可以避免孤单、又“没有风险”的男女关系。对她来说，一个具有交互功能的机器人，即使只是依照程序表演人类的动作，都比一个苛刻的男朋友更好。我轻轻地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绝没有开半点玩笑。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居住在波士顿城郊养老院中的一位72岁的老妇人米丽娅姆。她是在我关于机器人与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在访谈室里，我见到了她。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宝蓝丝绸上衣和修长的黑裤子，灰白的长发一部分垂着，一部分低低地挽成一个小圆发髻。虽然她表现得既优雅又镇静，但仍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处境：对于一个曾是波士顿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说，护理之家却是一个荒凉又孤单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让她伤感的事：米丽娅姆的儿子最近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亲的时候，都会与她发生争执——他觉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米丽娅姆安静地坐着，轻抚着“帕罗”，一个格陵兰小海豹形状的社会型机器人。“帕罗”，日本制造，由于对病人、老人和情绪障碍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被广告称为首个“治疗型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