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2010 年秋天，我来到了坐落于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在这里的研究和走读生活。
在波士顿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波士顿近郊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秋色中的瓦尔登湖，油画般浓墨重彩的树影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清晨的湖边，寂静得清澈，有节奏地传来晨跑者踏在满地金黄落叶上的声音。虽然是陌生人，但在狭窄的湖边小道上迎面相遇时，还是会点头微笑、礼让致意。
150 年前，一位叫梭罗的 28 岁年轻人决定隔绝自己与全世界的关系，来到了这片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过简单的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他向朋友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自己砍材，在湖畔手工搭建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周围种上了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那间小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邮差、没有大众传媒、没有 Wi-Fi，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那里独处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就在初去瓦尔登湖的那个秋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微博元年带来的巨变：第一代 iPad 刚上市不久；宜黄拆迁事件引发全民围观和愤慨；无数人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高层住宅火灾事件，并第一时间上传微博，人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栋楼烧成灰烬，却无能为力，痛苦触手可及。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亚和北非，一场以“社交媒体革命”之名进行的社会变迁大幕即将拉开。在美国，被“妖魔化”地认为患有社交障碍（Social Awkward）的麻省理工学院天才们居然建立了一个叫作“I saw you”（我见过你）的校内网站，专门服务于见到靓妹却没有勇气搭讪的书呆子，他们回到卧室后发帖表白，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也是在那一年的 4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录从 2006 年以来所有的 Twitter 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挖掘。就这样，我带着自己的相机、iPad 和微博上所有的朋友一起，开始了在这里的游学生活。
华盛顿的9月依然湿热，朋友预定酒店疏漏，险些睡公园，好在找到一家简陋的背包旅馆。旅店的墙上贴满了周边旅游的提示，但纸张早已破旧发黄。没有人愿意抬头看上面的文字，而是低头用手机中的各种应用软件来安排晚上去哪个酒吧、明天去哪个景点。店主是一个腿有残疾的退伍老兵，一边爱搭不理地收钱，一边看电视中的NBA转播，啐着脏话。一个刚刚丢了iPhone手机的姑娘在失魂落魄地满地寻找。另外一群来自中国的高中生紧张地四处打量，最后走进房间，重重地按下门锁。
夜半时分，我被向老家打电话报平安的印度兄弟吵醒，索性和旅店老板聊天。才知道他居然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老兵。旅店老板摇着头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在这里开了这家店，以前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预定，现在必须要上网才放心；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附近最好的酒吧在哪儿’，而如今他们所有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Wi-Fi 密码是什么’。以前每逢夜晚，这间起居室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起喝酒、抽烟、扯淡；你再看看如今，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上 Facebook、Twitter，根本不互相说话。我不了解你们，我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年代。”
在 1854 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认为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联系太多，社交连接让我们的生活太过拥挤。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他拉开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距离。他发现了与自然和简易物品之间的交流。而如今，我们一边沉迷于社交时代拥挤的时代广场，同时却又徜徉在彼此的瓦尔登湖畔；我们享受着无时无刻地与别人相连接、迫不及待地分享关于自己生活所有的琐碎细节，却又时时刻刻修饰自己在网络中的表象，精心地计算着彼此的社交距离。我们在一起喧闹，却又在一起寂寞。关于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有无数的书籍，但很少像《群体性孤独》一样，直指并追问每一个人的内心。
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帮助，在这里致以感谢。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王瑾教授，她的“公益 2.0”项目让我们看到数字时代每个人小小的善意如何凝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感谢湛庐文化的魏艳艳、吴悦琳和简学等诸位老师的细心工作。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周逵
2014 年春 于通惠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