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兴看到《沙游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这本书的新版面世，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母亲朵拉·卡尔夫（1904—1990）。我自己本身也从事沙游治疗工作，并且非常感激从母亲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因此，我非常荣幸能在此机会应出版社之邀为本书作跋。
沙游，是一种心理治疗和自我体验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三个源流：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洛温菲尔德（Lowenfeld）的“世界技术”（也称为世界游戏法），和东方的思想哲学。我的母亲将它们整合在了一起。
我母亲以心理治疗师作为职业，开始得相当晚。1949年，她被成立于1948年的荣格学院录取时，已经45岁了，在那里她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学习和研究。
1949年她刚刚离婚，作为两个儿子的母亲（两个儿子当时分别是3岁和10岁），她站在全新的起点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住在帕本山村的一个小房子里，这里也是荣格一家常来度假的地方。就这样，我的哥哥彼得非常巧合的和荣格的孙子成为了好朋友，这最终促成了我的母亲与荣格和其夫人艾玛女士的关键性相遇。她受到了激励和鼓舞，开始了分析，以及深度学习和研究荣格心理学。她接受艾玛的精神分析，但也和荣格一起处理一些特别的个人议题。
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位于苏黎世湖旁的一个小镇。她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接受了非常细致的教育。她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拥有一家纺织厂，但同时又是国会议员和陆军上校。他对宗教非常感兴趣，甚至一度非常想成为神学家。她母亲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人，对社会充满关怀，并细致地照顾着一大家子人。我的母亲是最小的女儿，她就读于英卡丁（Engadin）的女子寄宿学校。她的希腊语教师鼓励她学习了梵文，之后又学习了中文基础。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对东方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道家哲学。
少女时期她还接受了钢琴演奏的训练，她当时从师于巴黎著名的钢琴家罗伯特·卡萨帝塞斯（Robert Casadesus）。此外，她还在意大利学习了一种现在已经非常罕见的装订书籍的手工艺。
29岁时她嫁给了一位荷兰银行家，并移居荷兰。夫妻二人都非常喜爱亚洲艺术。他们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与皇室也有来往。1939年我的哥哥彼得出生了。但是这个年轻家庭的好运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战争的爆发，德国入侵，日子变得艰难起来。他们的房子被德国军官占领了。我的母亲带着彼得搭上最后一班火车只身返回瑞士。夫妻的长期分离也导致了最终的离婚。
因此，我的母亲在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的培训时，已经尝尽生命中包含痛苦艰难在内的诸多滋味。回首过往，她可能会说，所有这些她在生命中所体验和学习到的事物，都在她的治疗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她所学习的钢琴，在她与孩子的治疗工作中经常使用到。
我的母亲非常善于与儿童进行共情，这一点艾玛和荣格也观察到了。他们鼓励我母亲将治疗工作的重心放在儿童上。但是在那个时期，关于儿童的精神分析理论还非常少。荣格自己是将重心放在人的后半生和对梦的研究上。当时的精神分析是以语言沟通的能力为重要前提的，这在儿童身上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我母亲开始寻找适合儿童的方式。1954年，她在苏黎世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了玛格丽特·洛温菲尔德（Magaret Lowenfeld）关于“世界技术”的演讲。这个技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儿童可以借助一些迷你小人和物件在一个特制的沙箱里，将他们用语言无法描述的东西表达出来。洛温菲尔德是最早运用游戏的治疗师之一，她发现了游戏的治愈作用，并将它们用来帮助儿童克服障碍。那时，大部分治疗师都相当低估游戏在治疗心理问题中的作用。
我的母亲意识到这个方法的巨大价值，她决定去洛温菲尔德于1928年在伦敦成立的“儿童心理研究所”进修。1956年她终于成行。在一年的学习中，她与荣格学派的儿童分析师福德罕（M.Fordham）进行了诸多交流，也曾与温尼科特一起学习。在英国学习“世界技术”、以及后来回到瑞士执业期间，她发现儿童在创造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在心理过程，与荣格所描述的个性化进程是相一致的。她在工作中以荣格心理学为基础，越来越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后来在与洛温菲尔德商议下，她将这种方法命名为“沙游”。
我的母亲最初使用沙游来治疗儿童，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后来她又把这种方法运用在成人身上。运用到成人身上的尝试是非常偶然的。最早是那些经过治疗的孩子的父母，他们看到自己孩子的转变而感到惊讶，于是工作人员便建议他们自己也尝试一番。这些父母在沙盘中所呈现的画面，和给他们带来的改变也是令人惊讶的，尤其在情绪感觉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实践很快证明，沙游也可以帮助成人表达非语言的东西并抵达无意识深处，从而为现实问题带来积极的改变。有许多经过沙游治疗的来访者，都向我母亲表达过深深的谢意，他们认为沙游给他们带来了长效、积极的改变，甚至是拯救了他们。
在我母亲在发展沙游的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她与东方精神导师的相遇。他们带来全新的灵感，并且让我母亲更加清晰的看到，沙游可以跨越文化的界限，触及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层面。1953年到1954年之间，我母亲在厄斯诺会议上遇到了日本禅修大师铃木大拙（Daisetz Suzuki）。铃木通过其许多著作将“禅”引入西方。我母亲到日本拜访了铃木，并成为很久以来第一位被允许在禅寺居住的女性。铃木令我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能够通过最日常的事物来点出最深刻的道理。
我的母亲非常遗憾她不能正式学习禅修，在她与禅师的对话中，她逐渐认识到，沙游的方法与禅的核心是非常相似的。这里指的不是方法的外在技术，而是在治疗中给来访者形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来访者自身的自愈力量被唤醒并且被支持。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把来访者抛给他自己”的意味，这在禅修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禅修中强调，真正的认知并不能通过老师、书籍等这些外部权威力量来获得，而是必需通过自身的体验来获得。
在“二战”后，有一位西藏僧人由政府安排住进了我们家中，一共八年时间。在这期间，我母亲也因此有机会与许多西藏宗师有了密切的来往，包括赤江仁波切等高僧。这为我的母亲打开了藏传佛教丰富的象征世界，以及它们所表达的对所有生命的深切慈悲。这些深化了我母亲对来访者心理进程的理解，从而使她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有深度。
沙游很快在国际上打响了知名度。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我母亲的语言沟通能力，她可以轻松地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交流。在那段时期，我母亲频频获邀到世界各地的研究所、荣格学院、医院和大学进行授课。邀请主要来自于意大利、德国、美国和日本。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荣格学派为主的心理学家圈子，他们积极的学习和研究沙游，并将沙游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沙游引起反响最大的是美国和日本。在今天的日本已经有1000多位沙游治疗师。也许是因为沙游所强调的非语言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和日本的民族性相匹配。在日本，沙游被称作“箱庭疗法”，这与日本在箱庭中创造小型园艺庭园的传统相关。
沙游逐渐在各个国家站稳脚跟之后，我母亲开始每年邀请各国的沙游治疗师代表，到瑞士左里跟（Zollikon）来进行交流和探讨。这就是1985年成立的国际沙游治疗协会（ISST）的前身。最早的创始成员有：来自美国的Kay Bradway, Cecil Burney, Chonchita Larsen和Estelle Weinrib；来自意大利的Paula Carducci和Andreina Navone，英国的Joel Ryce Menuhin，日本的K. Higuchi教授，H.Kawai 和Y.Yananaka，以及来自瑞士的K.Kiepenheuer博士和我自己。1986年德国的儿童精神分析师Sigrid L，日本的Archives of Sandplay Therapy和德国的Zeitschrift für Sandspiletheraphie。其他还有越来越多的沙游以及相关文献在不断的增加。
就如同“沙游”这个名称所表达的那样：在这个方法中，游戏和游戏的能力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在沙游的运用过程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当来访者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游戏当中时，治疗的进程就真正开始了。游戏的天然特征是没有目的性，在游戏的无目的性中，紧张、恐惧和预设都消失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有创造性的进程就开始了，来访者在自己产生的画面的帮助下，让感受得到释放和转化。在游戏中，可以使一些在外部世界上看上去很固着和成为负担的东西重新流动起来，以产生新的平衡和希望。游戏连接了意识和潜意识，它让意识的控制逐渐松动，然后一步一步地将潜意识中隐藏的东西推到表面。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潜意识里的东西不仅仅是出现，而且是通过沙子的塑造，通过物件的选择和场景的布置，被运用到意识中来，变成有意识的目标和意愿。游戏促进了所谓的“超越经验的功能”（transcendental fonktion），荣格认为这种“超越经验的功能”的影响力在于，它使个体从一种姿态过渡到另一种姿态成为可能。只有当意识和潜意识汇合在一起，并且意识的态度发生转变时，这种过渡才能发生。也就是说，沙游帮助那些不清晰的、掩藏的东西发出它们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以前个体没有观察到的，它们可能是因为个体被迫适应环境所产生的恐惧、可能是由于心理伤害，或者发展进程中遭到破坏等很多原因引起的，正是这些东西引发了表现在外部的障碍、失败和不可控的断裂。当沙游让这些隐藏的部分发出声音，也就同时帮助了个体发现它们内部预料之外的力量和勇气。只有当那些被破坏、被压抑的原始层面被表达出来、被观察到，它们才能够发生改变。沙游治疗最开始的画面通常有些混乱，逐渐会有内在秩序开始产生。一些最早非常空洞和孤独的画面，会随着漫长的时间生长出新的生命。那些小心翼翼隐藏在外表后面的怀疑和恐惧被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被沉默和无言滋养的毁灭性也就失去了它的力量。
这些隐藏面距离“正常”的意识层面和日常语言太远了，所以无法直接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也有可能有些经历过于混沌，让人无法立刻找到清晰的文字来描述。然后在沙游中它们常常能得到非常准确的表达。例如很多来访者都会做的战役的画面，或者仅仅是愤怒地挖掘沙子的动作，就传达出了能直接被治疗师所理解的信息，胜过千言万语。沙游方法弥补了语言的局限性，提供了其他的表达层面。这是洛温菲尔德（Margaret Lowenfeld）的巨大贡献，正是她在治疗工作中注意到了语言的局限性。在儿童身上，我们能比较明显地看到语言的局限，但事实上，在成人身上也一样。而且恰恰是语言能力很强的成年人会容易利用语言文字来隔离真正的感受。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体验，在一些场景中，一个短暂的沉默、一个拥抱，或其他非语言的表达形式，要比说出的话重要很多，语言在浓厚的情感场景中总是显得非常无力。相反，画面则有着强大的表达能力，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毋庸置疑，看看我们的电视和广告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只是被动地接受很多图像，却很少有机会主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画面。
在洛温菲尔德生活的时代，图像还远不像今天那么普遍，但她已经看到创造自己的图像的重大意义。在她的理论思考中，她认为这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是心理的重要部分，她称之为“原始体系”，这是儿童与生俱来的。她把后天逐渐发展出来的心理部分称为二级体系。她认为原始体系是一种“前语言阶段”的思维形式，它是“非理性的、个性化的、跟随自己特有的秩序，与生俱来，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这个体系中所蕴含的能量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释放出来。因此，洛温菲尔德认为，一个足够自由的空间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空间被阻碍了，那么原始体系中的能量就会被封锁起来，儿童在面对丰富复杂的生活时，也会缺乏动力和能量，他会表现出麻木漠然，或者过度适应。她所创立的“世界技术”允许了这个非语言部分的再现，也使其中的能量变得自由。这个方法也可以使儿童在治疗过程了避免了治疗师诠释、以及移情和反移情带来的影响。她的想法是，尽可能保护儿童在治疗中不受治疗师的操控，把儿童的自主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但是她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她没有看到幼儿和治疗师之间移情与反移情的价值和力量，尤其是她让一个孩子跟随多个治疗师进行治疗，她希望儿童移情的对象不是治疗师，而是沙盘。
在沙游方法中，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在我母亲的治疗工作中被重新看到并得到重视。她认为治疗师的中心任务是为来访者创造一个“自由且受保护的空间”。治疗师要让来访者感到自己被接纳、被理解，同时又能感受到足够的自由和开放，在游戏中与全新的自己相碰撞。自由且被保护的空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向的移情。我的母亲认为，治疗关系的质量，是来访者能够到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当然，如果治疗师期待在治疗中让来访者能够接触和体验到荣格所指的自性，治疗师也必须要不断地与自己进行工作，和自身的整体性保持良好的关系。
1996年 马丁·卡尔夫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