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来自婴儿研究的贡献：
自我－并相互调节
大多数心理动力临床理论（即便不是全部）都把婴儿与母亲之间的早年关系视为最独有的经验。它塑造了发展的各个维度（生理的、情绪的和心理的），并且预示了个体未来关系的性质和质量。在患者－治疗师二人组中，这个早年关系的模板会以某种形式出现，而且被认为是转化和改变的主要基点之一。婴儿和母亲关系的研究数据以及相关的社会现象显示了关系互动的性质和过程。这与治疗二人组的互动尤其相关。根据Daniel Stern（1977，1985）的观点，是“被观察到的”婴儿（对婴儿和母亲的实际观察所界定的），而非“临床的”婴儿（成人治疗师使用心理学理论所界定的），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婴儿和母亲这个单元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上。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相互协调、感染、影响，并且使用语言之外的沟通模式进行互动，这种互动过程现在已经被接受，成为当代二人心理学的治疗领域中描述患者－治疗师二人组的一个模板。而且，我们在母婴互动过程中识别出来的非言语的沟通模式—那些围绕着时间、空间、情感以及唤起（下文将加以讨论）而组织起来的沟通模式—也可以被治疗师拿来使用，成为治疗患者的工具或技术。
Jack，一个39岁的教授，经常在咨询室里像石头一般无语地坐着，把脸转开不面向我，眼睛低垂着，头缩在脖子和肩膀里。Jack是沉默寡言、恐惧并躲藏起来的。我看到并感受到了他的害怕，所以我用一种异乎寻常温柔和轻微的声音问他问题。我几乎得不到他的任何语言回应，即使是一些谨小慎微的问题。相反，当我问问题的时候，Jack甚至把下巴埋得更深，像是缩进壳里一样。显然，语言上的探索既无用也无效。如果非说有什么不同，我的问题好像反而让Jack恐惧。尽管如此，Jack还是断断续续地分享了他的历史，因此我很快明白了他早年持续性的关系创伤的性质和强度。像引言中提到的George一样，Jack也在跟我沟通他的恐惧。与George不一样的是，Jack的恐惧是通过他头部和目光的回避、他惯常的身体姿态、他零零星星的述说以及经常性的像石头般的沉默来沟通的。对于跟我共处一室，他的回避和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对George，我能够使用语言作为一种途径让他参与到治疗过程中，促进对他的恐惧进行探索，但是对Jack，任何语言交流的尝试都好像更加把他推回到他的壳里。我很快就放弃了任何发起语言对话和述说的尝试，相反，我降低自己的唤起水平，以尝试减少自己在他面前时的毒害性和侵入性，并且跟他去“匹配”和“镜映”。我和他一起呼吸，找出办法镜映他的身体姿态、手势，等等。总之，跟他在一起，我试着缩小我个人在这个房间的存在感，试着加入到他的存在感中。与Jack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我开始探究和领会到从婴儿研究成果而来的相关性，我越来越相信这些非言语的、进行匹配的技术是跟Jack建立联接的最好方式。
自我－并相互调节
婴儿研究者在描述婴儿和母亲之间的早期社会性互动时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二人系统模型（dyadic systems model）（Beebe，Jaffe，＆Lachmann，1992），相互调节模型（mutual regulation model）（Tronick，2007），相互对话（mutual dialogues）（Stern，1977），基于动机系统的图式与剧本（schemata and scripts）（Lichtenberg＆Hadley，1989），以及相互敏感心智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mutually sensitive minds）（Trevarthan，1998），等等。为了本书写作的目的，我使用的是源于二人系统模型的自我－并相互调节（self- regulation and mutual regulation）这一概念。我会交替使用相互调节、双向调节与互动调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种双向、交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行为可以从另一方的行为中预测，并且受另一方行为的影响（Beebe，Knoblauch，Rustin＆Sorter，2005）。这个数据主要来自于研究面对面的游戏与互动。
图1.1描述了这个模型。婴儿研究者描述的自我调节与相互调节是一个母婴之间互动的过程。如图1.1所示，互动过程包括了每一方针对另一方的活动自己进行的调节（自我调节），目的是保持自己内在的身体状态处于舒适范围内。相互调节描述的是双方的互动过程。二人组中的每个个体都影响着对方以及他们之间行动发生的先后顺序。这些视情况而定并可预测的互动沿着以下四个维度发生，“快到人眼都看不出来”（Stern，1977）：
时间：每一方维持多长时间的眼神接触。
空间：每一方与对方在一起时身体的位置是怎样的。
情感：微笑作为愉悦的标志，或皱眉作为痛苦的标志。
唤起：包括身体感知觉、情绪等状态的水平，范围分布从过 低到舒适再到过高，在一个连续谱上。
在一系列的互动和（或）动作序列之后，每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而言，都变得可预期和可预测。在图1.1中预测性和预期性的概念通过虚线箭头标出。根据关系的历史，每一方对于另一方都是可预测的。简言之：“我这么做（移动/表现），那么另一方就会那么做（移动/表现）”；或者“我感觉身体在那一刻这样，对方就会这样反应。”或者，婴儿会知道，如果她看向一旁，母亲会试着去获得她的注意。或者，母亲会预期到，如果她先对婴儿咧嘴大笑，婴儿可能会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她让婴儿先笑，然后去镜映这个笑容，婴儿会看起来很开心（即让婴儿设定步调）。久而久之，这些重复的互动会变成期望，并且最终在婴儿和母亲那里形成模板。
源于二人系统模型的数据不是唯一的模型。Tronick（2007）在他的相互调节模型里拓宽了婴儿与母亲之间互动的领域，这样就可以研究更多面对面的游戏以外的事情。这些可以包括喂食行为或者其他婴儿发起的目标导向活动，在这些活动里母亲是参与和促进的角色。因此，模板的形成可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下的，比如这一天所发生的很多事件中的喂食或游戏。这些互动要比日常生活的实际活动所能交流的信息要多得多。同时这些互动也建立了对自我和与他人在一起的自我（self and self with other）的期待（Tronick，1989）。很多的此种期待变成了持久的与他人在一起的自我的模板，这种模板影响了日后在各种情境下的关系。
研 究
在这一部分，我总结和综合一下关于这门学科的不同部分，来帮助临床工作者理解婴儿研究以及如何将研究数据运用到治疗互动当中。除了母婴研究之外，对三重脑的理解也说明了婴儿与生俱来的互动能力。大脑的一部分是在出生时就已经完全成形的，而另一些部分是由后天经历决定的。我会用一些持久的模板的例子来说明婴儿的这些能力。最后，我会描述这些持久模板的编码方法以及它如何在内隐的、程序性的沟通过程中起作用。
母亲－婴儿互动
Stern（1977，1985）、Beebe和Stern（1977）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方案是用16毫米胶片来记录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对于被摄录的每一个母婴对，双方的面部同时可见（24帧＝1秒）；每一帧图像都印有数字编码。研究者通过前后移动每个面孔在数秒之间的图像帧片，能够看清楚每一方的行为是如何随着时间的进行而展开，以及是否与对方同步（Beebe 等，2005）。这个研究方案（以及与其类似的版本）有力地说明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互动实质上是协调的、相互调节的和双向的。双向不意味着任何一来一回的互动都是等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不对称的，因为母亲拥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她也有更广泛的反应方式来自我调节和回应她的婴儿。然而，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装备好了众多的能力，用来和主要照看者进行交流。婴儿的能力既有物种共性又有个体特性，由基因遗传和气质决定。带着这些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素质，婴儿也能对互动的走向产生影响。这些互动的变化是无穷尽的、迷人的，并且对每个二人组来说都是高度个体化的。
三重脑
对三重脑（The Triune Brain）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会让临床工作者注意到婴儿在二人组的沟通中所具有的能力。尽管大家普遍同意，三重脑的概念过于简化了大脑实际功能的巨大的复杂性，但它的确有助于非专家人士对大脑的功能进行定位和分类。Panksepp（1998）认为，当要把大脑的解剖学和功能转换为心智（意义）的时候，三重脑是对于这门科学的一个足够好的比喻。在我的临床工作和教学中，我发现对于大脑功能的大概掌握，已经足以将源于科学的材料用于自己的临床实务，对一个既无此背景也无意去深究的人而言，就不用被大脑功能的细节所淹没了。
三重脑是Paul MacLean博士提出的概念，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神经解剖学家。此项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90年完成，最终出版了《进化中的三重脑：古脑功能的角色》（The Tribune Brain in Evolution: Role of Paleocerebral Functions ）。在此作品中，MacLean描述了三个不同的脑部系统，每一个都有其首要功能，但同时与其他两个相互混合和交流（三重，在字面意义上就是三合一）（Cozolino，2006；Hart，2008；Lewis，Amini，＆Lannon，2000）。根据MacLean的说法，人类大脑数世纪以来的进化是没有计划或组织的；相反，它的进化是漫长的一系列生存危急状况和获胜的结果（Lewis 等，2000）。每一个“子大脑”都是其单独的进化史的产物，其发展是为了满足物种不断变化的需求。
爬行脑，是我们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遗留物。它是人类大脑最早发展的部分。生理上来讲，它是脊髓顶部的球状延伸（见图1.2）。位于这里的是基本生存的主要控制中心，包括所有调节功能（心跳、呼吸、吞咽等）。爬行脑同时也包含一些基本的动作/行为功能，用以获得躯体生存和物种保持：简单、原始的攻击性；求爱/交配行为；以及领地防卫。从性质上看这些行为似乎是自动化和仪式化的。
边缘脑包裹着爬行脑的周边（如图1.2所示），并且随着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而发展。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进化层面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哺乳动物生产出幼崽，并且在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养育团体中抚养它们。相反，爬行动物下蛋，一旦幼崽孵化以后就不再有养育幼崽的倾向了。由于哺乳动物对其下一代的照料，一个更为复杂的情绪系统发展了起来，这让母亲和她的幼崽之间可以互相沟通（Lewis等，2000；Cozolino，2006）。哺乳动物的幼崽感觉到分离的痛苦，并且用悲痛的哭声来表达；母亲会感觉到她需要去养育、安抚和保护孩子（Ekman，2003）。MacLean认为社会分离是一生中最有压力的事件之一。尽管其他事件，例如疼痛和饥饿，会给个体带来即刻的威胁，但是提供情绪养育的人撤离了，对于哺乳动物幼儿来说会造成更加痛苦和影响深远的危害（Lambert，2003）。MacLean指出，与爬行动物只会使用仪式化的、僵化的反应不同，情绪是以沟通为目的（即社会情绪），随着边缘结构的发展而出现的。他假设，边缘系统发展出来，并且和之后出现的那些能够把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区分开来的行为一起得以成长与扩展。养育需求与母性照顾的其他方面都要求发出声音来沟通情绪状态，以维系母子联系。这种要求随后扩展至其他母子行为，例如游戏（Lambert，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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