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闡述「關注自性」這主題，我在全書中將引用榮格的生平和著作。我不想為此辯解什麼，因為我無意把榮格塑造成英雄或把他樹立為理想典範。我之所以使用他的傳記和作品，是為了讓本書的討論有骨架、也有充分細節。這只是討論現代人面對靈性困境的一種方式；畢竟榮格自己就曾銘心刻骨地經歷過這種困境，又曾用漫長的一生把它詳記在著作中。為了解決現代文化的集體靈性問題，他曾透過親身經歷和理論建構做過出色的努力。即使未必能如我們所願地提供一切答案，他的努力仍可推動我們的討論。察覺到現代靈性苦悶的榮格不僅診斷問題，還試圖消除這苦悶，結果他運用了相當激進的處治方法。
現在大家都很了解，榮格一生不斷以各種方式用心與宗教對話，而且很自然地，他與自己所出身的基督教傳統對話最為密切。這在他晚年所寫的自傳《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中有清楚描述。他在其中憶述自己在新教牧師宅第中度過的童年、與身為瑞士改革派牧師的父親保羅．榮格之間所有不愉快的討論、以及他早年與晚年在信心和信仰上的掙扎。榮格不像佛洛伊德一樣完全認同啟蒙運動 (the Enlightenment) 以及理性和實證科學至上論──這種至上論貶損了感覺、尤其直覺的價值。他傾向於德國浪漫主義及其對神話、象徵和神祕的高度重視。榮格常說：智性是搞怪的精靈，會誤引個人而使之不想參透實情、尤其心靈的實情。另外他也覺得，縱使他不相信基督教教條的陳述，他至少與部分基督教──他祖先留下的傳統──是相通的。在他靈魂音域的最深處，他以人類與生俱來的宗教情懷 (homo religiosus) 回應生命；即使避開宗教體制，他依然能對靈性敏於領悟且與之共鳴。套用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的一個著名說法，他具有「對宗教調性的敏感度」（religious musicality）。韋伯也說，這種特質在多數現代人身上已經不存在了。在某種意義上，榮格甚至可說屬於中古世紀。所不同的是，他受了現代科學教育和訓練的洗禮，擁有可與現代靈性問題角力的知識工具，而得以不將這些問題撇於不顧。基於這些理由，他的著作可說為我們這時代中的靈性徬徨者提供了指引。
我們千萬要了解：榮格在拾起並使用前人的宗教語言時，他所使用的是這些詞彙的象徵和心理意義，而非字面或形上的抽象意義。例如，他沒用傳統信徒或神學家的方式來談論上帝；也就是說，上帝對他而言並不是形上、超越的存在，而是「原型」這個心理功能所造出的上帝意象。這是我們在閱讀榮格關於宗教主題及意象的討論時務必要記住的。各種迷惑不解和無謂的討論都曾由於誤解他在這關鍵點上的立場而發生過。
是什麼生平背景、時代思潮和其他原因促使榮格寫下許多有關基督教教義的著作，並與重要神學家進行廣泛對話和意見交流的？我在更早寫成的《榮格對基督教的處遇》（Jung’s Treatment of Christianity）一書中有討論這些問題。簡單來講，我在書中認為：榮格在中晚年後（大約六十歲後）自告奮勇要為基督教進行一番對話式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把治療對象從個人延伸到了文化層面。基督教根深蒂固的傾向是把人類心靈劃分為兩個無法復合的對立面向：善與惡、陽性與陰性、靈與肉。這傾向就是榮格想要治療的。比較健康的哲學和宗教體系──例如道教──會認為這些兩極面向在本質上是相關連的、彼此具有辯證和互動的關係，但基督教卻認為它們彼此爭戰、永無終了。此種對立是精神官能症的溫床。榮格並認為，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勢力在世界舞台已漸形虛弱；除非能找到方法來癒合它集體表相之下的內在衝突，它註定將從世界消失絕跡。他願意幫它找到出路、脫離這個僵局。但最後他發現自己的計畫一無所成，原因在於病人無意尋求完整。
但是，他的努力還是闢出了一條充滿提示的路徑，給了我們在目前困境中找到前進方向的可能。然而，不僅傳統人士會對這方向大表反感，許多現代人士也無法接受它。我將稱它為「第三條路」，既不反現代或回歸傳統、也不屬於去除了宗教的現代。這是我所預見、以神人整合觀念為基礎的新人文主義；對所有接受挑戰的人來講，它最終目的是要把完滿的上帝意象 (imago Dei)體現於人性之中。這是心理學提出的挑戰和機會──挑戰傳統宗教中超自然且形上的上帝觀念，並為未來提供機會、使之終能把靈性納入意識和日常生活的織構中。然而，為此我們必須大幅度扭轉思維，把傳統宗教神學所定義的上帝轉換成心理學上可併入人類意識的上帝意象。
榮格在他晚年所作、充滿爭議的《對等於約伯》(Answer to Job) 一書中用有力的字句預示了這條現代人可行的靈性之路。他說：「上帝想成為人，而且仍然想」（Jung, 1954，段739）。這觀念中所隱含的嚇人意義尚待釐清，因此我將在下面試圖做個開始。完整的個體化將是討論重點。
榮格與牛津大學黑衣修士學院的道明會(Dominican Order)神學教授維克多．懷特（Victor White）曾長期交換意見，而《對等於約伯》的成書有一部分要歸因於此。那場對話代表了榮格試圖藉創意及治療方式與基督教打交道的重要階段。這兩人始於一九四五年、榮格七十歲時的通信往來充分表明了他們之間的關係。榮格在幾個問題上極其認真地與懷特交換意見，而最急迫的問題乃是分析心理學與傳統基督教神學及規俗有何干係。在與維克多．懷特保持密切的情感與智性關係之時，榮格得以進一步獲悉基督徒心靈深處的種種劇烈衝突──且不論這些衝突就發生在一個試圖接納心理學想法、卻同時始終效忠羅馬天主教神職傳統的人身上。一九五二年以德文出版、一九五四年以英文譯本出版的《對等於約伯》就在他們對話的期間出書。書的內容有一部分可說針對懷特個人提出答覆，但顯然也是為所有基督徒而寫。任何生活在以基督教為主流的文化中並參與該文化的人都是該書針對的讀者。榮格在書中回應了基督徒心靈衍生出來的問題，但對於決心效忠並擁護基督教神話的人來說，這書的內容是很難理解的。對維克多．懷特而言，《對等於約伯》所傳達的訊息全然悖離了他的宗教和哲學信念，因此他斷然結束了與榮格的合作計畫。事實上，懷特認為，在批評基督教的上帝意象和大膽提出「道」一再成為肉身（continuing incarnation）以及「人人成為基督」 (the Christification of many)（Jung, 1954；段758）這些怪異想法時，榮格過度膨脹了原型觀念並患有偏執狂。
榮格在《對等於約伯》中所傳達的偏激訊息是什麼？基本上，這訊息就是：《聖經》戲劇的場景已從形上和神話信仰 (the mythical) 的空間移轉到心理領域；人類如今要為自己的拯救與贖罪擔負個別責任並化解心靈面向的對立，不能再仰賴「外於我」、存在於超自然領域而崇高無形的上帝。對現代人來說，拯救和贖罪不再來自上方，而是來自內心。心理學時代已降臨在我們身上；這是巨大的挑戰，但也是人類繼續演進的巨大機會。
在西方世界以及全球化後所有步向現代化的社會中，文化先鋒們已經棄置神話和形上的思考方式，而以俗世的、實用的、功效取向 (instrumental) 的態度以及物質主義的哲學觀取而代之。現代世界所詣至的意識平台不再臣服於宗教信條和宗教人物，而看重俗世和科學，並日益強調個人主義。它也迴避抽象的形上思考，強調真確而切合需要的知識必須立基在研究和經驗之上，而非根據宗教信心或對宗教權威的信任。也就是說，個人必須在後神話和後形上學的時代裡重新想像自己的人生目的和命運。他必須尋找別的啟示和知識來帶領他前進，因為神學的邏輯已無法再說明人類的實況。如要在當代情境下找到靈性，我們必須在現代的黑暗中開啟新的燈光。榮格認為這將源自心靈之道(logos of psyche)的論述，也就是心理學 (psycho-logy) 。但「心靈」是什麼？它的「道」又是什麼？它當然屬於人性和自然界，並深植於肉體之內。但它也能深刻觀察和思考超越的種種徵兆──我會在書後討論到這點。
《對等於約伯》用心理學的角度評論《聖經》和自古至今的《聖經》傳統。在詮釋《聖經》時，它不屬於或服膺任何特別的宗教傳統或觀點──希伯來的或基督教的──也不受現代歷史學研究方法的束縛。它既非宗教產物、也非學術作品，而是心理學探討。也就是說，榮格以心理動能的法則──尤其「個體化」的法則──作為這本書的綱領。換言之，它根據心靈邏輯和其發展（也就是「個體化」）來提出心理詮釋，而且重要的是，它也把詮釋者的情感和直覺納入論述方法之中。詮釋者面對文本時的心理反應是詮釋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一方面是由於詮釋者充分知道自己對待文本時會帶有個人情感，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會在這個人情感的影響下完成工作。詮釋者的心靈有意識地左右詮釋過程，自然也將影響詮釋的成果。《對等於約伯》讓我們深刻體驗到心理詮釋在大師手中畢竟成果不凡。
在榮格用心理學觀點察看《聖經‧約伯記》和其他經卷時，他創造了一個奇特而令人驚訝的故事，也就是《聖經》之上帝意象經歷個體化的故事。上帝是《聖經》的主角；就此而言，上帝是個文學角色，或照榮格的說法是個上帝意象，而非本然存在的天神。榮格在故事文本和其文旨之間設下間距；對他而言，始於世界之創造而終於世界末日的《聖經》故事講的乃是上帝意象的心理演進過程。榮格自己藉書寫《對等於約伯》而變成了首屈一指的創作者，在某些方面更超越湯馬斯‧曼 (Thomas Mann) 或甚至歌德 ──這兩人也分別在《浮士德醫師》（Dr. Faustus）和《浮士德》(Faust)兩書中寫起上帝與撒旦打賭的主題。實際上，榮格改寫了《聖經》──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的至高神話（supreme fiction）。我們在《對等於約伯》裡見到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所說的「強力誤讀」(strong misreading) ；這種誤讀本身就有可能成為一首偉大的詩。《對等於約伯》是首談論心靈的詩，鋪陳了作者在靈視中所預見的新人文主義。這新人文主義既不帶任何傳統宗教的意涵，也與無神論或俗世主義無關；它關乎靈性，但剔除了所有形上的假定；它提倡由經驗所帶來的知識，是一種現代靈知論（gnosis）。
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曾正確指出，榮格的誤讀反映了心理學家的、而非上帝的內心世界。以下是我為這誤讀所做的摘要。
榮格視《約伯記》為整部《聖經》故事的核心。這深奧難解的經卷是《聖經》主角「上帝意象」──亦即耶和華──心靈轉化的樞紐。《約伯記》中的上帝冥頑不靈並舉措失當，全然錯待約伯。上帝在無可指摘且高貴的約伯身上遇到了一個較祂優越的意識層次。約伯立場堅定而且全然正直，但上帝卻在全然不自覺中傲慢地濫用權力。人類意識超越了神性，因為自稱無辜的約伯是對的，而待他如卑僕的上帝是錯的。上帝在面對約伯時表現得既不得體又殘忍。祂違背了自己的正義感，不守聖約承諾而失格。祂藉約伯的慰友來圍攻他，讓約伯成為他團體的替罪羔羊。可憐的耶和華觸摸不到自己的至高智慧──也就是索菲亞（Sophia） ，祂永恆的陰性互補者。在粗暴對待約伯後，上帝了解權力不應凌駕在公正之上，因此祂不得不改變自己並彌補過失。首先祂必須認知到自己其實不如人類；但問題關鍵在於祂能否察覺自己內心的陰影原型（shadow）。上帝之前對待約伯極為不公，而且並不全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祂先容許撒旦──祂的左手──奪走這人的世間財產、家人、健康，藉以試探他的忠誠是否真的堅定不移；接著，當約伯通過考驗而能持守完美品德時，上帝卻大發雷霆，耀武揚威地不允賜下約伯所懇求的公義。上帝顯然背叛了約伯，先是惡待這正直的義人，繼而讓他因無能為力而陷入默然無語。在這場無聊的惡作劇中，上帝完全沒有展現祂自吹自擂的智慧和公義。
這場戲劇為上帝引發了良心危機。作為一個心理因素，上帝意象會受到意識活動的影響和作用。即使它是一個集體意象並深埋在無意識的原型疊層當中，上帝意象仍在意識可觸及的範圍內──事實上，它深受個人意識動靜的牽動。為了趕上約伯並重新站上道德高點，上帝與人類發展出深厚的關係，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成為祂創造之世界中的一個人。就此，原型自性(archetypal self)的某一重要面向實際走進了自我意識的場域。現在，經由拿撒肋人耶穌的人形生命，上帝所經歷到的苦難跟祂當初施加在約伯身上的在性質和程度上是對等的。上帝的人形生命在遭人背叛和背棄中告終於十架上。像約伯一樣，最初被高舉為典範、最終被群眾藉暴力唾棄的耶穌成為了替罪羔羊。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出「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何遺棄我」時，上帝完全參與了約伯的經歷。耶穌曾信任他在天上的父親，但這信任在他全然遭棄時受到背叛。具有耶穌人形的上帝此刻與當初信任祂、卻遭祂背叛的約伯承受著一模一樣的痛苦。這就是上帝「對等於約伯」時痛切心骨的感受。背叛者成為了背叛的對象，因而體驗到祂自己內在陰影原型的全盤效應。角色對調大功告成，產生了更大的覺知能力。就此，上帝的知覺意識向前邁進一大步，能與約伯所立下的典範相與比擬。這代表了原型自性巨幅增加了意識，是集體意識的歷史性躍進。
然而，上帝事實上超越了約伯，因為祂看見了自己的不忠，而約伯從沒如此看見過自己、也無此需要。在苦難過程中，一個新上帝意象──完整意識的模型──誕生了，其地位難以想像地遠高過祂以往所有。這代表了上帝意象的戲劇性轉折：從專橫的權力變成了能覺察自己內心之陰影原型並為之負責的存有。這是個在心理上更為進化的新上帝意象。在這點上，原型自性──它是世上所有神話和神學中上帝意象的基礎──進入了新的個體化境界。
在《聖經》故事中，這一切都發生在神話信仰（myth）的場景中，其中的上帝超越萬有，但祂在《舊約》中的這種角色性質將於《新約》中有所轉變。在心理意義上，此一轉變原顯示上帝意象有可能變得更能包容「兩極面向」──善與惡、陽與陰──並使這些面向更能和平共處。《聖經》宗教原有機會趨近道教的見解，視兩極面向彼此具有正反合的辯證關係──一個博大包容的宗教應該傳述這種見解的。這種見解曾被早期基督教提及，但不幸未能落實採納，原因是神學及古代世界文化氛圍中盛行的對立思維最終還是主宰了教會。
來到現代，我們今天所知的人類意識已經超越或遠離了先現代時期的神話及形上意識型態。這發展引進了心理學，帶來一種思考宗教經驗和其想像力的新方法。在這新模式裡，心靈取得了上帝曾經所在的位置；自性──集體無意識中的最核心原型──佔有了之前被視為超自然神祇專有的地位。在我們現代人的談論中，原型自性──而非形上的男女神祇──才是上帝意象的出產者。人類心靈成為了故事主角，是自覺和非自覺之個體化過程中的主體暨目標。如今，心靈被視為是天堂和地獄、神話中的男女神祇、天使和魔鬼等的所在之處。心靈是這一切兩極得以存在的源頭，也是前人想像之神靈國度成員大戰衝突的真實戰場。人將在心靈戰場上贏得、輸掉或堅忍熬過這一切喧囂戰事。人類意識如此巨大的轉變使人類──集體或個人──開始承擔起接受個體化挑戰的心理及道德責任。以前的神話信仰現在成為了心靈的故事；這知覺的改變對人類來講意味深重。
舉例來說，傳統基督教神學基本認為「道成肉身」──上帝以耶穌基督人形現身──是獨一事件。這事件只發生一次，不會也不可能再度發生。榮格則藉心理學模型把「道成肉身」的觀念重新定義為：無意識在個人一生中融入意識的演進過程。他稱這過程為「個體化」。對現代男男女女而言，「道成肉身」意謂積極自覺地進入個體化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必須忍受兩極面向的衝突，同時也必須臣服於這衝突所導致的極端痛苦，一如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基督（十字架就是「懸於兩極之間」的象徵）。對榮格來講，為個體化忍受苦難乃是最真實的「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在傳統上，「效法基督」係指努力變得跟基督一樣完美或效法他的榜樣，但現在它指的乃是忍受內在兩極面向衝突時所造成的極端痛苦、直到具有整合力量的象徵誕生於個人靈魂中。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必須用自己的生命來體現心靈之意識和無意識層面共構的全面複雜性。這就是「關注自性」。
接受個體化挑戰的個人必須承受人性中兩極面向衝突所帶來的痛苦。現代意識不容許人逃避必要之衝突而去擁抱「上帝會照顧一切」這種撫慰人心的想法。上帝意象不再運作於人心之外。「救贖」(atonement) ──也就是「整合為一」(at-one-ment)──乃透過個人爭取意識的過程而發生於內心，並非經由外在上帝的干預而獲得。如果一個人有意識地去擔負無法用理性解釋且劇烈不已的痛苦，這痛苦就會具有意義。這種擔負便是現代人要挑起的責任。我們不能再把內心的陰影掃到地毯下面而加以掩蓋，卻必須用意識去處置它。每個靈魂都必須面對善惡之戰。用意識去忍受此種衝突之苦對個人、最終對集體都具有莫大意義。這就是榮格在《對等於約伯》書中最懇切的論述。
基於對現代世界的了解，人類意識已不再接受神話信仰和形上學的字面意義。失去了可以依賴和從中取暖的神話信仰，現代人既站在《聖經》內約伯所站的位置，也處於耶穌懸掛於十字架上時的境況──獨自一人、被棄、神話信仰破碎、邪惡赤裸裸張揚。個人如何能應付這種恐怖？回到神話信仰和宗教信仰已不可能，因為現代意識已經離開那種心態而移入新的版圖，沒有回頭之路了。前進之路必須是心理探索之路；也就是說，新的意識姿態將不能再仰望「上神賜救」(transcendently given relief) 這種安慰人心的神話信仰，必須採行另一條路，也就是心靈之路。
對傳統基督徒來講，教會一向為他們提供了保護、讓他們免於遭遇這類困境所帶來的苦惱。得勝（勝過撒但）和復活的基督已經贏得了必要的善惡之戰；將來世界末日時打敗並永恆禁錮撒旦的上帝還會再贏一次。救世故事的主要情節在神話信仰的境界裡大功告成。信徒只需相信上帝已經或將完成這工作，然後登上教會這艘集體大船，被動領受所賜的恩典，並緊附在「一切都將美好」這種保證上即可。
榮格在《對等於約伯》一書中宣布了壞消息：這一切都已失效。現代所有重大事情都繫於人類心靈是否平衡。是個人願意忍受衝突以化解兩極面向的緊張，還是眾人選擇劃分兩極面向、然後粗暴而無自覺地釋放科學所提供之能力去毀掉地球？「如今一切都唯人是賴，因他手中握有巨大的毀滅力量。問題在於他能否抗拒自己的意志而不使用這力量，同時用愛和智慧去改變這意志」（Jung,1954；段745）。榮格在他帶著講道風格且動人心弦的詩中 呼籲那些不再認為教會大船牢靠的人跳入個人小船、靠自己來面對狂風大浪。但脆弱而不堪一擊的個人有能力在兩極面向紛戰的波濤中保全性命嗎？這是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巨大困境。什麼能拯救我們？
透過與維克多‧懷特長篇而深入的對談，榮格終於發現，自己的人類願景和對人類現況的了解與正統基督教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訊息無法合入這傳統的框架中。他在寫給懷特的最後一封信裡說：「新酒需要新皮袋」（Lammers and Cunningham,2007；頁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