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德审判的死刑犯
如果你只是路过西好莱坞润宁峡谷（Runyon Canyon）的徒步旅行者，不知道乔纳·莱勒身上发生的事，绝对猜不到他曾被一篇报道毁掉过。他看上去跟作者简介里的照片差不多，眼神和善，气质不凡，就像脑子里装满了高深的思想，在努力用恰当的方式传达给访客，也就是我。只不过，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什么高深话题。在会面的最后一小时里，乔纳以近乎失控的声音反复强调：“我不该出现在你的书里。”
我则反复告诉他：“不，你应该出现在我的书里。”
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在写一本关于公开羞辱的书，而他最近惨遭公开羞辱。他的故事简直太适合这本书了。
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认真地盯着我。“我的故事不适合放在你的书里。”他说。
“为什么？”我问。
“大作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怎么说的来着？美国人喜欢结局美满的悲剧？”
事实上，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原话是：“美国公众想在剧场看到的，是结局美满的悲剧。”我觉得乔纳说得已经很接近了。
我来拜访乔纳，是因为他遭受羞辱这件事意义重大。他原本是占据排行榜首位的畅销书作家，现在却因为某个无名小卒的揭发而身败名裂。虽然亲眼见到了惶恐和痛苦在乔纳脸上留下的痕迹，我还是相信公开羞辱的复兴是件好事。看看被它摧毁的都是什么吧：心胸狭隘的《每日邮报》专栏作家、强买强卖的大型健身中心，还有可恶的垃圾程序制造团队。乔纳在短暂的职业生涯里写过一些很棒的作品，真的很棒。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不光彩的手段，所以揭发他是对的。
但陪乔纳走了一段路后，我开始同情他了。从近处不难看出，他确实受了不少罪。迈克尔说乔纳掩饰真相“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骗局”。但我觉得，他只是慌了神。他在最后一天之所以会那么说，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万念俱灰。
我飞往洛杉矶跟他会面之前，他在邮件里说：“我实在太惭愧，太后悔了。整个羞辱过程真是太残忍了。”
乔纳对自己前途的预测，跟迈克尔和安德鲁·威利的想法一样。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想象一下，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在一个崇尚救赎和改过自新的国家，确信自己的悲剧不可能有美好的结局。我觉得他太悲观了。当然，悔过是免不了的，在荒野里忍一段时间也是免不了的，但在此之后，他还有机会让读者和同行相信，他能够改过自新。他完全可以卷土重来。毕竟，我们又不是怪物。
从一开始，乔纳·莱勒就把科普写作视为毕生的追求。他同意见面后，我找到了一篇他十年前接受校刊采访的报道。当时，他二十一岁。
（他）希望成为科普作家。“科学常常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他说，“我想深入浅出地解释科学，让大家意识到，科学也可以很美。”
——克里斯汀·斯特林，《哥大新闻》（ColumbiaNews），2002年12月
这篇采访发表在乔纳获得罗兹奖学金的时候。拿着这份奖学金，他就能去牛津读两年研究生。根据网站的介绍，“每年都会有三十二名美国学生获得罗兹奖学金。学术成就并非唯一的考量标准，还要综合衡量这些学生的品行，以及他们对别人和公益的贡献”。
比尔·克林顿就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宇宙学家埃德温·哈勃和电影导演泰伦斯·马利克也是。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只有两个学生获此殊荣，一个是乔纳，一个是伊朗裔盲人政治家塞勒斯·哈比卜。后者如今在华盛顿州立法机关供职，在美国政界口碑良好。
以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牛津后，乔纳就开始写第一本书了。那本书名为《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核心观点是，神经科学如今所有的重大发现，塞尚和普鲁斯特等艺术家早在一百年前就探索过了。那是一部很棒的作品。乔纳非常聪明，文笔上佳——这跟墨索里尼让列车准时运行可不是一码事。乔纳在短暂的职业生涯里写过一些不错的原创作品。在《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之后，还有《我们如何做决定》，最后是《想象》。乔纳的财富大多是通过演讲积累起来的，他在不少我说不上名字的会议上发表过鼓舞人心的演讲，其中包括2011年圣地亚哥的商务沟通国际协会全球大会，丹佛的第八届疯狂学习年会，还有2012年西雅图的高效组织全国大会。
在最后这次演讲中，他讲了一个年轻运动员的故事：一个跳高选手，无论怎么努力，总是把横杆碰掉。其他选手都嘲笑他。他突然一反常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跳高方式，也就是背越式跳高，一举夺得1968年奥运会金牌。乔纳靠演讲赚了上万美元。我觉得他能获得这么丰厚的报酬，是因为传递的信息鼓舞人心。我的演讲风格比较内敛，所以得到的报酬也比较少。
人们常常把乔纳跟格拉德威尔相提并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纽约客》作家，著有当代最成功的反直觉科普书《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乔纳作品的封面跟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很像，看上去都像苹果电脑的包装。乔纳一炮而红，连换个工作都能成为新闻：
乔纳·莱勒从《连线》杂志跳槽到《纽约客》
乔纳·莱勒，《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我们如何做决定》和2012年新书《想象》的作者，畅销科普作家，辞去《连线》杂志特约编辑的职务，转投《纽约客》旗下，成为特约撰稿人。
莱勒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年轻时的格拉德威尔。人们不禁会觉得，他跟《纽约客》是天生绝配。
——卡洛琳·凯洛格，《洛杉矶时报》，2012年6月7日
仅仅七星期后，在迈克尔文章刊发的当天，乔纳就向《纽约客》提交了辞呈。那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文章刊发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圣路易斯举办的2012年全球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席演讲，主题是人类互动的重要性。根据与会者（也是记者）莎拉·布雷利后来发的推特，乔纳在演讲中指出，Skype诞生后，会议出席率上升了三十个百分点。演讲结束后，莎拉找到他，问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是从哪里弄到的。“一位哈佛教授告诉我的。”他回答。但当她追问教授的姓名时，乔纳开始含糊其词，“我得问问他能不能告诉你。”她给乔纳留了名片，但一直没接到电话。她并不觉得意外，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颜面扫地，引咎辞职了。
接下来的几天，出版方召回了所有已经出版的《想象》，给购买此书的读者办理退款。援引迪伦的话已经足够让乔纳身败名裂了，他不断上升的恐慌情绪更是够了。迈克尔在文章里说，乔纳“先是阻挠，后是误导，最后索性撒谎”。网上的评论栏里到处可见这样的话：“这个无耻的家伙取得了那么多不配获得的成就，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舒畅极了”（来自《卫报》）；“蠢货，把你以前的版税好好存起来吧，因为你马上就用得着了”（来自《纽约时报》）；“满嘴谎话一定是种奇怪的体验”（来自《平板》杂志）。
而在布鲁克林，迈克尔仍在为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而苦恼。虽然他很清楚，揭露乔纳的谎言对科普领域来说是正义行为——“我妈妈会说，‘哦，我刚读了一篇东西，你知道X会导致Y吗’。为了达到目标，你不得不走捷径。”——但安德鲁·威利的话时常萦绕在他心头。或许这还不至于毁掉某个人的一生。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糟糕。《连线》杂志邀请新闻学教授查尔斯·塞费调查乔纳给他们写的十八篇专栏文章。塞费的调查结果是，除了一篇，其余所有文章“都有不符合新闻写作伦理之处”。问题在于，乔纳会在不同的报道里重复同样的话。但这还不是全部。试想一下，如果我在前面引用罗兹奖学金网站的内容时没有注明出处，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抄袭和剽窃。乔纳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从英国心理学会的克里斯蒂安·嘉瑞特的博客里摘抄了某些段落，却没有说明，直接据为己有。
迈克尔觉得轻松了不少。他告诉我：“腐化已经蔓延到新闻界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了。”
乔纳消失了。他的最后一条推特写在公开受辱之前，就像幽灵船玛丽·赛勒斯特号上凝固的食物一样：
菲奥娜·艾波的新专辑简直令人惊心动魄，太赞了@sfj@jonahlehrer2012年6月18日
他无视一切采访请求，只重新露过一次面，明确告诉《洛杉矶杂志》的艾米·华莱士，他再也不会接受采访了。因此，收到他回复的邮件时，我真是吃了一惊。他在邮件里说很高兴和我联系，愿意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跟我谈一谈。最后，我们决定去爬好莱坞山。我飞去了洛杉矶，尽管他的最后一封邮件里有些令人意外又不安的话：“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做案例研究的对象，或是让人录下谈话内容。”
我们在荒凉的山谷里徒步，这似乎挺符合他当下的处境。因为他受到的惩罚就像《圣经》里写的，先是公开羞辱，继而被流放到无边的荒野。不过比喻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因为《圣经》里的荒野上既没有好莱坞影星，也没有遛狗的模特儿。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接着，乔纳又提出了两个我不该写他的原因（之前提到的原因是“美国人喜欢结局美满的悲剧”）。其一，如果我打算在书里表露善意，那么他不配；其二，他警告我：“我现在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强烈的辐射性。即便别人带着善意接近我，最后也会受到辐射影响。”
乔纳的意思是，如果跟他扯在一起，我会被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毁掉。“好吧，我可不会！”我笑道。
“那你还是第一个。”他说。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感到一阵恐慌。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恐惧。不过，我还是努力说服他合作。但我提出的每个理由，似乎都只会让他更痛苦，就像我是海妖塞壬，在用难以抗拒的魅惑歌声引诱他撞上礁石。他说，期待再得到一次机会的那段日子是最糟糕的。当他意识到一切彻底完蛋了，这个教训对其他人来说是必要的警告时，日子反而好过了。
我放弃了。乔纳开车送我回宾馆。在车里，我像打了无数个推销电话一样疲惫不堪，垂头丧气。
突然，乔纳说：“我决定公开道歉。”
我抬头看着他：“是吗？”
“就在下周，”乔纳说，“在迈阿密，奈特的午宴上。”
约翰·S和詹姆斯·L.奈特基金会是《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迈阿密先驱者》的拥有者共同创办的，旨在资助天资过人的年轻记者。乔纳说，基金会的组织者要开个会，他受邀在最后一天的午宴后发表演讲。作为数字媒体的拥护者，他们打算在网站上直播这次演讲。
“我写了又写，不断删掉重写，”乔纳说，“你愿意读读看吗？也许等你读完，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我到底适不适合出现在你的书里。”
※
我写过一本讲创造力的书，这本书现在非常出名，因为里面有一些援引鲍勃·迪伦的话是捏造的。我在博客上坦白了。我对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的记者撒了很多谎，掩盖我捏造迪伦原话的事实……
我在飞机上读着乔纳的道歉演说辞。开头很平实，是源于愧疚的坦白。接下来这番话则是源于羞耻和懊悔：
我让所有读者失望了，曾经花钱买书的人，现在再也不想把它留在书架上了……
我对他的坦率感到惊讶。我们一起徒步的时候，乔纳坚持不讨论“羞耻”这个话题。只有这样，他才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个话题触及个人隐私。但接下来的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希望尽快直面羞辱，好把这一页翻过去。这次道歉演讲，显然不同于他以往任何一次演讲。他打算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自己的缺陷。此次演讲的主题，就是乔纳·莱勒这种聪明人特有的缺陷。他拿自己跟联邦调查局法医实验室的科学家做比较，那些人很容易忽略自己的缺点。无辜的人被判定为恐怖袭击的参与者，正是因为那些聪明的科学家：
他们是自己大脑的受害者，由于缺陷太严重而完全意识不到存在缺陷。
他举了个例子：俄勒冈州律师布兰登·梅菲尔德被联邦调查局误认为是2004年3月马德里爆炸案的参与者。现场的一包雷管上查出了指纹，联邦调查局探员将其输入数据库，发现跟梅菲尔德的指纹匹配。
警探很快发现，梅菲尔德是穆斯林，娶了个埃及移民，曾为一名恐怖分子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梅菲尔德被扣押两星期后，联邦调查局才发现他的指纹“并不是完全匹配”。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受了“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定梅菲尔德有罪，调查时只关注证实他有罪的信息，不经意中忽略了证实他无罪的信息。经过这次丑闻后，联邦调查局做了改革并严格执行，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如果演讲过后，相同的事能发生在乔纳身上就好了：
如果有幸重新捡起笔来，我绝不会把任何未经证实、未标出处的信息放进书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教训：如果不直面一次次失败，不修订初稿，不接受对二稿的批评，交不出经得起考验的终稿，我就创造不出值得留存的作品。
这是乔纳认为美国人愿意看到的美满结局。我在飞机上看完演讲稿后，一时竟说不出好坏，不知道它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拿联邦调查局的科学家做例子，实在是扯得太远了，感觉有点避实就虚。乔纳的事跟联邦调查局的事根本不一样。正好我刚刚对“证实性偏见”做过点研究。我同意乔纳的说法，这种偏见很强大，在缺乏正义感的人身上很常见。其实，自从研究过“证实性偏见”，我就发现它无处不在。是的，无处不在！但就连我这样深受“证实性偏见”影响的人都看得出，乔纳其实没怎么受过它的影响。悄悄在鲍勃·迪伦的原话后面加上一句，支撑自己的论点，可不是“证实性偏见”。
所以，我觉得联邦调查局的例子有点站不住脚。不过，乔纳的演讲很可能会像尼尔·戴蒙德的电影《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的结局一样——颜面扫地的犹太教堂领唱，凭借优美的歌声重新获得大家的支持。我发邮件告诉他，我觉得这篇演说辞棒极了。他表示感谢。我问能不能跟他一起去迈阿密，他拒绝了。
※
“我写过一本讲创造力的书，这本书现在非常出名，因为里面有一些援引鲍勃·迪伦的话是捏造的……我对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的记者撒了很多谎……”
乔纳在奈特基金会的午宴上做演讲时，表现得非常冷静。我在家里用电脑看直播。在过去那些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演讲中，他的声音总是抑扬顿挫的。但这一回，他显得有气无力，就像怯懦的孩子当着全班人讲话一样。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他祈求大家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奈特基金会在他身后竖起大屏幕，直播推特的评论，就像他的压力还不够大似的。所有在家看直播的人，都可以通过#infoneeds#的标签在推特上即时评论。评论内容会以硕大的字体同步显示在现场的大屏幕上。有个屏幕刚好处于乔纳的视线范围内。
我看见乔纳的眼神不时投向那里。
喔，乔纳·莱勒一上来就列举了自己的失败和过错。
各位，道歉就该这么做。
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乔纳颜面扫地，被人嘲笑，惨遭放逐。他带着永无止境的歉疚和羞愧，以及无法摆脱的痛苦，在洛杉矶的峡谷里踽踽独行。现在，光明就在眼前了。我觉得自己像在见证奇迹。就像垃圾波事件一样，我们清楚什么时候该羞辱，什么时候该停下。直觉提醒我们，对乔纳的惩罚已经到头了，是时候听听他的心声了。
接着，乔纳举出了联邦调查局的例子。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给我带来一丝希望的故事。这是一个改过自新的故事。在职业生涯即将终止的时候，我正在研究这个故事。它和法医科学有关系……”
很快，乔纳和在家看直播的我都意识到，观众对他在法医科学领域的见解毫无兴趣。或许他过去提到这件事，大家还会有点兴趣，但现在绝对不会。
乔纳·莱勒打算靠烦死人让大家原谅他抄袭。
我觉得@jonahlehrer面无表情地公开道歉没啥诚意啊。
实在看不下去@jonahlehrer的道歉，既无聊又没诚意。是时候该干点别的了。
乔纳继续往下说。他谈到在辞职前一个月，曾和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聊起“人类的大脑是一台擅长虚构的机器”……
“人类的大脑是一台擅长虚构的机器。”现在说这个就是推卸责任。
拿山寨心理学为自己连山寨心理学作品都写不出找借口。
乔纳·莱勒就是个反社会分子。
事已至此，乔纳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讲二十分钟，然后还有问答环节。
推特上有人说他讲“人类的大脑是一台擅长虚构的机器”是推卸责任，我举双手赞成。但在公开道歉的过程中，某条评论是否合理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无数条评论在他眼前飞过。人们发自内心地告诉乔纳，想求得谅解，得到改过的机会，门儿都没有：
@jonahlehrer从这次失败里走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行。他永远不配当作家。
我一点都不打算原谅他，也不打算读他以后的书。
一个顽固又自恋的妄想狂在夸夸其谈。
乔纳·莱勒的演讲题目应该叫“辨别自欺欺人的蠢货，以及将来如何避开这种人”。
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讲下去。他别无选择，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他用平淡的语气说，希望有一天“我把刚才讲给你们的故事说给女儿听时，已经吸取教训，成了更好的人。更谦虚……”
等等。乔纳·莱勒真的是在记者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们难道找不到一个有话可说又不是骗子的人吗？
乔纳·莱勒生动地展示了当下流行的行为心理学是多么空洞：明明是道德缺陷，偏要归咎于认知偏差。
他似乎一点也不懂什么叫羞耻。
演讲在现场听众礼貌的掌声中结束了。
在评论栏潮水般的谩骂中，间或也有人注意到了大家可怕的冷漠：
呃，乔纳·莱勒在推特直播公众嘲讽的情况下道歉，简直是21世纪的游街示众。
乔纳·莱勒是个活生生的人啊。推特现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乔纳·莱勒确实犯了大错，但在直播评论的大屏幕前公开道歉，好像有点太残忍了，超出了普通的惩罚。
但在有人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后，这些声音都销声匿迹了：莱勒今天的演讲有报酬吗？
“当然没有了。”我想。
但奈特基金会回答了这个问题。
乔纳·莱勒在奈特基金会的午宴上发表关于抄袭的演讲，所获报酬为两万美元。
要是有人能付我两万美元，让我承认自己是个可耻的骗子，那就好了。
于是，在当天晚些时候：
记者基金会为支付道德败坏的作家乔纳·莱勒两万美元一事道歉。
乔纳发邮件告诉我：“今天真是糟透了，我肠子都悔青了。”
我在回信中对他表示同情。我说，我觉得应该把这两万美元捐给慈善事业。
“做什么都没用了，”他说，“我现在必须现实一点。我根本就不该接受邀请做这个演讲，但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
“去他的，就连道个歉都得带上愚蠢的乔纳作风。”迈克尔·莫伊尼汉跟我在纽约一家小饭馆里吃饭时这么说。他连连摇头，“这不是道歉，而是格拉德威尔式的扯淡。他进入了自动行驶模式，简直是个机器人：‘我从某位学者那里弄到了这项研究成果。’他说的每句话都证明他不是老实人，就像脑袋被百科全书砸了似的。”迈克尔停顿了一下，“对了！有人给我发了条短信，我觉得他可能想太多了。他指出，乔纳在提到我的时候说‘我对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的记者撒了很多谎’。我真喜欢这句话。对，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不是向‘记者迈克尔·莫伊尼汉’撒谎。这可真是高深的文字游戏。‘一位名叫迈克尔·莫伊尼汉的记者。’大家会想，‘这个废物是谁？’”
迈克尔咬了一口牛排。事实上，他挖到了一条很棒的独家新闻。新闻本身造成了轰动，但迈克尔从中得到了什么？推特上的零星赞许，没准能让他多分泌一点多巴胺，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果迈克尔和他的朋友不介意受到羞辱的话，两千两百美元和乔纳不动声色的侮辱可能也算是某种收获。
迈克尔摇了摇头：“我一点也没赚着。”
其实，事情比“一点也没赚着”还糟糕。迈克尔发现人们开始害怕他了。记者同行都怕他。我们一起吃午饭前几天，某位惶恐的作家（迈克尔根本不认识）突然向他坦白，自己写的一本传记可能涉嫌抄袭。
“就像我是这种事的裁决者一样……”迈克尔说。
不论迈克尔是否乐意，乔纳身上发生的事已经引起了普遍恐慌。但迈克尔不想成为女巫猎手，让一群作家围在身边忏悔，恳求他宽恕他根本不了解的罪行。
“你回头一看，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帮乌合之众的头领，”迈克尔说，“我想问，‘这帮人在这儿干吗呢？怎么跟异教徒似的？我不想跟这些事有任何瓜葛，只想赶紧离开这儿。’”
“真可怕，”我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为维护正义而战，但那些人实在是太冷血了。”
人们对乔纳道歉的回应非常冷血，这让我困惑不已。推特用户就像是应邀参演法庭剧，还能自由选择角色一样。所有的人都选择扮演爱判绞刑的法官。或许情况还会更糟糕——所有的人都选择扮演在鞭刑现场用污言秽语辱骂罪犯的人。
“我看到人们戳了乔纳一刀又一刀，”迈克尔说，“我只想说，‘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从纽约驱车前往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档案馆和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亲眼见证公开羞辱的残暴后，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惩罚方式会在19世纪被取缔。我猜想（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是因为人口从乡村迁往了城市。当众受辱的人，只要等行刑结束，就可以销声匿迹。羞辱丧失了原有的作用，也就不再是羞辱了。我猜得对不对呢？
我把车停在马萨诸塞州档案馆外面。这家档案馆位于河边，紧挨着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外墙由石板筑成，颇具野兽派风格。档案馆里存放着缩微胶片，记录了最早的清教徒移民手抄的法律文件。我坐下来，仔细翻阅这些胶片。据我了解，在最初的一百年里，美国发生的大事不过是纳撒尼尔家族的某些人买下了河边的某块地。细长的字母堆积在泛黄的纸张上，看得人头晕脑涨。他们当时真该多花点时间分段，而不是把时间都浪费在写花体字的“f”上面。我开始加速，一目十行。短短几秒，几十年的记录就翻过去了。突然，我发现了美国早期的一起羞辱事件。
此事发生在1742年7月15日。一个名叫阿比盖尔·吉尔平的女人，在丈夫出海期间，被人发现“跟一个名叫约翰·拉塞尔的男人赤身裸体躺在一起”。他们都被判处“当众鞭打二十下”的惩罚。阿比盖尔请求从宽处理。她不是请求取消鞭刑，而是向法官求情，说“在大家面前受刑实在太可怕了，求您可怜可怜我的孩子们，他们无力拯救母亲不幸的堕落”。
文件没有记录法官是否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我又发现了一份布道书的手抄本，可以用来解释她申请私下执行鞭刑的原因。布道书的作者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内森·斯特朗牧师，他恳求教众不要太热衷于死刑：“不要带着愉悦的心情前往那个恐怖之地，因为死神就在那里！裁决与审判就在那里！以最恐怖的形式展示的政府权力也在那里……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围观死去的人，既无人性，也不虔敬。”
吃完午饭后，我来到几英里外的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它位于博伊斯顿大街，是一栋气派的老式联排别墅。我想起飞往洛杉矶之前，乔纳在邮件里说过：“整个羞辱过程真是太残忍了。”我想了想“羞辱过程”这个词的含义。它或许会让受辱者相信，惩罚是个周密的过程，而不是随意为之。如果你马上就要被人毁掉了，你起码希望那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好吧，或许有些人没那么敏感，不在乎自己受辱是不是按顺序，但我觉得乔纳是那种重视过程、一心只想引人注目的家伙。
事实证明，公开羞辱曾是个“过程”。我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找到了一本讲特拉华州法律的书。该书记载，如果乔纳在19世纪被认定“撒谎或散布虚假消息”，将被判处“罚款，戴枷锁不超过四小时，或当众鞭打不超过四十下”。如果法官选择鞭刑，当地报纸会详细描述受刑者的痛苦。例如，《特拉华州人》（The Delawarean）就对1876年的一次鞭刑做过如下报道：“拉什和海登在行刑过程中一直拼命扭动，背后血肉模糊。”如果人们觉得行刑者手下留情，评论就会变得异常尖刻。特拉华州的《威明顿每日商报》（Wilmington Daily Commercial）在1873年一次令人失望的鞭刑后是这么说的：“旁观者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说，这次行刑近似儿戏。紧接着，出现了不少醉酒打闹事件。”
最常见的推断是，公开行刑之所以在新兴的大城市里逐渐消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惩罚方式效果不明显。每个人都忙于工作，没闲心也没时间挤在人堆里看罪人受罚。但根据我发现的文件，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公开行刑被取消不是因为没效果，而是因为太残忍。
早在1787年3月，就出现了抵制公开羞辱的运动。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发表文章，呼吁将手枷、脚镣和公开鞭打等刑罚定为非法：
（当前）公开羞辱普遍被视为比死刑还糟糕的刑罚。但它曾被视为比死刑还要温和，这实在是有点奇怪。我们难道不知道，人类只有在铸成大错后才会幡然醒悟。
如果你觉得拉什心太软，我可得说明一下，他虽然不赞成公开羞辱，但提议把罪犯带到单独的房间里，避开公众的视线，再进行“体罚”。
为了确定体罚的性质、程度和持续时间，我们需要了解“感受”和“同情”在神经系统中的运作规则。
——本杰明·拉什，《论公开行刑对罪犯和社会的影响》（An E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Public Punishments Upon Criminals and Upon Society），1787年3月9日
拉什发表这篇文章五十年后，公开行刑就被取消了，只剩特拉华州还在固执地沿用，一直坚持到1952年（所以，我摘录的特拉华州鞭刑报道是19世纪70年代发表的）。
《纽约时报》对特拉华州的顽固感到困惑，在1867年的一篇社论中试图说服他们做出改变：
如果说（被定罪的人）胸中尚有一丝尊严的火花，那么公开羞辱便会使之彻底熄灭。如果心中没有对永恒的渴望，没有改过自新、成为优秀公民的愿望，不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没有哪个罪犯能改邪归正。因盗窃罪在纽卡斯尔（特拉华州公开执行鞭刑的场所）接受鞭刑的十八岁男孩，十有八九会走向毁灭。他的自尊遭到践踏，众人的讥讽会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但会感到迷失，还会觉得被同胞抛弃了。
——引自《红色汉娜：特拉华州的鞭刑柱》（RedHannah：Delaware's WhippingPost），罗伯特·格拉哈姆·卡德威尔，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7年
2013年2月12日，乔纳·莱勒站在推特直播屏幕前，或许感受到了18世纪人们心目中的“恐怖”。
我离开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掏出手机，在推特上问：“推特已经变成私设公堂了吗？”
“不是私设公堂，”有人回复得很简练，“推特还是没法判刑，只是评论而已。不过，乔恩，我们跟你不一样，靠这个赚不到钱。”
他说得对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回答，因为似乎没有人考虑过，自己刚刚羞辱的人是还能挺住，还是彻底被毁。我认为，当人们操纵“遥控无人机”发起攻击时，没有人会思考“火力”有多大。小雪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对大雪崩负责。
莱勒将自己置于公众的拷问下，目的是告诉全世界，他准备回归新闻界。大家应该相信他，因为他现在学到不能过于自负了。他唯一证明的，就是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喝得醉醺醺的。如果他能弄清为什么会这样，那肯定是篇值得发表的神经科学报道。
——杰夫·贝尔科维奇，《福布斯》杂志，2013年2月12日
我曾经给莱勒鼓劲，让大家别恶意评论，还好心建议他把这两万美元捐给慈善事业……今天下午，我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无可奉告。”他对我说。我请他至少说说会不会留下这笔钱。“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跟你无话可说。”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杰夫·贝尔科维奇，《福布斯》杂志，2013年2月13日
“我还是不确定我能给你什么……”乔纳的声音很微弱。他从洛杉矶家中给我打电话。
“那两万块钱……”我说。
“完全是个误会，”他说，“我没要这笔钱，是他们主动塞给我的。我的意思是，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吗？我……”乔纳停顿了一下，“你瞧，我也有账单要付。我已经七个月没赚一分钱了。我以前过得很好，赚的钱也多。突然一下子，一分钱都没有了……”
最后，乔纳还是同意了接受我冗长的采访。他听起来精疲力竭，就像钻进了外星人设计出来测试人类抗压能力的涡轮一样。对一个聪明人来说，从收到迈克尔的第一封邮件开始，他做的每件事都很失策。他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疯狂地对迈克尔撒谎，直到深陷当代最恐怖的公开羞辱事件。
“有个朋友转给我一篇博文，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其实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杰瑞·科因，”乔纳说，“他人挺不错，我采访过几次。他写了一篇关于我的博文，说我是反社会分子。”
我觉得莱勒有点像反社会分子。是的，悔悟只是装出来的假象，是为了让轻信的公众（就像兰斯·阿姆斯特朗事件里的那样）相信他们能改过自新。而莱勒连看上去有诚意的道歉都懒得做。随你们怎么说，如果我是杂志编辑，永远也不会雇用他。
——杰瑞·科因，引自richardbowker.com，2013年2月18日
“我想起了你，”乔纳说，“我想，乔恩会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毕竟，他跟我一起待了这么久。也许我确实是个反社会分子。”
这个问题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自从我出了一本讲精神病患者的书，很多人都问我，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老板、前男友、兰斯·阿姆斯特朗）是不是其中之一。也许乔纳确实觉得自己是其中之一，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谈起这个是另有所图。学者不应该空口无凭地认定某个人是反社会分子。杰瑞·科因这么做太蠢了。乔纳是想跟我一起骂骂他。通过侮辱另一个人，他或许能找回点自尊。乔纳的状态已经糟到不能更糟了，所以我很乐意顺着他的意思说，他看上去不像是没有良知的人。
“谁知道良知是什么啊，”乔纳说，“如果有良知就意味着活在充满悔恨的世界里，那么好吧，我有良知。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做的错事。这句话有点自怨自艾，你最好别引用，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能引用吗？”我问。
乔纳叹了口气：“我的意思是，这取决于你怎么用了。最好还是别用吧。”
我最后还是引用了，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我想让那些觉得乔纳没有良知的人看看。
“各种各样的悔恨耗尽了我的精力，”乔纳继续说，“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爱的人，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兄弟，对不起父母。这种感觉时时刻刻萦绕在我心头。我的社会地位也没了，热爱的事业也没了。好不容易熬过去了，我再也不会……”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生命很短暂，我给自己爱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受，应该就是懊悔吧。我心中充满懊悔，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那是一种没有止境的痛苦。”
电话那头传来了乔纳小女儿的啼哭。我们谈到了导致他杜撰迪伦引言的“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一切都始于自我抄袭，也就是把以前写的东西重新用在其他报道里。我告诉他，我不觉得这么做是罪大恶极。“歌手弗兰克·辛纳屈还唱过好几次‘我的方式’（My Way）呢。”
“自我抄袭应该被视为警告，”乔纳说，“它预示着后来发生的事。如果我需要重复利用自己写的东西，那当初何必要写那篇博文？你瞧，我们可以探讨其中的道德问题。我听过很多相关的讨论，但当时并不觉得有错。如果我一开始就觉得有错，肯定会想方设法掩盖。”他停顿了一下，“应该有个巨大的闪光警示牌提醒我：‘你变粗心了。’我在寻找捷径，而且没有意识到，寻找捷径已经成了习惯。我为此找借口，说自己太忙了，而不是选择悬崖勒马。”
“如果你悬崖勒马，还会做错事吗？”我问。
“我既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乔纳说，“我总觉得自己会昙花一现，先是名噪一时，继而被人遗忘。所以，我得抓住时机，孤注一掷。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这听起来怎么像是我在跟心理医生剖析自己……危险而不计后果的野心。不安加上野心，你就没法对一些事说‘不’了。然后，有一天，你收到一封邮件，说你引用迪伦的话里有四处（其实是六处）既说不通，也找不到出处。你突然意识到，这几句话是自己三年前写新书策划案时编出来的。你太懒又太蠢，都没检查一下。我只希望，非常非常希望，当时有勇气给那本书做一次事实审查。但做过的人都知道，那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故事越看越平淡无味。你还得抓出自己所有的错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犯下的……”
“所以你忘了书里有编造的引言？”我问。
“‘忘了’对我来说太客气了，”他回答，“我不愿意想起来，所以什么也没做。我写得挺好的，何必检查呢？”
“所以你粗心了？”
“我不想只赖自己粗心，”他说，“我既粗心又不老实，既粗心又撒谎，为了掩盖粗心而撒谎。”
我之前想过，告诉乔纳演说辞很棒，或许不是个好主意。其实，那篇稿子我在飞机上足足看了三四遍，因为他写得真是挺晦涩的。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注意力不够集中，还是因为乔纳的措辞太过深奥。但和所有记者一样，我热爱独家新闻，因为独家新闻可以让你远离失败。我觉得，只有说演说辞很棒，他才可能接受我的采访。
“我真的很努力了，”乔纳说，“我演讲的时候盯着直播屏，看大家的推特评论……有人说，拿联邦调查局做类比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但我不是在耍花招，这是我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显然，这么做是个错误。但是……”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
“那个直播屏！”
“我在试着道歉，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我觉得必须屏蔽掉一些情绪才行。”
“你印象最深刻的推特评论是哪条？”
“不是那些污言秽语的恶意评论，因为它们很容易忽略掉，”他说，“我最难忘的是那些含沙射影的评论。”
“比如什么？”
“我不想说……”
乔纳说，他不知道自己的道歉为什么让大家如此愤怒。我说，可能是因为这次道歉和他过去演讲的风格太相似了。人们期待看到他做出改变。由于不用担心遭到报复，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设想成不知羞耻的怪物。
“他们不想看你理智应对，”我说，“只想看你情绪爆发。如果你能更感性一点，他们可能会支持吧。”
乔纳叹了口气。“那么做也许是更好，”他说，“但我不想在讲台上耍心眼。这不是我想跟全世界、跟推特上所有人分享的事。我不想谈这件事怎么毁了我。这是我需要自己面对的，也是我爱的人会帮我面对的。但我不想在网络直播的演讲里谈到这些。”
“为什么呢？”我问。
“哦，天哪，我不知道，”乔纳说，“你会这么做吗？”
“我觉得会。这或许意味着，我比你更有可能熬过去。”
“那么，乔恩·罗森的道歉演讲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怎么说？”
“好吧，我会说……嗯……我……大家好，我是乔恩·罗森，我想公开道歉，因为……”我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我会怎么说呢？我清了清嗓子，“希望每个人都能知道，我真的很难过……”
乔纳耐心地听着。我停了下来。虽然只是假装道歉，但我已经觉得不堪重负了。更别提这还只是开场白了。
“这是我最可怕的噩梦。”我说。
“是啊，也是我的。”
※
四个月过去了，寒冬变成了初夏。出人意料的是，安德鲁·威利突然在纽约出版界活跃起来，到处发送乔纳·莱勒的新书策划案。那本书名叫《关于爱情》（A Book About Love）。策划案很快就流进了《纽约时报》手里。乔纳在其中描述了自己“收到电话留言时的战栗”。
我被揭穿了。我抱着垃圾桶吐了一会儿，然后哭了起来。为什么我会哭？因为我为掩饰自己的错误撒了谎，被人抓住了把柄。很显然，二十四小时内，我就会掉进深渊。我会丢掉工作，声名狼藉。我个人的耻辱将呈现在公众面前。
乔纳离开圣路易斯回到洛杉矶时，外套和衬衫上“沾满了汗水和呕吐物”：
我打开前门，脱下脏衣服，伏在妻子肩头哭了起来。妻子很关心我，同时也很困惑：我怎么会这么粗心？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乔纳·莱勒的新书策划，《纽约时报》，2013年6月6日
纽约媒体都表示，他们不关心乔纳的痛苦。“对这位忍不住抄袭的老兄来说，用‘垃圾桶’这个老梗实在太可笑了。”高客传媒的汤姆·斯柯卡写道，“很简单，你要么提供呕吐的具体时间地点，再找两个目击证人，要么还是省省吧。”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Slate》杂志的丹尼尔·英格博宣称，他花一天时间检查了乔纳的策划案，发现了抄袭的痕迹。
乔纳不会真的这么粗心吧？
认真读过英格博的文章后，我觉得事态并不是很明朗。“在谈到怎么才能拥有美满婚姻的一章里，”英格博写道，“有些地方可能抄袭了一篇不久前发表的同题材文章，作者是莱勒在《纽约时报》的前同事亚当·高普尼克。”
高普尼克：1838年，达尔文首次想到婚姻，写下了一系列探讨婚姻的文字，就像做科学研究一样列出了婚姻的利弊……根据他的总结，婚姻的好处包括得到一个“永恒的伴侣和老去后的朋友”。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理由，那就是一个妻子“总比一条狗好”。
莱勒：1838年7月，查尔斯·达尔文在做科学研究的笔记本上探讨了婚姻的可行性。他很快列出了一个清单，分析了“结婚”和“不结婚”的理由。婚姻的好处很简单：可以生孩子（“如果这么做能让上帝满意的话”），被人照顾有益健康，可以享受“永恒的伴侣（老去后则成了朋友）”带来的乐趣。此外，“一个妻子总比一条狗好”。
高普尼克：达尔文夫妇的结合几乎可以说是理想婚姻。
莱勒：这对一段关系来说可能不是个良好的开端，但达尔文夫妇的结合可以说是理想婚姻。
还有一些类似的段落。英格博不太确定这是否构成抄袭，“可能他修改了语句，刚好不构成抄袭”，也可能两人有同样的资料来源。“莱勒在注释中指出，此处参考了德斯蒙德和摩尔1991年出版的《达尔文传记》第661页。欢迎拥有此书的朋友查证”。
但即使这不是抄袭，英格博还是“确信莱勒狗改不了吃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会不断炒冷饭，新瓶装旧酒”。
在我看来，无论乔纳是否承认犯过某些错误，他都赢不了。不过，《关于爱情》即将由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上市时间跟我这本书差不多。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这本书能否带给他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