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社會建構論、關係論與格根筆下的心理學存有論
書序作者：宋文里
肯尼斯．格根教授在1985年因為一篇題為〈現代心理學中的社會建構主義運動〉（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的文章發表在美國心理學協會（簡稱APA）的旗艦刊物 American Psychologist 之後，有長達二十多年之久一直被認為美國心理學中「社會建構論的代表人物」――但這說法有點語病，只要我們轉往另一個理論關鍵詞「關係論」（relationalism），也可發現，同樣一位格根教授，也可被視為「關係論的代表人物」。那麼，格根到底代表了什麼？
格根拿的博士學位是社會心理學。但他在拿到學位後不久發表的一篇文章〈社會心理學之為歷史〉（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 1973）幾乎立刻引起心理學界的騷動，也好像把心理學（特別是實驗心理學）的招牌給扯掉了──他和當時一些少數的「基進派」（radicalists）一起改寫了心理學的定義。心理學不是在個體人身上取出種種變項（variables），並利用各變項間的數理關係來呈現「心理現象」的學問，而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學科本都可以說得通的學問，就只有心理學主流中一直堅持的那套「個體．變項．現象」之論最是不通，最不足以稱為心理學的定義。
我在1990年代開始企圖尋找心理學主流「之外」的心理學，雖然我對於心理學這門學問，是打從我在大學時代（1970）進了一個心理系之後，不到一學期就已經醞釀出滿肚子的不滿了。但在那時代，台灣的學術界可能還不太知道整個知識狀況的歷史中一直有典範轉移的問題，也就是知識可能因為「革命」而導致目標、方法，甚至表達形式的整個翻轉。從七〇年到九〇年，那就是二十年，我的知識生涯在不知「知識革命」為何物的情況下，只能苦心孤詣地在不滿中尋尋覓覓，至少在後面十年中，我好像在美國的圖書館裡零零星星看見了一些「之外的心理學」身影――後來，我的九〇年代作品果然被本地的心理學界歸在「另類心理學」的類別中。
回頭來看格根的心理學，那就可以清楚看出，他比起我們（譬如說，台灣）要早出二、三十年（看怎麼算法）就開始朝著某種的「另類心理學」而發展，雖然開始時他自己還不太清楚那「另類」到底該準確地稱為什麼――整個美國的學術界也還不知道。這情況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發生轉變。「後現代」（postmodern）這個稱謂開始從歐洲輸入，取代了許許多多「另類」的名號，並蔚為風潮。心理學是在諸多學門中受該風潮影響較晚的一門。有很多緣故，在此不容細說，但看格根那篇〈社會建構主義運動〉的發表年代來看，就可約略窺知「心理學的後現代」至少比起社會科學中的傳播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要遲得多。
「社會建構論」、「關係論」云云，其實都和「後結構主義」一樣，是屬於「後現代主義」潮流之中的一些支流。格根在這本捨棄「社會建構論」而徹底闡揚「關係論」的著作中，至少向讀者顯示了，他的知識型態是在全面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之下的發展。他在本書的序曲章中提了一下，但之後就再也沒使用「後現代」這個字眼。那麼，「關係論」和「社會建構論」究竟有何關係？是兩種相似的理論？或是不同的論述方式？從本書書名「關係的存有」之中，也許可約略看出一些端倪――關係論比較著重的層次是存有論（即本體論），而社會建構論則偏重於知識論（或知識社會學）。這是同一種用來產生基進論述（radical discourse）的知識型態，是一體兩面的關係。我希望對此來作點說明，或可稍解讀者們的疑惑。
格根以「社會建構論」為名寫下兩本書，但另外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學者合作編輯了將近十本論文集；以「關係」為名則寫了三本書和十幾篇文章。這兩者的交集顯現在一本書上，就是《現實與關係》（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Soundings in Social Construction）。事實上，社會建構論最早的出現應是 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合寫的《現實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1966）。格根自己也在本書中承認這個知識源頭。「現實的社會建構」不就是「社會現實的建構」嗎？而什麼是社會現實？無非就是人的社會關係！
在這本《關係的存有》中，「社會建構」一詞確實是銷聲匿跡了，但換個方式來說，以關係（relation, relationship）作為存有的本體──也就是讓認識論朝著存有論移動──其意思正是要以關係存有來取代個人和社群本體，因此，整套心理學個人主義（也包含社群主義）在此需要以重重的辯解來加以解構和重構：心理學的「心」再也不是藏在人心、內心，而是存在於關係中，不再是隱而不見的東西，不再需要另外製造各種變項（諷刺的是：心理學也常把各個變項稱為「建構」――「構念」或「構想」），並且用統計歸納與統計推論來加以估算。關係論的建構即是在關係發生的過程中，以關係主體的一方來體驗與他方的交往，進而形成互為主體，讓個體中心和社群中心的觀念可以完全轉換過來。關係的本質是直接體驗而不是間接估算。但不論直接或間接，都可以叫做「建構」，這是心理學本身的題材所造成的模稜兩可現象，因此，心理現象確實很容易在各說各話中，陷入知識的矇混狀態，但是，心理學的學習者卻不能再如此混下去：每一位對知識本質夠在意的人，必須做出選擇。
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有幾位先讀到書稿的先進們曾提議把「關係的存有」（Relational Being）這書名改為「關係性的存有」。我認為在經過上文的解釋之後，大家該考慮的是在中文（現代漢語）的用法上，是否能體會「關係的存有」實意謂「關係的本體」（在希臘文中，本體論［ontology］就是存有論，本體［to on］這個字根確實可以換譯為存有［being］），換言之，就是「以關係為本體」的意思，因此「關係性的」一詞就顯然是畫蛇添足了。至於本書的副標題，作者用“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而在書中，他所念茲在茲的大哉問就是要把我們過去對於「自我–自己–個人」以及「社群–我群」的觀念全部予以揚棄。「個己主義∕我群主義」在他看來，已經危害人類長達四世紀以上──從啟蒙時代開始，風起雲湧的推翻王權（帝制）浪潮，雖然好像帶來民主體制的大勝利，但在知識發展上，啟蒙時代的思想被過份偏狹的「主義」所壟斷，直接把全球一起逼入「現代性」（modernity）的死胡同。這看似進步實則退化的人類情境（human condition）應該就是作者苦心孤詣要面對的大問題。
格根在本書中再三再四地使用論證、呼籲，加上旁敲側擊的引述、描述等各種手法，就是要讀者和他一起來脫胎換骨，把自以為是的自我拋開，把更振振有詞的我群看穿其私心自用的目的，於是，超越現代性的桎梏方為可能。超越之後會取而代之的就是以關係為本體的「關係存有」該誕生的時刻――雖然，這「誕生」也可視為「重生」，因為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以關係作為存有本體，本非什麼新鮮的觀念，更不是史所未見的生活實踐方式。要明心見性直指問題核心的話，幾乎可以說：和科學一起並駕齊驅的文學∕藝術∕宗教，本來就蘊含著關係存有的本質――說得更徹底一點，就在現代性的科學主義（scientism）∕科技掛帥之外，科學實踐的本身也不是個人主義可以扛得起的文化大業。沒有關係，就沒有文明（也就沒有科學）。啟蒙以來所崇拜的偉人∕英雄永遠是在有一套相互參照的關係匯流（coordinate / relational / confluence）中才得以出現的──亦即「時勢造英雄」，但其逆不真。「其逆不真」不只是邏輯的問題，但確實是個論述建構現象。（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