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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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亞隆
心灵工坊 2018-1

20 維也納小住

維也納在我的心目中始終佔有重要地位,它是佛洛伊德的出生地,是心理治療的搖籃。我遍讀佛洛伊德傳記,每想到這座名城孕育過那麼多自己喜愛作家──包括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佛朗茲‧韋爾(Franz Werfel)、亞瑟‧史尼茲勒(Arther Schnitzler)、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及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我總是覺得格外親切。因此,一九七○年,史丹佛給我一個機會,要我到史丹佛的維也納校區大學部教一個暑期班,我立刻就接受了。這次異動對我來說絕不簡單,我有四個孩子,當時分別是十五歲、十四歲、十一歲及一歲。與我們隨行的還有一個二十歲的鄰居,女兒的好朋友,她將與我們一同住在學生宿舍,照顧我們最幼小的孩子班恩。我欣然接受與史丹佛大學部同仁工作的機會,至於瑪莉蓮,任何到歐洲小住的機會,她永遠樂得抓住。

生活在佛洛伊德住過的維也納市中心,感覺真是美妙無比。我投入他的世界,漫步他走過的街道,去他上過的咖啡館,到佛洛伊德住過四十九年的家,伯格斯十九號(Berggasse 19),傻傻地看著那棟沒有門牌的大公寓建築。多年之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基金會買下這棟房子,成立佛洛伊德博物館,用一塊紅色橫額醒目地標上,開放遊客參觀。我當年去的時候,沒有任何標示說明他曾經在這兒生活、工作過,倒是其他有名,甚至只是小有名氣的維也納人,市政當局都在其住處立了銅牌,多達二十餘處,其中包括莫札特住過的好幾個地方,獨不見佛洛伊德生前的生活痕跡。

憑弔佛洛伊德的故居,走過他走過的維也納街道,三十年之後,在我寫小說《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時,都派上了用場。憑著當年的記憶及拍下的照片,我與尼采及維也納名醫約瑟夫‧布雷爾(Josef Breuer)──佛洛伊德老師──的會面場所栩栩如在目前。

我在維也納的主要工作,是在史丹佛大學部教授佛洛伊德的人生與作品。我所準備的四十堂課,後來都成為我往後十五年對精神科住院醫師教授「理解佛洛伊德」的底稿。我常向學生強調,佛洛伊德不僅開創了精神分析(在今天所有的治療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而且也是心理治療整個領域的開創者,佛洛伊德之前,不曾有過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療。對於當代正統的佛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儘管我多所批評,但對佛洛伊德的原創與勇氣卻始終尊崇,做治療時,也總是把他放在心裡。舉例來說,最近有一個新病人,對自己家人存有淫穢的妄想,並深為所苦,我馬上就想到佛洛伊德說過,這種難以排除的妄想往往是怨恨在作祟。而今,佛洛伊德居然這樣就過時了,我其實蠻覺得可惜。正如我在《生命的禮物》(The Gifts of Therapy)中其中一章章名:「佛洛伊德也有對的時候。」

在我離開史丹佛前往維也納之前,有兩件大事使我深感痛苦。其一,一位知交因腎臟癌過世,令我震動不已。艾爾‧衛斯(Al Weiss)是我在史丹佛認識的住院醫師,最重要的是,他是我鏢槍射魚的好搭檔,我們一起去過下加利福尼亞旅行。

另一件事情是,出發前一天去看牙齒,牙醫師在牙齦上發現一處可疑的傷口,他做了切片,說在我到了維也納之後會接到病理報告。當時,我正讀到佛洛伊德罹患致命的口腔癌,可能是抽菸太多所致,因此,對自己抽菸的習慣也起了戒心:我多數時間抽煙斗,收集菸斗,每天選不同的抽,尤其喜歡巴爾幹索布拉尼菸草(Balkan Sobranie)的香氣。在維也納等報告時,一想到自己有可能罹患了殺死佛洛伊德同樣的癌症,整個人便變得極端焦慮。

在維也納的第一個星期,我斷然把菸戒了,結果卻導致睡眠困難,含吮咖啡口味的硬糖,一袋接著一袋以解口饞。終於,牙醫師拍電報來,說我的切片是陰性。但不管怎麼說,在等待家人來到的那段期間,喪友之悲仍然籠罩。我試著強迫自己工作──我提早一個星期抵達維也納,為四十堂課預作準備,但仍舊焦慮不已,於是決定尋求協助,本來想要找一位傑出的維也納治療師做諮商,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Frankl),《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的作者,但他的電話答錄說,他到海外演講旅行去了。

等妻子和孩子來到,我安定下來,越來越覺得自在,在維也納與史丹佛學生共度的三個月,為一家人都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兩個大孩子每天和史丹佛學生接觸,尤其過得愉快充實。我們每一餐都和學生一塊進食,包括慶祝兒子班恩周歲的那一頓,大蛋糕搬上桌子,全體學生齊唱「生日快樂」,女兒夏娃則抱著將他高高舉起。瑪莉蓮分別帶每個孩子到薩赫酒店(Sacher Hotel),一人一塊聞名遐邇的薩赫蛋糕,是我所嚐過最棒的人間美味。

學生班級旅遊,我們跟著去過兩次。第一次是沿多瑙河而下的船遊,但見沿岸向日葵花盛開,燦爛多姿,機靈地隨著天上太陽的足跡轉動。一天結束,船抵布達佩斯,在俄羅斯人佔領之下,雖然灰暗肅殺,但仍不失其迷人的魅力。然後是學期結束,我們又隨同班級搭乘火車前往薩格勒布,並在這裡與學生揮別。把孩子留在史丹佛宿舍,交給保母,瑪莉蓮和我則租一輛車,花數天時間驅車南下,沿著美到令人難忘的達爾馬提亞海岸直至杜布羅夫尼克,轉而穿越恬靜的塞爾維亞鄉間。

在維也納期間,儘管全副心力都放在課業和學生身上,但若說抗拒得了那兒的文化寶藏卻是絕不可能。瑪莉蓮當我的嚮導,領著我參觀貝韋德雷博物館(Belvedere Museum),介紹我認識克林姆及席勒的作品,連同文生‧梵谷,兩人都成為我最愛的畫家。儘管從未和我的德國出版社提到過克林姆,多年之後,他們出版我的著作的德文譯本,幾乎全都是用克林姆的作品當封面。

在蔥翠蒼鬱的城市公園裡,孩子們散步,小心翼翼,絕不踏上草坪──年長的維也納婦人會罵人的──在城市四周的樹林裡,他們健行,逢人就聽到親切的招呼聲:「Gruss Gott」。當然,我們去歌劇院,看了一場《霍夫曼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n),演出令人難忘。維也納有著豐盛的傳奇景觀,最近才從納粹的禁制中從新開放。而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四十年之後,這個城市會頒獎給我的一本書,免費發行十萬本,舉辦長達一個星期的慶祝活動。

維也納小住接近尾聲,終於和維克多‧法蘭可在電話裡接上了線,我自我介紹,說是史丹佛精神病學系教授,為一些個人問題所擾,需要協助。他說他十分忙碌,但同意當天下午晚些時候見個面。

法蘭可,矮小、白髮、有魅力,友善地在門口接待我,立刻對我的眼鏡產生了興趣,當場就跟我打聽製造廠商,但我毫無概念,取下來交給他。這副眼鏡的鏡框是便宜貨色,在加州一家名叫「四眼」的連鎖店買的,稍微檢視之後,他便覺得索然。倒是他自己那副鐵灰色的鏡框十分好看,我這樣對他說,只見他微微一笑,引我進到客廳,舉手一揮,指著一排巨大的書櫃,滿滿都是他那本《活出意義來》的譯本。

在客廳有陽光的角落裡坐下,法蘭可打開話匣,說他無法談得太久,他昨天剛從英國旅行回到家裡,回書迷的來信到凌晨四點,但我卻覺得怪怪的,他擺明了是要讓我感覺到他的重要性。此外,他根本不問我為什麼找他,卻對曾經拒絕承認他貢獻的史丹佛精神病學圈子表示高度興趣,問了許多問題,隨即話題又是一轉,說起維也納精神病學界的僵化,拒絕承認他的成就。我開始覺得自己掉進了「瘋赫特的茶會」(Mad Hatter’s tea party):我來找他做治療諮商,他卻為了自己未能受到維也納業界的尊重向我來尋求慰藉。我們整個療程的剩餘時間全都是他的訴苦不斷,關於我來的原因卻完全不問。第二天,我們第二次會面,他提出一個問題:史丹佛是否可能邀請他到加州向精神病學系師生發表演講。我答應他我將盡力安排。

《活出意義來》,寫於一九四六年,好書一本,動人心弦,激勵人心,全球擁有百萬讀者,迄今仍是心理學方面的暢銷書。書中法蘭可敘述他在納粹大屠殺期間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他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因與動力──決心將自己的故事與全世界分享。他有關生命意義的演講我聽過好多次,他,確實是個優秀的演說家,隨時不忘傳達激勵人心的話語。

但話又說回來,幾個月後他到史丹佛的造訪還真是問題多多。他偕同妻子來我家拜訪,對他來說,加州那種不講究形式的文化顯然令他極不痛快。有一回,我們的互惠生,一個年輕瑞典女孩,和我們一同住,幫忙照顧孩子,哭著跑來找我們,說法蘭可責罵她,為的只是他要喝茶,她用的杯子是陶杯而不是磁杯。

他為史丹佛住院醫師做一次臨床示範,結果變成一場災難。他的意義治療示範,大體上來說,包括十至十五分鐘的詢問,確定病人的生命意義,並以威權的模式將之加諸於病人。示範性的訪談正進行中,一個住院醫師,大概是比較桀傲不馴,一頭長髮、穿著涼鞋,站了起來,大搖大擺走出診療室,口中唸唸有詞:「這不人道!」那一刻,真是糟到了極點,大家都束手無策,再多的道歉也無法撫平法蘭可的心情,只見他反覆要求,這名住院醫師的這門課必須當掉。

有好幾次,我只是想和他做些反饋,但他總是將之看成有害的批評。他離開加州後,我們時常通信,一年後,他寄來一份手稿,請我批評指教。其中有一段,非常詳細地描述他在哈佛的一次演講,聽眾起立鼓掌五次之多。儘管他要我提出看法,我卻躊躇再三,內心折磨了好一陣子,決定實話實說。我的回覆盡量把語氣放緩,寫道,花這麼多的筆墨在聽眾的鼓掌上,恐怕會分散了讀者對他演講內容的注意,同時會讓有些讀者以為你這個人太在乎掌聲。他立刻回覆說:「歐弗,你這就不明白了──你不在現場,他們的確起立鼓掌五次。」縱使最優秀的人,對於自己的創傷與渴望讚揚,一樣不時盲目。

漢斯‧史坦納教授(Professor Hans Steiner)是史丹佛的同事兼好友,就在最近,我閱讀他一九六○年代在維也納醫學院求學時期的自述,讓我看到了另外一面。身為學生,漢斯對維克多‧法蘭可的印象極端正面,按照他的說法,他是一個傑出的老師,相對於維也納精神病科其他老師的僵化,他覺得他的療法具有創意,有如呼吸清新的空氣。

多年之後,維克多‧法蘭可和我同時受邀在一場大型精神治療會議講話,我出席了他的演講,他談的是《活出意義來》。一如往常,他征服了聽眾,贏得如雷的掌聲喝采。事後我們見面,他和妻子艾莉娜爾(Eleanor)熱烈擁抱我。又是多年以後,撰寫《存在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時,徹底重溫他的作品,對於他在我們這個領域裡的創新與基本貢獻,我有了比以前更加深刻的瞭解。莫斯科有一所心理治療研究所,設有意義治療博士學位,不久前我去參觀,一幅維克多真人尺寸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凝視著照片,我突然體會到,他的勇氣何等巨大,他的痛楚何等深沉。讀他的書,我知道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的恐怖對他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但早年我們在維也納與史丹佛交會時,我卻準備不足,未能充分與他共鳴,或給予我可以提供的支持。後來,在我與這個領域中其他重要人物的關係上,譬如羅洛‧梅,我便未再重複這種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