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析了霸权，介绍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再生、经济再生，日常学校生活中的经济学与控制，课程历史与社会控制等，反映了在相当多的国家中那些数以百万计的、被剥夺了真正享受自由民主的学校教育基本人权的人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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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美）阿普尔 著，黄忠敬 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9787561727713
定　价：23.00元

序

迄今为止，我们对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注，基本上集中于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即集中于对怎样的课程是好课程，怎样设计、编排好课程，怎样制定和编写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科书等的关注上。
    我们知道，课程思想和课程实践的历史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工业革命以前，一个是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虽然不同文化的哲学理念和社会理想不同，但是他们都很关心教育的工作，都努力构建了一整套认为是最好的课程内容去影响下一代。在这过程中尽管政权不断更迭，具体内容也不断变化，但课程的本质特征是不变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象征性的身份标识价值超过功用性的经济实用价值。工业革命以后，竞争与效率成为时代的主题，旧的文化价值受到了无情的挑战。从培根开始，实用的(科技)知识逐渐受到社会的追捧。及至19世纪的斯宾塞，终于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从此分类的科学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课程核心和制定课程的根据。课程改革也就成为适应科学革命和社会意识形态而作出的种种变化。这种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精英共同认可的课程内容构成了社会的强势文化。与这种强势文化相左或相异的文化都难登大雅之堂。这就出现了“文化霸权”现象。文化霸权的渗透力并不在于强势文化受到公开的推崇，尽管我们不能小看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思想偏见、管理需要的巨大作用，而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全盘接受了它，习惯了它，内化了它，喜爱了它，会从思维上、语言上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它。文化霸权的无孔不入并不在于有形力量对霸权的维护，而在于无形力量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都已经有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性，语言绝对不是随心所欲的思想工具，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当我们学会了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特定的思想的轨道。
    但是，这种霸权显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并不是对人的生命力多方面发展都有利的，毫无疑问，并不是对人类的发展都有利的。什么才是有利的呢？课程内容如何超越这种霸权呢？《意识形态与课程》的作者阿普尔比照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能成为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吗？
                                                                       袁振国
                                                                    2001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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