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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过是无照经营墓地”
一只蝎子和一只青蛙坐在河岸边，它们都需要过河到对岸去。
“您好，青蛙先生！”蝎子在芦苇丛中喊道，“您愿意行行好，让我骑在您背上过河吗？我到河那边有要事要办。河水太急了，我没法游过去。”
青蛙立刻警觉起来。
“噢，蝎子先生，”它回答说，“您有要事要过河到对岸去，对此我深表理解。不过您的要求就需要斟酌了。您是蝎子，您的尾巴上有一根大毒刺，一旦您骑到我背上，您就会本能地蜇我。”
蝎子早就料到青蛙会拒绝，于是反驳说：“亲爱的青蛙先生，您有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很显然，蜇您对我也没有好处啊。我真的需要到对岸去。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伤害您的。”
青蛙勉强地相信了蝎子，它让这只巧舌如簧的节肢动物爬到了自己背上，然后一跃而起，跳进了水中。
开始，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可是游到河中央，青蛙突然感觉背上一阵刺痛，余光一瞥，它看到蝎子缩回了毒刺，怕被它看见，继而一阵麻木的感觉瞬间蔓延到它的四肢。
“你这个蠢货！”青蛙呱呱大叫，“你说过你要到河对岸去，有要事要办。现在我们都完了！”
蝎子耸了耸肩，在青蛙背上抖了抖，与青蛙一起慢慢下沉。
“青蛙先生，”它无所谓地说，“您自己说过的，我是蝎子，蜇您是我的本能。”
话音未落，蝎子和青蛙一起消失在浑浊的急流中。
“我不过是无照经营墓地”
1980年，美国著名连环杀手约翰?韦恩?加斯（JohnWayneGacy）在法庭的受审席上。一声叹息后，他说：“我不过是无执照经营墓地。”
他经营的确实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墓地。从1972年到1978年的六年间，加斯至少虐待和谋杀了33位青年男性，这些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8岁，加斯把他们的尸体放在了他住所的供电管道下。其中一个受害者罗伯特?唐纳利（RobertDonnelly）起初逃脱了，后来又被加斯抓了回去，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这个受害者乞求加斯：“你就结果了我吧。”
加斯困惑了一下，说：“我考虑考虑吧。”
我曾亲手拿过加斯的头颅。他于1994年被执行注射处决，之后他审判时的被告证人、世界顶尖连环杀手研究专家海伦?莫里森（HelenMorrison）博士在芝加哥医院协助对其验尸并取走了他的大脑。开车回家的路上，加斯的头颅在莫里森车椅上的一个小玻璃缸里摇来晃去。她想弄明白这个头颅与一般人的大脑究竟有什么不同，是受了损伤、长了肿瘤，还是患有疾病，导致加斯如此与众不同。
研究结果显示，这颗头颅不存在任何异常。
几年以后，我到莫里森在芝加哥的办公室跟她喝咖啡，聊起这件事，问她后来有什么重大发现没有，研究的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异常。
“没有任何异常是不是意味着，”我问她，“我们实际上都是精神病态者？我们每个人都潜藏着强奸、杀人和施虐的倾向？如果我的大脑与加斯的大脑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莫里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道出了神经科学领域最基本的真理之一。
“死亡的大脑和活着的大脑是完全不同的，”她说，“从表面上看，人和人的大脑没什么不同，而事实上不同人的大脑，功能完全不同。就是在开灯和关灯的瞬间，大脑的功能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如此才能维持大脑整体功能的平衡。加斯是个极端的例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他的行为，比如大脑受到损伤，或者其他什么异常，但是没有，一切正常。问题复杂，让人难以理解，其中必定隐藏着奥妙。比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
能有偶然性的经历使得他的大脑回路和化学物质产生了细微变化，从而使他以后的行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那天莫里森的话点醒了我，“行为上的结构性变化”使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罗伯特?黑尔（RobertHare）的故事。黑尔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Columbia）的心理学教授，世界精神病态研究的顶尖权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向一家学术期刊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其中就包括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辨识词汇时的脑电图成像。黑尔让他的实验对象看了一系列的字符串，让他们尽快判断这些字符串里是否包含某个单词。
结果令人惊讶。非精神病态者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比如cancer（癌症）或rape（强奸）的识别速度远远快于中性词，比如tree（树）和plate（盘子），然而这一现象并不存在于精神病态者身上。于他们而言，情感未参与其中。
那家学术期刊拒绝刊登这篇论文。据审稿人说，拒绝的原因并不在于论文的结论，而是一些脑电图成像很反常，不可能来自于真实的人。然而，它们确实是真实的人的脑电图成像。和莫里森的谈话激发了我对精神病态者谜一样的大脑的兴趣，我又去曼哈顿访问了黑尔。我问他那个传言是真的吗，如果论文真的被打回来了，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大脑一共有四种波段，”他对我说，“β波是高警戒状态，从α波到δ波是深度睡眠状态，其间不同的波段显示了大脑在不同时间脑电波的波动水平。我们正常人处于昏昏欲睡或者思考和睡着的状态中，大脑处于θ波段，而精神病态者则是在清醒状态甚至亢奋激动的时候也会出现θ波……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语言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感情参与其中。一个精神病态者也许会说‘我爱你’，可实际上对他而言，这句话与‘我想要一杯咖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精神病态者也能保持冷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追逐报酬和敢于冒险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大脑‘开启’得比我们少。”
我又想到了加斯，还有与莫里森博士的谈话。“见鬼去吧！”每次加斯进入他杀了人的房间时都会这样说。
加斯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他是当地社区的重要人物，甚至与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合过影。他将蛇蝎般阴暗的一面用招人喜爱的外表掩盖起来，蜇人才是他的本性，而他还是会说服你，让你相信他不会蜇你。
他们不在乎世界的逻辑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曾观察过精神病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你不可不知的说服心理学》（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一些格林无意中发现的有趣结果。比如，共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
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五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身。幸好你可以扳动方向闸，让火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五个人。然而另一条支线上也有一个人，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个人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方向闸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做出决定。虽然扳动方向闸的后果算不上好，但功利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五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动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Thomson）提出的。
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火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五个人困在铁轨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火车，从而让那五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一条命挽救五条命），但这次做出抉择我们更谨慎紧张。原因何在？
格林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他认为，案例一属于“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是大脑前额叶及后顶叶皮层（特别是前扣带回皮层、颞极和颞上沟）中主要与冷静的客观体验有关的部位，也就是主要负责推理和理性思维的部位。而案例二则属于“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病态者在遇到案例一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中的问题，精神病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1，然后向你提出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病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病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对里德?梅洛伊和肯特?贝利这样的理论学家来说，区别出了“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们观察别人时“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对别人的感受进行机械、客观的推算——之间的差别，不啻为一个好消息。
前者过于感性，精神病态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后一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观、冷静判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符号处理，而不是情感共生——这也是老练的猎人和读心者都具备的认知技能。不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类的竞技场上也是一样，但精神病态者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凭借一个共情引擎，就能比拥有两个共情引擎的人飞得更好。当然，这只是他们具有超强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对罗宾?邓巴来说，区别出“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当然也是好消息。如果他不是在研究狂武士，你有时候能在莫德林学院（MagdalenCollege）的教员办公室里找到他。一天下午，在一间橡木凹室里，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环视四周的回廊。我跟他讲了火车实验及其所显示出的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大脑差异，他对这个结果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维京武士大受欢迎。而狂武士也不是好惹的，不过他们不会做什么有损于他们声誉的事。他们也有自身的职责，即比一般的维京武士更残酷无情、更冷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给狂武士的大脑连接上脑部扫描仪，向他们提出火车难题，我很确定，得到的结果会与精神病态者的完全一样。那个被推下天桥的大胖子注定会名垂千古。”我在一块司康饼上涂了点儿黄油。
“我认为，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些特别的人，来为另一些人收拾烂摊子，”他继续说道，“有些人并不害怕做艰难的决定、问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他们甘冒风险。历史赋予这些人的使命决定了他们并不会成为你想坐下来一起喝杯下午茶的人。你要不要来点儿黄瓜三明治？”
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巴特尔斯（Daniel Bartels）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的戴维?皮萨罗（DavidPizarro）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还拿出了研究结论来证实这一点。研究显示，90%的人都会拒绝将陌生人推下天桥，虽然他们很清楚只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洁癖，死亡人数就会只有原来的1/5。还有10%的人是没有道德洁癖的少数派，他们主宰他人的生死却少有悔意。这不择手段的少数派都是些什么人？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向200多名学生提出了火车问题，让他们按照4个等级对是否支持将那个胖子推下天桥打分，看他们有多“功利”。另外，这些学生还要回答一系列人格测试题目，用以测量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病态水平。其中包括诸如此类的说法：“我喜欢看打斗场景”和“控制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同意或不同意，按照1~10打分）。
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很想知道，精神病态和功利主义，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分析显示，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解决火车问题（将胖子推下天桥）和一种重要的病态人格类型有非常显著的关联。至少根据罗宾?邓巴的预测，从金钱方面来考量，还是很划算的。然而，就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从总体上看，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Mill）这两位19世纪确立了功利主义理论的英国哲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好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道德与立法之根本。”这是边沁的一句名言。
而继续深入研究，一个更棘手、更怪异、更黑暗的画面就会出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选择，一种危险的道德激流。例如，起草法律、发掘其中的道德准则都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使是简简单单的彩票抽奖，某些团体或组织也要为了“更大的利益”勒紧腰带。可是谁有资格来决定这一切呢？巴特尔斯和皮萨罗或许已经在实验室里找到了一种理想模式。
在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样呢？精神病态者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