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跨界的年代：乔布斯跨了科学和艺术的界，把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变成了艺术品；社会网络研究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把属于传统的定性研究的社会学变成了纯粹的数据科学；扩展现实(Augmented Reality)更是跨了真实和虚拟的界，人们越来越难以分清，从谷歌眼镜里看到的哪些是真实的外部世界，哪些是虚拟的数据……
今天，对大众而言，最重要的跨界是：计算机、互联网正在跨进原来只属于人类的世界。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智力问答游戏中战胜所有人类取得了冠军；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加州获得了上路驾驶的实验牌照：微软正式推出了计算机全自动同声传译系统……一夜之间，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发明、我们最重要的帮手，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电影《终结者》也似乎已经从虚幻变成了预言。
面对这样的跨界，悲观者有之，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Carr)的《浅薄》(The Shallows)一书认为，互联网正在使我们变得肤浅；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字经济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进一步描述了大量职业被机器替代的惨淡前景。不过，在他们的新书《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and Machine Age)中，他们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乐观者也有之，《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在《比你想象的更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认为，机器不是人的对手，而是人的伙伴，因为人的创造力、模糊判断能力等技能仍然是机器人所不具备的。进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伯托．曼戈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响亮地喊出了：“人类就不该做机器能做的事情。”他认为，机器智能的提升恰恰是促进人类进一步激发潜能、发挥创造力的最大动力。
不管乐观还是悲观，我们都应该承认，计算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生活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30年前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不是简单的一种，而是由8种相互独立的智能构成的。它们分别是：语言智能、音乐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智能、自省智能、交流智能和自然智能。其中，其他7种智能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仍然非常重要，只有自然智能已经变得像盲肠一样，成了对人类而言可有可无的东西。“会不会在森林里迷路”再也不是自然选择的条件之一了。
与森林等自然环境的境遇相反，计算机和互联网正在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新环境。和与自然接触会产生自然智能相同，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接触会产生机器智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思考的机器，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驾驭机器的智能)、网络智能(不是网络里产生的群体智能，而是人们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的智商高低，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就像深入了解自然才能提高自然智能一样，深入了解我们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不仅仅简单地把对方当成冷冰冰的机器，才能提高我们的机器智能和网络智能。因为，机器和网络也像人一样，有很多复杂的特性需要了解，更重要的，我们在与机器和网络互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细微的、和别处完全不同的感情，这些感情会进而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策、我们的智能。
雪莉‘特克尔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博士。她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人与计算机、人与互联网互动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等前沿问题，相继出版了探讨人与机器的互动与心智融合的《第二个自我》(The Second Serf)和探讨人类的网络虚拟身份的《虚拟化身》(Life On the Screen)等一系列书籍。
今天，这本《群体性孤独》更是把这两大领域内的最新发展以及特克尔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读者。 可以说，要了解人类的未来，就必须要了解人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关系，尤其是情感关系。这一切，可以从这本著作开始！
引言 技术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
技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系中解脱的工具。在诸如“第二人生”（SecondLife）这样的网络虚拟世界中，你可以创建自己的虚拟化身、虚拟住房、虚拟家庭和社会生活。它的广告大意是这样的：“终于有这么一片天地，让你热爱自己、热爱朋友、热爱人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人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生存着。在这里，他们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富有、更年
轻、更苗条、穿着更体面。同时，我们也深深迷恋着诸如机器宠物这样的社交机器人。2009—2010年最受欢迎的节日礼物是一款名叫“猪猪鼠”的机器宠物，它比真实宠物更完美：可爱、反应灵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长生不老。
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习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更好地考察她们，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立刻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我来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室友是个年轻女孩，21岁左右，很专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机上打字。她的两个大拇指被绷带严严实实地包扎着，小拇指上还夹着夹板，让人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她，就说：“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耸了耸肩膀，说：“没事儿，我还能打字。”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告诉她我来了。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这本书是我关于“计算机和人际关系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书《第二个自我》中，我探究了个人电脑的主体性问题：不要问电脑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要问电脑“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对我们看待自我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关系、作为人的自我知觉有什么影响。人们很早就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智能机器是活物吗？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儿童最可能将这类计算机物品视为某种“活物”——一个还在不断进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虚拟化身》中，我将关注点从人类如何看待计算机，转移到了人类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而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技术将如何把上述两本书中的观点推上一个新台阶。
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卖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一天它们能给我们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2010年夏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大幅报道了有关机器人教师、机器人伴侣、机器人医师的新闻。微软公司也演示了他们研发的虚拟人“麦洛”（Milo）。“麦洛”能识别那些与它互动的人，它的性格也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更给力的是，在向公众介绍“麦洛”的宣传片里，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虚拟花园里与“麦洛”玩游戏，而在片子末尾，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了：他在被父母斥责后选择向“麦洛”大倒苦水。
我们不得不问，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打扫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将黑莓手机的上网功能视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在这里再也没有寂寞和孤独。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这么描述她的苹果手机：“就像袖珍书上有一个小型时代广场，灯光闪耀，人潮汇聚，尽在其中。”当人类寂寞难耐时，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