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心理分析的天真
对于心理分析和催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吕西安?伊斯拉埃尔(Lucien Israël )在一本将相关讨论付梓出版的书中，把前者与后者当作“恢复自由的治疗”和“使人异化的治疗”进行对比。他认为，“捍卫心理分析与暗示(suggestion)脱离关系的主张”是做得到的事，因为分析是在区别于催眠的同时被建立起来的。为了捍卫这一主张，作者并不关心细微之处。显然，对他而言，“移情永远不该在分析中被操纵，因为当移情被支配或操纵时，分析就不复存在”。重要的是通过解析(interprétation)使主体的真相降临。这种态度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如果希望不必再考虑催眠和心理分析的关系问题，就必须不研究移情。此外，必须与这位作者一起，认为分析产生分析师这样的事注定失败，或者必须不再对这一点感到惊讶：费伦齐(Ferenczi )的主动方法将分析导向催眠恍惚(transe)或新宣泄(néocatharsis)的边缘。
这些言论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们最直截了当地反映出在当今心理分析学界中认同度最高的某些信念。我们不再怀疑：心理分析与其它治疗技术相反，尊重病人的自由；它自始至终在实践、技术和理论上都是一项助人自由的工作；心理分析师通过不干预，甚或在必要时通过解析使自己处于解除异化的语言场中；他摆脱了所有的情感依赖关系。无论如何，“分析或某些分析中存在一部分暗示，这是我们只能感到遗憾的地方 ”。照这样说，分析不应含有暗示。这一点对弗洛伊德可能没有那么明确，至少如果参考他的某些著作的话。但从拉康(Jacques Lacan)开辟新纪元以来，就不容许再有什么怀疑了：催眠、暗示、影响最终都回到分析附属品的行列中 。
这样的确信依然不应妨碍我们重读弗洛伊德著作的某些章节，弗洛伊德对理论的兴趣从来不能减灭他对体验的尊重。确实可以说，他被相互矛盾的关注点搞得无所适从，无法以单义的方式阐述他的治疗概念。事实上，他为治疗创立的理论沿着两条如此不同，以致绝不可能变得彼此相似的轴线发展。第一条轴线属于启蒙时代的思想范畴，其支柱理念是：清晰、阐明、揭示必然产生疗愈。第二条轴线则秉承浪漫主义的要素：感受、爱、黑暗力量。
如果重读例如《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ion à la psychanalyse )的最后几章，我们会看到大部分心理分析师脑海中会本能浮现的、描述心理分析功效特征的语句：“意识取代无意识，无意识展现在意识中 ”。弗洛伊德说：“在将无意识带入意识的同时，我们解除压抑，摆脱形成症状的条件，将病态的冲突转化成常态的冲突，后者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 ”。这便是疗愈所在。
不过弗洛伊德说的可不止这些。他承认，从无意识转入意识不是那么简单的，解析向病人呈现他应当意识到的内容，却遭到阻抗(résistance)的阻扰。有一些力量在阻碍病人放弃症状。那么就要进入内在冲突，现在重要的是取得病人同意：不再保持压抑，决心消除压抑。为了克服这些阻抗，必须着手进行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分析师必须借助病人康复的欲望，借助病人的理智——后者在解析的启示下找到机会表达被压抑的内容。战胜阻抗，这不过是拉长迂回(détour)的道路；为了消除症状，这条迂回之路业已经历消除压抑，即把无意识转化成意识的步骤 。所有这一切都明白易懂，符合理论的期望，产生预期的结果。
然而，事情却变得复杂了，那部美妙的技术机器，我们曾经看到它的每一个齿轮都运转得无懈可击，如今却被一颗沙砾卡住了。“我们以为分析了所有需要在治疗中考虑的驱动力(force pulsionnelle)，充分据理说明了我们面对病人的情境，以致它如同四则运算一般被人审视，可是突然冒出某个始料未及的元素 。”这个令人出乎意料的新元素正是移情。它完全搅乱、扭转了所有原先可被设想成典型治疗过程的东西。
那些所谓的发现，病人对解析的接受，在生活中完成的改变，所有这一切的起因都只不过是对医生的柔情依恋。我们必须放弃预测，体验越多，我们的科学主张就越是令人羞惭不堪。这个事实已被承认，因为它普遍存在，因为它不取决于分析师的个人魅力，因为它不是暂时的，因为它阻碍回忆(remémoration)，阻碍治疗继续进行。但弗洛伊德仅仅勉强地、违心地(widerstrebend )接受了这一事实，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美好建构坍塌了：它可不该是这样的。他在前几页中还借助病人的理智在光照中改变病人的生活，现在他又承认，要达到这一目标，理智的洞察力既不够强大，也不够自由。他写道：从此之后，取代它的是原始纯粹的信仰，这种信仰甚至不需要理由，因为它是爱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