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过程与自我现实的崩解
从我（石世明）进入心莲病房 [1] 照顾的第一个病人名雄（假名）说起。癌细胞生长在名雄的喉颈部，使得他的脸颊、口腔都改变了形状，他的舌头肿大，嘴巴无法闭合；呼吸道的阻塞，使得他必须要在脖子上开一个气切口，才能让空气进入身体。
肿瘤的分泌物、鼻涕、唾液、其他像痰或是脓的黏液，混杂在一起，不断地从他的嘴巴和气切口渗透出来，像是关不紧的水龙头一般。在比较清醒的时候，名雄最频繁的工作，就是一手拿着镜子；另一手握着suction 的管子（一种自动吸气的管子），从镜子里头看准分泌出来的液体，将管子靠近，咻！咻！让管子吸走所分泌出来的黏液。护士说：“他十分在意他身体形象的改变……刚来到我们病房时，他都面对墙壁（也就是和一般人相反的方向）坐在床上。”后来他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姿势，就是跪在病床旁边的地上，再将整个人的身体向前趴在我们为他准备的枕头上。有时候即使在床上也是整个人跪着，经过病房的门口，就会发现他奇怪的样子。大部分的情况，他的身体都必须向前弯下，体内的分泌物才能够自然地流出。由于他只能够弯着身躯休息，护士在他下巴下方的大腿上，垫上一块看护垫，如果他睡着了，或是神智不是很清醒的时候，看护垫就承接流出体外的分泌物，避免沾得衣服、被子到处
都是。
情况当然不只如此，大部分的时间，他的身体都处在疼痛的状态、药物的副作用、身体的疲惫和睡眠质量不良，使得神智不是那么清楚。带着浓厚味道的分泌物，经常沾到衣服、身体、棉被、床铺，护士不定时就要过来更换。于是，病床边总是笼罩着一股分泌物的味道，以及吸附分泌物时所发出的沙沙声。
名雄不能讲话，要沟通就要用写的，但是他很少跟护理人员沟通，义工就更不用说了，病床边经常没什么人，他就一个人趴在那里。分泌物的味道的确是让人很不舒服，脸部看起来也令人不习惯。名雄经常忙于处理身上的分泌物，一张接着一张的卫生纸，不断地被抽出来，稍微一不小心，衣服、床单就沾得到处都是。
或许他不太理睬靠到床边的义工，所以很少有人陪着他。这种情况下可以跟他讲什么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好像那种处境下，旁人一句话都没办法讲，我只能够问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务性的事情需要帮忙。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尽量在旁边待着，有时候不讲话又显得奇怪，于是需要时就帮他抽卫生纸，小心翼翼地擦去分泌物，但这个小心翼翼却又有种令人不舒服的奇怪感。总是过不了几分钟，我就待不下去了。事实上，护士们看到名雄，都觉得他很痛苦，会很想要帮他，几位护士会特别花时间来跟他沟通，但是除了生理上的护理措施有限之外，名雄对护士也没有太大回应。
在一次到了名雄的病床边时，他独自坐在床上，低着头，一副很疲惫的样子。我试着问他话，让他知道我来了。他真的很疲惫，因为肿瘤的关系，他的眼睛整个变得很大，在眼球上缓缓滑动的眼皮，似乎盖不住他的眼睛，这令人看了十分不习惯。听到我叫他的声音，他勉强地张开眼睛，眼皮底下包着无神的眼珠子，随即又半合了起来。后来护士长进来，她说我可以帮名雄按摩颈部，这样他比较舒服。我就试着帮名雄按摩，我不敢太用力，轻轻地帮他捏着脖子的两侧，再顺着脊椎骨的两旁推下去。
按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名雄会皱眉头，显示出会痛的样子。开始时，我并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因为名雄无法说话，他就用少许的身体动作跟我沟通。后来他的手去扶前面的额头，另一只手去碰肩膀，我才理解，按脖子的时候应该扶着他的额头，这样头才不会被推往前倾。我心里责怪自己的经验不够。
名雄的下巴和嘴里还是持续有分泌物会渗出来，滴到摆在脸下的卫生纸上。以前他会用自动吸气的管子将分泌物吸入，或许是今天很疲惫，他就不太去管分泌物，而分泌物也会让病床附近环绕着一股不是很好闻的味道。名雄的脸上持续显露着痛苦和疲惫的表情，他大部分的痛来自口腔，止痛剂显然帮助有限。他皱着眉头，将双手扶在脖子或是脸颊上，想要叫喊，却又叫喊不出来，只是嘴里吐出些许气息声，表情好像说着：
“痛！痛就要压碎我的头了！”前几次来他都不理睬我，因为他必须不断忙碌地吸取身上流出来的分泌物，加上疼痛，时时都要耗掉大部分的精力，照顾他的父亲和上小学的女儿也无力理会旁人。
…… ……
…… ……
在病情慢慢变化后，自我现实的希望火苗对名雄来说已经逐渐熄灭，在身体疼痛如烈火灼身的情况下，名雄用颤抖的手在板子上写着：“活下去没办法……生不如死……”大家都愣着，眼睁睁地看着名雄，沉默的时间不好过，有人忍不住，只好赶紧再找出话语来填塞，像是“我知道你很苦……”这类的话来作为表面的安慰。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看了名雄写的话心里面会好过，在有限的时间中，医疗人员除了用表面的话，似乎就不能够再多说什么。
李雪菱 [1] 指出，自我现实是一种不断乞求的过程，当重病来临时，人们不断地求治疗、求健康、求寿命延长，当这些乞求失效的时候，人们开始退而求其次，求无痛往生、求好死，当这个乞求又失效时，人们求消业、求救赎。换言之，死亡的过程就是人们在实际情况之下不断从自我的现实里撤退出来。依照肯•威尔伯（Ken Wilber，1985，1991）、沃什伯恩（Washburn，1995）的理论，自我现实的建立，依序共有四层，最底层是“我─他”之间的分化，也就是“我”与“非我”之间的分化；第二层则建立在对时空的分化，也就是让人认识到主客观、生与死；第三层分化则建立在身心二元的对立，而开始对“我”有了认同意识，并且以为“我”就是意识里的自我；最后一层的分化则是建立在社会角色，透过社会角色的形塑而出现自我意象（self image）。而临终过程的自我撤退刚好是倒过来，首先是社会角色与功能的脱离，社会价值的破碎（石世明，2000：48-49），然后才面临“控制”或屈服的抉择，亦即在“积极治疗”与“放开手，让本心臣服于自然的生死流转”之间做个选择。如果临终者能够继续进行生命最后阶段的开显，那么对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逐渐剥除，而进入所谓生死相通的“濒临”状态（崔国瑜、余德慧，1998）。在这心灵状态里，生与死的界限模糊，而个人逐渐发展“当下活着”的态度，一直到个人面临自我最后的解除，也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藩篱撤除，而人与神圣领域缔结，与他人发展前所未有的亲密，宛若个人返回母亲的怀里。
这每层自我的消解都是一种转化。在我们实际的观察里，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走过全程，或者应该说，每个人都依照他的情况分布在全程之间的某一种状态去世，也就是说，个人伴随着身体崩解的过程，他的自我现实一层层的褪去，至于会剥落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定的定数，但是随着自我现实的剥落，我们却可以发现，有些临终现象会出现，而且会异于一般自我现实，使得我们开始假设是不是有一类叫作“灵性”的领域存在于生命的底层，由于自我现实的遮蔽，使得“灵性”本身无法被我们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