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格马利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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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塞尔森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1

皮格马利翁效应》  第二章 在记忆中重塑对方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1月27日 作者:(美)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

方文化的惯例是,把一个人的自传写成一本成就和影响的流水账,即这人做了哪些事或者想要做成哪些事。而他跟别人的关系一般被搁置在了背景之上,或者只在有助于故事展开的时候才被提及。人生被设想为一个由自己决定的旅程——是人对自己命运的自主建设(Eakin,1999)。然而,这个人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围绕着跟所有行动和作为都密不可分的关系展开。无论做任何事,我们都是为了别人而做,因为别人才做,跟别人一起做,或者出于对别人的轻视而做。不论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身份可言(Benjamin,1988)。

人无法独自演出人生的故事。别人占据并构成了我们人生故事的舞台。在我对关系的研究中,我邀请人们通过讲述自己的关系来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他们成长的每一节点上,标注出当时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他们心目中,以及这些人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人生的感受。简而言之,我要人们根据他人在一路上的每一节点对他们的意义,来讲述他们的生活。

读传记或自传时,接二连三的事件可能会让人厌烦——我去过这里,做过那个,然后发生了那件事,不一而足。然而我们要读的是主角跟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举一动都与之牵连的人际纠缠。这种纠缠才是生活中情感趣味的主料。正如马丁•布柏(Martin Buber) 所言,个性把一个人跟他人区别开来,但是创造一个人的,则是他跟别人的关系。

以关系自传的形式讲述人生,可以勾勒出各色人物,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叙述者人生每一节点的世界。有哪些人物出场,对于叙述者来说他们是哪类人,又如何影响了作为叙述者的他——这些才是构成人生历程本质的元素。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描述,我们就能感同身受地看待叙述者的关系世界。

在访谈工作中,我要求受访者从画一张图开始,在图上画出他们5岁时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然后以5年为间隔一直画到受访时的年龄。他们觉得别人有多亲近或者多疏远都可以用图像呈现出来,并根据彼此的关系安排各人的位置。另外,他们还可以画出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很重要但也许神在形不在的人,比如死去的人;如果有一群人作为整体比它内部的任何个体成员都重要的话,那么这个群体也要画出来。22然后我要人们用很长的篇幅讲述他们图上所画的每个人,把重点放在每个人对他们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随着时间改变上。

我的这项研究历时多年,受访者来自不同地方、各行各业。我通过人际关系网随机选人,我会告诉他们,我想要了解关系在他们人生中的意义。早些时候,我通过这些访问开发出了一个关系模型(Josselson,1992)。然后开始试着回过头去,找到那些在受访者的人生中比较突出的人物进行访问,我发现自己对这些“链接着的”访问着了迷。把这些访问记录放在一起读,我眼前会浮现出那些跳转变化着的人物形象,跟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样子。结合我给夫妻或家庭做心理咨询的经验,以及从关系座谈中获得的系统知识,我对这一情况做了深入思考。23人们在彼此生命中的意义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并不透明。所以我想要并列比较这些故事,看看我们能从中了解到什么——关于关系,也关于人生。

对大部分人来说,关于别人的记忆被存储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那是一种气息,是跟那人在一起时的情形,或者那个人“像”是什么样子。想到生命中曾经重要的那些人,人们通常会手足无措地找不出什么有关那人的特别记忆,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清楚地表明,他们记得跟那人在一起的感觉。回忆与其说由事件组成,不如说由感觉组成。举例来说,试着回忆并描述母亲时,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沉浸在温暖舒适的感觉之中,而同时,又是一副沮丧和渴望得不到满足的样子。或者是想起某个特别的朋友,受访者可能会清晰地有一个那人的形象浮现在眼前,并想起那种朦胧的跟他在一起时的感觉,但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这个朋友跟其他朋友比起来在感觉上的微妙不同,即使(或者、可能尤其是)当他们在交往中的所做的事是一样的时候。

之后,受访者在关系图的帮助下,通常先回顾一下某段关系的整体“感觉”或感情,然后再回忆某些特定片段,以便向我解释这段关系中情感联结的基础。我们联结的不是人们的表面,而是我们感受他们深层情感的驻留之地(米切尔,1988)。有时人们可以讲出一件似乎抓住了这一纽带本质的事情,或者是某一个时刻,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无数时刻,正是这些时刻在某些方面定义了他们对它的感觉——在关系中感觉,以及对这个特定人的感觉。一般而言,关系是活出来的,多过反思出来的。24它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吸收并以其采取行动。通常当有事情即将发生时,或者当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时,反思才加入其中。当我们跟某个对我们重要的人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把注意力放在这段关系的本质上,甚至可能反思这段关系对我们的重要程度值不值得我们继续参与其中(在这里,反思不同于愤怒或者感到受虐待)。有的时候,我们反思一段关系是为了改变其动态,而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有人跟我们一起分析这段关系时——也许是一个好朋友,或者是一个治疗师。多数情况下, 人们把自己的关系看做他们生活构成的一部分,看做他们生活的框架,以及他们对自我感受的容器。

回顾性地审视并讲述自己的各类关系,也会引导人们思考这些关系的本质。隔着时间的距离所回想起的别人的形象,就是他们的基本形态,是他们存留在你心中的意义所在。我的受访者跟某个特定的人或许有过数以百万计的互动,正是在这些相互作用中,对方的意义才被最终并永久地确定。随着时间逝去,两人关系的表面内容也已经层层褪去,对方的中心意义就更清晰了。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倾向于把关系感受降格为背景,而且我们的语言有限制,无法表达自己的全部感觉和自己为他人扮演的全部角色。诸如爱、亲密、亲近这样的词语,本身有很多意思,你在用这些词时所指的与我是否是同一个意思,这不得而知,除非让我问你很多一般社交情境下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问题。这些词语指代的是强烈的感情,但词汇本身却极少告诉我们,这些感情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是什么唤起了它们。我仍然记得十几岁时,我最好的朋友经常对我说起她母亲有多吝啬。可是我很多时间都待在她家,却从不曾见过她温暖贴心的母亲哪里吝啬了,她给我们做饼干,然后随便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我至今也不怀疑,如同当时没有怀疑一样,我的朋友肯定感受过母亲可怕的一面。但我听她讲的那些事情中,没有一件让我觉得特别“吝啬”。“吝啬”究竟是什么,是她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或者至少是她当时的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不仅如此,把关系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告诉外人,并不是什么小事。而我做的这些访问通常一说就是4个小时,因为受访者要搜肠刮肚地去寻找合适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他们努力去把自己对别人的最本质的感受付诸语言,这种创意和勇气,让我印象深刻。

一般说来,跟不同的人交往时,人们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回应,以及自己在交往中被唤起的那部分都各不相同,人们也据此在自己心里设定了各人的形象。所以,对着某位朋友,他会时刻怀揣着幽默感,开开玩笑,东拉西扯,调侃着自从上次见面之后,他所注意到的生活中荒唐可笑的时刻;又或者以情人为例,一个让人想起的是当时被挑起的激情和欲望,另一个则让人记起怡然融洽的平静时刻。记忆可以洗去关系感受的表层,只留下其核心意义。“啊对”,某人可能会说,“跟马尔文在一起我们也有过惬意的闲聊,但那段关系说到底还是性。”又或者,“我想母亲也的确有慈爱的时候,但我真正记得的还是她什么都要管,为了去做想做的事,我总要跟她针锋相对。”

人们对他人的描述极少会是简单的故事的累计。关系故事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情节错综复杂。人可能因为爱、扶持和鼓励被人铭记,但也可能成为别人记忆里沮丧或痛苦的根源,而有时在别人说来,又成为缺席了的人物,让人可望而不可即。不过总的来说,我访问的每一个人,他们认为别人是怎样的,感受到的别人是怎样的,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他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措辞跟我交流。我会根据他们对自己感受的描述,去尽力理解每个人的关系感受,而不会让自己花心思去想,他们所说的那些“究竟”是什么样子。每个人只需要告诉我,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是怎样的——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当“创造”自己生命中的人物时,他们在自己的本质中进行创造,这是记忆最深刻的,而且是情感方式的记忆中最深刻的。这些意义最接近心灵的最深层,是彼此关系连接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是形成和维护关系的核心构造,如果丢失,会导致关系崩塌。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可能也被注意到,但是都不如这种方式来得这么强烈。

人们对我讲述他们的关系,然后,他们尽力付诸语言说出他们生活里的重要人物在他们情感中的角色,尽力用词语传递感觉的微妙细致和无意识的幻想。这些感情和幻想指挥他们关注他人的哪些方面。在大量的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中,在对方提供的存在方式和特征的各个层面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心理上有重要性。而且正是通过追踪这些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何创造彼此。

我要求受访者顺序画出各个年龄的关系图,因此我引出的关系故事是发展性的描述。关系是随时间改变的动态实体,并随着演员的需要以及生活的外部境况而改变。这样一来,我就能够追踪这些意义的演变,并标注出这些通常矛盾的潮涨潮落。有时候受访者可以在叙述中自然地解释这些变化;有时他们自己也迷惑于那些“就这样发生了”的事情。

这种以关系图为框架的访问形式,也让我可以以一个人的其他关系为背景来看待他某一段特定关系的意义。这一点,在那些旨在调查一种单一关系形式——如亲子或情侣关系的研究中,几乎总是被忽略。然而人类的各种关系总是互相关联的——母亲跟我们疏离的话,祖母就尤其重要;离婚后我们会跟某个朋友走得近些;我们安心地依赖着伴侣,直到他父亲生病需要他照料,等等。我们内心的关系世界枝枝蔓蔓,互相关联;甚至那种“只有我们两个”的感觉,也要以两人过去的感受为背景,才能凸显出来。

男人和女人在如何存储、记忆和表述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已经是广为承认的了。研究表明,女人对关系的编码中加入更多的细节,而且记忆更深,自小便是如此。25女人比男人能更好地适应关系的微妙和变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社会赋予了女性对关系变化时刻警醒的态度。女人花更多的时间在交谈上,想要通过谈话“搞清楚”别人,通过别人的一言一行来揣摩其“意思”。而男人,似乎认为关系不值一提,对于他们眼中不言自明的人或事情不会做出太大反应。但我在访谈中发现,男人在关系中的苛刻程度并不低于女人,只是表达能力明显有限,不能用有感染力的语言诉说别人对他们有多重要。但是,抛开表达力的差别不管,我不认为关系之于女人的重要性比它之于男人的重要性要大多少。

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人物(除了玛丽和琼)都参加过心理诊疗。汤姆和凯茜跟随我诊疗,对于其他人我在访问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有过诊疗经历。书中的案例当然要最好地揭示出本书的主题,所以在选择的时候,那些能够最好地表达自己经历的人才能吸引我的注意。我认为正是心理诊疗的经历让这些被选中的人更多地反思自己的关系,更能够把别人对自己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随着他们的成长而改变这类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除此之外,我不认为他们跟那些没参加过诊疗的受访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进行的所有这些关系访谈都无一例外地让人动容,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受访者本人而言,都是如此。人们栖身于关系之中,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关系才是各种强烈感情驻留的心灵空间。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要为大家展开不同的人物画卷,我会尽力把每个人心目中的自己,原封不动地描摹出来。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地隐藏自己内部的自我,这些人物始终还是要先滤过我“意义制造”的双眼。我,也同样参与创造了他人。而我选择去讨论的那些人,肯定是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喜爱之类的积极感情,或者是深切的同情,即使这要求我不仅要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看他们,还要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他们。

要做到不去评价别人的关系很难——即使是作为读者。听到某个关系故事时,我们总会倾向于总结出一点什么,但这通常只是有关别人性格的过于简单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于跟朋友谈论自己亲密的人会犹豫不决了。举个例子,罗娜告诉罗宾,她丈夫冲她吼,罗宾很可能就会根据自己脑中存留的事实分类法得出结论——罗娜的丈夫虐待她。“但也不全是那样”,接下来罗娜反驳说,“他不只是那样对我,还有我们的关系也远不止那样而已。”换句话说,这件事的危险性在于,罗宾会根据社会的主导建构去断章取义,而不是试着理解罗娜对于自己丈夫的感受。

本书中这些互为补充的故事里,两个人对于相同事件的感受,对于他们共同舞台上的其他人的认知,常常南辕北辙。如果我们有真相主义倾向,我们可能会想知道事实“究竟”怎样。但我没有这样的倾向。我相信回忆是真实的,但并不一定总是准确。也就是说,回忆反映的是当事人感受的真相,而非事件的真相。当我们回想,尤其是想起一段亲近关系的时候,我们从一大堆瞬间(时刻)的相互作用和印象中选择了可以代表那段关系的东西,正如我们在内心塑造的它一样。我们所记得的那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些事情代表了关系中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那些部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跟我们在这个关系中所注意的东西有关——而这些回忆,放在一起,就勾画出了这个“人物”,他存在于我们的人生舞台上。

在表现这些人物时,我尽力做到了铁面无私,不去“偏袒”任何一方。这不算很难,因为我的兴趣只在于人们建构别人的过程上。而你们——我的读者,在阅读这些访谈实录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有所偏向,你的这些偏向可能是对你的提示,提示你自己会倾向于用哪种方式建构别人——吸引你的是什么,使你反感的又是什么。

我认为在各人对关系的表述之外,不存在任何心理上的关系现实。这也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探讨的。

我在文中对于人物和他们自身的各种关系所做的解释,只是为了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些解释并不是“事实”,尽管我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我是要用这些故事说明,创造对方的过程会是如何进行的。但要清楚地理解那些构成每个人的动态线索,就必须做一番详尽的观察,而这种观察,只有在以分析为导向的心理诊疗情境中才有可能进行。这是方法论的困局。只有在心理诊疗(或关系座谈会)的情境中,才能给我们提供直接观察和反思无意识力量的戏剧的机会。但我们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对诊疗式关系的理解上,那么就会忽视人们一直以来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如何参与创造对方的。所以,我这里打算引出四个成对的关系故事,看这些人会如何彼此创造。希望本书对这些心理程序的思索,会让治疗师和学生洞察到关系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