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心灵及分子
在我的事业之初，我是波士顿塔福医学院的一名助教，当时看了一部描写中国针灸麻醉的影片：助手们旋转着几根针，医生在病人的胸口切开了一个小口，敲断病人的肋骨，取出了胸内的一叶肺，而与此同时，病人安然自若，头部被单子遮挡，品着茶，与医生亲切地交谈着。我和免疫学博士米罗斯拉夫·波利森科在观看时震惊不已。当时在座的有一位麻醉专家，我们问他对这一惊人表现作何感想，他面露轻蔑地说：“没什么，病人只不过是处在催眠状态而已。”仿佛这件事本身不足为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常常因为不理解其中的原理，而否定自己所见之物。科学是追求解释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微小、可以测量的单位构成。只不过在真实世界当中，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的事件不符合业已完善的科学范畴。
虽然催眠师所说的烙铁其实仅仅是一支普通的铅笔，一位受试者在催眠状态下，皮肤上却起了一个水泡。在一次临床实验中，医生们给受试者服用安慰剂，却告诉她们服用的是化疗药物，1/3的受试女性仍出现了脱发现象。一位转移性癌症患者被告知仅有数周生命，却突然开始恢复，最终战胜了病魔。后者是一起罕见的案例，但它却真实存在。这些，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2000年前，一位妇女长期饱受子宫出血的折磨，前往拿撒勒求助于耶稣。在一群朝拜者中间，当她触摸到了耶稣衣服的边缘时，她的病立刻痊愈了。耶稣转身告诉她，是她自己的信念使她康复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解释渐趋理性，甚至科学家也最终开始相信耶稣的评断。在理解信仰、信念和想象能够揭开神秘康复机制的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科学理解的阶段。
今天，诸如复杂的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和MRI（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使我们能够对处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大脑进行扫描。在一次这样的研究中，志愿者接受了弱电击，有些受试者涂抹了减少痛苦的“麻醉剂”——实际上仅仅是安慰而已。结果，相信自己用了“麻醉剂”的受试者不仅痛苦更少，而且他们大脑中感受痛苦区域的活跃性也随之降低。在另一个类似研究中，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当受试者遭受不舒服的酷热时，他们对于能够控制酷热持续时间（实际并非如此）的信念，不仅降低了他们对痛苦的感受，而且大脑中感受痛苦的三个区域的活跃程度也降低了。
换言之，信念源于内心，却终于身体。任何一位经历过分娩的女性，都能理解环境是如何改变对痛苦的忍耐程度的。用所谓“不适”来形容“分娩”是再委婉不过的表达，就好像我们把尼亚加拉大瀑布称做柔和的阵雨。但是，即便如此，我也经受住了。如果这种痛苦来自于一些令人恐惧的事件，例如阑尾炎或者枪伤，那么同样的痛苦将不能忍受。同样，对一个人来说是压抑的情景，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是令人兴奋的挑战。这里，是态度导致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反应产生差异。通过一个有着微妙联系的系统，包含了神经脉络、由大脑分泌的神经激素、肾上腺分泌的诸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荷尔蒙，态度可能影响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