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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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5

弗洛伊德和女权主义

弗洛伊德发明了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倾听的艺术和科学。他是一位倾听者,设法去听和努力理解他所听到的,而且他所听的是在当时被很少关注的声音——女性的声音。他不像他的许多教授,他倾听他的病人,尤其是女性的声音,使他与当时的男性更加分道扬镳。

我将我的思考和对这个主题的全部兴趣都归功于我自己的分析,在那里我学到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作为女性的地位并不一定会限制我的野心或成就。很多年后,当阅读了杜利特尔的《献给弗洛伊德》(1975),我找到了自己体验的共鸣。希尔达·杜利特尔在分析中得到了鼓励,得到了一种目标感和对她自己创造能力的信念。她被给予了什么?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完成草稿后,我把它给几个女权主义同行看。令我很沮丧的是,她们中的一些人提出反对,认为我忽略了弗洛伊德的其他方面:女权主义评论家们指控他的厌女症(misogyny)。我可以明白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发展的理论侮辱了女性,但令我很困惑的是,一些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分析效果和弗洛伊德理论中后来导致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家们谴责他关于女性性欲发展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仔细思考后,我的结论是,最好先去检验弗洛伊德对女性之态度的证据,然后再来考虑他的理论中导致女权主义评论家们相信他诋毁女性,同时暗示精神分析是在诋毁女性的那些重要方式。

我的论点是,弗洛伊德是一个提倡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他挑战时代,证明女性值得被教育,可以参与正在崛起的现代科学世界,可以挣钱,并值得获取对她们参与的社会价值的重视。他的一部分成就在于展示了女性在工作和智力能力上是与男性平等的。我希望能够证明他现在遭受质疑的关于“男孩女孩的发展相同,直到他们命运性地发现了阴茎这一时刻为止”的报告,不是为了要展示女性低于男性因为她们没有阴茎,而是说明女性在其他方面与男性有相同的装备。但是,假如弗洛伊德是一个要求平等机会的女权主义者,他又如何会创造出一个冒犯了那么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呢?

在这个语境中,很有用的是,想到女权主义现在是也曾经是有着三重职责的运动。女权主义者们在三方面有所努力:(1)投票、教育和机会的平等性;(2)对两性差异的尊重;(3)对母亲身份的支持,包括幼儿的照管和教育。这三方面的女权职责不总是相互兼容的,有时会产生冲突。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在1857年写给斯坦通(Elizabeth Cody Stanton)的信 中说道:“我的灵魂在燃烧,这种观点(女性是情绪性的,而男性是理性的)不过是旧世界观的翻新而已,跟一开始就把女人划分到情感范畴,要去服从男性智慧的教条一模一样。”斯坦通是一个平等女权主义者。她提出女性能够而且应该自我支持,她相信性吸引存在于“两性差异的知识”中。她认为这一知识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而且它可以被衣着和修饰及社会传统的性别标志所改变。她相信,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用现代术语来说,她是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她的女权主义视角是弗洛伊德了解且遵从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就是一个差异女权主义者(difference feminist)的例子。她赞成尊重女性在人际连通性上(connectedness)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因为女性跟男性不一样,更倾向于重视个人多于原则,就假设她们有一个缺陷的超我。那些希望获得政府支持选择留在家里做母亲的女权主义者们,或者赞成女性需要致力于家庭和子女,因此必须允许丈夫照顾她们的女权主义者们,是第三批女权主义者。所有都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不同群体之间信奉的价值和政策之间会有碰撞。

弗洛伊德是一个平等女权主义者,明确反对女性应该满足于用奴性来获得支持和保护的观点。弗洛伊德的平等女权主义,像斯坦通和安东尼一样,是在美国内战后的舆论气候中形成的。那么多男人被杀,导致许多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被遗弃,无望再婚或者得到男人的保护。她们不得不学会照料自己。对这种情境的回应之一是女性大学的建立,为女性做好从事专业或学术工作的准备。这一特殊历史,以及这一特殊的历史后果,让女权主义者们品尝到了失败和嫉妒的味道,讽刺地混合了一种强烈的选择感和特权感。平等女权主义从美国传播到欧洲,在欧洲影响了弗洛伊德。这些互相冲突的趋势同时影响了弗洛伊德和女权主义,其具体方式仍有待细查。

弗洛伊德错过了女权主义赋予母性以特权的那条船。他拒绝完全采纳差异女权主义的观点,而且他也承认他不知道平等主义的职责应该包括什么才足以承担“女性特质”的牺牲。他以让女人自己去琢磨这一切而著名。出于这些原因,他成了女权主义者否认和憎恨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开始批评弗洛伊德,作为对他的女性发展理论在杂志和报纸里普及的反应。我相信广告业的意图,以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那些租用广告的企业之意图,是为了避免战后抑郁和失业问题,通过指引一半劳动力离开职场,回家做全职消费者而依赖另一半劳动力的供养。如果女性在家照料孩子和从事家务,她们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岗位就可以开放给男人。男人会供养女人,然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到这里为止,女性被告知,弗洛伊德相信她们不得不在作为妻子或母亲所感受到的那种天然满足和大龄单身女性在工作或职业中享受到的替代性满足之间做出选择。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52)认为,这种战后的宣传证明了在当时西方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对女性智力和女性工作的深刻不尊重。弗里旦(Betty Friedan)在《女性神秘性》( 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中反对将一种模式概括为全部女性的观点:快乐主妇的理想是每个女人的理想。弗洛伊德也会同样反对这种观点。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别的辩证论》( The Dialectic of Sex,1970)中坚称弗洛伊德对“解剖学即命运”的论述奴役了女性,将她们的角色绑定为孩子的照料者。她提倡使用新科技来替代怀孕和哺乳。米莱特(Kate Millet,1970)认为不仅母性而且性交也是为父权服务的,男人通过使女人成为性奴来主宰她们。对她而言,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渴望性行为的观点是另一个奴化她们的途径。彻斯特(Phyllis Chesler,1970)认为,婚姻和心理治疗都是在鼓励对男人的依赖。威斯坦(Naomi Weisstein,1971)认为贝特汉姆(Bettelheim)通过坚称女性都必须成为养育者而排除了她们的选择,指出社会思想对女性特质的影响。这些女权主义者没有将歪曲弗洛伊德观点的后继者们作为靶子,而把她们所处年代的性别歧视都归结到了弗洛伊德身上。

如何理解这样的矛盾呢?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对他所学习和教授的女人们的智力和天赋的尊重,另一方面是那些归结给他的对女性性欲和情感发展的诋毁式描述,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他的确也赞成。于是,我重读了弗洛伊德。在1886年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的一开始,三十岁的弗洛伊德是一名刚起步的医生,受过当时可以获得的诊断和治疗神经紊乱的最好的神经病学训练。在巴黎他跟随沙可(Charcot)学习,并翻译了沙可的著作。其后,弗洛伊德开始着手自己的精神分析写作(先前他曾经写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论文),想要调查“生殖器系统”和神经症之间的关联。在1941年标准版的末尾,他死后才出版的最后一段中,他告诉了我们他的最终想法:对阴蒂的认同是女孩自卑感的来源,而不是阴茎嫉妒。他开始于也结束于女性性欲的谜团。他对这一谜团的回答没有满足斯芬克斯(Sphinx)。当然,他也没有让许多女性信服他是理解她们的,而且他的回答让他受到了女权主义者们的批评。但是,这样又把话扯远了。针对谜团,他很努力地工作,不是因为任何抽象的或施恩的理由,而是为了服务于那些他试图理解的女性——不是只作为性欲化的存在,而是需要从心理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人。除了对女性性欲感兴趣之外,弗洛伊德同样也感兴趣并受影响的是女人本身。而这才是故事本身。

弗洛伊德向他的病人学习。这些女人所遭受的心理干扰,是19世纪后半期维也纳最常见的场景:歇斯底里。首先是贝莎·帕蓬汉(Bertha Pappenheim),也就是1892年至1893年间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Breuer)著作《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中的安娜·欧。弗洛伊德的报告包括一份恭敬地对她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和她的文化复杂度的评论。贝莎最后成了一个激进的未婚女性。她为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家庭,把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书《女性权力的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译成德语,发现并第一个出版了一个欧洲女人的日记——对哈默尔恩(Glückel von Hameln) 的回忆——终其一生致力于女权主义。然后是里本(Anna Van Liben),从1887年到1888年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他称她为“老师”。正如他和布罗伊尔从贝莎那里学到的,跟随与某一症状相关的想法和感受会对释放症状起到重要作用,弗洛伊德也从安娜那里懂得,助推症状形成的那些想法和感受同样也可以助推创造性的过程。在一封写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称安娜是“一个高智商的女性,我受到她许多恩惠,帮助我获得了对歇斯底里症状的一个理解”。

从他的病人莫斯尔(Fanny Moser)那里,弗洛伊德了解到跟病人交谈要比催眠他们好,而更好的是去倾听。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称范尼(Fanny)为“艾米”(Emmy von N),对她的倾听使弗洛伊德发现,是家庭的秘密引发了她的羞耻和内疚,从而刺激形成了失眠、抑郁、痉挛和神经 痛。

从一个他称为“卡特琳娜”(Katharina)的女孩那里,他知道了过早的乱伦诱惑是一种足以导致神经症性症状的创伤。假如弗洛伊德是歇斯底里症的学生,老师就是他所治疗的女人们。作为一个好学生,他从她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与她们的工作关系不是那种专制的权威男人和顺从女人之间的关系;相反,这些歇斯底里的女性可以教给他很多,而弗洛伊德也很热切地学。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良好精神分析治疗关系的典范。有时候也许会被误解,而且后来的实践者们有时也会用非常不同的态度对待病人,但是这个典范会一直作为精神分析治疗奋斗的理想树立着。

向病人学习

弗洛伊德向来到他咨询室的女性们学习。他是仅仅把她们当病人对待吗?我的一个同行曾经反对说:“对女性病人的热心或同情不一定可以说明她们在医生眼里是平等的。”她觉得弗洛伊德的态度只是“医生对病人的好态度”,不是真正的尊重。但是,证据表明是相反的。皮格纳内西和弗勒斯特(Appignanesi & Forrester,1992)用这种方式描述弗洛伊德的态度:

这种当面对女性病人时表现出的轻信和易骗——在琼斯(Jones)眼里如此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特征,以至于成了精神分析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弗洛伊德对那些最难接近的女性偏执狂病人总是具有同情性的关注的必然伴随物。跟她们工作时,他对存在于所有妄想和幻觉中的真相内核的好奇心并不会被有治疗性获益的期待所阻碍,而同时,他对每个被任何方式剥夺了性满足的女性的同情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他的一些病人注意到他轻微的冷漠和不感兴趣,这些都能够以最有益的方式被运用起来,通过去最大化他自己的理解获益。(p. 182)

我觉得这显示了弗洛伊德不仅作为一个医生有对病人的好态度,而且他对女性病人的同情和关心从她们身上扩展到了其他女性。他的传记作者琼斯(Ernest Jones)认为,他没有那么受到去治疗某个具体女性的热情所驱动,更多是被他可以从出现在咨询室的某位女性身上学到东西从而可以使所有女性获益的兴趣驱动着(Jones,1955,p.421)。

这种希望去学习的相同态度,以及这种对被剥夺了性快感的女性病人的同样关心,不仅在早期治疗中十分明显,而且在他的案例研究中也一样(Freud,1915,1920)。在《对一个歇斯底里案例的分析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1905)又名“杜拉”(Dora)的案例中,弗洛伊德勤奋地试图理解女人想要什么。杜拉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父亲的一个朋友拥抱时感到恶心。这个男人是已婚的这一事实,在弗洛伊德看来不构成任何障碍:他可以离婚。评论家们攻击过弗洛伊德在这个案例中的技术,断言他太过唐突,对杜拉要求太多,太渴望她遵从家人的愿望,太刻意想让她结婚,太轻视她的道德顾虑(Shainess,1970;Glenn,1980;Scharfman,1980;Langs,1980;Kanzer, 1980;Bernstein,1980;Bernheimer and Kahane,1985)。关于弗洛伊德给杜拉的建议,说她可以嫁给父亲情人的丈夫从而解决家庭问题。马库斯(Marcus)评价说,“没有人——至少在近几年——曾指控弗洛伊德是一个放荡的人,但是这毫无疑问提供的是一个放荡的解决方式”(1985,p. 87)。

但是,这曲解了弗洛伊德的意图。他对杜拉暗示的是,比起对求婚者之意图的恐惧,她更害怕自己的欲望。他没有把她仅仅视为男性欲望的回应者,而是一个有她自己愿望的主体,以及她自己性欲望的拥有者。对弗洛伊德在这一个案中的观点的评论,尤其是伯恩海姆(Bernheimer)和卡恩(Kahane)在《在杜拉个案中》( In Dora's Case,1985)中曾指出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处女,仿佛在说处女对欲望免疫。但是弗洛伊德相信,与他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及一些当代精神分析师的愿望相反,即使青少年女性也可以享受她们欲望的第一手体验,假如她们不是神经症的话。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既相当现代,也相当于赋予女性以权力。

弗洛伊德也曾因为他只授权给女性以异性恋欲望,且没有注意到杜拉拒绝异性恋欲望时所隐含的对父权的厌恶而遭到诟病(Ramas,1980)。“杜拉”,这个弗洛伊德用来掩饰病人身份所取的假名,也是一个仆人的名字,在她成为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的保姆时,曾被迫使用它来取代自己真实的姓名罗莎(Moi, 1981)。拉马斯(Ramas)指出所有未婚女性都是潜在的仆人,被委托照料孩子和做各种家务劳动,而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女性仆人的贬低变得那么极端,到了允许像杜拉的求婚者K先生那样去诱惑和抛弃她们却不受任何惩罚的程度。杜拉向弗洛伊德解释,她不能接受她的求婚者,因为他曾经诱惑并抛弃了他的孩子的女家庭教师。他是在使她蒙羞,像对待女家庭教师一样向她献殷勤,然而一旦她屈服于他的愿望,他可能也会把杜拉一脚踢开。这种说法的确解答了为何杜拉不接受她的求婚者。但是,我认为它没有解释弗洛伊德的问题:为何她反而会感到恶心?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杜拉着迷于圣母玛利亚的一幅肖像画,一个因为保持了处女之身而获得无尽崇敬的女人,并且一直保持甚至到她生完孩子。作为圣母玛利亚本人,会确保杜拉可以拥有异性恋满足,而不会像一个佣人那样被贬低。她可以胜利地同时成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女人和一个理想和精神的典范。但是,弗洛伊德仅仅是顺便记下了这一点。他更感兴趣的是,为何这种解决方式对她行不通——为何她没有选择婚姻,在婚姻中她会成为一个理想化的玛利亚式的妻子,却反而变得歇斯底里。

在那里,他依赖她的陈述,她说看见父亲的情妇拥有“一个迷人的白色身体”。他假设,她想要获得父亲情妇的爱的愿望,妨碍了她自己拥有一个男人的愿望。他的大胆结论是,这个女人想与男人做爱,也想跟女人做爱,但是每个愿望都干扰了她去满足另一个愿望的能力。

我认为杜拉个案显示了弗洛伊德在努力跟随病人的叙述。他没有总是成功,但是他的确强烈地向她建议,也向其他人建议:成为有性欲的要比成为歇斯底里来得好。在他给《关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1914)的引言中,弗洛伊德说了三个故事。三个故事都跟年老资深的同行们的一个随意评论有关,他们说歇斯底里的成因永远是性剥夺。这个关于女性被性剥夺的令人惊异的谈论,跟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相距甚远,因为在当时,女性性欲仅被认为是去忍受丈夫的性要求而已。

尽管弗洛伊德被问及女性性欲,但在1914年前他没有就该主题发表过任何理论性论文。相反,根据布尔(Buhle,1998)的说法,他踌躇了很久;而当时,关于女性心理学(Weininger,1908)主题的畅销书永远是不公平地将女性与男性在很多维度上区分开来。最可信的对弗洛伊德沉默的解释,是他正在寻找一个对女性更严格的理解,因为在他的年代都只是轻浮地将女性视为有缺陷的人类。更深层次地分析女性,以及对女性早期发展的更全面的研究,要求他提供那种他觉得有说服力的大量数据和连贯理论。

女性同行们

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圈子里支持女性平等。根据1910年4月6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备忘录(Nunberg and Federn,1967),弗洛伊德特别为女性说了话:

萨吉尔(Sadger)宣布他反对女性加入协会的原则。

阿德勒(Adler)支持作为医生及对主题有严肃兴趣并想要合作的女性入会。

弗洛伊德教授认为,如果我们在原则上排除女性是一种恶劣的不一致性。

在弗洛伊德的发言后进行了投票,结果显示11票中有3票是反对女性入会原则的。这将迫使主席在这一点上的推进需要极度谨慎。(p. 477)

于是,弗洛伊德坚定地站在男权位置的对立面,甚至愿意冒着在他十一个追随者的脆弱团队中产生纠纷的风险。他声明他反对“在原则上”排除女性因为那是不一致的,这是很重要的。正如一个同行曾经指出,这一声明可以暗示排除女性与精神分析所倚赖的根本原则矛盾。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弗洛伊德觉得,女性应该被视为平等是来自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并且是包括在精神分析运动中的。

在那个时刻,被推荐成为会员的女性玛格丽特·希法亭(Margarethe Hilferding)曾于1909年10月被列为协会的二十三个成员之一。她的提名被提交到执行委员会里,在4月20号的会议中再次讨论,遭到延期之后,最终在4月27日以12票对2票的投票优势选上。她作为一个正式会员于5月3日参加了第一次会议。这些细节所叙述的故事是,弗洛伊德愿意为女性把其权力和威望置于危险中。他甚至愿意冒险产生分裂,而分裂是一个那么小的协会几乎无法负荷的东西。他很明确他在女性平等问题上的立场。

但是,弗洛伊德是在阅读了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的专题论文《色情》(Die Erotik,1910)之后,才写了他关于女性想要什么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专题论文中,莎乐美描述了她认为在性欲区什么是正常的女性发展。里尔(Lear,1998)指出,弗洛伊德直到1914年的《自恋》(On Narcissism)一文,才在精神分析思考中纳入了爱欲(Eros),而那是在他读了莎乐美的论文之后写的。当读了她对爱欲之重要性的评论后,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概念而不是“力比多”,来作为一种更少生物性更多心理学的方式去思考正性感受。再一次,弗洛伊德倾听了一个女人——这次不是女病人,而是一个同行。我们可能希望他在那篇论文中引用她的文章,但他只是在一封私信中感谢了她。

从他们互相的通信中显示,弗洛伊德对莎乐美的思考有最高的敬意。他尊重她的工作,后来扩展到他在他自己尝试分析女儿安娜之后,将安娜送去她那里接受分析。

莎乐美关于女性说了什么,让弗洛伊德有所回应?弗洛伊德是一个平等女权主义者,确信女性可以做男性做得到的事情。莎乐美是一个女权主义分支的先锋人物,她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她描述异性恋爱情作为一种联结可以将两种非常不同的性别联合起来。如果弗洛伊德在此之前是站在平等女权主义者的一边强调两性的平等,以及要求平等受教育、平等的机会和政治舞台上的平等对待的话,他阅读莎乐美使他意识到,支持差异不必等同于支持劣等,不必像魏宁格(Weininger)的作品那样。

弗洛伊德不再满意他先前的信念,认为男性发展的结论可以假定同样适用于女性。既然现在对差异的关注不一定意味着诽谤性的类比,那么当他谈论性差异的时候,就不再有危险会站到轻视女性的魏宁格那边。差异成了一个女性化的要求,致力于它是一种尊重的标志。

许多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们受到艾伦·凯(Ellen Key)的影响。她是一名瑞典作家和演说家,作品有《妇女运动》(The Woman Movement,1912)。她相信女性角色是母亲,而且这一主要责任应该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尊重。后来霍妮(Karen Horney)也拥护她,但是莎乐美没有支持这种观点。对凯和霍妮而言,母亲身份是一个小女孩的野心,也是一个成年女性的成就。但是,没有孩子的莎乐美看到作为一个女性有其他获得满足的可能性。弗洛伊德至少从莎乐美那里学到两件事情:第一,承认女性心理学与男性心理学的不同不一定是对女性的轻蔑;第二,女人能够以一种男人不行的方式自我确定(self-assured)。他的论文《关于自恋》可以被解读为对作为理想女性的莎乐美之性格的研究。

莎乐美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能力,令弗洛伊德及其他男人着迷。她自己就是完整的。弗洛伊德在《关于自恋》中将这一点评论为女性性格的精髓,并将它与正常男性的性格进行对比。弗洛伊德论述,对男人而言,赢得漂亮女人是关键的。男人想要去爱,女人想要被爱。男性放弃他的一部分自尊去理想化女性。女性受到男性的爱的支撑而保持了自己的自尊。这一公式刻画了弗洛伊德与他所爱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莎乐美。

比如,当某次她没有参加周三晚间的系列演讲时,他写信给她(Pfeiffer,1966):“我很遗憾我不得不写信回复你,也就是说,你周六没有来参加我的演讲。我因此失去了我对固着的观点……你宠坏了像我这样持续想抱怨人类的人,你可以理解那些未被说出的话”(p. 13)。弗洛伊德重视她政治和科学问题上的意见。例如,莎乐美在一封信里这样对弗洛伊德说,“昨晚你递给我的那张纸条问我对周日的演讲有什么感想,我还欠你一个答案”(p. 12)。他给她的信揭露,关于她对政治议题的意见,他有类似兴趣:“但是仍然,一个人禁不住感到有一种隐蔽的欲望想要知道在另一个人看来整件事情是怎样的,这个人是一个男性或女性法官,而我坦白,我会最愉快地将那个位置委托的人是你”(p. 17)。同时,他对她的科学作品也很感兴趣。对于她提到的正在写的一篇论文,他回复说:“假如你曾背诵《肛欲和性欲》(Anal and Sexual)一文的话,兄弟们也会想要听听”(p. 19)。

关于这篇论文,她在1919年10月19日写给他:

在我看来总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身体必须为我们扮演双重角色,由于它既作为“我们自己”,同时也是外部现实的最直观的部分(most immediate piece),我们会依照外部世界其余人一模一样的风格,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强迫调整自己——因为这个理由,它只能在我们自恋行为的道路上陪我们走一小段。如果它被灌注了超越这个点的力比多(“过度被唤起”),那么它就会以不舒适的张力来回应,然后摆脱这部分过量的力比多,也就是说,会以与我们不太一致的方式行为,并且跟我们进入一种很坏的关系中。(pp. 25-26)

他回应她对《关于自恋》的详细评论时说:“我不把你对自恋的评述理解为反对,而是作为一种试图就这个主题做进一步概念化和事实澄清的激励。我同意你所说的,但是无法解决你提出的问题。”(p. 26)他最强烈地需要她的意见的时候,是当他提出新概念的时候:“这篇关于无意识的论文,会包括对这个术语的新定义,实际上相当于一次重新声明。我必须询问你就此的观点”(p. 28)。他不仅想要她的意见,他还渴望确认:

你知道如何澄清和鼓励。我不会相信,尤其是在我当下的孤立状态中,精神分析会对另一个人意味这么多,或任何人能够从我的文字中理解这么多。而与此同时,你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指出缺口变得明显的地方,以及哪里需要进一步的论证。(p. 35)

他视她为他最敏锐的读者:“我还没有收到关于你对无意识论文的看法的信。实际上,在那篇论文中有个地方我非常想知道谁会是第一个看出其重要性的人。我肯定那将又一次是你。”(p. 39)

最重要的是,他倚赖她的理解,帮助他琢磨出如何进行下一步思考:

我不相信,有任何风险你会误解我的论点。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定是我们之间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是我的错误。毕竟,你是一个最卓越的“理解者”,而且你的评论是对原作的扩增和改进。随后你跟随并添加遗漏的东西,在那个基础上,把原先孤立的部分放回它合适的上下文中。我不是总能理解你,因为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更加适应,可能受不了强烈的光或者广阔的视野。但是我没有变得像一只鼹鼠那样,无法享受更强光芒和更广视野的观点,甚至去否认它们的存在。(p. 45)

但是,不只她对他作品的意见让他感兴趣,他也重视她的贡献:

你的手稿已经收到了,现在在编辑手里,他们向你传达谢意。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你给我的最好的东西。你惊人的、敏锐的理解力和令人钦佩的从调查筛选过的材料中进行整合的天赋,在这个作品中获得了极好的表现。(p. 36)

最生动的要数弗洛伊德对莎乐美1916年的论文《肛欲和性欲》的着迷和尊重。他两次提及它,超过任何其他作者的任何作品。他在1920年《性欲三论》(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1905b,p. 187)再版中附加的一段长脚注里使用了它。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与《梦的解析》及《自我和本我》同样重要,在教学和引文中都常被使用到。因此,弗洛伊德基于莎乐美的作品加了这么长的一段附录,传达了他的信念,即不仅只是他,而且所有分析师都可以向她学习。

这一段友谊是基于顺从女学生和权威男教师的模式吗?有些女权主义者坚称是这样。但是,莎乐美在1921年写过一篇关于自恋的论文,作为对弗洛伊德1914年这一主题论文的回应和纠正。莎乐美说道:“不要期待我会把弗洛伊德对女性力比多的描述太当真,一种强调阴蒂性欲到阴道的被动性观点。”(pp.9-10)她不仅不同意孩子是阴茎的替代品,她对母亲体验的理解也很不一样:“正是这一行为满足她几乎到了双性恋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让她保持在原始自恋中:因为世上没有别的哪个地方可以像在这里一样只看见自己作为母亲的形象,她生育了自己,并一直自我哺乳”(pp.11-12)。这种自我满足、自我养育的母亲是弗洛伊德对无私母亲的理想化的完全对立面。不管弗洛伊德说对了没有,重点在于莎乐美是准备好而且能够呈现其观点的,对反对弗洛伊德完全不感到抱歉。这种果断并没有以任何方式破坏他们挑衅的和相互智力促进的关系。而在这篇论文之后,他持续地转介病人给她,写信给她谈论关于他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在这篇论文后的1930年,他写信给她说:“今天我指示我的儿子恩斯特(Ernst)从交由他保管的歌德奖奖金中转了一千马克给你。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减少一点点他们把这个奖项颁给我所犯的不公正”(p.190)。由此,他用行动和言语表达了他的尊重与感激。

弗洛伊德对她的工作、思想和创造力的尊重一直持续到他们1936年的通信结束,当时两人都已经衰老,但还是继续互相照料和关心着彼此。期间,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学识,以及与其他女性的友谊。其中之一是赫尔姆特,也是弗洛伊德科学圈里的早期成员。她在1909年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博士学位,是第一批女性学生之一(MacLean & Rappen 1991)。她也在1907年到1910年间接受了萨吉尔(Isidor Sadger)的分析。当她的分析性兴趣取代了她对物理学的投入时,弗洛伊德支持她加入了他的周三晚间活动,强烈要求她对孩子的发展进行观察,并鼓励她建立孩童分析领域。1912年,她发表了论文,由弗洛伊德赞助。她的作品关于孩子的梦、信件和记忆,关于心理结构和战争神经症,以及最重要的、关于儿童分析的技巧。通过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她描述关于女性性欲、女性倒错及女性战争神经症。她对女性思考的现代性和临床敏锐度都很惊人(Richards,1992)。她是第一个发表了一篇关于女性倒错论文的人,清楚地指出了女性倒错不是像后来的作者所想的那样,只与顺从男性倒错者相关,而是基于与早期发展相关的幻想,以及早期发展对女性欲望的影响。

紧接着第一位女性加入周三晚间圈子后,另一位女性向弗洛伊德呈现了一个后来证明是很严重的僵局。在1909年3月7日,他收到一封来自荣格的信,当时荣格是他的门徒。荣格说他有一个女病人“激起了一次邪恶的丑闻,单纯因为我拒绝跟她生一个孩子”(McGuire,1974)。弗洛伊德回复说,这是这个职业的危险之一,让荣格不要把它太当真。但是,麻烦没有过去。在六月,萨宾娜·斯皮勒林联系弗洛伊德要求做一次面谈。弗洛伊德推掉了。在1911年6月4日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荣格医生是我的朋友和同行。我觉得我在其他方面也了解他,我有理由相信他不可能会有轻佻或卑鄙的行为”(Carotenuto,1982,p. 114)。但是,随后弗洛伊德要求荣格讲述他那儿的故事,荣格支吾其词。萨宾娜·斯皮勒林答应了弗洛伊德的建议,自己与荣格私下解决问题,让荣格承诺:告诉她的父母和弗洛伊德他的确占了她的便宜。弗洛伊德为自己先前的怀疑态度向她道歉。他在6月24日写信给她:

我今天从荣格医生本人那里获悉了一些事情,关于你提议与我面谈的那个主题,现在看来我对一些事情的预测很准确,但是错误地解释了其他一些事情,造成了对你的不利。我必须就后面这一点请求你的原谅。无论如何,我错了,正如我年轻的朋友他自己所承认的,失误的责任在于男人而不是女人,这个事实满足了我崇敬女人的需要。请接受我衷心的同情:对你解决这一冲突的具有尊严的方式。(Carotenuto,pp. 114-115)

弗洛伊德不仅向她道歉,还向她证明了自己对她的尊重:成了她的导师。他允许她加入周三的讨论会。1911年10月11日,她当选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正式成员。在那个时机下,她的论文开始考虑“死亡本能”,一个她先提出的概念,其后对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解释这一概念是本能的变形,她的观点至今仍在讨论中。1908年,她还详述了另一个观点,即性欲对个人是有害的,虽然它对人类而言是创造性的。

荣格直到1952年才承认她的贡献,而弗洛伊德早在1920年《超越快乐原则》中就认可了她的功劳,在他关于破坏性的第一份理论声明中——一个他此后职业生涯中定期回头思考的问题。他说:“这些推测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萨宾娜·斯皮勒林的一篇有趣且有启发性的论文所促成的,虽然很不幸的是,我对此并不完全清楚。她在其中描述了性本能的施虐成分,是有‘破坏性的’。”(p. 55)他的确花了大半个十年的时间去彻底思考萨宾娜·斯皮勒林的贡献,从他听说她的论文开始,到他着手写,以及其后都在持续地一直思考。他认可其贡献的意愿,清楚表明了他对她及其思想的重视程度,他视她为同行,而不仅只是智力供应的一个来源。

在1912年前,弗洛伊德会转介病人给她。他曾经这样评论她:“你知道,你可以有孩子,但是那浪费了你的天赋。”于是,她遵从了弗洛伊德(仅是表面的)的矛盾建议,如果想要,就去结婚和生孩子。但是,她没有放弃事业。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她成功地拥有了全部。到了1920年,她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考路线,就“言说的起源和发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poken Speech)一题发表了一篇论文。弗洛伊德鼓励她搬去日内瓦,她在那里成立了一所新的分析学院。

她对语言的思考,对她的三个分析者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皮亚杰(Piaget)、维果茨基(Vygotsky)和奥迪尔(Charles Odier)。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关于孩童的发展中“到底是语言影响思考还是思考先于语言”的争论中进行抉择。他们的工作依次影响了儿童发展、教育、语言学和哲学领域。弗洛伊德对萨宾娜·斯皮勒林之天赋的肯定和对她工作的鼓励,让精神分析思想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弗洛伊德很早就意识到,他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对精神分析的未来多么重要。琼斯想要这份工作的事实表明了,这不只是让女人陷入无法摆脱的类似秘书的工作。但是,弗洛伊德坚持由琼·里维埃(Joan Riviere)来负责《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和他的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的英文版。他委托她向英语国家介绍他的作品,以及其他所有为精神分析投稿的德语参与者的作品——确实是一个需要巨大信任的职位。弗洛伊德也在1927年的论文里称赞了里维埃,因为她不同意安娜关于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内容。关于那篇论文,他说:“附带地说一句,甚至在里维埃夫人的错误中也可以显露出她的逻辑和洞察力。她非常正确地发现了这个理论仅适用于克莱茵夫人的技术。难道不是应该结束这段完全不令人愉快的插曲了吗?如果里维埃夫人继续被劝阻和疏远,我将很遗憾。”(Appignanesi and Forrester,1992,p. 361)

接着是弗洛伊德与女儿安娜那强烈自豪和强烈感人的关系。从十四岁开始,安娜就被允许参加周三晚间的研讨会。弗洛伊德从最早可能的年龄就训练她用心理学思考,参与学术讨论,将她视为其科学圈子的一部分。他是否允许她发展自己的天分呢?他没有送她去读大学。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显示她想要接受大学教育。因为在当时,即使对男人而言那种程度的教育也很罕见。当时的看法跟现在的观念很不一样。

安娜在一种师资培育的过程中(teacher-training course)的确发展了自己的天分。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她被允许将赫姆特关于儿童游戏治疗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这让安娜能够开始自己的分析事业,与弗洛伊德平行,而不是完全受他的庇护。弗洛伊德在安娜的工作中鼓励她,但是在她的爱情生活中阻挠她。他反对她的男性追求者们,但是最终同意了她对多萝西·波林汉姆(Dorothy Burlingham)的爱,一个为了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来到维也纳的女人。多萝西和安娜成了终身的搭档和最好的朋友。她们共同筑造了一个家,共同抚养波林汉姆的孩子,并且有了一段传记作家们所称的“波士顿婚姻”。

我要指出的重点是,当考虑弗洛伊德与安娜的关系时,虽然一个人的政治有时会向他最亲近的关系动力让步,但是那不意味着不存在政治。弗洛伊德控制和占有着安娜,却是以一种与他的观点相符的方式,即女人可以在男人所享受的相同类型的职业中找到满足和快乐。他矛盾地将她推进了一份精彩的事业中,进入世界上的一个重要位置,是他的儿子或其他女儿都没有达到的。对此结果,他的满足感在1935年6月1日写给莎乐美的信中表达了:

我的满足感的源泉之一是安娜。在普通分析师中,她可以获得那么多的影响力和权威是多么令人惊讶啊!唉,就人格方面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分析中收获甚微。同样惊人的是,她对于主题的掌握是多么锋利、清晰和毫不畏缩。而且,她是真正独立于我的。我最多是她的催化剂。(Pfeiffer,1966,p. 204)

弗洛伊德担心会因为另一个男人而失去安娜,当她与波林汉姆在一起之后,这个顾虑就消除了,但是,她作为一个分析师的声望还是个问题。1927年,她的《儿童分析技术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Child Analysis)一书对建立她作为独立思考者的声望起到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想要澄清,他尊重她的见解,但她是靠自己完成的。根据皮格纳内西和弗勒斯特(1992)所说 ,他写信给莎乐美:“你不会相信我对她的书贡献了多么少,只不过缩减了她与克莱茵的争论。除了那个,它是一本完全独立的作品。”(p. 288)减少与克莱因争论是个例外,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尽管在生活中,弗洛伊德偏袒女儿,但是他的偏袒是有限度的。当他相信另一个女人是对的时,他不会支持女儿与之对立。这种持平也能够在上述对里维埃的评论中看出来。

弗洛伊德在1931年的论文《关于女性性欲》(On Female Sexuality)中引用了两位女性的观点。他从珍妮·格鲁特(Jeanne Lampl-de Groot)那里接收了这样的观点,即在前俄狄浦斯期女孩的发展是与男孩平行的。从德育西( Helene Deutsch)那里,他采纳的观点是,当女孩放弃她对母亲强烈的生殖器性依附以便被动地转向父亲时,女性受虐产生。这两个观点都属于当代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贬损女性的观点之列。然而,这些观点是弗洛伊德从女性那里接受的,而他使用女性的观点证明了他对她们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尊 重。

女性的主要兴趣在于繁殖,而男性对性快感最感兴趣,这是另一个当代女权主义者眼中侮辱女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不同女权主义者那里基本都是错误的,而这是弗洛伊德从霍妮(1924)那里拿来的。当弗洛伊德论述女性想要男性所拥有的东西时,霍妮反对说,女性想要的是只有女性才可以有的:孩子。 德育西(1925)对这一观点详细阐述后,弗洛伊德刚刚接手过来,就立即成了一些女权主义者(Dimen,1998)的证据,证明他是重男轻女的。

弗洛伊德从露丝·布伦斯维克(Ruth Mack Brunswick)那里了解到前俄狄浦斯发展,她是另一个早期女性分析师。他关于早期母爱对小女孩之重要性的想法,受到了马克·布伦斯维克(Mack Brunswick)的观察的影响。她最终在1940年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发表了这个观察。

我的感觉是,弗洛伊德向女性学习的非凡能力最有趣的证据来自他对美国诗人杜利特尔的分析(Richards,1992)。杜利特尔遇到了一个写作瓶颈。1933年,她去见弗洛伊德的时候四十七岁。弗洛伊德当时年事已高,在维也纳德高望重。杜利特尔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写信回家:“那个经理惊叹得要命,我们维也纳人知道弗洛伊德医生从来只接见最博学的教授,难道他现在也接见——啊,呃,病人了吗?”然而,弗洛伊德对杜利特尔印象深刻。她报告说,他迎接她进入了他的咨询室,一边说:“请进,美丽的夫人。”她对接受他的治疗抱着最高的期望:“要记录下所有爸爸的评论,有可能是用来抵抗全世界的弹药,每时每刻。”(Hilda Doolittle,1933;爸爸是杜利特尔给弗洛伊德取的昵称)

弗洛伊德相信,希尔达·杜利特尔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对他很重要。在1933年3月3日,她写信给她长期的伙伴布莱:

爸爸有一套全新的理论,但是他说他不敢写出来,因为他不想与女人为敌。显然,我们都觉得他害怕了。他的观点是,所有女人都有根深蒂固的阴茎嫉妒,不仅是双性恋或同性恋女人。只不过,先进女性或知识分子女性更坦白。仅此而已。 但是,正常女性成年期的全部崇拜(cult)和发展都基于一个相同的事实:女人对阴茎的嫉妒。现在,这像是将所有事情串联起来的一条线索一样冲击着我。这是女人之所以忠诚而男人不忠诚的理由,一个多萝西(Dorothy R.)或一个可儿(Cole)会拼命地黏住像阿伦(Alan)或格拉德(Gerald)那样的怪胎的理由,母亲或者我的母亲对于一些最奇怪的事情发疯的理由。这个的理由,那个的理由。我昨晚一整晚都没睡,早上7点后就醒了……因为这一点看起来比任何事情都更令我信服。击中我的是,他说双性恋女性只不过更坦白和真实而已,但是所有女性气质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将它的崇拜建立在了欺骗之上。好吧,他没有说欺骗。他只是扔出了这个观点。我对他尖叫。“但是,对女人最高的赞美就是信任女人予以这个重大的秘密。”我说,布赖尔、公主和我都会珍惜它,将它保持下去。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是要做的一件事情,比如柴迪(Chaddie)就曾反对,想证明月经是有趣的,而男人嫉妒女人。好吧,男人的确是……现在你看到的所有这些在无意识里,也许被我们对小狗的喜欢所佐证着,因为我觉得我们肯定是的。(H. D.,1933)

这里杜利特尔确信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伟大贡献是阴茎嫉妒的观点。她把这个观点联系到女性对阴蒂的愉悦感上,她称之为“小狗”。由于她对这个观点很热情,可能无心地误导了弗洛伊德以为其他女性也是这样的。这可能是一个答案。她想,为何那么多女性似乎愿意参与到镇压自己的共谋之中。也许应该归因于小女孩对阴茎力量的信念。如果女孩看见母亲和姐妹们被当作次于男人的人类对待,如果她看见她们忍受压迫,弗洛伊德想,她一定会认为这是因为她们不像男人那么完整,她们是有缺陷的、不足的,因此也应当受到社会的压迫。而结果是,其他女性都认为这个观点很无礼和错误。根据杜利特尔的描述,她之前的分析师伊丽莎白·查德维克(Elizabeth Chadwick)的观点是男人嫉妒女人,看起来更靠近当代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在这里,查德维克很显然受到了克莱茵(1921)的影响,即第一嫉妒是对乳房的嫉妒。霍多罗夫(Chodorow,1978)相信,母亲是婴儿的第一个敬畏客体。这个拓宽的概念,对女权主义者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拉康派女权主义者对作为暗喻的阴茎感兴趣,称之为“阳具”(phallus)——作为权力和尊重的符号。他们并不看重身体感觉和愉悦感的价值,不像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观点那样,他们看重的是,幻想阴茎具有阴蒂的力量,但是因为尺寸相对更大所以力量也加倍。

杜利特尔不得不努力斟酌弗洛伊德把阴茎概念作为一个暗喻的理解。在5月15日她写给布莱说:“但是治愈的关键将在于,我害怕自己,所以我写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书显然意味着阴茎,而作为‘作家’,我只有在无意识中以正确的方式与男人获得平等。”因此,相对弗洛伊德的理解而言,杜利特尔对阴茎嫉妒的理解是更加身体性的、具体的、非符号性的。不过这个理解让她可以去写作和出版,不仅有数量,而且有相当的质量,以至于在1960年她成了第一位接受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奖章的女性。弗洛伊德在1933年写给她的告别信息是这样的:“我深感满足,当听说你已经在写作和创作,我记得这就是为何我们深入钻研你潜意识的原因。”(H. D.,1933)

争议

弗洛伊德想培养希尔达·杜利特尔的创作力,正如他对待以上提到的所有女性及很多其他女性一样。女权主义者们坚称,弗洛伊德在其科学著作中对女性的见解是侮辱女性的,毕竟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部分并不重要。是那个公众形象、那个科学家和学者影响了精神分析世界的视角,以及所有其他受到他及其追随者的作品所影响的科学和艺术。我们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憎恶作为女性心理学的阴茎嫉妒这一观点(Horney,1924;Fliegel,1973,1982)。更糟糕的是弗洛伊德的声明:“她们(女性的)超我永远无法做到不动摇、客观、独立于其情绪起源,像我们要求男人的超我那样。”(1925,p.257)在众多反对这一具体声明的人中,有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和泰森(Tyson,1990)。

正如霍夫曼(Hoffman,1999)曾指出的,弗洛伊德疏忽了女性攻击性的重要性和无处不在,尤其是朝向其婴儿的。他也疏忽了(Richards,1996)女性生殖器感觉的重要性,这种感觉让小女孩珍视自己的生殖器,造成了因为拥有一个敏感的因此也是潜在脆弱的身体部位所伴随的生殖器焦虑,以及形成了原发性女性特质,并对小女孩自体感的塑形起着重要作用。我认为,他在这些关键方面对女性的误解导致女性感到被曲解和低估。只要他没有理解女孩发展过程中生殖器感觉的强度和独特性,女性就会感到他没能理解她 们。

作为对批评弗洛伊德的女性性欲、女性攻击性和女性超我视角的回复,弗洛伊德学派的女权主义者开始更新精神分析对女性的理解。斯米尔格(Chasseguet-Smirgel,1970) 的《女性性欲》(Female Sexuality)显示,女性如何可以一起学习了解自己的内心。米切尔(Mitchell,1974)论述精神分析不是社会安排的药方,而实际上是关于潜意识和性欲的。她说对弗洛伊德的攻击与他抛弃创伤理论和暴露儿童性欲有关,与他的女性自恋、女性受虐及视被动性为一种女性特质的理论有关。米切尔表明这些理论观点不是用来征服女人,而是为了让神经症性的人们从有害的潜意识性欲幻想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施特劳斯(Strouse,1974) 把许多短文汇集在一起,显示了分析如何为女性赋予个人力量。米勒(Miller,1976) 不仅强调了女权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结合的重要性,而且展示了它们如何共同合作。布鲁姆(Blum,1978)编辑了一本《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期刊》(JAPA)副刊,用以阐明女性心理学的这些补充内容: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理解女性的思想,而不是去描述一个理想女性应该思考什么。由于布鲁姆非常认同弗洛伊德和他的作品、他的兴趣,表明了自己作为弗洛伊德派火炬监护者的代表,要在弗洛伊德的传统下修正对女性的理解的意愿。

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南希·霍多罗夫(1978,1989),她和解了两个女权主义的坚决主张——关于女人所拥有的女性心理学的特殊知识,以及母亲所拥有的感受的特殊知识——并总结道,女性尤其能够将分析聚焦到感觉上。 欧巴赫(Susie Orbach,1999)做了补充:通过鼓励女人谈论她们的感受,精神分析赋权给她们。普罗赞(Prozan,1992)表明,有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议题是由自己接受过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女性所完成的。因为弗洛伊德倾听女性,他赋权给她们。他认真对待女性的想法,她们获得了一个呈现给她们的新平台。这些作者中的许多人承认,她们在弗洛伊德运动中被赋权。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理论的改变迎来了理解女性的另一个里程碑:关于女性心理学的第二份JAPA 副刊,于1996年发行。这些女权主义论文,对于在女性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对女性生殖器和原发性女性特质的最新理解,以及对于在女性分析师的工作中运用女性性别,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因此,弗洛伊德的遗产不仅在专业层面上为女性提供了就业,而且提供了很多让女性的想法和创新得以被认真对待的机会。

其他当代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师(Young-Bruehl,1990;Dimen,1998),当他们阅读弗洛伊德文集的标准版,以及后来发行的弗洛伊德的各种邮件合集时,都转而同意了这个观点。布鲁尔(Young-Bruehl)论述女权主义者们误解了弗洛伊德的意思,认为女性特质是失败了的男性特质,而他实际上主张的是女性特质是一种原初双性体的受限,正如男性特质一样。既不是父权式理论家,也不是厌恶女人的人,弗洛伊德渐渐被看成他想要尝试成为的:一个平等机会的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