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

La direction de la cure et les principes de son pouvoir

雅克·拉康 著

李新雨 译

1958年7月10日至13日在华幽梦研讨会(Colloque de Royaumont)上的报告①。

Ⅰ、今天谁在分析？

      1、我们说一个分析带有分析者（analysé）【1】个人的种种特征，就好像这句话是不言自明的那样。但若是对分析家个人在分析中所产生的种种作用感兴趣，那我们就以为自己显得是胆大妄为了【2】。这至少解释了为什么在听到那些有关反转移（contre-transfert）【3】的时髦言论时我们会感到一阵战栗，因为这些言论大概有助于掩盖它在概念上的不恰当性：你们想想看，假如我们表明自己是由同我们塑造的那些人一样的泥土制成的，我们又会显示出怎样的心灵高度呢？

      我在此写下了一句脏话。但是这句话对于它所针对的那些人来说还是轻的，鉴于他们如今甚至毫不婉转地承认在精神分析的名义下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对病人的情绪再教育”（rééducation émotionnelle du patient）【4】[22]②。

　　把分析家的行动定位在这个层面上即是带走了一种原则性的立场，以此种立场来看，可以就反转移所说的一切，即便不是徒劳无用的，也都将起到绕道而行（diversion）的作用。因为我们想要在此赶走（déloger）的欺诈恰恰是在那之外的③。

　　我们并非就此来揭露今日精神分析【5】所持有的反弗洛伊德主义的东西。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它摘下了面具，既然它吹嘘自己超越了它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同时它只保留了一丁点儿的弗洛伊德的学说，足以使它觉得自己以其经验来陈述的东西与那学说是多么不一致就够了。

　　我们打算表明这种切实维持一种“实践”（praxis）的无力，何以会突然转向一种权力的实施，正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常有的那样。

　　2、精神分析家肯定指导着治疗。这个治疗的第一条原则，亦即人们从一开始就详述给他的原则，那条他在自己的训练中处处重新发现以至于他耳熟能详的原则，就是他不应当去指导病人。在一位天主教信徒可以从中得到道德引导的那种意义上的神修指导（direction de conscience）【6】，在此便被彻底排除了出去【7】。如果说精神分析给道德神学（théologie morale）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也并非是神修指导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提醒大家说神修指导同样提出了一些问题。

　　治疗的方向（direction de la cure）则是另一回事。它首先在于让主体去运用分析的规则【8】，也即我们不会在我们所谓的“分析情境”（la situation analytique）的原则上以主体最好不加思索地运用它们为借口而忽视其存在（présence）的那些指令。

　　这些指令在最初的交谈中是以规矩（consigne）【9】的形式而提出的，即使分析家很少对它们作出评论，我们还是会认为，甚至在他陈述它们的那些语调变化之中，这些规矩都将传达出分析家自己根据他所信奉的学说而对其形成的理解。这并不会使他更少依赖于那些巨大的偏见，这些偏见在病人那里等待于同样的地方：根据这样一种观念，也即文化的传播使他能够以这个过程（procédé）【10】与这项事业的目标来塑造自己。

　　这已足以向我们表明，从这些最初的指令开始，方向的问题就显得是无法在一条单义交流（communication univoque）的路线上来提出，这就迫使我们在此停在这一阶段上以便以其后果来阐明它。

　　我们只是要提出，如果把它归结成事实来说，这个阶段就在于让病人忘记它仅仅涉及到的是言语，但这并不作为分析家自己将其忘记的借口[16]。

　　3、再说我们已经宣告了正是经由分析家的一边，我们打算着手我们的主题。

　　让我们说，在这项共同事业的资本支出中，病人并不是唯一在其付费上有困难的人。分析家也同样应当支付：

　　——大概是要以话语（mots）来支付，倘若这些话语经过分析操作的转化而被提升到了它们的解释（interprétation）【11】效果之上；

　　——但是也要以其本人（personne）来支付，因为不管他拥有什么，他都要将其本人作为分析在转移（transfert）【12】中所发现的那些独特现象的支撑而租借出去；

　　——人们会不会忘记，他还应当以其最隐秘的判断中的本质的东西来支付，以便卷入到一个直指存在的核心（弗洛伊德写道[6]：Kern unseres Wesens，亦即“我们存在的核心”【13】）的行动中去：他会不会独自待在那里置身事外呢？

　　请那些祝愿我们战斗胜利的人不要为我担忧，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又把自己献给了那些对头，他们总是乐于看到我退回到自己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中去。

　　因为正是从他们满足于疗效的自命不凡（prétention）之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言论：分析家与其说是以他的言行不如说是以他的存在来给人治愈的[22]。显然没有人去向其作者询问他说这句话的理由【14】，而当他对着自己所蒙受的嘲弄摆出一脸倦怠的微笑而靠着善良、靠着他自己的善良（必须要善良，在这一语境下是没有任何超验性的）来使自己恢复平静以便结束一场有关转移神经症（névrose du transfert）【15】的无果争论时④，也没有人提请他注意颜面。但是当他的行李在搬运途中明显令人想到里面充满砖块时，谁又会忍心去盘问这个被行李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的人呢？

　　然而，存在就是存在，无论是谁祈求于它，而且我们有权询问它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4、因此我将重新把分析家置于被告席上，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位分析家，以便指出他越是以自己的存在被卷入其中，相应地，他就越是不确定自己的行动。

　　作为以言论或以行动呈现给我的事情的解释者，我决定我的神谕（oracle）【16】并随我的意愿把它表达出来，继上帝（Dieu）之后我是船上唯一的主人，当然我远不能测定我的言语的全部效果，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恰好心知肚明并试图去应对这些效果，换句话说，在时机与频率以及我的干预的选择上我始终是自由的，以至于规则似乎被完全安排成了丝毫不会妨碍我作为实施者的行动，与之相关联的是“材料”（matériel）的方面，在这个方面下我的行动在此获得了它所产生的东西。

　　5、至于对转移的处理，我的自由却反而因我本人在其中所遭受的双重性而受到了异化，而人人都知道分析的秘密必须在这里来寻找【17】。这并不妨碍人们自以为在以下这种学究式的言论上取得了进展，即：精神分析必须被当作一种两人情境（situation à deux）来研究。或许人们会给它施加一些限制其运动的条件，但是如此来设想的情境仍然被用于表达（除了上文引述的那种情绪再教育之外也再没别的花样了）那些对据说是“虚弱”的自我进行矫正的原则，这种矫正是由一个人们因其“强大”而喜欢将其认为是有力量执行该计划的自我来进行的。人们并非是毫无尴尬地发表这种观点的，那些其笨拙令人震惊的懊悔恰恰证明这一点，例如那个明言不在一种“由内部治愈”（guérison par le dedans）[22]⑤的苛求上让步的人即是如此。但是最重要的唯独是在于看到在这一段落里提到的主体的赞同，只是在第二时间上源出于一种首先被强加的效果。

　　我们展示出这些偏航漂离（déviations）【18】并非是为了取乐，而是相反为了以其暗礁给我们的航道设定信标。

　　事实上，所有的分析家（即便是那些如此误入歧途之人）都总是会在惊叹于那种似乎像其他关系一样的一种两人关系的最出乎意料的效果时而感受到转移。他告诉自己说他要在这里处理一种他并不对之负有责任的现象，而且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曾坚持强调它在病人身上的自发性。

　　一些时候以来，分析家们在他们用以款待我们的那些伤筋动骨的修正中，似乎都乐于暗示说他们长期以来所抵御的这种坚持表现的是在弗洛伊德那里的某种疏漏（fuite），亦即他在这种情境概念以之为前提的参与面前逃跑（fuite）了【19】。你们看，我们是合乎潮流的【20】。

　　但是他们把那些以其反转移的名义来归置的情感投掷到一架天平的秤盘上以便让该情境在那里经由它们的分量而得到平衡的这个轻巧而得意的动作，却反而为我们表明了一种与放弃构想转移的真正本质相关联的意识的不幸（malheur de la conscience）【21】。

　　我们不会好像一位理想的玩家估算其对手的意图那样来推理分析者让分析家个人去支撑的他的那些幻想。或许那同样是有策略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被镜子的隐喻所欺骗，尽管这个隐喻适合于分析家给病人所呈现的平整的表面。面无表情（visage clos）与守口如瓶（bouche cousue）在此的目的与打桥牌时并不相同。倒不如说是分析家由此给自己找了一个我们在这项游戏中称之为明家（le mort）【22】的帮手，但这是为了让第四者（quatrième）【23】出现，这个第四者将在此作为分析者的搭档，而分析家则将试图以自己的打法来让分析者猜出其搭档手中的牌：这就是游戏的赌金在分析中强加于分析家的——我们说是克己的——约束（lien）【24】。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则隐喻，根据他把自己置于（se place）病人的“左边”或“右边”来演绎他在那里的游戏，换句话说在第四者之前或之后的位置上出牌，也就是说在第四者之前或之后以明家来出牌。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亦即分析家的那些感觉在这场游戏中只有一个可能的位置，那就是明家的位置；而要使他复活【25】，游戏虽会继续进行但却没人知道是谁在引导它。

　　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家在其战略上比在其战术上是更不自由的【26】。

　　6、让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家在支配战略与战术的东西上甚至是更不自由的：亦即在他的政策上，他最好可以在其存在的缺失（manque à être）【27】上而非在其存在上来给自己定位。

　　换句话说：假如他没有在使之行动成为可能的事情中重新把握其行动的出发点，假如他没有牢记其行动被四分化（écartelé）【28】的悖论，以便从根源上来修改整个行动借以在现实中介入的那个结构，那么他对于病人的行动就会因为他由此形成的观念而逃离开他。

　　对于今日的精神分析家们来说，这种与现实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根据教育者们永久的权威性原则来衡量这种关系在病人那里的脱节（défections）。他们只是依赖教学性分析（analyse didactique）【29】来保证在一个足够的比率上把它维持在分析家们那里，对于这些分析家，我们不禁会觉得，为了面对向他们提出的那些关乎人性的问题，他们的见解有时候可能是有点局部的。这只是把问题退回到了个人的层级上。

　　而当他们以那些离经叛道（écarts）在主体身上的减少——尽管这些偏离被归因于他的转移及其种种阻抗（résistances）【30】，但却是经由与现实的关系来定位的——来描述分析的过程时，我们便不大会安心地去听他们冲着分析为测定其偏离程度（en prendre la mesure）而可能提供的那个“非常简单的情境”（situation toute simple）大叫大嚷。得了吧！如果教育者可以如此轻易地就判断某种他自己无论如何都必曾经历过的经验，那么他就远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我们会料想倘若这些分析家都不得不依靠其现实感来亲自造出这种经验，那么他们就会给这种经验以别的偏差：这种优先权是不堪想象的。他们自己也对此有点将信将疑，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拘泥于保持它的那些形式（formes）【31】。

　　我们可以想见，为了支撑住这个如此明显不牢固的概念，大洋彼岸的某些人就觉得需要在其中引入一种稳定的价值，一种衡量现实的标准：亦即“自主的自我”（ego autonome）【32】。正是这个假定由那些最不协调一致的功能所组织起来的集合，为主体的先天性感觉（sentiment d'innéité）提供了支撑。人们把它当作自主的，是因为它可能避开了那些个人的冲突（non-conflictual sphere：即“非冲突领域”【33】）[14]。

　　我们在此认出了最为学院派的内省心理学（psychologie d'introspection）【34】早已将其作为站不住脚的东西而丢弃掉的一个过时的幻象。然而，这种倒退却被赞扬是返回了“普通心理学”（psychologie générale）【35】的老家。

　　无论如何，这种倒退都解决了有关分析家的存在的问题⑥。一队或许自主但却不平等（égaux）的自我（egos）【36】（但是他们在其自主性的充足之中又会凭借哪个原产地的印戳来认出彼此呢？）就被送给了美国人，以便把他们带向“幸福”（happiness），而不扰乱那些无论利己主义（égo猀琀攀猀）与否的自主性，这些自主性以其无冲突领域（sphères sans conflit）铺设了抵达幸福的“美国之路”（American way）。

       让我们概括一下。假如分析家只处理那些阻抗，他便会在作出一番解释之前再三考虑，实际上他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他却会由于此种谨慎而得到豁免。

　　只是倘若他给出了那则解释，它就会作为是来自于转移转嫁（impute）他成为的那个人而被接收到。他会不会同意从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中获益呢？分析的道德（morale de l’analyse）并不与此相矛盾，只要他解释了这一效果，倘若错过这个解释，分析就会停留在一种粗糙的暗示（suggestion）之上。

　　这种立场是无可争辩的，除非分析家的言语仍将是作为来自转移的大他者而被听到的，而主体摆脱转移的出路就因而被“无限”（ad infinitum）拖延了下去。

　　因此，正是由于主体转嫁分析家成为的那个存在（其存在是在别处的），一则解释才有可能回到那个位置（place）【37】上，从而使它可以落在那些回应的分布上。

　　但是谁来说分析家在那里是什么呢，并且当他被解释的任务逼得走投无路时他还剩下什么呢？如果说他要向我们回答的一切就是他是一个男人的话，那么让他敢于自己说出来吧。因此整个事情都将在于他拥有还是没有什么：然而正是在这里他掉头跑掉了，这不仅是由于那种无耻的神秘（impudence du mystère），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拥有”（avoir）之中所涉及的正是“存在”（être）【38】，而如何呢！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个如何并不简单。

　　因而他宁愿转而依靠（se rabattre sur）他的自我，并退回到他知道一点的现实上去。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以“主我”（je）和“客我”（moi）与他的病人在一起了。如果他们剑拔弩张的话，那又怎么办呢【39】？正是在这里，人们便机巧地指望于自己在那个位置上应当拥有的智慧（les intelligences qu'on doit avoir dans la place）【40】，这个位置目前被命名为“自我的健康部分”（partie saine du moi），亦即那个像我们一样思考的部分。

　　C.Q.N.R.P.D.【41】，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这把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亦即去重新创造分析。

　　或是去重新修改分析：通过将转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阻抗来处理。

　　很多人都在言明（professent）这一点【42】。我们正是向他们提出了这个给本章节定名的问题：谁是分析家？是那个利用转移来作解释的人？是那个将转移当作阻抗来分析的人？还是那个把自己的现实观念强加于人的人？

　　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所针对的那些人逼得更死，而且比下面的问题更不易逃避，即：谁在说话？我们的某位学生曾替病人在他们耳边大声吼出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耐烦（d'impatients）的回答是：“跟我们同类的某种动物”；而对这个变换了的问题必须说“我”（moi）的回答将会是更令人生厌地同义反复的【43】。

　　非常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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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① 这是受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fran愀椀猀攀 de psychanalyse）的邀请在当时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第一篇报告，发表于《精神分析学》（La Psychanalyse）第六卷。——原注

② 方括号里的数字提示的是位于本篇报告最后的参考书目。——原注

③ 这是为了以“赶走”（déloger）这个措辞来转而反对一个学会的精神，只有付出这个措辞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评判，当时弗洛伊德用来让自己与那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平起平坐的句子：“它所在之处，我必将到来”（Wo es war, sol Ich werden），在那里一律按照法语的惯例被翻译成了：“自我必须赶走它我”（Le Moi doit déloger le 愀）。——原注

④ 《如何结束分析治疗》（Comment terminer le traitement analytique），参见1954年第四期《法国精神分析期刊》（Revue franc. de Psychanalyse）第519页。要估计这样一种说法的影响，请参阅诺岱（Ch. H. Nodet）的《精神分析家》（Le Psychanalyste），载于1957年第四期《精神病学进展》（L'évolution psychiatrique）第689~691页。——原注

⑤ 我们向我们的读者保证在下文中不再以此等愚蠢的说法来使他们厌倦，这些说法在此其实只有一种用途，那就是表明分析的辞说已经沦落到了何种地步。总之我们也向我们的外国听众表示歉意，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大概也有很多可供他们使用的类似货色，但可能并不完全属于同样的平庸。——原注

⑥ 在法国，上面引述过的那位空谈存在的理论家就直接得出了这种答案，即：精神分析家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参见：La P.D.A., I, p. 136）【译注：这个空谈存在的理论家即是纳什特】。——原注

译注：

【1】拉康在此时仍然将进入分析治疗的主体称作“被分析者”（analysé：动词analyser的过去分词），而直到在《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议》中他才正式将其更名为“分析者”（analysant：动词analyser的现在分词）。相较之下，前者在被动语态上意味着主体更多的是被动接受分析的过程，或者在过去时态上意味着分析的过程已经被完成了，而后者则在主动语态上意味着主体更多的是主动参与分析的过程，正是分析者通过他的自由联想在做分析，而分析家的任务则是帮助分析者更好地进行他的分析。为了更好地凸显主体在分析治疗中的这种主动参与的意味，在本文中我均将“被分析者”改译为“分析者”而不再作另外的说明，以期翻转人们对于“是分析家在施予分析而被分析者在接受分析”的这种既定的理解，同时回应拉康以本节标题而提出的问题：“今天谁在分析？”。

【2】此处的“分析者个人”（la personne de l’analysé）与“分析家个人”（la personne de l’analyste）也可以被理解为“分析者或分析家的人格”。

【3】在精神分析的传统意义上，“反转移”（contre-transfert）概念通常是指分析家对分析者个人产生的无意识反应，尤其是指分析者的转移对分析家产生的无意识影响。在《就转移所作的发言》（1951）一文中，拉康曾就“反转移”概念提供过一个他自己的定义，即：“在辩证过程的某一时刻上，分析家的偏见、激情、困境乃至不充分资料的总和”（见：Ecrits，1966：225）。在此值得说明的是，反转移在经典精神分析那里一直作为分析过程的阻碍，例如弗洛伊德就把它看作是分析家必须经由其个人分析来修通的无意识情结，直到1950年，随着克莱因“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概念的发展，保拉·海曼（Paula Heimann）才首次提出反转移可以作为分析家理解病人无意识的工具，此后反转移便越来越多的受到当代精神分析家们的重视。正如拉康的女婿米勒所指出的：“我们如今看到的是，反转移被认为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不是梦，而是反转移”（Jacques-Alain Miller，2003，第35页）。对于这种强调以分析家的反转移而非基于分析者的自由联想来理解分析者的趋势，拉康始终持有保留的态度，直到1961年他才以“分析家的欲望”（désir de l’analyste）概念为反转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决（见：《研讨班VII：转移》中的《有关反转移的批判》一章）。

【4】“情绪再教育”（rééducation émotionnelle）可能是在法语中所采纳的对“矫正情绪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一词的翻译，该术语可见于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与托马斯·莫顿·弗兰奇（Thomas Morton French）合著的《精神分析疗法：原理与应用》（Psychoanalytic Therapy：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1946）。

【5】拉康在此使用的“今日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d'aujourd'hui）一词，一方面指涉着当代精神分析运动继弗洛伊德之后的一系列发展，是拉康本文议题的较广泛的背景，另一方面则指涉着在1956年由法国最负盛名的出版机构之一法国大学出版社（PUF）所出版的一部题为《今日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d'aujourd'hui）的集体著作，该书由弗洛伊德的传记作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作序，由时任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简称SPP）主席的萨卡·纳什特（Sacha Nacht，1901—1977）主编，是拉康本文批判的最直接的背景。

【6】这里的“direction de conscience”并非像褚孝泉先生所译是“良心的方向”，虽然其中的“conscience”一词可根据不同的语境被译作“意识”或“良心”，但是它在宗教的意义上则专指“聆听忏悔的神甫”或“神修导师”，故我在此将其译作“神修指导”。

【7】拉康在此使用的“direction”一词同时区分出了“指导”与“方向”两种不同的意义。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与神修指导式的道德说教是截然不同且水火不容的——分析家并不是在“引导”、“教导”或“管控”的意义上指导“病人”，而是相反在指导“分析的过程”或“治疗的方向”。

【8】“分析的规则”（règle analytique）是指分析家一方的设置要求，它不仅涉及到了分析治疗在形式上所需的一切安排（例如：时间、费用与频率的商定，违约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了对“自由联想”规则的引入，亦即：让分析者把那些在分析情境中浮现于其脑海里的事物——无论是来自某一特定元素（字词、声音、形象、数字以及梦境等等）还是自然产生的想法或感受——不加思索、不加选择并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正是在自由联想的意义上，精神分析构成了拉康式言在主体的“不思之说”。

【9】此处的“规矩”（consigne）一词同时还具有“命令”的强制性意味。

【10】此处的“过程”（procédé）一词同时还具有“方法”的意思。

【11】在精神分析的传统意义上，“解释”（interprétation）是指分析家旨在揭示分析者的防御冲突模式并试图挖掘其症状潜在意义而提供的干预过程。

【12】对精神分析而言，“转移”（transfert）即是“分析情境”的代名词，它通常都涉及到使用一些特定的对象并在与这些对象达成的特定关系的框架里运作。

【13】“Kern unseres Wesens”这个德文表达可见于弗洛伊德的《释梦》第七章之《原初过程与次级过程——压抑》，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在英文标准版中将其译作“我们存在的核心”（the core of our being），弗洛伊德在那里写道：“我们存在的核心由那些无意识的愿望冲动构成”（见：SE，V：603）。在弗洛伊德而言，最早出现于精神装置的是原初过程，而次级过程则只是在生命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它们只能抑制和掩盖原初过程，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写或废除原初过程。因此，“我们存在的核心”也即我们追溯到童年早期的那些受原初过程所支配的无意识的愿望冲动。

【14】拉康在此引用的其实是纳什特的观点，亦即：“分析家不是以他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以他是怎样的人来治愈病人的”。在纳什特而言，分析家的存在即是分析家的人格，他强调“分析家人格的重要性”（见《今日精神分析》第134页），认为这种人格应当“达到和谐与深度的平衡”（同上，第135页），他甚至于指出我们的人格并不必然适合于经由训练性分析而成为分析家，也即他相信“某种天赋是必需的”（同上，第136页）。纳什特因而便假定了分析家必须具备某种人格类型，然而他自己的那种谨慎的人格却让他在界定这些人格是什么的问题上显得过于含糊不清。相较之下，拉康则更强调分析家一方的“存在的丧失”（désêtre）以及在分析中所观察到的“去人格化”（dépersonnalisation）的效果，并以此作为主体“超越镜像认同的标志”（见：Ecrits，1966：680）。

【15】“转移神经症”（névrose du transfert）是弗洛伊德在“精神神经症”的名目下根据力比多经济来描述的一组疾病分类学范畴（与之相对的是“自恋神经症”），其特征在于力比多始终被移置在真实或想象的对象之上而从不撤回到自我，包括：“焦虑性癔症”、“转换性癔症”与“强迫性神经症”。

【16】与传统精神分析将解释看作旨在提供特定因果关系与固定意义的陈述不同，拉康认为真正的分析性解释必须是能够引起分析者回忆并且意义多价的陈述。这种旨在唤起新材料且承载歧义性的解释即被拉康称之为“神谕”（oracle）。就像“德尔菲神谕”（Delphic oracle）那样，分析家的解释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却可以在分析者那里产生某种共鸣，即便它是无厘头的甚至是不被分析者所理解的，如此才能迫使分析者去面对“大他者的欲望之谜”，从而辩证出主体自身欲望的真理。此外，拉康曾在1975年说道：“神谕既不揭示也不隐藏”（Scilicet 5，16），由此我们便可以把神谕联系于真理的“半说”（mi-dire）。关于拉康后期对于“神谕”的进一步阐述，见：1971年1月13日的研讨班（S18，13~14）。

【17】此处“双重性”（dédoublement）一词的本意是“一分为二”，在心理学上特指“人格的双重性”，同时兼有“复杂”与“分裂”的意思，例如在此前发表的英译本中，阿兰·谢里丹（Alan Sheridan）就将其译作“复制”（duplication），而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则将其译作“分裂”（splitting）。在分析情境中，分析家既在象征层面上被分析者投射成一个转移的大他者，但他本人同时也免不了在想象层面上作为一个小他者而在场，此即拉康所谓的“双重性”。这里的“异化”则意味着分析家必须放弃他在处理转移时的一部分自由，为分析者更多地去占据那个象征的大他者的位置，而非在想象层面以他的自我来呈现小他者的位置，或者说把分析者的转移当作是直接针对他自己的反应来处理。

【18】“偏航漂离”（déviations）一词似乎可以更好地被译作“旁门左道”，意指自我心理学派以其“强大的自我”背离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无意识”。

【19】此句中的“fuite”一词同时具有“逃跑”与“疏漏”两层意思，故我在此将其分开作了不同的翻译。

【20】此句中的泛指人称代词“on”似乎显示出了一定的模糊性，它既可能指代拉康的立场，也可能指代上述分析家的立场，但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理解，也即这些对弗洛伊德持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析家们似乎在说：“你们看，弗洛伊德早就过时了，而我们才是合乎潮流的”。

【21】“意识的不幸”（malheur de la conscience）这一措辞，似乎在此影射的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界定的“苦恼意识”（unglückliches Bewu琀猀攀椀渀），法语中经常将其译作“不幸意识”（conscience malheureuse），见：法国哲学家让·瓦尔（Jean Wahl）的《黑格尔哲学中的苦恼意识》（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1年）。在黑格尔而言，自我意识的自由形式经历了从“斯多葛主义”到“怀疑主义”再到“苦恼意识”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其中“苦恼意识”恰恰体现的是自我意识经由主奴辩证而产生的双重性，它是“意识到自身是二元化的、是分裂的、仅仅是矛盾着的东西”，其不幸即在于个体生命摆荡在这种意识二元性之间的无所适从。

【22】在桥牌游戏中，当定约确定之后，定约方中首先叫出定约花色的一家称作庄家，防守方中位于庄家左手的下家称作首攻，在首攻人打出第一张牌之后，庄家的对家即将自己手中的牌全部亮明，且由庄家进行操作，故此称作明家。明家无法操作自己的牌，但却可以看到庄家的牌。

【23】拉康在此以桥牌游戏中的“第四者”（le quatrième）来隐喻的是分析者的无意识主体。

【24】此处的“约束”（lien）一词同时具有“联系”、“关系”与“枷锁”、“束缚”的意思。

【25】此处的“明家”（le mort）同时具有“死人”的意思，所以拉康才会在此用到“复活”（ranimer）这个字眼。关于分析家占据“死人”的位置，拉康早前曾在《弗洛伊德之物或在精神分析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中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分析家通过装作死人，通过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尸化他的位置，亦即经由他作为带有大写字母A的大他者而在那里的沉默，或是通过废除其自身作为带有小写字母a的小他者而在那里的阻抗来具体地介入分析的辩证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并在象征界与想象界各自的影响下，他都使死亡在场”（见：Ecrits，1966：430）。

【26】分析家在战略上必须占据“明家”或“死人”也即大他者的位置，同时避免他的自我介入其中而来到小他者的位置，而在战术上则更自由一些，他既可以在分析者的无意识之前出牌，通过呈现意义多价的解释来等待其干预对主体产生的无意识影响，也可以在分析者的无意识之后出牌，通过重复分析者话语中引起歧义的能指来返还主体无意识传递的信息。根据拉康在此提供的说明，我们甚至可以评论说，精神分析的技术与心理治疗的不同恰恰在于分析家的干预本身即构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效果。

【27】“存在的缺失”（manque à être）概念最早出现于拉康1955年的第二期研讨班，拉康在那里将其与欲望关联起来：“欲望是一种存在跟缺失的关系。严格地说，这个缺失即是存在的缺失。并非这个或那个的缺失，而是存在凭借存在的缺失而存在”（S2，306）。继而在本文中，拉康回到了这一主题，他把“主体存在的缺失看作分析经验的核心，看作神经症患者的激情在那里得以展开的领域本身”（Ecrits，1966：613）并进一步指出了“欲望是存在的缺失的换喻”（同上，623）。最后在《针对一届有关女性性欲的会议的指导性言论》（见：我的翻译，载于2011年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年会论文集）一文中，拉康又将“存在的缺失”与“拥有的缺失”（manque à avoir）进行了比较，前者被联系于欲望的范畴，后者则被联系于要求的范畴（见：同上，730）。

【28】“被四分化”（écartelé）一词自然是在继续桥牌游戏的隐喻，以表明分析家对分析者的行动必须始终在L图式的四分结构中来设想。关于拉康早前有关“四角游戏”的阐述，请读者参阅《弗洛伊德之物或在精神分析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中《分析行动》一节的开篇，拉康在那里写道：“在分析情境中并非只有两个主体在场，而是这两个主体各自都拥有两个对象，也即自我与他者，这个他者具有以小写字母a开头的标志。然而，根据那些我们必须熟知的一种辩证数学的特性，它们在主体S与A的对子中的联合总共只有四项，因为在a与a’之间起作用的排除关系在跟主体的对质中把如此标记的两个对子缩减成了唯一的一对。在这场四角游戏中，分析家将对那些压垮、阻刹言语并使之转向的重要阻抗施加影响，同时他自己也在这场四重奏中引入了排除的原始符号，这个符号意涵了在场或缺位的或此或彼，从而在形式上突显出了被包括在自恋‘文化’中的死亡”（Ecrits，1966：429~430）。

【29】“教学性分析”（analyse didactique）也被译作“训练性分析”，即以培养分析家为目的而进行的分析。传统上与之相对的是“治疗性分析”，即以治疗分析者为目标而进行的分析。然而，在拉康自己的学派中，这个区分却被模糊了，他甚至声称：“只有一种精神分析，即训练性分析”（S11，304）。

【30】在弗洛伊德的定义上，“凡是干扰治疗进行的都是阻抗”（SE V： 517）。在此不得不说的是，由于精神分析理论在上世纪初的日益普及，分析家的解释效力便迅速遭遇了瓶颈，导致分析家们转而诉诸于阻抗的概念，其结果就是自我心理学发展出无数防御机制的概念以强调如何克服分析者的阻抗。

【31】法语“formes”一词通常被译作“形式”，但是作为复数时则含有“外形”与“礼节”的意思。因此，这里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分析家不得不以穿戴优雅和举止有礼来维持其自身的形象，以便借此来突显其自我充分适应现实的社会优越感。

【32】在自我心理学中，“自主的自我”（ego autonome）概念基本上同义于“强大的自我”、“健康的自我”以及“良好适应的自我”等等，这种“自主性”即在于自我在原始冲动与现实要求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谐的平衡。据此，自我心理学派的分析家们将分析的过程设想为帮助分析者去形成自主的自我以完成对现实的适应，从而假设了分析者应当去认同于分析家的强大的自我。这种虚假的理想正是拉康批判自我心理学的核心所在。在拉康而言，自我的自主性不过是有关掌控的自恋性幻象，自我不是自主的而是由象征界所决定的，因此，真正享有自主性的就不是自我而是无意识的象征秩序本身。

【33】“非冲突领域”（non-conflictual sphere）概念最早是由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于1939年在其《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Ich-Psychologie und Anpassungsproblem）一文中引入的，此概念其后在自我心理学中得到了不断的强调，因为它假设了自我可以脱离其他精神动因（也即“它我冲动”与“超我要求”）的影响来发展并扩大其“适应现实”的功能。关于拉康后来对这一假设“无冲突地带”（conflict-free zone）的进一步批判，见：《研讨班XIV：幻想的逻辑》（1967年5月10日）。

【34】拉康在此以“内省心理学”（psychologie d’introspection）影射的是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他把内省实验的科学方法引入了对意识元素的研究，从而使心理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称“科学心理学之父”。

【35】拉康在此以“普通心理学”（psychologie générale）影射的是被誉为自我心理学派三驾马车之首的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1894—1970）。在《自我心理学的技术性蕴含》一文中，他曾写道：“精神分析正在逐渐不可避免地——尽管是迟疑不决地——变成一门普通心理学”（PQXX，1 [1951]：35），而在《自我概念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发展》，他也写道：“朝向普通心理学的倾向从其开端以来内在于精神分析”（IJP XXVII，6 [1956]：434）。此外，在《研讨班I：论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中，拉康还指出同是自我心理学派三驾马车之一的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1900—1957）也曾把精神分析指称作一种“普通心理学”（S1，25）。

【36】拉康在此就“平等”（égaux）与“自我”（egos）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两者在法语中的发音完全相同。

【37】此处可以理解为：主体在转移中给分析家转嫁了某种存在，从而为分析家赋予了某种在他身上更甚于他的东西（something in him more than himself），亦即把分析家投射成一个转移的大他者，这便使得分析家的解释性话语能够返回到转移的大他者的位置上而击中主体的无意识。此外，打从上文中“分析家把自己置于（se place）病人的‘左边’或‘右边’”这句话开始，“位置”（place）一词就在此反复出现于一系列的论述，从而部分地预示了他有待后续阐述的拓扑结构中的“位置”概念。

【38】此处可以理解为：分析家在被问及他是什么的问题时迫于解释的任务不得不去回答说“他是一个男人”，从而表明他不仅拥有一个答案而且还拥有一种男性气质，由此便进一步引出了阉割问题所涉及的“拥有”与“存在”的辩证法，见：拉康在本文最后一节中的论述（Ecrits，1966：632~633）。

【39】“主我”（je）与“客我”（moi）之间这种“剑拔弩张”的侵凌性，可以使我们想到拉康早前曾在《弗洛伊德之物或在精神分析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一文中论及的那场基于自我对自我的想象二元关系（由L图式上的a-a’轴所标点）的“你死我活”的永恒争斗（见：Ecrits，1966：428）。

【40】法语“intelligence”一词通常都表示“智慧”、“机智”与“才智”，但是在此作为复数，则有“暗中勾结”和“秘密接触”的意思，从而折射出了某种讽刺的意味。此外，法语中惯用“avoir les intelligences dans la place”来表示“在要塞中有内应”，因而“人们在那个位置上应当拥有的智慧”（les intelligences qu'on doit avoir dans la place）只是字面上的翻译，在此可以引申为分析家“良好适应的自我”与下文提及的分析者“自我的健康部分”里应外合、串通一气，由此我们不禁会想到扎特泽尔（Elizabeth Zetzel，1955/1990，第138页）所谓的那种旨在穿透病人防御的“治疗联盟”（alliance thérapeutique）。

【41】这里的“C.Q.N.R.P.D.”是下面“这把我们带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上”（ce qui nous ramène au problème du départ）这句话中主要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42】“言明”（professer）一词同时还具有“信奉”、“教授”和“从事”的意思。

【43】这里的“同义反复”（tautologique）可以理解为：在想象关系下由自我（a）向自我（a’）的言说。关于“谁在说话？”的问题，按照拉康的逻辑，与其说是“我在说话”，不如说是“话在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