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我从印度的中学毕业后，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离开那个让我感到舒适而安全的家，找一份秘书助理之类的工作，过上一种更为勇敢和兴奋的生活。
我渴望更独立的生活，并且希望自己住的离父母稍微远一点。我的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会劝说我上大学——我们达成妥协，我只需要上一个学期的课，之后我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我在尼扎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母亲并未问我将来的打算。我不必匆忙做决定。
在一次假期回家前夕，我购买了1968年出版的五卷本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一本一块钱（看上去很便宜）。列车颠簸了24小时，马上就要到家的时候，我已经粗略的看完了一卷，恍惚中知道，社会心理学（通过实验方法研究社会过程）正是我要做的事业。
在就读博士和博士后的工作期间，我有幸与三位杰出的学者合作：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托尼·格林沃德（Tony Greenwald）、华盛顿大学的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和伊莉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
在耶鲁大学，虽然我仍然对人类的记忆研究感兴趣，但是我发现记忆有两种形式：外显（有意识的）记忆和内隐（无意识的）内隐。
那么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也有两种形吗？
犹豫之际，我在课题申请书写上了“内隐态度” 的标题，我并不知道“内隐态度”今后会成为我学生的重要课题，而且我会坚持研究20年。
非常有幸能与托尼· 格林沃德及布莱恩·诺斯克（Brian Nosek）在内隐社会认知领域进行长期的合作。成百上千的学生已经使用过内隐联想测试，测试的次数达到数百万次。据此，我们现在知道人们会持有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看法（刻板印象）和情感（态度），而且这些过程往往与他们有意识的表达形成对比。
我们已知道，内隐态度的独立标记是亚皮层的脑活动，这类态度和刻板印象能预测人们的真实行为。最乐观的一点是，我们知道内隐记忆（甚至比较顽固的内隐记忆）都能因经历而改变。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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