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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品性、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性善论和性恶论者各自都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象其它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样,人性善恶的争论最后也呈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不再简单地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是恶的,而认为人性是中性的、亦即不善也不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即人性是“存在先于善恶”,意思是说,人性首先是一种存在,然后才有善恶之分;善和恶只不过是人的众多属性的一种而已。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本质的内部天性,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这些内部天性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这些内部天性是一种潜能,而不是最终的产品,它们是发展的、动态的和可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由心灵以外的因素决定的,如文化、家庭、环境、教育等。
以恶魔张君为首的团伙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二十八个无辜百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对他们若谈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既为时太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散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从精神病病理学上看,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张君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这类患者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异于常人,如经常逃学或外宿不归,撒谎,偷窃,虐待动物,欺负弱小,故意破坏他人的或公共财产,打架斗殴,流浪,反抗纪律与权威。成年后其本能欲望、情绪气质、兴趣是号和价值观念方面也与常人不同,但没有认知、判断、推理等智能方面的障碍,也没有幻觉妄想,其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情绪的暴发性,行为的冲动性,对社会和他人很冷酷,缺乏同情心和羞愧之心,目无法纪,或者有别的反常价值观念(如唯恐天下不乱、以害人为乐),不能从挫折和惩罚中吸取教训。
安福乡的副乡长说,张君从小就很霸道,象个霸王,同村的孩子又怕他又崇拜他。据张君的情妇陈乐介绍,张君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常因为一件小事对她拳打脚踢;即使是对他的同伙,他也十分冷酷,缺乏半点同情之心:陈世清仅仅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就逼着他自断一根脚趾,更不谈他对无辜百姓的疯狂杀戮了;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因为打架斗殴劳教三年,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成年后变本加厉,成为众人皆曰可杀的匪首;第一回买到一只枪后竟抱着枪兴奋得一夜未睡,在和平年代好枪如斯,其价值观之反常便可略见一斑了。所以诊断其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不一定都会违法犯罪。即使犯罪这也不一定都象张君一样残忍。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类患者若触犯刑律,应该承担完全责任。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有人格障碍而从轻处罚。
张君在被捕之后说,他之所以杀人抢劫是因为贫穷。他说的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贫穷是疾病和罪恶的温床。但是,贫穷并不一定导致一个人犯罪,我们见过很多的贫穷的人,他们通过合法的、辛勤的劳动变得富裕,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贫穷只有在与恶劣的个人品性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导致犯罪。
张君一案是个人的恶与人类整体的善的又一次较量。与历史上无数类似的较量一样,这次较量也以前者的失败告终。有人说,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善在战略上占优势,而恶在战术上占优势。也就是说,恶会赢得小的、暂时的胜利,善会赢得大的、最后的胜利。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恶的战术上的优势,在我们周围,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恶的人或者恶的势力对善良的人们的欺辱,这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很多受恶人欺辱的人连警都不敢报,他们对正义和法制的信心实在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了。民众对善良和正义的信心是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政策和法规。信心的恢复不仅有赖于司法部门的严格而公正的执法,而且还需要每一位公民通过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安全来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不要以为罪恶的子弹只是射向了那已经死伤的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没有防微杜渐的意识,那下一位受害者就可能是你或者是我。社会的安全感从来就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安全感之上的。
我们生活的社会应该建立起一个防范个人极端行为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应该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品质。我们甚至可以说,良好的心理品质比丰富的知识更为重要。良好的心理品质的标志是:全面发展的智力;相对稳定的情绪状态,能够适度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体察他人的情感反应,对他人的痛苦处境具有同情心;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即使在发生人际冲突时也能够应用理智而不是用极端行为来解决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前提是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和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有与自己能力相符的生活目标,不好高骛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一些牺牲;等等。
个人品性、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性善论和性恶论者各自都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象其它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样,人性善恶的争论最后也呈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不再简单地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是恶的,而认为人性是中性的、亦即不善也不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即人性是“存在先于善恶”,意思是说,人性首先是一种存在,然后才有善恶之分;善和恶只不过是人的众多属性的一种而已。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本质的内部天性,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这些内部天性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这些内部天性是一种潜能,而不是最终的产品,它们是发展的、动态的和可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由心灵以外的因素决定的,如文化、家庭、环境、教育等。
以恶魔张君为首的团伙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二十八个无辜百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对他们若谈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既为时太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散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从精神病病理学上看,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张君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这类患者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异于常人,如经常逃学或外宿不归,撒谎,偷窃,虐待动物,欺负弱小,故意破坏他人的或公共财产,打架斗殴,流浪,反抗纪律与权威。成年后其本能欲望、情绪气质、兴趣是号和价值观念方面也与常人不同,但没有认知、判断、推理等智能方面的障碍,也没有幻觉妄想,其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情绪的暴发性,行为的冲动性,对社会和他人很冷酷,缺乏同情心和羞愧之心,目无法纪,或者有别的反常价值观念(如唯恐天下不乱、以害人为乐),不能从挫折和惩罚中吸取教训。
安福乡的副乡长说,张君从小就很霸道,象个霸王,同村的孩子又怕他又崇拜他。据张君的情妇陈乐介绍,张君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常因为一件小事对她拳打脚踢;即使是对他的同伙,他也十分冷酷,缺乏半点同情之心:陈世清仅仅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就逼着他自断一根脚趾,更不谈他对无辜百姓的疯狂杀戮了;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因为打架斗殴劳教三年,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成年后变本加厉,成为众人皆曰可杀的匪首;第一回买到一只枪后竟抱着枪兴奋得一夜未睡,在和平年代好枪如斯,其价值观之反常便可略见一斑了。所以诊断其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不一定都会违法犯罪。即使犯罪这也不一定都象张君一样残忍。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类患者若触犯刑律,应该承担完全责任。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有人格障碍而从轻处罚。
张君在被捕之后说,他之所以杀人抢劫是因为贫穷。他说的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贫穷是疾病和罪恶的温床。但是,贫穷并不一定导致一个人犯罪,我们见过很多的贫穷的人,他们通过合法的、辛勤的劳动变得富裕,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贫穷只有在与恶劣的个人品性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导致犯罪。
张君一案是个人的恶与人类整体的善的又一次较量。与历史上无数类似的较量一样,这次较量也以前者的失败告终。有人说,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善在战略上占优势,而恶在战术上占优势。也就是说,恶会赢得小的、暂时的胜利,善会赢得大的、最后的胜利。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恶的战术上的优势,在我们周围,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恶的人或者恶的势力对善良的人们的欺辱,这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很多受恶人欺辱的人连警都不敢报,他们对正义和法制的信心实在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了。民众对善良和正义的信心是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政策和法规。信心的恢复不仅有赖于司法部门的严格而公正的执法,而且还需要每一位公民通过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安全来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不要以为罪恶的子弹只是射向了那已经死伤的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没有防微杜渐的意识,那下一位受害者就可能是你或者是我。社会的安全感从来就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安全感之上的。
我们生活的社会应该建立起一个防范个人极端行为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应该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品质。我们甚至可以说,良好的心理品质比丰富的知识更为重要。良好的心理品质的标志是:全面发展的智力;相对稳定的情绪状态,能够适度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体察他人的情感反应,对他人的痛苦处境具有同情心;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即使在发生人际冲突时也能够应用理智而不是用极端行为来解决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前提是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和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有与自己能力相符的生活目标,不好高骛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一些牺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