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中国的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现状-- 施琪嘉 桑志芹[1] 李哓晴 周娟 王海峰
本课题（L－11.9）旨在调查中国目前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现状，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目前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的体系进行了调查，但因要求完成时间短（2003，2-8月），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加调查的机构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西安市人民医院心理科、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1]、南京东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工作中心、深圳康宁医院、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系、北京首都医院医学心理教研室, 调查的内容、涉及心理服务人员及其所在的机构、来访的咨客的情况列于下:
心理服务人员
人员来源：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员主要包括有医学背景的医务人员、有心理学或教育学等文科背景的学校人员、心理学的爱好者（此部分人员含许多企业人才资源中心人士、监狱干部、行政企管人员及许多从事松散咨询工作的人员）。医疗人员多为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及其他通科医生，他们或兼职作心理咨询工作，或转型做心理咨询的专职工作。在一些综合性大学或师范院校设有心理学系或其他系中开设心理课程。一些社会人士（企业或从事培训的人员或监狱工作人员等）也对心理治疗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于心理知识的传播普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心理治疗体系的规范，从业人员将主要限于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s），临床心理学家（clinical psychologists），咨询心理学家（counselingpsychologists）、心理治疗师（ psychotherapist）和其他辅导工作者（other helping professionals），列表如下：
根据各类国家继续再教育项目的各种培训的学员资料，包括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第一期与第二期精神分析、家庭治疗、行为治疗培训班、国际心身医学连续培训家庭治疗项目（武汉）、国际创伤心理治疗项目（北京）、南京首届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共计481人，男性203人，女性278人，根据机构不同将职称分为两类：教育系统学校中教授12人，副教授28人，讲师32人，助教及其他共101人；医疗机构中主任医师23人，副主任医师100人，主治医师66人，住院医师56人（见表3，4）。在可收集到的学历记录有258人，博士有30人，硕士84人，本科109人，专科30人，其他学历有5人（见表2）。
从统计中看出，教育系统从事心理咨询者以初级、中级职称为众（助教58.5%），医疗系统则以高级职称者占多数（副主任医师56.7% ），可能为两方面原因，一为高校系统接待来访者为研究生和实习生为多，来访者以咨询问题为主； 二为医院系统从去年才开始实施心理治疗师职称系列，只有高级职称者才有时间被允许从事心理治疗工作，接待的多为有严重心理病理的病人。
统计还显示参加培训的人员的学历，本科42.2% ，硕士32.6% ，博士11.7%。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培训均为国家继续再教育项目，为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心理系）经过筛选确定的人员，多数具有相对高的学历和从事该领域工作的经历。一些地区举办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的情形则与此有所不同，其人员结构中的学历比例与前比大相径庭，通过率北京地区３０％，一年来全部参加人员超过２００人，约６０人通过员级考核，“师”级考核将在１１月９日举行；湖北地区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已经举办了四期，共有超过１０００人报名参加，考核通过情况为高级小于５％，中级小于５０％，初级小于７０％。卫生部心理治疗师一年来考试通过情况共１２名通过，尚未完全铺开。上海则由卫生局组织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另外考核，目前已经培训的人数为１３９人，尚未考试。
笔者设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者及所在的机构情况调查表，该表就从业者的职称、受培训的时间、学习的系统性、从业时间、采用的理论及技术、用药情况、是否从事过精神科或者神经科工作、治疗联盟建立的情况等。由于SARS的影响，收集的信息有限；其中参加的单位有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上海普陀区医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学生工作中心，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系，北京首都医院医学心理教研室,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南京东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武汉中德医院，西安市人民医院等。接受调查的共有49人，其中男性有22人占44.9%，女性27人占55.1%，平均年龄为32.6岁，职称分布，接受培训的级别,接受培训的时间，所受培训的内容，从事精神科工作的情况，从事心理服务的时间，用药习惯,对咨询或治疗的时程长短的看法，自我评估的咨询或治疗的有效率，能建立治疗同盟的比例，分别见下图及表格：
从表6中可看出，国内目前与国际合作和国家级的培训项目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学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需将培训机构指定在相关高校、大学医院和研究所，在学科建设的水平加以发展；表7则进一步显示出学科发展水平的学历培训的重要性：通常的培训以3-6个月以下的为多（20.4% , 22.4%)， 6-12个月的最少(8.1%), 但12个月以上的比例最大（32.7% )，其原因为心理系本科和硕士包含在内，以及那些有医学背景（精神病学）的人们，均会将自己的培训时间定在一年以上，但实际上在心理治疗培训的系统性上（比如实习）仍嫌不足。如系统学习一种理论的约1/3， 系统学习多种理论者也有1/3， 在国外（德国为例）， 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理论是需要系统学习的两个基础，时间在3-5年（已经有本科基础者），在某个专业的培训（如精神分析）则还需另外5年的时间，包括实习、自我体验、督导等。在国内的较好的培训项目（包括连续培训项目），多以传授理论、提供临床观察（如角色表演）及病例督导为主，个人体验者不多见，这仍是个学历教育的问题。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医学背景人员以精神科医生为多，但心身医学要求更多的通科医生的加入。目前卫生部系统举办的心理治疗师资格培训在上海的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是通过上海人大立法，提出，只要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从业人员，必须到指定的机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培训，该中心采取灵活的方式，即连续培训与周末间断培训结合，请来国内外多方面的专家对学员进行督导，结业考试后发给上岗证。真正地做到了面向通科医生（也包括很多高校的教师和心理咨询师），提供大量临床案例督导的机会。对从业人员的上岗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从表10看出，虽然从事心理服务超过五年者超过40%，但在系统培训方面仍然存在着理论学习不系统，督导时间不够的问题，在湖北省心理咨询师的职称评定工作中，笔者发现大批报高级心理咨询师的人员背景为高级政工管理人员或在其他领域的高学历人员（如德国博士）或MBA人员，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也具备高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也不少见。
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争论一直存在，笔者认为，如果培训得当，则从业人员能够很好地区别来访者的就诊性质，一般说来，咨询的来访者人数应该多于心理治疗的病人（46.9% -32.7%)，这与从业人员的工作机构有关（如高校咨询多些，医院则病人多些），但咨询中还应该包括大量健康教育的性质（如青少年青春期问题的咨询、孕妇怀孕与生产前后-围产期的心理问题等），另外，不应该将心理治疗泛化，认为每个人均有心理障碍，应该治疗，而应该将许多“异常”归纳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加以对待，并激发其自身的修复和发展功能的完善。
关于心理治疗与用药的关系2002年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曾专有讨论的文章，一般来说，需要用药者仍应该早期用药，其原因为：抑郁症的病人大脑的某些物质的代谢（如五羟色胺）的确出现了异常的波动（通常是下降），这会影响到病人求诊和恢复的动机，其次，一部分严重人格障碍的病人（也包括神经症病人）在治疗进入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症状的加重。无处方权的治疗师应该将这类病人转借到其他医生那儿去作药物治疗，作为有处方权的医生也不宜直接给心理治疗的病人开药，以避免继发性获益或阻抗。
关于治疗时程的问题，并非是治疗时间越长，越有效或越说明治疗师水平高，目前提倡短程治疗，除了考虑到经济上的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提倡激发病人的自愈能力，以心理创伤为例，在半年内能够自己恢复者超过70%， 余下的才可能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动力性的理由为，我们应该尽量先从“此时此地”的冲突开始处理，而不是一下子就“杀入病人的灵魂深处”。“杀入”这一词一点都不危言耸听，如处理目前病人的强迫症状时很快揭发出此来自过去的乱伦（实际上为儿童性游戏），自我功能差的病人会因此而崩溃（比如自杀）。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治疗，都需要长程治疗，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只来一次的情形看成治疗失败，看成“脱落”（参见后对表19的分析）。但即便是初始访谈，也需要归纳在督导的范围内。
心理服务机构
1：性质 目前的机构有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神经科，康复科；专科医院如一些精神卫生中心；私人心理诊所，教育系统包括高等院校，高初中的心理辅导中心。将调查表的调查对象的机构性质列表如下:
2：服务类型：计有心理门诊（out-patient），住院病房（in-patient），白天医院（day hospitals）。其中住院病房又可以分为开放式与封闭式，如森田疗法和神经性厌食症的第一阶段通常采用封闭式。
总的来说，医院系统仍以心理门诊为多见，在三级甲等医院,设置心理门诊是基本条件，但心理病房的情况仍以生物导向为主。笔者在国外所见的心理病房病人与国内相比，大致类似，但治疗手段却大相径庭。国外计有个人治疗、集体治疗，音乐治疗、完型治疗、绘画治疗、神话治疗、运动治疗等。理论取向主要为行为治疗和精神分析性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有家庭治疗和夫妻治疗等。在国内方法上以行为治疗为多见，具有东方色彩的森田治疗及气功也广为应用，由于用药的生物取向，住院病人缺乏连续和高密度的心理治疗，因而失去了住院心理治疗的真正意义，通常，住院治疗的病人多为严重的抑郁症病人、严重的人格障碍、严重的摄食障碍及儿童、青少年行为异常等，在临床上容易与重症精神病发生混淆或就当作重症精神病治疗，短期内可能在症状上有所缓解，通常长期治疗预后不良，长期的心理治疗则显示对这类病人具有比其他治疗更好的结果。
白天医院为值得提倡的心理治疗新的住院模式，比如针对神经性厌食症的病人，在封闭治疗结束后第二阶段，就允许他们部分外出，如白天参加完整的治疗（或部分治疗），晚上回家，参加家庭和社会活动，毕竟，心理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让病人回归社会，对于一些中学生，适当地参加学习，也可以促进治疗的转归（在这类病人中，自我价值的评判往往为其症状加重和减轻的重要标志），当然，从经济角度来看，白天医院省时省地是勿庸置疑的。
3：综合医院的心身医学/心理治疗门诊：心身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这个新体系中，包含纵向（即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防）和横向（即内、外、妇、儿、神经精神各科）两个方面医学结构中的心理行为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发病、诊断、治疗至康复等各个疾病环节都有心身医学学应用的机会。在国内，很多医院也用“医学心理学”作为代表，一般说来（在国外），医学心理学的对象为大学生，服务对象为健康人，而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则为临床，服务对象为病人，不过，这种区别在我国并不明显，在国外也有重叠（见姜乾金，《医学心理学学科性质之我见》）。例如，在综合医院开展肿瘤病人的心理关怀工作，有关医学调查表明，肿瘤病人中约有66％患抑郁症，10％患精神衰弱症，8％患强迫症。80％的病人不是死于治疗期，而是死于康复期。肿瘤病人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厌食症、疼痛、恶心、呕吐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较高。精神崩溃导致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治疗后存在的复发转移。应对癌症病人及家庭这个特殊群体应给予更多的社会心理关怀。（《心理治疗特重要》 健康网主页--公众区--求医宝典--求医宝典首页）。从而做到去者善终、留者善别，生死各相安。
WHO曾组织5大洲14个国15个中心完成了综合医疗机构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综合医院的就诊者中心理障碍的患病率相当高，15个中心的平均患病率是24.2%中国为9.7%，以上数字仅指符合严格意义ICD-10诊断的心理障碍,尚不包括亚临床的障碍；
在所有的心理障碍中,最多见的是抑郁症(10.4%)，广泛性焦虑(7.9%)，神经衰弱(5.4%)，药物滥用(3.3%)，躯体障碍(2.7%)；
综合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师对心理障碍的识别能力不高，15个中心的识别率中位数为51.2%，中国上海在个中心中最低仅15.9%，即每6个符合诊断标准的心理障碍患者中仅1个给出诊断，5个漏诊或误；
综合医院对已识别的心理障碍的处理也有问题仅约半数(中位数为47.7%)的患者给予药物处理约半数(中位数53.9%)给予非药物处理。以上数据表明综合医院就诊者的精神卫生问题未能得到正确的诊断和合适的治疗。
4、学校心理辅导中心：
1）学校咨询的基本范畴：学业，职业，个人/社会性咨询即取得理想的学业成就，获得职业发展，培养合理的社会性/情绪。心理辅导是一个助人自助的过程，具有改变，发展，成长的含义。
2）服务对象：全体学生，教职工，有关家庭及社会成员。应该根据个别差异与发展阶段差异提供不同水平的咨询。
3）辅导重点：从补救性向发展性目标转变。
4）机构设置三级化：心理辅导站（年级）心理咨询中心（学校），心理治疗中心（医院）将学生，班主任，任课教师心理辅导员纳入整个网络之中并由专门设立的学校心理辅导委员会管理。
5）学校心理辅导操作模式: 心理卫生教育咨询, 团体辅导，个别辅导，顾问。他们的作用列表如下
总的来说，高校的心理服务基础较好，表现在理论课程较全、选修心理课程的学生较多、师资雄厚、学校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投入程度(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招标中就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研究”的课题）。心理咨询在各高校比较普及，但仍缺乏督导还医学专业方面的培训。卫生部在2001年开始开设全国儿童、青少年心理保健的培训班，培训对象为高校和中学教师，应该是很好的一种补充。另外一个倾向为，高校医院成立了全国高校医院心理咨询委员会，其服务应该更加专业化，对象更多涵盖病理心理者（心理治疗）。
高校心理服务资料以江苏省为例：共调查了全省53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南京体育学院，南京理工大学，扬州大学等，提供心理服务的空间累计面积为2649平方米，平均每个单位心理诊室为55.9361平方米。专职人员有63人，兼职人员有333人，平均每个单位有专职人员1.7027个，兼职人员6.7952个。被调查人员共计269人，男性122人，女性147人，平均年龄37.9岁。有教授（包括等级别的职称）25人，副教授（包括等级别的职称）88人，讲师83人，助教35人，其他31人。他们中本科203人，硕士（包括在读）6人，博士（包括在读）7人，专科及中专有4人。他们主持开展了155门关于心理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例如：大学生心理，社会心理，消费心理，管理心理，心理健康，网络与心理健康，人际交往技巧等课程。参加听讲的学生累计达77000人，发表文章178篇，主编教材18本，参编教材73本，参加心理辅导的所有人员的学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其中有心理学学位，哲学学位，教育学学位，医学学位，法律学学位等等多达几十种，体现了多元专业合作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 Model）（桑志芹等，2003）。
对比之下，中小学的心理服务仍须引起重视，尤其是近来反复出现中学生自杀、网络成瘾、逃学、离家出走或服食药物以及一些越来越明显的而未被认识或足够引起注意的心身疾病（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等。武汉的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固定邀请心理专家给学生和老师讲学（如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钢都中学），同时也派出辅导员接受系统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培训。目前，中国仍然受WHO指定的儿童精神中心为南京脑科医院儿童精神卫生研究所，另外，在此方面开展工作较多的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心理咨询部。总的说来，国内相应的精神医疗工作中,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工作结构阙如（在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单独的病房也不多见）。
医疗单位，特别是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心身学科仍显不足，虽然精神科或精神专科中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员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接受系统心理学的培训不够，而在处理心身医学的专业问题时（如心脏神经症、支气管哮喘等）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又显不够。因此，在综合医院成立专门的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学科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机构中还缺乏社会工作的结构，一些支持性的心理工作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各地的民政系统，如下岗特困人员、残障人员及严重、慢性疾病（肿瘤、精神病）的家庭、老年人，目前还应该加上各种流动人群的心理服务（婚姻及教育状况）以及一些创伤人群（拐买后的儿童和妇女、灾难后人群、犯罪人员及家庭）。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中应该有接受过心理培训的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员），或应该专设相应机构处理这些问题。其中，有些服务有着很高的专业性，甚至应该送至专门的心理治疗中心，如心理创伤，举一典型例子，一名11岁的女孩因下药毒死自己的父亲和小其5岁的弟弟而被送至少管所（如果达到法定年龄，则可能判刑）。对其原因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女孩从出生起就不受喜欢，被送至农村外婆那儿，直至其弟弟出生，方被领回, 负责照顾弟弟。父母经常打骂和责怪她，父亲在打人时尤其没有轻重，他也常常这样打他的妻子。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弟弟却独占各项好处，吃剩的菜饭最后才能轮到这女孩，弟弟并不认同照顾他的姐姐，而是和父母一样，蔑视和欺侮姐姐。终于，在11岁的一天，在一次被父亲暴打之后，女孩在为他们做的饭菜中放下超量的毒鼠强，致使两人死亡。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这女孩只不过是在“分离”的状态下重复了其父母对她的做法，她更应该接受创伤性心理治疗和社会的关爱。
在机构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保险的社会化必将导致综合医院中康复医学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康复医学内部分或全部医师将接受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的培训，在康复科内将出现心理学背景的治疗师（不仅仅作为作业评估之用，也用于心理治疗）；
2)、将出现以医患关系为中心、多学科联合会诊的病人治疗小组（如康复科医师、内科医师、肿瘤科医师、麻醉医师、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作为固定的工作模式，它旨在解决病人的不同问题；
3)、将出现以医患关系为工作中心、以不同学科医师参加的巴林特工作小组，旨在解决治疗师本身所出现的困惑；
4)、康复医学与心身医学专业的紧密联系程度在中国可达到融合的程度。[10]
5、在各种机构中应配有专门的专业人员（如心理科护士）：负责预约，以及向咨客介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常识。
预约系统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相当重要，它属于“设置”，即指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有关的时间、地点、收费等情况，设置最重要之处是能够保证一种安全而有界限的环境，使来访者与专业人员在专业的环境中能够开展工作，它肯定不是约会、朋友见面闲聊，而是专业性支持与帮助。弗洛依德曾经描述过专业人员放弃专业态度，对来访者过于热情时的危险：“引导病人走在温情脉脉的小路上，不可能没有危险存在。我们的自我控制不会那么完美，我们有一天可能突然不能朝着我们预定的方向走下去。”
必须制订预约制度，让来访者在约定俗成的框架内工作，应该设置专门的候诊室， 多数来访者（病人）会按约而来，一些首诊或短程（长程）治疗的来访者（病人）则可能提前到来，除了应该提供他们候诊的场所以外，需要尽量避免对进行中的治疗的打扰，上一个结束治疗的咨客可能会引起下一个咨客的丰富 的联想，预约者必须留意这些情况。
6：收费情况：在上文提到的调查中，在不同机构，不同人员收费不同，结果列如下:
注：咨询的“次”一般时间为10-15分钟，治疗的时间一般为每“次”半小时，50-60分钟一般收费80-100元。在学校咨询中对本校学生一般不收费。
对于收费的情况，有几点说明：
1）以往，国家、地方规定的收费普遍比较低，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如很多地方按卫生局、物价局的规定，每次收费15-30元，这当然是很早以前的概念，即不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视为单独的学科，现在情形虽然不同，但这种观念仍然在一些行政人员头脑中存在；
2）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每次”不再是以前那样随意，通常为30-50分钟，以前的算法为每次约10-15分钟，因此有的单位按每小时收费60元，实际为30元的累加，仍未逃出以往规定的窠臼；
3）成本核算法：除物价局以往的规定和单位的提成外，应该将咨询师和治疗师的培训经历、职称等折算进去。在深圳，每次家庭治疗（一个半小时）费用已经达到300元。在国内，资格家庭治疗师并不多，因而这种收费显然体现了治疗师的个人价值，但也与当地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在北京，音乐治疗每次费用也可达到300元。在国外，保险公司还付给私人保险的心理治疗更高的费用，在我国，私人治疗尚不为大学和医院所鼓励。
7、来访的咨客情况
咨客情况调查来自于二方面的资料：
收集武汉同济医院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门诊1999-2002年病人的信息，包括两方面情况，一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教育情况、职业、配偶及家庭状况、父母亲职业情况、居住状况、21岁以前由谁抚养大、21岁前父母婚姻及疾病状况、兄弟姐妹情况； 二为躯体状况评分，包括九大系统躯体及精神症状，将每系统又分别具体化为常见的2到11个症状计算，最后求每个咨客平均每系统每症状得分。有效的195份调查表中，男性88人，女性107人，根据ICD-10，焦虑症36人，抑郁症59人，精神分裂（包括早期精神分裂）25人，疑病症4人，人格障碍4人，情感障碍4人，强迫症23人，认同障碍4人，多相神经症2人，恐怖症6人，其他包括PTSD，颅脑损伤后人格障碍、性行为障碍、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等共28人；所有咨客中治疗次数仅为一次的有131人，治疗次数2次有17人，治疗次数为3次有6人，4次有3人，大于等于5次有10人。具体资料列表如下：
对于心理咨询门诊而言，通常在咨询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后，大多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所以来访次数多集中在1至2次，另外的原因在于，咨询的原因与现实的冲突有关（就业、升迁、婚姻问题等），药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对现实冲突的忍受程度，咨询也起着短时的支持作用。更严重的病人则需要会转向住院治疗和长程治疗。
总的来说，有两种印象：神经症病人有着多相的躯体形式障碍，其中（由图横轴可以看出），以“一般状况”（虚弱，乏力，睡眠障碍，体重异常）、“循环系统”及“精神系统”（思维迟缓、易哭、恐惧）障碍为主，现在我们知道这与去甲肾上腺及5-HT在脑内的代谢低下有关。由图纵轴可以看出：不同的精神系统方面的疾病的诊断几乎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躯体障碍，这就需要通科医生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躯体症状的含义（比如转换症状的意义、躯体化和躯体形式障碍的区别等）。通过对躯体症状得分的粗略了解可以判断治疗的疗效。通常，得分越高，治疗的难度越大，持续时间较长，疗效相对而言较差。通过躯体评分，可以动态评价治疗的效果 。
另外，神经症病人的求诊动机虽然比较强烈，可以维持较长的治疗关系，但不是治疗时间越长就越代表治疗师有水平，首先应该考虑可以马上缓解病情的方法（如咨询解决的问题就不一定需要治疗解决，举例：一名考生在考试前与同学发生了一般冲突，他很苦恼，只想到治疗师那儿讲述一些，获得一些支持，谁知治疗师讲这是考前焦虑综合症，需要至少10次治疗）。而人格障碍的治疗往往需要作好长期的准备，
一项对随即咨询、短程治疗和长程治疗的随访研究表明（见示意图），一般咨询或随机治疗效果维持很短，很快病情复发或加重，短程治疗可以使症状好转相当一段时间，对于严重的人格障碍者仍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复发或加重，而长程系统的心理治疗则能够起到长期持续好转的作用。
第二：设计调查表调查来访者的一般情况，来访原因，来访方式，对咨询师的选择倾向，（因时间关系，且受到SARS影响）在北京和南京、上海共调查了53个来访者，男性15人，女性38人,平均年龄28.7岁。
综上所述：从理论、机构、从业人员、以及来访者四个方面较详细的阐述了目前中国的心理学界的大致情况,可以概括为政府鼓励、学术重视、政策规范、需求激增。中国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事业在今后的发展将更加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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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琪嘉：康复医学新型服务模式的建立。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3，18（10）624。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本课题（L－11.9）旨在调查中国目前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现状，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目前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的体系进行了调查，但因要求完成时间短（2003，2-8月），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加调查的机构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西安市人民医院心理科、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1]、南京东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工作中心、深圳康宁医院、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系、北京首都医院医学心理教研室, 调查的内容、涉及心理服务人员及其所在的机构、来访的咨客的情况列于下:
心理服务人员
人员来源：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员主要包括有医学背景的医务人员、有心理学或教育学等文科背景的学校人员、心理学的爱好者（此部分人员含许多企业人才资源中心人士、监狱干部、行政企管人员及许多从事松散咨询工作的人员）。医疗人员多为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及其他通科医生，他们或兼职作心理咨询工作，或转型做心理咨询的专职工作。在一些综合性大学或师范院校设有心理学系或其他系中开设心理课程。一些社会人士（企业或从事培训的人员或监狱工作人员等）也对心理治疗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于心理知识的传播普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心理治疗体系的规范，从业人员将主要限于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s），临床心理学家（clinical psychologists），咨询心理学家（counselingpsychologists）、心理治疗师（ psychotherapist）和其他辅导工作者（other helping professionals），列表如下：
根据各类国家继续再教育项目的各种培训的学员资料，包括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第一期与第二期精神分析、家庭治疗、行为治疗培训班、国际心身医学连续培训家庭治疗项目（武汉）、国际创伤心理治疗项目（北京）、南京首届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共计481人，男性203人，女性278人，根据机构不同将职称分为两类：教育系统学校中教授12人，副教授28人，讲师32人，助教及其他共101人；医疗机构中主任医师23人，副主任医师100人，主治医师66人，住院医师56人（见表3，4）。在可收集到的学历记录有258人，博士有30人，硕士84人，本科109人，专科30人，其他学历有5人（见表2）。
从统计中看出，教育系统从事心理咨询者以初级、中级职称为众（助教58.5%），医疗系统则以高级职称者占多数（副主任医师56.7% ），可能为两方面原因，一为高校系统接待来访者为研究生和实习生为多，来访者以咨询问题为主； 二为医院系统从去年才开始实施心理治疗师职称系列，只有高级职称者才有时间被允许从事心理治疗工作，接待的多为有严重心理病理的病人。
统计还显示参加培训的人员的学历，本科42.2% ，硕士32.6% ，博士11.7%。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培训均为国家继续再教育项目，为一些大学（如北京大学心理系）经过筛选确定的人员，多数具有相对高的学历和从事该领域工作的经历。一些地区举办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的情形则与此有所不同，其人员结构中的学历比例与前比大相径庭，通过率北京地区３０％，一年来全部参加人员超过２００人，约６０人通过员级考核，“师”级考核将在１１月９日举行；湖北地区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已经举办了四期，共有超过１０００人报名参加，考核通过情况为高级小于５％，中级小于５０％，初级小于７０％。卫生部心理治疗师一年来考试通过情况共１２名通过，尚未完全铺开。上海则由卫生局组织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另外考核，目前已经培训的人数为１３９人，尚未考试。
笔者设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者及所在的机构情况调查表，该表就从业者的职称、受培训的时间、学习的系统性、从业时间、采用的理论及技术、用药情况、是否从事过精神科或者神经科工作、治疗联盟建立的情况等。由于SARS的影响，收集的信息有限；其中参加的单位有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上海普陀区医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学生工作中心，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系，北京首都医院医学心理教研室,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南京东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武汉中德医院，西安市人民医院等。接受调查的共有49人，其中男性有22人占44.9%，女性27人占55.1%，平均年龄为32.6岁，职称分布，接受培训的级别,接受培训的时间，所受培训的内容，从事精神科工作的情况，从事心理服务的时间，用药习惯,对咨询或治疗的时程长短的看法，自我评估的咨询或治疗的有效率，能建立治疗同盟的比例，分别见下图及表格：
从表6中可看出，国内目前与国际合作和国家级的培训项目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学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需将培训机构指定在相关高校、大学医院和研究所，在学科建设的水平加以发展；表7则进一步显示出学科发展水平的学历培训的重要性：通常的培训以3-6个月以下的为多（20.4% , 22.4%)， 6-12个月的最少(8.1%), 但12个月以上的比例最大（32.7% )，其原因为心理系本科和硕士包含在内，以及那些有医学背景（精神病学）的人们，均会将自己的培训时间定在一年以上，但实际上在心理治疗培训的系统性上（比如实习）仍嫌不足。如系统学习一种理论的约1/3， 系统学习多种理论者也有1/3， 在国外（德国为例）， 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理论是需要系统学习的两个基础，时间在3-5年（已经有本科基础者），在某个专业的培训（如精神分析）则还需另外5年的时间，包括实习、自我体验、督导等。在国内的较好的培训项目（包括连续培训项目），多以传授理论、提供临床观察（如角色表演）及病例督导为主，个人体验者不多见，这仍是个学历教育的问题。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医学背景人员以精神科医生为多，但心身医学要求更多的通科医生的加入。目前卫生部系统举办的心理治疗师资格培训在上海的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是通过上海人大立法，提出，只要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从业人员，必须到指定的机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培训，该中心采取灵活的方式，即连续培训与周末间断培训结合，请来国内外多方面的专家对学员进行督导，结业考试后发给上岗证。真正地做到了面向通科医生（也包括很多高校的教师和心理咨询师），提供大量临床案例督导的机会。对从业人员的上岗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从表10看出，虽然从事心理服务超过五年者超过40%，但在系统培训方面仍然存在着理论学习不系统，督导时间不够的问题，在湖北省心理咨询师的职称评定工作中，笔者发现大批报高级心理咨询师的人员背景为高级政工管理人员或在其他领域的高学历人员（如德国博士）或MBA人员，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也具备高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也不少见。
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争论一直存在，笔者认为，如果培训得当，则从业人员能够很好地区别来访者的就诊性质，一般说来，咨询的来访者人数应该多于心理治疗的病人（46.9% -32.7%)，这与从业人员的工作机构有关（如高校咨询多些，医院则病人多些），但咨询中还应该包括大量健康教育的性质（如青少年青春期问题的咨询、孕妇怀孕与生产前后-围产期的心理问题等），另外，不应该将心理治疗泛化，认为每个人均有心理障碍，应该治疗，而应该将许多“异常”归纳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加以对待，并激发其自身的修复和发展功能的完善。
关于心理治疗与用药的关系2002年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曾专有讨论的文章，一般来说，需要用药者仍应该早期用药，其原因为：抑郁症的病人大脑的某些物质的代谢（如五羟色胺）的确出现了异常的波动（通常是下降），这会影响到病人求诊和恢复的动机，其次，一部分严重人格障碍的病人（也包括神经症病人）在治疗进入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症状的加重。无处方权的治疗师应该将这类病人转借到其他医生那儿去作药物治疗，作为有处方权的医生也不宜直接给心理治疗的病人开药，以避免继发性获益或阻抗。
关于治疗时程的问题，并非是治疗时间越长，越有效或越说明治疗师水平高，目前提倡短程治疗，除了考虑到经济上的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提倡激发病人的自愈能力，以心理创伤为例，在半年内能够自己恢复者超过70%， 余下的才可能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动力性的理由为，我们应该尽量先从“此时此地”的冲突开始处理，而不是一下子就“杀入病人的灵魂深处”。“杀入”这一词一点都不危言耸听，如处理目前病人的强迫症状时很快揭发出此来自过去的乱伦（实际上为儿童性游戏），自我功能差的病人会因此而崩溃（比如自杀）。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治疗，都需要长程治疗，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所有只来一次的情形看成治疗失败，看成“脱落”（参见后对表19的分析）。但即便是初始访谈，也需要归纳在督导的范围内。
心理服务机构
1：性质 目前的机构有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神经科，康复科；专科医院如一些精神卫生中心；私人心理诊所，教育系统包括高等院校，高初中的心理辅导中心。将调查表的调查对象的机构性质列表如下:
2：服务类型：计有心理门诊（out-patient），住院病房（in-patient），白天医院（day hospitals）。其中住院病房又可以分为开放式与封闭式，如森田疗法和神经性厌食症的第一阶段通常采用封闭式。
总的来说，医院系统仍以心理门诊为多见，在三级甲等医院,设置心理门诊是基本条件，但心理病房的情况仍以生物导向为主。笔者在国外所见的心理病房病人与国内相比，大致类似，但治疗手段却大相径庭。国外计有个人治疗、集体治疗，音乐治疗、完型治疗、绘画治疗、神话治疗、运动治疗等。理论取向主要为行为治疗和精神分析性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有家庭治疗和夫妻治疗等。在国内方法上以行为治疗为多见，具有东方色彩的森田治疗及气功也广为应用，由于用药的生物取向，住院病人缺乏连续和高密度的心理治疗，因而失去了住院心理治疗的真正意义，通常，住院治疗的病人多为严重的抑郁症病人、严重的人格障碍、严重的摄食障碍及儿童、青少年行为异常等，在临床上容易与重症精神病发生混淆或就当作重症精神病治疗，短期内可能在症状上有所缓解，通常长期治疗预后不良，长期的心理治疗则显示对这类病人具有比其他治疗更好的结果。
白天医院为值得提倡的心理治疗新的住院模式，比如针对神经性厌食症的病人，在封闭治疗结束后第二阶段，就允许他们部分外出，如白天参加完整的治疗（或部分治疗），晚上回家，参加家庭和社会活动，毕竟，心理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让病人回归社会，对于一些中学生，适当地参加学习，也可以促进治疗的转归（在这类病人中，自我价值的评判往往为其症状加重和减轻的重要标志），当然，从经济角度来看，白天医院省时省地是勿庸置疑的。
3：综合医院的心身医学/心理治疗门诊：心身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这个新体系中，包含纵向（即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预防）和横向（即内、外、妇、儿、神经精神各科）两个方面医学结构中的心理行为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发病、诊断、治疗至康复等各个疾病环节都有心身医学学应用的机会。在国内，很多医院也用“医学心理学”作为代表，一般说来（在国外），医学心理学的对象为大学生，服务对象为健康人，而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则为临床，服务对象为病人，不过，这种区别在我国并不明显，在国外也有重叠（见姜乾金，《医学心理学学科性质之我见》）。例如，在综合医院开展肿瘤病人的心理关怀工作，有关医学调查表明，肿瘤病人中约有66％患抑郁症，10％患精神衰弱症，8％患强迫症。80％的病人不是死于治疗期，而是死于康复期。肿瘤病人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厌食症、疼痛、恶心、呕吐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较高。精神崩溃导致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治疗后存在的复发转移。应对癌症病人及家庭这个特殊群体应给予更多的社会心理关怀。（《心理治疗特重要》 健康网主页--公众区--求医宝典--求医宝典首页）。从而做到去者善终、留者善别，生死各相安。
WHO曾组织5大洲14个国15个中心完成了综合医疗机构就诊者中的心理障碍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综合医院的就诊者中心理障碍的患病率相当高，15个中心的平均患病率是24.2%中国为9.7%，以上数字仅指符合严格意义ICD-10诊断的心理障碍,尚不包括亚临床的障碍；
在所有的心理障碍中,最多见的是抑郁症(10.4%)，广泛性焦虑(7.9%)，神经衰弱(5.4%)，药物滥用(3.3%)，躯体障碍(2.7%)；
综合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师对心理障碍的识别能力不高，15个中心的识别率中位数为51.2%，中国上海在个中心中最低仅15.9%，即每6个符合诊断标准的心理障碍患者中仅1个给出诊断，5个漏诊或误；
综合医院对已识别的心理障碍的处理也有问题仅约半数(中位数为47.7%)的患者给予药物处理约半数(中位数53.9%)给予非药物处理。以上数据表明综合医院就诊者的精神卫生问题未能得到正确的诊断和合适的治疗。
4、学校心理辅导中心：
1）学校咨询的基本范畴：学业，职业，个人/社会性咨询即取得理想的学业成就，获得职业发展，培养合理的社会性/情绪。心理辅导是一个助人自助的过程，具有改变，发展，成长的含义。
2）服务对象：全体学生，教职工，有关家庭及社会成员。应该根据个别差异与发展阶段差异提供不同水平的咨询。
3）辅导重点：从补救性向发展性目标转变。
4）机构设置三级化：心理辅导站（年级）心理咨询中心（学校），心理治疗中心（医院）将学生，班主任，任课教师心理辅导员纳入整个网络之中并由专门设立的学校心理辅导委员会管理。
5）学校心理辅导操作模式: 心理卫生教育咨询, 团体辅导，个别辅导，顾问。他们的作用列表如下
总的来说，高校的心理服务基础较好，表现在理论课程较全、选修心理课程的学生较多、师资雄厚、学校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投入程度(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招标中就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研究”的课题）。心理咨询在各高校比较普及，但仍缺乏督导还医学专业方面的培训。卫生部在2001年开始开设全国儿童、青少年心理保健的培训班，培训对象为高校和中学教师，应该是很好的一种补充。另外一个倾向为，高校医院成立了全国高校医院心理咨询委员会，其服务应该更加专业化，对象更多涵盖病理心理者（心理治疗）。
高校心理服务资料以江苏省为例：共调查了全省53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南京体育学院，南京理工大学，扬州大学等，提供心理服务的空间累计面积为2649平方米，平均每个单位心理诊室为55.9361平方米。专职人员有63人，兼职人员有333人，平均每个单位有专职人员1.7027个，兼职人员6.7952个。被调查人员共计269人，男性122人，女性147人，平均年龄37.9岁。有教授（包括等级别的职称）25人，副教授（包括等级别的职称）88人，讲师83人，助教35人，其他31人。他们中本科203人，硕士（包括在读）6人，博士（包括在读）7人，专科及中专有4人。他们主持开展了155门关于心理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例如：大学生心理，社会心理，消费心理，管理心理，心理健康，网络与心理健康，人际交往技巧等课程。参加听讲的学生累计达77000人，发表文章178篇，主编教材18本，参编教材73本，参加心理辅导的所有人员的学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其中有心理学学位，哲学学位，教育学学位，医学学位，法律学学位等等多达几十种，体现了多元专业合作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 Model）（桑志芹等，2003）。
对比之下，中小学的心理服务仍须引起重视，尤其是近来反复出现中学生自杀、网络成瘾、逃学、离家出走或服食药物以及一些越来越明显的而未被认识或足够引起注意的心身疾病（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等。武汉的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固定邀请心理专家给学生和老师讲学（如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钢都中学），同时也派出辅导员接受系统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培训。目前，中国仍然受WHO指定的儿童精神中心为南京脑科医院儿童精神卫生研究所，另外，在此方面开展工作较多的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心理咨询部。总的说来，国内相应的精神医疗工作中,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工作结构阙如（在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单独的病房也不多见）。
医疗单位，特别是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心身学科仍显不足，虽然精神科或精神专科中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员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接受系统心理学的培训不够，而在处理心身医学的专业问题时（如心脏神经症、支气管哮喘等）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又显不够。因此，在综合医院成立专门的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学科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机构中还缺乏社会工作的结构，一些支持性的心理工作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各地的民政系统，如下岗特困人员、残障人员及严重、慢性疾病（肿瘤、精神病）的家庭、老年人，目前还应该加上各种流动人群的心理服务（婚姻及教育状况）以及一些创伤人群（拐买后的儿童和妇女、灾难后人群、犯罪人员及家庭）。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中应该有接受过心理培训的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员），或应该专设相应机构处理这些问题。其中，有些服务有着很高的专业性，甚至应该送至专门的心理治疗中心，如心理创伤，举一典型例子，一名11岁的女孩因下药毒死自己的父亲和小其5岁的弟弟而被送至少管所（如果达到法定年龄，则可能判刑）。对其原因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女孩从出生起就不受喜欢，被送至农村外婆那儿，直至其弟弟出生，方被领回, 负责照顾弟弟。父母经常打骂和责怪她，父亲在打人时尤其没有轻重，他也常常这样打他的妻子。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弟弟却独占各项好处，吃剩的菜饭最后才能轮到这女孩，弟弟并不认同照顾他的姐姐，而是和父母一样，蔑视和欺侮姐姐。终于，在11岁的一天，在一次被父亲暴打之后，女孩在为他们做的饭菜中放下超量的毒鼠强，致使两人死亡。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这女孩只不过是在“分离”的状态下重复了其父母对她的做法，她更应该接受创伤性心理治疗和社会的关爱。
在机构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保险的社会化必将导致综合医院中康复医学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1)、康复医学内部分或全部医师将接受心身医学和心理治疗的培训，在康复科内将出现心理学背景的治疗师（不仅仅作为作业评估之用，也用于心理治疗）；
2)、将出现以医患关系为中心、多学科联合会诊的病人治疗小组（如康复科医师、内科医师、肿瘤科医师、麻醉医师、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作为固定的工作模式，它旨在解决病人的不同问题；
3)、将出现以医患关系为工作中心、以不同学科医师参加的巴林特工作小组，旨在解决治疗师本身所出现的困惑；
4)、康复医学与心身医学专业的紧密联系程度在中国可达到融合的程度。[10]
5、在各种机构中应配有专门的专业人员（如心理科护士）：负责预约，以及向咨客介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常识。
预约系统对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相当重要，它属于“设置”，即指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有关的时间、地点、收费等情况，设置最重要之处是能够保证一种安全而有界限的环境，使来访者与专业人员在专业的环境中能够开展工作，它肯定不是约会、朋友见面闲聊，而是专业性支持与帮助。弗洛依德曾经描述过专业人员放弃专业态度，对来访者过于热情时的危险：“引导病人走在温情脉脉的小路上，不可能没有危险存在。我们的自我控制不会那么完美，我们有一天可能突然不能朝着我们预定的方向走下去。”
必须制订预约制度，让来访者在约定俗成的框架内工作，应该设置专门的候诊室， 多数来访者（病人）会按约而来，一些首诊或短程（长程）治疗的来访者（病人）则可能提前到来，除了应该提供他们候诊的场所以外，需要尽量避免对进行中的治疗的打扰，上一个结束治疗的咨客可能会引起下一个咨客的丰富 的联想，预约者必须留意这些情况。
6：收费情况：在上文提到的调查中，在不同机构，不同人员收费不同，结果列如下:
注：咨询的“次”一般时间为10-15分钟，治疗的时间一般为每“次”半小时，50-60分钟一般收费80-100元。在学校咨询中对本校学生一般不收费。
对于收费的情况，有几点说明：
1）以往，国家、地方规定的收费普遍比较低，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如很多地方按卫生局、物价局的规定，每次收费15-30元，这当然是很早以前的概念，即不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视为单独的学科，现在情形虽然不同，但这种观念仍然在一些行政人员头脑中存在；
2）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每次”不再是以前那样随意，通常为30-50分钟，以前的算法为每次约10-15分钟，因此有的单位按每小时收费60元，实际为30元的累加，仍未逃出以往规定的窠臼；
3）成本核算法：除物价局以往的规定和单位的提成外，应该将咨询师和治疗师的培训经历、职称等折算进去。在深圳，每次家庭治疗（一个半小时）费用已经达到300元。在国内，资格家庭治疗师并不多，因而这种收费显然体现了治疗师的个人价值，但也与当地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在北京，音乐治疗每次费用也可达到300元。在国外，保险公司还付给私人保险的心理治疗更高的费用，在我国，私人治疗尚不为大学和医院所鼓励。
7、来访的咨客情况
咨客情况调查来自于二方面的资料：
收集武汉同济医院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门诊1999-2002年病人的信息，包括两方面情况，一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教育情况、职业、配偶及家庭状况、父母亲职业情况、居住状况、21岁以前由谁抚养大、21岁前父母婚姻及疾病状况、兄弟姐妹情况； 二为躯体状况评分，包括九大系统躯体及精神症状，将每系统又分别具体化为常见的2到11个症状计算，最后求每个咨客平均每系统每症状得分。有效的195份调查表中，男性88人，女性107人，根据ICD-10，焦虑症36人，抑郁症59人，精神分裂（包括早期精神分裂）25人，疑病症4人，人格障碍4人，情感障碍4人，强迫症23人，认同障碍4人，多相神经症2人，恐怖症6人，其他包括PTSD，颅脑损伤后人格障碍、性行为障碍、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等共28人；所有咨客中治疗次数仅为一次的有131人，治疗次数2次有17人，治疗次数为3次有6人，4次有3人，大于等于5次有10人。具体资料列表如下：
对于心理咨询门诊而言，通常在咨询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后，大多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所以来访次数多集中在1至2次，另外的原因在于，咨询的原因与现实的冲突有关（就业、升迁、婚姻问题等），药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对现实冲突的忍受程度，咨询也起着短时的支持作用。更严重的病人则需要会转向住院治疗和长程治疗。
总的来说，有两种印象：神经症病人有着多相的躯体形式障碍，其中（由图横轴可以看出），以“一般状况”（虚弱，乏力，睡眠障碍，体重异常）、“循环系统”及“精神系统”（思维迟缓、易哭、恐惧）障碍为主，现在我们知道这与去甲肾上腺及5-HT在脑内的代谢低下有关。由图纵轴可以看出：不同的精神系统方面的疾病的诊断几乎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躯体障碍，这就需要通科医生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躯体症状的含义（比如转换症状的意义、躯体化和躯体形式障碍的区别等）。通过对躯体症状得分的粗略了解可以判断治疗的疗效。通常，得分越高，治疗的难度越大，持续时间较长，疗效相对而言较差。通过躯体评分，可以动态评价治疗的效果 。
另外，神经症病人的求诊动机虽然比较强烈，可以维持较长的治疗关系，但不是治疗时间越长就越代表治疗师有水平，首先应该考虑可以马上缓解病情的方法（如咨询解决的问题就不一定需要治疗解决，举例：一名考生在考试前与同学发生了一般冲突，他很苦恼，只想到治疗师那儿讲述一些，获得一些支持，谁知治疗师讲这是考前焦虑综合症，需要至少10次治疗）。而人格障碍的治疗往往需要作好长期的准备，
一项对随即咨询、短程治疗和长程治疗的随访研究表明（见示意图），一般咨询或随机治疗效果维持很短，很快病情复发或加重，短程治疗可以使症状好转相当一段时间，对于严重的人格障碍者仍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复发或加重，而长程系统的心理治疗则能够起到长期持续好转的作用。
第二：设计调查表调查来访者的一般情况，来访原因，来访方式，对咨询师的选择倾向，（因时间关系，且受到SARS影响）在北京和南京、上海共调查了53个来访者，男性15人，女性38人,平均年龄28.7岁。
综上所述：从理论、机构、从业人员、以及来访者四个方面较详细的阐述了目前中国的心理学界的大致情况,可以概括为政府鼓励、学术重视、政策规范、需求激增。中国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事业在今后的发展将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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