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
（吕碧城，《浣溪沙》）
这首词，是吕碧城用来纪念一段爱情的。
一见钟情的爱情.
她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美少年，双方相互注盼，最终未通姓名。
车辆到站，就此别离。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
吕碧城，是一位女词人、女记者、女编辑、女自由撰稿人、女权主义者，创立北洋女子公学，后来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
她终身未婚。死于1943年。
吕碧城死前6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
那个时候，她在香港，逃过一劫。
她不幸,错过了“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恋情；
她有幸，避开了“十室遭殃九室空，秦淮呜咽绝人踪”的南京。
南京屠杀后72年，朋友请我们一家看电影《南京，南京》。
一片黑暗中，很多人正在被屠杀，很多人正在被强奸。
一年青女人正诅咒，在黑暗的后排，用肮脏的话语。
然后，到了日军祭祀那段。
那女子，由诅咒变困惑。
她自言自语，又好像昂首问天――
“这么看起来日本人也不是那么坏嘛？”
当然，这个问题白求恩医生早就给出过标准的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回答――
日本军人也不过是拿枪的农民，中国军人也不过是拿枪的农民。
为什么一群农民要远渡重洋来杀另一群农民？
白求恩医生的答案是――这是因为万恶的资产阶级的操纵。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从宏观上消灭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体制，就天下太平了，就不会产生大屠杀了。
但是，无论是过去百年的历史还是如今日常的生活，以及对齐泽克和我们来说无比真实的好莱坞影像世界都人们证明：如果人类的邪恶只是起源于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那该有多好！
虐待他人并以此为乐有着深刻的个人根源。
如《南京南京》中，一日本士兵毫不犹豫地就把一个啼哭的婴儿扔下窗台，这时候并没有一支帝国主义的手枪指在他后脑勺上强迫他这么做。
这个杀戮是毫无必要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日本天皇不需要这个杀戮、东条英机不需要这个杀戮，日本政府也不需要这个杀戮，这个杀戮对于征服中国一点好处也没有。
如《霸王别姬》中，有个吴大维扮演的红卫兵，他逼着段小楼背叛妻子，出卖朋友，那个时候显然没有一条最高指示对他耳提面命：“你去污辱段小楼全家吧。”
这个侮辱也是毫无必要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伟大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并不需要虐待戏剧演员段小楼一家，四人帮也没有和段小楼一家结下梁子。更不要为工农奋斗的党和政府了。
这些残忍的行为就来自个人，来自个人无意识深处，一个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人。
它们不是来自于希特勒或者东条英机的命令，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黑暗火红的指令。
我们都以为杀戮、虐待的欲望只存在于他人身上，我们甚至会假设具有这些欲望的人不具备人性，是鬼子，恶魔或者畜生。
但是，这种毫无必要的攻击和施虐恰恰是人类的特征。而且是现代人类的特征。既是“他们”的特征，也是“我们”的特征。
如果让你有能力回到大屠杀的南京，你会杀日本人吗？
如果你有足够能力，你会发起一场上东京大屠杀吗?
当我们对杀人恶魔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断段之时，我们正在变得和他们一摸一样。
《甘地传》中，甘地被人殴打、辱骂之时，仍然神色镇定，不失尊严。
那是另外一种震撼。
一个战斗的英雄，表情是极其愤怒的，就像他的敌人一样愤怒，龇牙咧嘴；
而一个打不还手的英雄，表情是沉静的、甚至是悲哀的，和攻击他的人迥然不同。
这沉静的、悲悯的表情，造成了暴力的投射-认同的一个中断。
这个中断最终会引发反思。
如果我们像儒家学者一样承认人人皆有良心的话，应该说，这个反思的姿态最终会导致人类做出决定。
甘地给了虐待他的人一个反思的机会，最终赢得了虐待者的转变。
历史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日本士兵一个个日本军官完成的，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忏悔远比一个政府的道歉重要。
即便是独裁和权威的体制下，也仍然有“人情”的。
比如说，日本人角川杀死了一个中国美女，让她免遭侮辱。
比如说，《窃听风波》中东德特工给对方通风报信。
比如说，历史上很多次很多士兵，拒绝开枪、拒绝战斗、或者即便开枪，也是朝着天空或者地面开枪。
一个人要具有这样的品质，他必须具有以下能力：
第一，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有自己的情感。而自己不仅仅是权力-符号系统的一个零件，一个工具而已。
就像《朗读者》中的纳粹看守汉娜，一开始她只知道恪守职责，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她只是作为一个零件在工作。直到那“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爱情出现于她的生命中。她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第二，这个人必须能够反观自己的行为。具有反思的力量和机会。
所以当一个人盲目地工作赚钱，从来没有机会休息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那么他和一个盲目杀人的日本士兵的是差不多的。
这个“赚钱法西斯”需要的是一个甘地式的沉静表情的陪伴，或者一个《朗读者》中迈克尔那样的轻声细语的陪伴。
《朗读者》表面上看起来的意思是，学习知识让汉娜反思了自己的错误。
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残忍不是因为他是文盲，姜文的《鬼子来了》中，那群中国农民全部是文盲，也许比汉娜还要严重的文盲。可是他们并不残忍。
汉娜真正的问题在于孤独。
在孤独中她得不到别人的欣赏，得不到别人的肯定。
她也体会不到自己的生命。
所以她宁肯坐牢，也不愿意承受羞耻感。
美丽的汉娜在公车上不知道邂逅过多少帅哥，可是她产生不了吕校长那样的爱情；
即便那痴情的小迈克尔来公车上找她的时候。她也没有产生太多感动和欣喜。
而女诗人吕碧城只在冬日的一个黄昏，和一个男人擦肩而过，就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
很难想象一个心中充满这样爱情的人会任意屠杀他人。
日本人角川心中有爱情，他爱上了百合子，所以他没办法杀人。
在汉娜和迈克尔的爱情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朗读-陪伴。
迈克尔出声朗读，汉娜侧耳倾听。
这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两个个体，分开了，但是通过阅读仍然保持着联系。
这种既分开又联系的关系的一个原型就是，孩子在那边一个人玩，母亲在傍边沉默陪伴，提供他需要的各种工具。
这种既分开又联系的关系在生命中需要重复千万次后，才可能产生一个反思的主体。
汉娜之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反思，不在于她学习了文化，有了知识――很多纳粹都是学富五车的――而在于她的生命中有了足够多的“陪伴”。来自迈克尔的爱的陪伴。
迈克尔在监狱外声情并茂地为汉娜录音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对这个女人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让她反思她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他只是发自本能的关爱这个女人。希望用他的声音陪伴这个女人度过它的牢狱生涯。
正是这种关爱，让这个女人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个“有人爱的人”。
也意识到了他人也是“可爱的人”，也意识到了让这些别人眼中“可爱的人”活下去，远远比遵守规则重要。
马卡维耶夫在电影《高潮的秘密（WR: mysteries of organism）》中提出，苏联革命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它否认了性欲。
同样，当中国人把“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定位为黄色歌曲而禁止的时候，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岌岌可危。
的确，“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地唱哪，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这样的歌词实在是太性感太具有挑逗性了。
可是正是这样的爱欲，保证了这个“十八岁的哥哥”不会屠杀日本军官角川的百合子，不会去强奸日本人的小英莲；
正是这样的爱情保证了这个小哥哥一定要活着，等待革命胜利的那天，回去看他的小英莲。
如果这种爱在生命中没有出现，或者出现了却被禁止。一个杀人机器就产生了，他可以对婴儿开枪、可以对妇女开枪，可以对学生开枪，可以对老人开枪。
即便没有人命令他开枪，他也要乱开枪，因为他也许需要兴奋，需要看到恐惧，需要体验到对他人的控制感，但是不需要爱情。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纷乱年代，仍然能够允许自己感受到爱情，这是异常危险的。
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写出“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人，不仅仅是浪漫的，也是英勇的。
同时，这也可能不适应时代精神的，如果时代精神是“仇恨他人”或者“利用他人赚钱”的话。
而这个爱情的英雄对人的信念的是――“他人是可爱的，不管他有没有钱或者地位”。“他人是可以一见钟情的，不管他有没有钱或者地位。”
如果心理治疗界把这样一个“不适应社会”、“不够现实”，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判断为“病态”的话，心理治疗的前途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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