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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有關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典範的問題上。例如，在心理學領域中，不少人認為目前研究之不夠本土，是因為主流心理學採用了實證主義研究典範，因此在其研究架構中容不下「社會／文化／歷史」的脈絡及具體生活處境的考慮，故此根本無從也無須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必定是要採用另一類注重人類行為的自主性、暫時性、情境性、及歷史性的研究典範。
本文作者認為，心理學有關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觀之爭，在於由自然科學觀點所導出的研究程序最終的主旨在於用邏輯推理來建立假設構念之間的量性關係，而由人文科學觀點所導出的研究程序則是止於對具解情境的理解。由此人們經常誤解，這兩個觀點的差別在於，前者有一個程序，總是先尋求一個抽象的，量性研究架構，再用實徵的方法來驗證這一架構。而後者則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觀察人們的活動為主要研究內容，以理解及解釋這些活動為研究目的。不講究程序，因為只有此一步可言。基於這一誤解，有許多學者把做研究時要不要有架構，看成是兩者的最大分野，從而認為它們是勢不兩立的。這一爭論也波及了本土心理學研究，讓一些學者認為本土進路與主流研究典範是不能並容的。
本文試圖論辯的是，主流心理研究所採用的自然科學程序，事實上是一套始於對生活現象的自然觀察的程序。過去研究的缺點正在於把成立架構前的一些初步研究階段省略成為「文獻綜述」，架空了人們當時當地的生活世界。事實上，心理學研究尚未發展到用實徵來驗證量性架構的程度，它還停留在由自然觀察中求取可以解釋生活現象的實徵階段。因此，它還是一門描述性科學，其研究重心應該回到對自然現象的詳盡觀察。目前主流心理學研究，對前面這一步驟的忽視，是導致其研究結果沒有實用效度，對當時當地人們來說不關痛癢的原因。而本土化一概念的提出，就在於要使本地的研究能幫助當地人們對自己的活動有更深刻的認識，以及解決現實中所出現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對採用主流心理學觀點的研究者而言，也有本土化的必要，而本土化的途徑在於把這一類的研究帶回到其研究程序中「自然觀察」這一初期階段。
從這樣的一個視角來看，本文作者認為主流心理學的研究與人文學科觀點的研究，至少在前者的這一初期階段，是並不相互矛盾的。而且，它在做自然觀察時，有許多可以向後一類研究學習的地方。
相同的，在本土研究中有關量性及質性研究之爭，本文作者也認為是不必要的。質性研究固然是反抗主流實證主義心理學為指導思想的量性研究，但是其所包含的學術領域及研究進路非常龐雜，持各種研究典範的皆有。固然採取人文主義及後現代主義觀點的學者佔大多數，但是也有學者堅持質性研究並不一定止於理解及解釋。它是一套建構理論架構的程序方法，也並非不排除所有的量化。從這個視角來看，至少有一部分的質性研究程序及方法，旨在彌補主流心理學研究上述的缺點，兩者並不存在典範上的衝突。更何況，另一些質性研究方法及技巧，可以說是中立於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因而是做任何研究者均可以用的。
本土研究進路的提出，是希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能更貼近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應是任何一種實徵研究典範用以判斷研究好壞的準則。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與研究典範的關係，不在於採用什麼典範才能做本土研究，採用另一些就不能。而在於不同的研究典範需要在什麼階段，進行不同程度的本土思考，才能使自身的研究更貼近人們生活的現實。在這樣的一個論辯基礎上，本文從主流心理學研究的觀點，亦即用自然科學的研究典範來做心理學研究之觀點，討論了其最需要作本土思考的地方以及要如何做本土思考。
Denzin及Lincoln（1994）曾定義質性研究是一種做研究及發展理論的進路，通常是泛指所有反抗傳統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的研究，它包括一組相當複雜的名詞、概念及假設。其研究目的主要是在尋求行為背後的意義。但是，在追求這一基本目標之下，其策略及方法上可有天差地別。有的質性研究有很深厚之哲學及認識論的基礎（如，詮釋學派）；而有些則認為做研究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行動（如，女性主義研究）。不過，Denzin與Lincoln認為，一般來說，質性研究的特點是：(1)它超越學科、領域及課題的界限，注重整合；(2)沒有一固定的研究程序，主要是不量化；(3)重視研究者及被研究者（的種族、性別、年齡或文化背景）與研究（的內容及理論）之間的關係。
基於這些特點，Denzin與Lincoln大致將現有的質性研究分為四類，每一類背後均有不同的哲學理論及方法論為基礎，也各自有其歷史的脈絡：(1)修正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後實證主義學派；(2)建構及解釋學派──重視具體情境及被研究者的思維對行動之意義的理解，如符號學、民族誌方法及現象學的研究，以及重視研究是研究者帶有自身價值框架的詮釋，如詮釋學的研究；(3)批判主義學派──以解放刻板印象為主的解放理論；(4)女性主義―後結構（解構）主義學派，注重對傳統研究及理論的批判及再詮釋。在這每一類研究中，又有無數的支派及組合；例如現象學有詮釋現象派（余德慧，1996），詮釋學又有批判詮釋學（阮新邦，1993）等。
讀者們讀到此，可能認為讀錯了文章。本論文不是要談本土研究的嗎？怎麼變成談質性研究去了？
我之把這兩段文字放在本文之一開始，就是要讀者看到，如果我將文中的「質性」二字換成是「本土」二字，它們也不會讓我們感到陌生。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可以說也是一種做研究及發展理論的進路，主旨在於在做研究時考慮到當地本土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其研究主要的一個步驟自然是在這一脈絡裡尋求當地人所表現的行為背後的意義。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本土研究也是一個反抗傳統的科學世界觀及由這一世界觀所發展出來之量性研究的產物。不過，由於本土社會科學研究是在各地區由一小撮本地的社會科學家，在有限的經費下進行，所以發展得不如像有大量人力及財力資源支持的質性研究那麼快、那麼廣。本土研究的內容也因此不像上面所述質性研究那樣有成片的領域可言。甚至更坦白地說，在本土心理學研究中尚看不到有成片的領域形成。如果勉強湊數的話，家庭心理學及人際關係研究可算是兩小塊。
由於質性研究與本土研究同為反抗主流自然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的結果，而且可以說同在七○年代末興起，兩者的訴求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致使許多人將兩者等同起來。有的人，當然有深厚的哲學基礎作後盾，認為本土研究的訴求必須，也只有用質性研究的方法論及方法才能達到，任何試圖在主流實證主義的研究典範中去搞本土化，就是緣木求魚（例如，詮釋學取向的質性研究）。也有的人，把兩者等同的理由只是出於簡單的推理：既然本土研究是因為反抗主流自然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而提出的，那麼很自然地就應該用同是反抗主流自然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的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本土研究啦。
不管基於上述哪一個理由，在許多本土研究的研討會，凡是有學者不用質性研究的框架來做本土思考及本土研究，他們通常遭人以同一論點來置疑其本土性：「你這個做法或觀點是實證主義的。」好像，實證主義的研究就沒有本土化的可能。事實上，本土研究對主流實證主義的反對及反抗，在於其未能在對當地人們所表現的行為現象進行本土探討，就用外來的（西方的）理論框架盲目的進行實徵研究。而對主流量性研究的反對及反抗，在於其對一些尚未發展成熟到可以做線性關係驗證的現象，進行了過早及扭曲的實徵分析。
至少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我不認為我們不能在主流心理學的研究典範內進行本土研究。其實，到底心理學的研究典範是否應由追隨自然科學的轉向人文學科的，方法由量性的轉向質性的並不是在本土心理研究中才有。在心理學界，自從七○年代中期以來也一直存在這樣的爭論。許多學者認為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科，根本不應沿用自然科學的典範視自身為一門社會科學，去追尋人類行為背後的數學公式型的規律，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規律。而應視其為是一門人文學科，必須用質性的研究方法論及方法才能進行研究；另一些堅持要守住心理學為一門科學的學者則認為，心理學雖然尚未進入用形式邏輯來演繹可以憑之做實徵研究的地步，但是這可能是因為心理學發展的晚，有可能是還沒有找到，而不是不能找到。而要去找，或要去發現是不是找得到，是要通過科學研究的正常程序來進行探討的。他們認為，大部分質性研究由於不講究程序，因此是不可取的。
在西方心理學界備受尊敬，一生致於研究方法的學者Campbell（1979），在其討論做社會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方法時，曾警愓大家不要把注意太過集中在這科學／人文、量／質之爭，而忽略了心理學作為一門描述性知識體系，在研究方法上所可能犯的錯誤，這些錯誤不一定與科學／人文或量／質之爭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做任何實徵研究都不能不注意的。他說：
在社會行動的研究中，量性與質性的研究方法一直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如果這一對立的終結要是一方完全打倒另一方成為唯一能用的方法，那麼這是很難達到的。社會科學研究是比物理科學更需要靠很多猜臆及假想的過程，因此研究結論有許多可以批評的空間。目前兩方各自對對方的批評達到登峰造極，而對自身作為一種描述性知識的缺點卻反省得不夠深刻（見Overman，1998，376頁）。[P1]
眾所周知，社會行動研究，正如本土研究一樣，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注當地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的研究領域。科學／人文、量／質之爭也一直是不停不休。Campbell強調，不管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來探研人類的行為及用什麼方法論來作為選擇研究方法的基礎，把研究做好還是最重要的。至於什麼是好的研究則視研究者所採取的觀點而定。依自己的觀點認為是好的基準去評價依另一個觀點所做的研究通常是比較容易，但沒有太大的意義。更重要的還是要用自身的觀點認為好的、正常的研究基準在持相同觀點的同一領域內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及批評。
本文就是本著Campbell所提出的這一精神，試圖把本土研究與質性研究的這一等號拆開，把做研究時照顧到研究現象之「社會／文化／歷史」脈絡，視為是做任何典範的實徵研究都必須開始的地方。試圖就採用自然科學觀點來進行心理學研究的西方主流心理學，來說明在其認為是正常的研究程序的基準內，把研究做好，也有必要及可能進行本土化。依此，我還建議可以從什麼地方及如何採取本土進路來進行心理學研究。
首先，我將說明，什麼是採用自然科學觀點來進行心理學研究的正常程序。與自然科學現階段的發展相比，心理學目前的發展到了什麼地步。接著，我將論辯，本土心理研究捲入現在存在於心理學界的社會／人文，或量／質之爭，是不必要的。因為，不管從研究者對心理活動是從自然科學還是從人文學科的觀點來看，都常停留在觀察、描述、解釋的層面。不同的觀點所帶來的不同角度及不同方法的觀察、描述及解釋，應該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啟發及滋潤的（Rychlak，1993）。最後，我會再列舉我認為在做描述性的實徵研究時，可以如何採取本土的進路。
基於主流心理學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一門仿傚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要探研「什麼是心理學研究的正常程序」，就應該從「什麼是自然科學的正常研究程序」開始。在這一方面的探研之時，我很幸運的找到了一本有關科學研究方法的經典之作，Northrop（1947）的「科學學科與人文學科的邏輯」，來幫助我思考。因為在這本書中他不但把自然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研究程序作了對比，而且針對心理學研究到底與自然科學研究有什麼不同，它的屬性如何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值得我做為下面討論的起點。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是因時因地而異的
Northrop首先指出，我們在討論研究方法時，不要忘記它本身也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時間及學科自身的發展在不斷地改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也不例外，本身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還正在發展之中。也可以說，目前認為是自然科學的正常（或正當）研究程序，事實上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在自然科學發展歷史的各階段裡，有關（當時研究者認為）什麼方法才是科學的之主流理論，在時間上的一個串連。將來這一程序還會隨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改變，所以現今認為是正常的、科學的，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不再認為是了。
當然，Northrop的論點至今也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他當時所提出的正常程序是否仍然是目前自然科學界所用，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論及。不過，在過去五十年心理學作為一門傚仿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而言，他所勾勒的正當程序則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Northrop還指出西方社會所發展出來的這一套科學研究程序也不應是唯一的。他特別指出東方社會之重直接經驗及頓悟都與西方對什麼是知識以及知識之獲得的看法不同。不過，由於我們現有的心理學是一門由西方傳來的學問，我們不妨由他們所謂的正常程序開始探研。但是，我們不得不放在腦後以下這個可能性；那就是，最本土的本土研究應該是用一套來自自己文化本身的知識獲得程序來進行本土研究。李美枝、王鎮華（1997）最近的討論就是朝這一方向走的例子。
（二）正常科學研究程序
Northrop在他的著作中陳述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時，曾指出有四個哲學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是被串連成現今所謂的自然科學研究之基本程序：培根（Bacon）的觀察歸納法、笛卡兒（Descartes）的邏輯推理法、寇恩（Cohen）的直接假設驗證法以及杜威（Dewey）的問題情境減化法。而一般而言，每個研究正常都包括八個程序，這八個程序可進一步減化為四個重要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有其自身的研究程序與方法，以及必須注意的問題，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符合科學的準則。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裡重複一下他的看法。
第一階段：問題啟動
前面所舉的四位提出各自之科學方法的哲學大師倒在一個問題上有共同的觀點，那就是有關問題的提出。他們共同認為，研究者必須把自身原有的傳統信念用併除法或懷疑法先予以排除或懸擱，再進行新一輪的問題研究。這是因為，通常正因為傳統信念不能解決問題才會有要進一步需要探研的動機出現。另一個理由是，當摒除這些舊想法之後所提出的新解決問題辦法被實徵驗證為行不通時，傳統舊信念可獲得再肯定，屆時其信服力將會增強（這一點可能與中國人傳統的由循舊中求創新，有相當大的差別）。
在懷疑了傳統信念而找出想要進一步探研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針對問題進行漸進式的調查，把產生問題的情境觀察及分析清楚。Northrop認為對問題的認識不夠及分析不足是探研階段中最大的問題。也由於認識不到對問題分析的重要性，許多研究者以為問題就是問題，都一樣。從而就以為只有一套方法及程序來研究任何問題。如果把問題分析清楚，發現問題本身的性質各有不同，則可以看到需要用不同的程序及方法來探研不同性質的問題。他強調做研究是「問題決定方法，而非方法決定問題」。
1. 問題的分析
杜威認為對問題的分析本身就是研究的主體。研究就是有控制、有方向地將一個含糊混亂的原始現象情境變成（或減化成）一個內中的組成份子彼此界線清晰及關係清楚的研究情境，以致於在這一情境下我們可以將原始情境中的主要元素概括統合（一手抓）起來。由於任何研究的原始含糊混亂的現象情境都是出現在一個包括自然及人為文化混合的更大的環境之中，而且它又是在世上真實發生的，而非人們理想中可能發生的，所以其現象都頗受大環境之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干擾（或可以說是隱藏於不確定及不穩定的情境之中）。據此，做研究的第一步是在一個含糊混亂的原始情境中找出真正的「問題」。這一項工作本身是關鍵的、艱鉅的。如果一開始把問題找錯了，那麼問題的解決就無法尋得。同時它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多次，甚至許多研究者一齊努力來尋找。
2. 問題的種類
Northrop認為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並不是都需要用實徵的方法來做研究。他將社會科學的研究問題分為三大類：
(1) 與邏輯合理性有關的（簡稱邏輯問題）；
(2) 與事實是否吻合有關的實然問題（簡稱實徵問題）；
(3) 與價值有關的應然問題（如，道德、宗教及偏好等，簡稱價值問題）。
在這三類問題中，邏輯問題無須也不能用做實徵研究來解決，實徵問題當然必須做實徵研究才能解決。至於價值問題則是不可能完全用實徵研究來解決的，亦即不可能在現實社會中找到與之完全對應的事實，從而來將之驗證。例如，固然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完全符合社會（或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我們仍然認為社會（或資本）主義是比較好的。這是因為價值本身是一種理想，一種可能。在實現各種理想的過程中，會有許多不確定及不穩定因素的干擾，以致使現實與理想之間永遠是有距離的。更何況，應然的本來就是因為對實然的不滿意才產生出來的。例如，本土心理研究進路就是對其他研究方法不滿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是帶有應然的價值成份的。
實徵問題與價值問題的不同，並不在於前者是科學問題而後者不是。而在於，價值問題是可以分解成為可以用實徵方法來驗證的實徵問題部分及不能用實徵方法來驗證的部分。而如何將這兩者分開來就是在考驗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智慧及真功夫了。如何在追問價值問題時，把其中實徵的部分找出來，而不把價值問題全部「變成」實徵問題，是需要研究者在研究的啟動階段花足夠的時間及做足夠的分析才能達成的。Northrop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這一項問題分類工作，比起自然科學的問題來說難度要高得多。而社學科學家們經常犯的錯誤是：
(1) 在沒有把問題分析清楚以前，很快地進入下一個階段──運用培根所提出的觀察歸納法的階段，將人們（研究對象）認為是「好的」、「喜歡的」、「有興趣的」及「帶來快感的」，當成是實徵證據來支持自己的價值理論；
(2) 或者很快的進入笛卡兒的假設成立階段，把價值性的假設用本來只適用於驗證實徵問題的方法，來驗證之。
基於「第一步走歪，下面就可能一直歪下去」的信念，Northrop認為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第一步，對問題的徹底分析及對問題情境所進行的關鍵整理及分類上，以便將來可以憑之來尋求真正可以進行實徵研究的「事實」到底是哪些。
第二階段：自然歷史觀察
培根的觀察歸納法是一種自然觀察法，就是以收集自然呈現的材料為主，事先不要帶太多的先入為主的概念、假設和理想等。當然完全沒有也是不可能的。不過，研究者可以儘量避免或排除這種要用主觀思維來看現象的傾向及習慣。要從自然觀察的材料中去進行審視及整理：觀察、描述及分類。這一階段通常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1. 直覺觀察法
先用直覺觀察法來把收集的事實（材料）「立即掌握」。這是全憑「感覺」掌握的，不受任何概念及理論的誘導，有如一幅印象派的畫，忠實地表達出肉眼所「感覺」到的，無法形容的事實。也就是說，等到用語言或其他形式表達時，已為時晚矣。
2. 審視描述法
再用審視描述法來將可以表述那些立即掌握到的事實的「內含」概念找出，並謹慎地將之加以界定。這樣所得到的材料就是描述的事實。有如一幅古典寫生畫，用「顏色」及「大小」這一類「工具概念」及像「桌子不會因我轉頭沒看它而不見了」這一類的「工具信念」，來幫助把立即掌握的事實（二度空間的點、片、面）轉變成人們生活中常用的概念（如，「桌子」、「蘋果」）。「工具概念」本身是一些常識性的概念，而用之所審視出來的內含概念，如「桌子」，通常也是一些常識概念。但是，後者是「內含」在用觀察法直接可以掌握的事實之中的常識概念，不是由外面可以觀察得到的（或稱外顯的）。因此必須通過用其他人們已習以為常及意識到的常識概念來推斷得來，例如，桌子是我們用一個平面及四條腿所推斷出來的。也因此，內含概念是受到所用之工具概念及信念的限制的。
同時，畫家如何在一幅古典寫生中，運用色彩及大小等「工具」概念在一個兩度空間的平面上，來表達一個三度空間的「內含」常識性的實物，必須靠一套有關所用「工具」概念與用其所要表達之「內含」概念之間關聯的理論做基礎。Northrop認為西方繪畫之遠近描繪比例準確，可能與其在有關「大小―遠近」關聯的科學理論之發達相關。因此，如何找到研究者自己所構想的研究概念與可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工具」概念之間的關聯，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步驟及標準，在下面討論「」[P2] 時，我還會再作詳細闡述。
3. 抽象分類法
再用分類法來系統地整理用審視描述法所得到的材料。人們在描述事實時，不只是在尋求「內含」概念，還憑籍一些常識概念及信念來尋找這些「內含」概念彼此之間的關聯及關係，從而做出系統化的分類整理。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內含」概念之間的關聯或關係是不同於在2.中所談的「內含」概念與「工具」概念的關聯。這一差別我也將在下面討論第四階段的「認識關聯」時，再提出來解釋。
以上這三個研究步驟是科學家在做研究的第二階段必須做的。與古典寫生畫家相同地，是通過審視、描述及分類法來理解立即掌握的感性事實，是用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工具概念來幫助，解讀在所觀察到的這些事實中內含著什麼觀察不到的（有些學者也認為是更基本的）一些概念及關係，從而使自己對事實有更清淅及全面的理解。這些可以由直接觀察法來得到的內含概念，我們通常稱之為「直覺概念」，它與在研究的第三個階段，用理論及「形式邏輯」所導出的，與是否觀察得到不相干的研究概念不同，後者通稱「理論構念」。這裡稱後者為構念的原因為它們是研究者構念出來的，不必與現實中的概念有相對應的關聯。這些構念是研究者假設有的，是不為被研究者所意識的。有關這一類的構念，我將在下面討論第四階段的「實徵關聯」時，再提出來解釋。
「直覺概念」一般是無須運用「形式邏輯」，來推演出可觀察的事實，因為其本身（桌子）就是從可觀察的事實（平台及四條腿）中抽取出來的。但是如果想用「形式邏輯」來檢驗自己所進行的分類是否合理及具一致性，也是可以用的。
這一階段用觀察歸納法所做的研究是相當質性的，非常近似目前部分用質性研究方法所做的研究。這一類的研究成果本身是不具預測能力的。但這並不一定表示這類研究不具科學性。如果一個研究者完全按照歸納法的程序來觀察、描述、及分類，它也是一種科學研究，而非同於坐在安樂椅內冥想出來的。這種科學通常稱為是亞里斯多德式科學。在西方科學研究的發展歷史進程中，雖然純粹用歸納法來做的科學研究有一陣被認為已過時，不過這方法本身卻一直被肯定為是現代科學研究程序中，在進入第三階段之前，所不可缺少的一環。晚近，當然，隨著本土心理研究的興起，它又開始受到重視。
第三階段：演繹（deductive）理論的建構
演繹理論通常可以分為兩種：抽象型及假設型，兩者所形成的基礎、形成的目的及要用什麼方法來進行實徵驗證皆不相同。
1. 抽象型演繹理論
如果研究者在第一個階段所啟動的問題，可以通過用可觀察到的「直覺概念」及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來解決，那麼他們可以在第二階段裡直接發展出有關這些「直覺概念」之間關係的演繹理論，再用由其所導出的一些可以用來組織另外一些尚原始、混沌之現象的推斷。由於這一類的演繹理論只牽涉到在第二階段通過歸納法來抽取「內含」概念就已經完成，所以被稱為是抽象型演繹理論，這類概念被稱為是抽象型構念。在建立了這類的演繹理論之後，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從這些理論直接去推斷可能會出現的、可觀察到的事實，並通過直接觀察法去觀察現象來驗證這些推斷是否正確，從而建立理論的可延伸性及可推廣度。這一演繹過程無需先用形式邏輯去推出定理，再去做實徵驗證。這一類研究的目的是通過理論的可延伸性及可推廣度來看理論的好壞，方法仍然是直接自然觀察法。
2. 假設型演繹理論
這一類的理論是從不可觀察的假設中揣測出來的（hypothetically inferred）演繹理論。這一類理論中的概念是研究者的構念，不但不能直接觀察到，而且也不能用常識語言來定義，是假定有的假設型構念。其有無，只能由將其用形式邏輯法推演出來一些可以束諸實徵驗證的定理加以驗證，來斷定之。在這一假設型演繹理論中，觀察不到的理論構念被帶了進入問題的探研之中。它們通常被稱為是假定出來的概念，簡稱假定構念。假定構念是指一個理論概念，其意義（內容）是由一個假設型演繹理論所指定（designate）下來的，是人為的，不能從直接觀察得到的現象中找到其對應的。它與第二階段的直覺構念的內容是指涉（denote）或代表外界一個觀察得到的實物是不一樣的。這種假設型演繹理論必須靠形式邏輯來把所預測的結果給推導出來。笛卡兒（Descartes）的邏輯推理法，就是理性地懷疑所有值得懷疑的東西，因而只能從那少有的、不容懷疑的東西（數學）中，用邏輯推理法來獲得知識。邏輯推理法之所以可靠是因為它具有「一致性、獨立性、完整性及連接性（放諸四海皆準性）」。
用這樣一種邏輯演繹理論來整理在第二階段所描述的事實，通常是用一組命題來完成的。命題是指那些可以決定是真還是假的說法。其重要的特點是它們具有「形式」的屬性，因此可以提供那種可以運用形式邏輯以及數學計算等「形式」方法的研究框架。而且在表達其理論推理的內容時，必須具有所有假設性命題所必須具有的準確性。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型的研究構念的定義及意義，只有在研究者根據個人的演繹性的理論系統所導出的假設中適用。他人的、可能叫同一個名字的構念，與之彼此不能，也不需要作比較。而且，不同時代用同一名稱的構念，也並不表示後者是前者的延續。因此，用對一些歷史現象的追蹤來驗證內含假定構念的假設的作法本身是錯誤的。
由抽象過程所得來的抽象型演繹理論的預測能力是很低的，由邏輯推理而來的假設型演繹理論，相對而言，預測力就很強了。主要是因為由理論的邏輯內含（logical implication）推演出來的預測，具有一致性、獨立性、完整性及連接性等特性。但是邏輯內含也僅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假設性構念及這些構念之間的關係還必須符合穩定定律（conservation laws），不然也是無法有預測力的。
第四階段：認識關聯的建立
在實徵科學中，即使假設型演繹理論中的假定構念也必定要有其相對應的直覺經驗成份（亦即，可觀察到的事實成份），不然無法進行實徵驗證。因此在實徵驗證假設型演繹理論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下一階段，即是去尋求可以把假定構念束諸實徵驗證的直覺經驗成份，並建立這一事實成份與理論所推論出的定理之間的操作性關聯，亦即操作定義。
認識上的關聯（epistemic correlation）是指於連接一個假定構念中不可觀察的成分，與和它相對應的、可以用一個直覺概念來指涉，而且可以觀察到的成分之間的聯繫。這一關聯與實徵上的關聯（empirical correlation）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構念及概念（假定構念及直覺概念）之平行對應（parallel association）關聯；後者則是指同一類型之研究構念或概念，在實徵研究中所找到之關聯或關係，這種相關是可有、也可無；可多可少的。但是，平行對應則必須是全面的、一對一的對應，不可以是有一部分對應，另一部分不對應。固然任何涉及不能直接觀察的構念及這些構念之間關係的知識，都少不了要談與可以觀察得到的直覺概念之認識的關聯，才能進行實徵檢驗，但是相當具有諷刺性地，這一關聯自身卻也是不能直接觀察到的。
前面曾指出，在歸納法的科學程序中，可以通過直接觀察所得的資料，用審視及「試／錯」的方法來尋找內含於觀察到的事實中的抽象構念之間的關係。而在對這類抽象型演繹理論作延伸時，也是直接從可觀察的資料中求取驗證事實。因此這一類的研究構念與可觀察的資料之間有直接之認識關聯，無須另求。但是在施用假設型演繹理論的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必須另外去尋找可能與自己理論所推論的構念有某種關聯的，可以觀察的直覺概念。唯有在建立了這一認識的關聯之後，才能用後來進行實驗驗証工作。
Northrop曾指出，這一建立認識的關聯的階段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都牽涉到價值問題。雖然許多人都認為人文學科及哲學中涉及價值的問題，均非可以觀察的直覺概念，因此無須用這裡所說的第三個階段的研究方法來做研究。他卻認為，所有西方與意識型態相關的理論中，所採用的概念幾乎全是假定構念！因此由它們而發展出來的命題及假設，唯有通過這第三階段的科學方法來做實徵探研，才能建立支持。
不過，他認為價值理論可以細分為是規範的及指引的（亦即是運作的規則）部分，以及可以用實徵方法來加以驗證的部分。前者是人為的理想，而後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產生的。如果我們能提出有關人為理想的與自然觀察到的會如何結合（亦即，提出人們運用規範的過程及規律）的假設關聯，我們就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程序來驗證在這些假設下價值理論之真偽。如果，這樣的認識關聯不能建立，那麼價值理論就無從用實徵的方法加以驗證。
這一點說明，在遇到像文化作為在一個地區生活的人的行為的指引，在探研與之相的[P3] 價值理論時，就必須對文化與在其中生活的人所表現的外顯行為之的關係是怎麼樣的提出一套假設，然後再根據這一假設來進行觀察驗證。不然，就無從進行實徵驗證的工作，因為不知要觀察什麼才能支持或否定所提出的價值理論。這一點對尋求具體進行本土研究的策略，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對社會科學所傚仿的自然科學研究程序做了詳盡的介紹之後，下面我們要來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才是好的科學研究？」這一問題上，Northrop也有他相當精闢的見解。他認為過去許多人犯的毛病，是認為世上只有一種方法是最科學的，也是最好的，最恰當的。他認為在不同的研究階段，不同的研究方法會比較適合。而且，在一個階段認為是科學的，在另一個階段可能被認為是不科學的。重要的是，要認清自己的研究問題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探研己經到了什麼地步了（是還在問題分析階段？還是己經進入觀察事實的階段？），它所牽涉到的研究構念是屬於那一類的（直覺構念，還是假定構念），自己所提出的理論又是屬於那一類的（是抽象型的，還是假設型的）。
Northrop還借用對現有社會科學研究的批評來回答「什麼是一個好的研究？」這一問題。他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在三個方面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
(1) 假設成立前的問題分析不足──假設通常在未經詳細探研問題的具體情境之前，就匆忙做出。
(2) 事實與理論含義之間的認識關聯沒有正確的建立──正常的研究程序應該是由研究構念決定實徵操作程序，但是在心理學中往往是由實徵操作程序來決定研究構念。在研究中，對一個構念的操作理論（如何操作才能反映構念的設想）的探研，經常被忽略。以致許多的討論及爭論涉及到的是事實（實徵資料）之間的關係（實徵關聯），而非事實與理論含義之間的關係（認識關聯）。
(3) 對研究結果背後的理論含義的延伸及推廣（普遍化）不足──在假設成立之時，固然所用的研究假定構念及定理是研究者根據他的理論命題所指定的，因此無須有實徵基礎，也無須與一般老百姓的或其他研究者所用的雷同。但是這些理論必須具有廣泛的延伸力及預測力。這就需要有廣泛之實徵基礎的支持。
以上對Northrop論點的轉述，讓我們看到，從自然科學研究轉借過來的這一套社會科學研究程序，在應用上有許多的問題，以致使其研究走向過早進入第三階段，以及過早量化的困境。也讓許多學者開始置疑心理學，就其特性而言，是否有進入第三階段之假設型演繹理論研究的可能性。就其進展而言，是否己發展到足以去展開第三階段之假設型演繹理論研究。
下面我先就心理學在七○年代主流典範研究遭到抨擊時，一位社會心理學者對當時的主流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做的深刻內省，來支持Northrop在三十年前對什麼是好的研究的論點，以及針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缺點所做的批評。然後再來討論心理學研究，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科，到底與研究自然現象的學科有什麼不同？現階段到底尚停留在上述科學研究階段的什麼位置？
七 ○年代初，當西方主流社會心理學正在進行革命性的反思時，其中受到最嚴峻的指摘，是有關研究結果之缺乏社會應用效度（實用性）。說得更白一些，就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都不能延伸或推廣到現實生活中，只能在實驗室中找到支持。當時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及爭辯，很值得我們在探討如何在主流研究典範下，進行好的研究以及來發展對我們的社會有用的本土心理學，作參考及借鑑（Elms，1975）。McGuire（1973）當時在一篇論文中，特別就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在理論建構上的缺陷提出非常精闢的分析，值得在這裡將他的論點詳細引述。
McGuire陳述，當時許多學者把社會心理學研究結果缺乏社會應用性這一缺陷，看成是過份注重實驗法的結果。認為由於實驗法只注重理論的驗證，因而忽略了研究成果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性。可是他自己卻不以此為然，認為這一批評固然有其正當性，但是實際上是把批評重點放歪了。他指出這一缺陷的主要根源並不在於實驗法這一方法本身，而在於研究者應用此法之不當。不當之處有二：(1)在時機未成熟時過早地使用實驗法──過份注重研究程序（方法本身）的嚴謹性，而忽略了有意義的研究問題之提出，以及太注意理論的建構而忽略了理論（從現象中）的發掘；(2)在不該使用實驗法時使用了它──亦即，對理論之驗證過程（應該採用什麼方法來驗證）本身的批評及檢討不足，以致使實驗法被濫用。這一方法之應用不當，使得大部份的實驗研究沒能真正用於探討有關現象中所內含的各相關元素之間的關係，從而提出富有解釋性及預測性的研究架構。
McGuire進一步解釋，當時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大多數都沒有發揮研究者的想像力，去從大批社會現象中發現值得研究的問題，尋求可以解釋較廣泛現象之有意義的元素，並從對這些元素徹底的探研中，來建立可概括這些現象之理論架構。在這樣沒有在現時生活中找到有意義的問題，及沒有細心地探索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相關理論架構的情況下，貿然地採用實驗法來進行實徵研究，其結果自然無法與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並對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這樣匆忙間所發展出來的現有社會心理學「理論」，嚴格地說起來都並不能稱得上是理論，充其量只能說它們是把一些單獨的但較普遍的社會現象予以整理，找出這些現象出現之先決條件罷了。而這尋求先決條件的研究典範，其背後蘊含著「情境主義」的主張，認為情境決定人的社會行為。這使得我們在這些研究中看不出「人」的作用在哪裡（Bowers，1973）。
由於這一侷限性，這些理論變得太過具體，令致沒有餘地進一步延伸去理解其他社會現象，致使這些理論之解釋力非常薄弱。因此大部份研究者的實驗也只能說是在局部地「示範」在實驗組所設計的條件下，可以成功地顯現一個在控制組中沒有出現的活動或現象而已。實驗法固然在這一特殊情況下也算發揮了它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工具的作用。然而，任何一個現象，當我們窮追不捨地去追尋它，早晚是會成功的。所以當我們把實驗條件搞得越來越特殊（當我們拉長2乘2乘2乘2…… 的實驗設計）時，我們一定可以呈現我們想要找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這時已經變為是極端的例子，極其瑣碎，不能延伸到其他現象上，因此不能成為具有較高普遍性的大理論。而實驗法在科學研究中最大的特長，亦即用量性假設來幫助進行較高普遍性之「大」或「中」型理論之驗證工作這一特長，在這一情況下就無法發揮出來。所以說，實驗法在社會心理的研究中有被大材「小」用或「錯」用之嫌。更可悲的是還它被「濫」用了。
McGuire甚至指出，有鑑於社會現象及問題的複雜性，實驗法根本就不太適合在社會心理學目前的發展階段使用。這是因為一個稍能概括一些社會活動或現象的實質理論必定涉及許許多多的元素，用實驗法中所僅能控制的寥寥幾個變量來驗證這類理論本身，是不足夠及不恰當的。也就是說，在社會科學還沒有找到，像愛因斯坦所找到的那條僅包含幾個簡單變量的數學公式來解釋及預測物理現象，那樣地一個理論來解釋及預測社會活動及現象之前，實驗法並不是一個最有效的研究工具（Jahoda，1981）。
最後，McGuire建議研究者，除了要選用恰當的研究方法來探討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花多一些時間在尋找貼近社會現象的研究問題及建構有實質理論含義之研究架構之上。他並認為重要及有理論含義的研究問題之尋找以及清晰研究架構之搭建，有賴研究者的創造力；而適當研究方法的選用及應用，則有賴研究者各自及相互之間的反省及批評。
McGuire在二十多年前，對社會心理學的這些一針見血的診斷，充分地反映了五十多年前Northrop（1947）的真知灼見，指出在遵循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時，是由於做法不當，才引致研究結果流於空洞。當時美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在對研究問題的觀察及分析不足。在理論建構上太過匆忙，以及過早地採用了不是其研究發展階段所應該採用的方法。可惜的是他的批評與建議至今在西方主流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仍然未被普遍意識到，以致於研究架構仍然是倉促成軍，實驗法仍然繼續在被誤用於「示範」及濫用。
Northrop早在五十年前他的書中就曾提到以上McGuire對社會心理學的診斷是心理學研究的通病。他還引述另一位對心理學、神經醫學及精神醫均有深刻理解的專家，Warren McCulloch，對當時西方心理學的批評，認為心理學研究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它在沒有好好地把上述自然科學研究的第二階段──自然歷史觀察階段做好，就匆匆進入了第三個演繹理論的建構階段（第38頁）。他也提到維根斯坦曾指出，心理學就是因為太過急於想要對外界的現象有一個解釋，以及為一個問題找出一個答案，以致於把一些可能發展成為解釋或答案的東西，當成是解釋及答案本身。既然以為是解釋及答案，就不再去好好地培養及灌溉，只曉得在不適用時予以丟棄，致使這些可能發展成為解釋或答案的東西，過早的被拋棄，最終未能對我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作出貢獻（Wittgenstein，1953）。
除了由心理學在沿用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來做研究時，犯的上一小節所例舉的操作性的錯誤之外，許多學者在七○年代的這一次反省中，也開始置疑心理學，就其特性而言，究竟是否真能進入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第三階段，亦即假設型演繹理論研究的階段。從而開始認真檢討，心理學與自然學科到底有什麼不同。結果發現心理學在以下兩方面遭遇到困難，以致使它至今還只能稱為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亦即只能停留在自然科學研究程序的第二階段。
（一）心理學的研究構念是抽象構念
Northrop根據他前面所提出的正常科學研究程序，認為心理學研究在目前的階段還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原因是心理學的研究構念本身都是由前面所定義的直覺概念，亦即由直接觀察的事實（口述或行為表現），經由用更基本的常識概念所推斷出來的內含概念，之後再從對這些內含概念的審視、抽象而得到有關它們之間關係的理論，亦即抽象型的演繹理論，中建構出來的。這樣的抽象構念可以直接束諸實徵驗證，無需先建立假定構念再去成立假設型演繹理論，再與可觀察之事實之間的認識關聯。正因為如此，它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用其所述之科學研究程序的第二階段的研究方法就己是正確及足夠的了，尚無法進入第三階段。而且，這種描述性的科學其預測能力很低，因此對它們的評價就不能看預測力，而是看將理論延伸到類似及相關的現象的能力。
心理學構念之所以是直覺構念而非假定構念，是因為如果它們是假定構念，如前面所述，這些假定構念必須有其假定的成分才能稱其為假定，又要有其直覺經驗成份，才能束諸實徵。那麼，心理假定構念中的，非實徵的假定成份是什麼呢？有哲學家如笛卡兒及洛克提出一個叫「心理實質」（psychological substance）的東西，來與「身體或物理實質」相對應。Northrop認為這一「二元論」所發明的「心理實質」構念太過空洞，以致沒有辦法可以從它推演出什麼可以付諸驗證的假設或定理來。
其他哲學家如休姆（Hume）則根本認為人們「感知」的抽象概念，如「時間」與「空間」等，與數學家用數公式推算出來的「時間」與「空間」等研究構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直覺概念，而後者是用假定構念及這些構念之間的形式邏輯關係推演出來的，具有前面所述邏輯思維的一致性、獨立性、完整性、及連接性的特性。
至此，找不到可以與心理的直覺概念有認識關聯的假定構念，一直是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以及哲學家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我認為，即使是現在認知心理學所提出的類似「基模」的構念，也不能符合假定構念成分的定義，其原因也在於此。這一困難，使得心理學研究尚未進入邏輯推理的科學研究第三階段。或許根本永遠也無法進入這第三階段，因為心理學是研究「人」的，非「物」的。
（二）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
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科，它與研究自然界其他物體的自然科學有幾個非常大的不同：
1. 「人」作為研究對象，與其他自然界的物體不同，因為它本身是有思想及有反省能力的，同時它也具社會性。因此它的可觀察到的事實，亦即它的外表行為或它對自己內在心理感受及描述，都是不穩定的，亦既是可以通過學習及反省會改變的，也受到周圍其他人的影響。
2. 由於研究對象也有思想，也會觀察，它會給一套它自己對自己的心理及行為的理解及解釋，有時我們稱這一種知識為「俗民常識」。研究者在觀察其心理及行為或建構其自己的理論架構時，就必須考慮到要如何處理他的看法及研究對象的看法之差異。這一點是做自然科學研究無需考慮的。
3. 馮特（Wundt）曾分辨所謂的「物理的」以及「心理的」因果關係。在「物理的」因果關係中，因與果是一對一的；但是在「心理的」因果關係中，則有「創造性的統合」及「理一分殊」兩者的互補作用，而有轉換及成熟的現象出現，以致使其因與果不相對稱──果總是比因來得大。由於此因果關係之不同，他認為心理的定律與物理的定律是截然不同；這不同不只是心理的遠較物理的複雜，而是有性質的不同。
4. 由於「人」及其所處環境的複雜性，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地找到像牛頓或愛因斯坦所提出的、可以理解全宇宙的大型假定型理論，來理解人類的心理及行為。一般學者都建議先從中型（mid-range）理論著手，慢慢的推廣。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心理學的研究，用自然科學研究程序來審視，充其量只能算是發展到第三階段的抽象演繹理論程度。不過，由於這一類理論是用在第二階段所用的自然觀察歸納法來進行其抽取的，所以應該將之視為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據此，對心理學研究好壞的判斷用第二階段的標準：不用作邏輯推理，也不用做數學公式的量化，更不必用預測能力；而要用分類法、比較法來尋求可以概括現象的內含「樣式」（pattern），要用這些「樣式」的可延伸性及推廣度。
從以上幾小節對主流心理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依據其正常的研究程序，所做的分析及評估，我們可以結論，如果我們把心理學當作一門描述性的科學，從而不去看其在試圖進入第三個階段所犯的錯誤，那麼當前心理學研究最嚴重的缺陷即在於，在做研究之初對問題的觀察及分析不足。而這一問題與在前面所述的自然科學研究程序，有關要如何來觀察及分析研究現象及問題的方法，背後所內含兩個基本假設不無關係。在前面曾討論過，對研究問題的分析就是有控制、有方向地將一個含糊混亂的原始現象情境變成（或減化成）一個內中的組成份子彼此界線清晰及關係清楚的研究情境，以致於在這一情境下我們可以將原始情境中的主要元素概括統合（一手抓）起來。這句話背後的兩個假設是：
1. 相信原始含糊混亂的情境是有其穩定的元素的，而且這些元素是可以經過探研而找到的；
2. 探研的方法是觀察法，並且用之也可以找到解決研究問題的答案。
基於這兩個假設，研究者的興趣主要是在於分解及尋求元素。在這樣的尋求目標下，人們不免急於從具體情境中去抽取及抽離元素。對問題的觀察及分析之不足，似乎是這一目的操作的必然結果。貼近現實地去觀察、分析，是解決這一不足的根本辦法。而這正是本土心理研究的訴求，把觀察及分析放在當時當地具體的情境中去進行。所以我認為，主流心理學的本土化，其重點也應該放在這裡。至於要怎麼做，我倒覺得可以向把心理學看成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學習。
從人文學科的觀點來看，以上自然科學研究在對問題分析時，所內含的以上這兩個假設，在搬來進行對「人」的研究時，都是值得懷疑的。對「人」的研究，與其去仿傚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進入現象中去尋求看不見、摸不著的假定構念及假設型演繹理論架構，來理解及解釋之，倒不如把「人」看成是主動的、有感情的、富於想像力的、具有創造力的，因此他的活動都是對當時具體的情境所做的創造性之應對。我們可稱之為行動，而非行為，因為在心理學的用語中行為代表一種具有重複性的規則性活動，而行動則具有「此時此地」性及「主動」性（Giorgi, 1970; Faulconer & Williams, 1985; Schneider, 1998; Wertz, 1994）的意涵。
基於此一觀點，把心理學視為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者，重視對「人」的直覺、情感、想像及創造的經驗生活的描述，提倡：(1)生活世界的整體、不可分解性；(2)不及言表的意識；因此(3)研究的主旨在於勾勒出具體生活世界情境中的意義系統及結構；(4)強調心理學知識對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意義（重要性及影響）（Aanstoos, 1986; Giorgi, 1985; Kockelmans, 1987; Star, 1996）。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則主張用質性研究的策略及典範，特別是其建構及詮釋學典範，最能探研人文學觀點中「人」的行動（Ashworth, Giorgi, & Koning, 1986; Jahoda, 1992, 1999; Parker, 1985; Polkinghorne, 1988, 1994）。
其實科學研究第二階段所用的歸納法的正常程序也是指貼近被研究者的生活經驗的自然觀察、審視、比較、描述及分類。務求研究者從對被研究者之活動的觀察中所描述出的「內含」意義與被研究者自己的想法相近。這一相近可以由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同用一套文化意義系統來解讀被研究者的行動開始，雖然這並不一定是唯一及充分的渠道。如果主流心理研究者在對問題進行觀察、歸納時，能吸取人文心理學研究的基本精神，用當地人具體生活世界情境中的意義系統，來理解及發掘概括所要研究的現象之「樣式」，其問題分析不足的缺點當可緩解。
對一些願意採用心理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又接受自然科學的這一套研究程序的心理學研究者而言，本土研究進路首要的步驟是要走回到做研究的第一階段，把問題的多樣性及複雜性作詳細的描述及理解，以便能給日後進入第二階段打好基礎。前面說過，這一步必須靠歸納法的自然觀察、審視、比較、描述及分類來洞察或抽象出一些樣式（pattern），或稱抽象型的理論。而這些樣式或理論必須要可以進一步被延伸到其他相類似的問題或情境，以及推廣到其他不同但相關的領域，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樣式或理論。這就是心理學研究作為一門描述性科學的下一個重要步驟。
這下一步驟就要確認在第一階段所呈現出來的這些樣式及理論，以及探求它們解釋力及延伸力。Campbell（1979）曾指出解釋力及延伸力是靠用實徵邏輯來將這些樣式或理論作推繼[P4] 之後再進行實徵驗證來達成。實徵邏輯是指由日常生活經驗得來的常識信念中推演出來的一致性及契合性。而這種實徵研究的好、壞則在於它是否能摒除其他可以解釋同樣現象的理論及外在因素。研究者自己及彼此之間的批評，以及幫助提供可能解釋結果的其他想法，是把研究做得更好的途徑。
從本文的討論中，我們認識到不管從對科學研究程序的討論來看，或是從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來說，心理學研究都屬於是一門描述性的學科（Dilthy，1977）。從對象為「物」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對象為「人」的社會科學研究之不同，我們看到心理學研究的許多特點，從而認識到要像自然科學那樣進入完全量化及準確預測的階段尚遠，甚或有可能永遠也達不到。因此，不應該好高騖遠，要回到第一及第二個階段，去把尚未做好的步驟做好。從人文學科對「人」的不同觀點來看，研究者更是根本無需去追求量化及建立假設型演繹理論。
所以無論把心理學視為是科學學科，還是把心理學視為是人文學科，要把研究做好，都要把注意力放在對「人」的心理活動及現象，在其較初期原始狀態之下來進行自然觀察及進入其「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內的理解。從主流心理學研究之程序而言，本土化是應該向採取人文觀點的研究者學習，把問題先理解透徹。之後，想在這個紮實的基礎上通過歸納法來提鍊出抽象型理論，來考驗這些理論是否能被進一步延伸及推廣到去理解及解釋其他現象，則是下一階段的事。在這下一階段的心理學研究，固然社會科學觀點與人文學科觀點迥然不同。但是，我認為在心理學研究的最初期的問題啟動及探研階段，科學／人文之爭是不必要的，量／質之爭是莫須有的。
參考文獻
李美枝、王鎮華（1997）：〈發現、詮釋與感通——心理學知識旨趣與實踐旨趣的融合〉。《本土心理學研究》，8期，頁3~36。
阮新邦（1993）：《批判詮釋論與社會學研究》。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余德慧（1996）：〈文化心理學的詮釋之道〉。《本土心理學研究》，6期，頁146~202。
Aanstoos, G. M. (1986). Phenomen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 In P. D. Ashworth, A. Giorgi, & A. J. J. Koning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p. 79-116).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Ashworth, P. D., Giorgi, A., & Koning, A. J. J. (Eds.) (1986).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Bowers, K. S. (1973). Situationism in psychology: An analysis and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view, 80, 307-336.
Campbell, D. T. (1979). Qualitative knowing in action research. In M. Brenner, P. Marsh, & M. Brenner (Eds.), The social contexts of method (pp. 184-209). London: Croom Helm.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lthy, W. (1977). De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e Hague: Nijhoff.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894.)
Elms, A. C. (1975).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967-976.
Faulconer, J. E., & Williams, R. N. (1985). Temporality in human action: An alternative to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179-1188.
Giorgi, A. (1970). Psychology as a human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Giorgi, A. (Ed.) (1985).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Jahoda, G. (1992). Crossroads between culture and mind: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Part III.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Jahoda, G. (1999). Images of Savages: Ancient roots of modern prejudice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Jahoda, M. (1981). To publish or not to publis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7, 208-220.
Kockelmans, J. J. (Ed.) (1987).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Dutch School.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McGuire, W. J. (1973). The yin and yang of progress in social psychology: Seven Ko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6, 446-456.
Northrop, F. S. C. (1947/1983). The logic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Woodbridge, CT: Ox Bow Press.
Overman, E. S. (1988).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Donald T. Campbell. In E.S. Overman (Ed.),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papers of Donald T. Campbell (pp. vii-xi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er, M. J. (1985). Hermeneutic inquiry in the study of human condu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081-1093.
Polkinghorne, D.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olkinghorne, D. (1994). A path of understanding for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4, 128-145.
Rychlak, J. F. (1993). A suggested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 for psychology: In theory, not method.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933-942.
Schneider, K. J. (1998).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Romanticism and the revival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277-289.
Star, S. L. (1996). Working togeth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ctivity theo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 Engestrom & D. Middleton (Eds.),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k (pp. 75-1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rtz, F. J. (Ed.) (1994). The humanistic movement: Recovering the person in psychology. Lake Worth, FL: Gardner Press.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P1]是否為引文？否，則應不須分段。
[P2]？
[P3]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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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些年來有關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典範的問題上。例如，在心理學領域中，不少人認為目前研究之不夠本土，是因為主流心理學採用了實證主義研究典範，因此在其研究架構中容不下「社會／文化／歷史」的脈絡及具體生活處境的考慮，故此根本無從也無須本土化。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必定是要採用另一類注重人類行為的自主性、暫時性、情境性、及歷史性的研究典範。
本文作者認為，心理學有關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觀之爭，在於由自然科學觀點所導出的研究程序最終的主旨在於用邏輯推理來建立假設構念之間的量性關係，而由人文科學觀點所導出的研究程序則是止於對具解情境的理解。由此人們經常誤解，這兩個觀點的差別在於，前者有一個程序，總是先尋求一個抽象的，量性研究架構，再用實徵的方法來驗證這一架構。而後者則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觀察人們的活動為主要研究內容，以理解及解釋這些活動為研究目的。不講究程序，因為只有此一步可言。基於這一誤解，有許多學者把做研究時要不要有架構，看成是兩者的最大分野，從而認為它們是勢不兩立的。這一爭論也波及了本土心理學研究，讓一些學者認為本土進路與主流研究典範是不能並容的。
本文試圖論辯的是，主流心理研究所採用的自然科學程序，事實上是一套始於對生活現象的自然觀察的程序。過去研究的缺點正在於把成立架構前的一些初步研究階段省略成為「文獻綜述」，架空了人們當時當地的生活世界。事實上，心理學研究尚未發展到用實徵來驗證量性架構的程度，它還停留在由自然觀察中求取可以解釋生活現象的實徵階段。因此，它還是一門描述性科學，其研究重心應該回到對自然現象的詳盡觀察。目前主流心理學研究，對前面這一步驟的忽視，是導致其研究結果沒有實用效度，對當時當地人們來說不關痛癢的原因。而本土化一概念的提出，就在於要使本地的研究能幫助當地人們對自己的活動有更深刻的認識，以及解決現實中所出現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對採用主流心理學觀點的研究者而言，也有本土化的必要，而本土化的途徑在於把這一類的研究帶回到其研究程序中「自然觀察」這一初期階段。
從這樣的一個視角來看，本文作者認為主流心理學的研究與人文學科觀點的研究，至少在前者的這一初期階段，是並不相互矛盾的。而且，它在做自然觀察時，有許多可以向後一類研究學習的地方。
相同的，在本土研究中有關量性及質性研究之爭，本文作者也認為是不必要的。質性研究固然是反抗主流實證主義心理學為指導思想的量性研究，但是其所包含的學術領域及研究進路非常龐雜，持各種研究典範的皆有。固然採取人文主義及後現代主義觀點的學者佔大多數，但是也有學者堅持質性研究並不一定止於理解及解釋。它是一套建構理論架構的程序方法，也並非不排除所有的量化。從這個視角來看，至少有一部分的質性研究程序及方法，旨在彌補主流心理學研究上述的缺點，兩者並不存在典範上的衝突。更何況，另一些質性研究方法及技巧，可以說是中立於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因而是做任何研究者均可以用的。
本土研究進路的提出，是希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能更貼近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應是任何一種實徵研究典範用以判斷研究好壞的準則。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與研究典範的關係，不在於採用什麼典範才能做本土研究，採用另一些就不能。而在於不同的研究典範需要在什麼階段，進行不同程度的本土思考，才能使自身的研究更貼近人們生活的現實。在這樣的一個論辯基礎上，本文從主流心理學研究的觀點，亦即用自然科學的研究典範來做心理學研究之觀點，討論了其最需要作本土思考的地方以及要如何做本土思考。
Denzin及Lincoln（1994）曾定義質性研究是一種做研究及發展理論的進路，通常是泛指所有反抗傳統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的研究，它包括一組相當複雜的名詞、概念及假設。其研究目的主要是在尋求行為背後的意義。但是，在追求這一基本目標之下，其策略及方法上可有天差地別。有的質性研究有很深厚之哲學及認識論的基礎（如，詮釋學派）；而有些則認為做研究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行動（如，女性主義研究）。不過，Denzin與Lincoln認為，一般來說，質性研究的特點是：(1)它超越學科、領域及課題的界限，注重整合；(2)沒有一固定的研究程序，主要是不量化；(3)重視研究者及被研究者（的種族、性別、年齡或文化背景）與研究（的內容及理論）之間的關係。
基於這些特點，Denzin與Lincoln大致將現有的質性研究分為四類，每一類背後均有不同的哲學理論及方法論為基礎，也各自有其歷史的脈絡：(1)修正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後實證主義學派；(2)建構及解釋學派──重視具體情境及被研究者的思維對行動之意義的理解，如符號學、民族誌方法及現象學的研究，以及重視研究是研究者帶有自身價值框架的詮釋，如詮釋學的研究；(3)批判主義學派──以解放刻板印象為主的解放理論；(4)女性主義―後結構（解構）主義學派，注重對傳統研究及理論的批判及再詮釋。在這每一類研究中，又有無數的支派及組合；例如現象學有詮釋現象派（余德慧，1996），詮釋學又有批判詮釋學（阮新邦，1993）等。
讀者們讀到此，可能認為讀錯了文章。本論文不是要談本土研究的嗎？怎麼變成談質性研究去了？
我之把這兩段文字放在本文之一開始，就是要讀者看到，如果我將文中的「質性」二字換成是「本土」二字，它們也不會讓我們感到陌生。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可以說也是一種做研究及發展理論的進路，主旨在於在做研究時考慮到當地本土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其研究主要的一個步驟自然是在這一脈絡裡尋求當地人所表現的行為背後的意義。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本土研究也是一個反抗傳統的科學世界觀及由這一世界觀所發展出來之量性研究的產物。不過，由於本土社會科學研究是在各地區由一小撮本地的社會科學家，在有限的經費下進行，所以發展得不如像有大量人力及財力資源支持的質性研究那麼快、那麼廣。本土研究的內容也因此不像上面所述質性研究那樣有成片的領域可言。甚至更坦白地說，在本土心理學研究中尚看不到有成片的領域形成。如果勉強湊數的話，家庭心理學及人際關係研究可算是兩小塊。
由於質性研究與本土研究同為反抗主流自然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的結果，而且可以說同在七○年代末興起，兩者的訴求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致使許多人將兩者等同起來。有的人，當然有深厚的哲學基礎作後盾，認為本土研究的訴求必須，也只有用質性研究的方法論及方法才能達到，任何試圖在主流實證主義的研究典範中去搞本土化，就是緣木求魚（例如，詮釋學取向的質性研究）。也有的人，把兩者等同的理由只是出於簡單的推理：既然本土研究是因為反抗主流自然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而提出的，那麼很自然地就應該用同是反抗主流自然科學世界觀及量性研究的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本土研究啦。
不管基於上述哪一個理由，在許多本土研究的研討會，凡是有學者不用質性研究的框架來做本土思考及本土研究，他們通常遭人以同一論點來置疑其本土性：「你這個做法或觀點是實證主義的。」好像，實證主義的研究就沒有本土化的可能。事實上，本土研究對主流實證主義的反對及反抗，在於其未能在對當地人們所表現的行為現象進行本土探討，就用外來的（西方的）理論框架盲目的進行實徵研究。而對主流量性研究的反對及反抗，在於其對一些尚未發展成熟到可以做線性關係驗證的現象，進行了過早及扭曲的實徵分析。
至少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我不認為我們不能在主流心理學的研究典範內進行本土研究。其實，到底心理學的研究典範是否應由追隨自然科學的轉向人文學科的，方法由量性的轉向質性的並不是在本土心理研究中才有。在心理學界，自從七○年代中期以來也一直存在這樣的爭論。許多學者認為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科，根本不應沿用自然科學的典範視自身為一門社會科學，去追尋人類行為背後的數學公式型的規律，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規律。而應視其為是一門人文學科，必須用質性的研究方法論及方法才能進行研究；另一些堅持要守住心理學為一門科學的學者則認為，心理學雖然尚未進入用形式邏輯來演繹可以憑之做實徵研究的地步，但是這可能是因為心理學發展的晚，有可能是還沒有找到，而不是不能找到。而要去找，或要去發現是不是找得到，是要通過科學研究的正常程序來進行探討的。他們認為，大部分質性研究由於不講究程序，因此是不可取的。
在西方心理學界備受尊敬，一生致於研究方法的學者Campbell（1979），在其討論做社會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方法時，曾警愓大家不要把注意太過集中在這科學／人文、量／質之爭，而忽略了心理學作為一門描述性知識體系，在研究方法上所可能犯的錯誤，這些錯誤不一定與科學／人文或量／質之爭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做任何實徵研究都不能不注意的。他說：
在社會行動的研究中，量性與質性的研究方法一直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如果這一對立的終結要是一方完全打倒另一方成為唯一能用的方法，那麼這是很難達到的。社會科學研究是比物理科學更需要靠很多猜臆及假想的過程，因此研究結論有許多可以批評的空間。目前兩方各自對對方的批評達到登峰造極，而對自身作為一種描述性知識的缺點卻反省得不夠深刻（見Overman，1998，376頁）。[P1]
眾所周知，社會行動研究，正如本土研究一樣，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注當地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的研究領域。科學／人文、量／質之爭也一直是不停不休。Campbell強調，不管我們採取什麼觀點來探研人類的行為及用什麼方法論來作為選擇研究方法的基礎，把研究做好還是最重要的。至於什麼是好的研究則視研究者所採取的觀點而定。依自己的觀點認為是好的基準去評價依另一個觀點所做的研究通常是比較容易，但沒有太大的意義。更重要的還是要用自身的觀點認為好的、正常的研究基準在持相同觀點的同一領域內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及批評。
本文就是本著Campbell所提出的這一精神，試圖把本土研究與質性研究的這一等號拆開，把做研究時照顧到研究現象之「社會／文化／歷史」脈絡，視為是做任何典範的實徵研究都必須開始的地方。試圖就採用自然科學觀點來進行心理學研究的西方主流心理學，來說明在其認為是正常的研究程序的基準內，把研究做好，也有必要及可能進行本土化。依此，我還建議可以從什麼地方及如何採取本土進路來進行心理學研究。
首先，我將說明，什麼是採用自然科學觀點來進行心理學研究的正常程序。與自然科學現階段的發展相比，心理學目前的發展到了什麼地步。接著，我將論辯，本土心理研究捲入現在存在於心理學界的社會／人文，或量／質之爭，是不必要的。因為，不管從研究者對心理活動是從自然科學還是從人文學科的觀點來看，都常停留在觀察、描述、解釋的層面。不同的觀點所帶來的不同角度及不同方法的觀察、描述及解釋，應該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啟發及滋潤的（Rychlak，1993）。最後，我會再列舉我認為在做描述性的實徵研究時，可以如何採取本土的進路。
二、自然科學研究程序
基於主流心理學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一門仿傚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要探研「什麼是心理學研究的正常程序」，就應該從「什麼是自然科學的正常研究程序」開始。在這一方面的探研之時，我很幸運的找到了一本有關科學研究方法的經典之作，Northrop（1947）的「科學學科與人文學科的邏輯」，來幫助我思考。因為在這本書中他不但把自然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研究程序作了對比，而且針對心理學研究到底與自然科學研究有什麼不同，它的屬性如何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值得我做為下面討論的起點。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程序是因時因地而異的
Northrop首先指出，我們在討論研究方法時，不要忘記它本身也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時間及學科自身的發展在不斷地改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也不例外，本身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還正在發展之中。也可以說，目前認為是自然科學的正常（或正當）研究程序，事實上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在自然科學發展歷史的各階段裡，有關（當時研究者認為）什麼方法才是科學的之主流理論，在時間上的一個串連。將來這一程序還會隨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改變，所以現今認為是正常的、科學的，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不再認為是了。
當然，Northrop的論點至今也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他當時所提出的正常程序是否仍然是目前自然科學界所用，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論及。不過，在過去五十年心理學作為一門傚仿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而言，他所勾勒的正當程序則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Northrop還指出西方社會所發展出來的這一套科學研究程序也不應是唯一的。他特別指出東方社會之重直接經驗及頓悟都與西方對什麼是知識以及知識之獲得的看法不同。不過，由於我們現有的心理學是一門由西方傳來的學問，我們不妨由他們所謂的正常程序開始探研。但是，我們不得不放在腦後以下這個可能性；那就是，最本土的本土研究應該是用一套來自自己文化本身的知識獲得程序來進行本土研究。李美枝、王鎮華（1997）最近的討論就是朝這一方向走的例子。
（二）正常科學研究程序
Northrop在他的著作中陳述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時，曾指出有四個哲學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是被串連成現今所謂的自然科學研究之基本程序：培根（Bacon）的觀察歸納法、笛卡兒（Descartes）的邏輯推理法、寇恩（Cohen）的直接假設驗證法以及杜威（Dewey）的問題情境減化法。而一般而言，每個研究正常都包括八個程序，這八個程序可進一步減化為四個重要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有其自身的研究程序與方法，以及必須注意的問題，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符合科學的準則。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裡重複一下他的看法。
第一階段：問題啟動
前面所舉的四位提出各自之科學方法的哲學大師倒在一個問題上有共同的觀點，那就是有關問題的提出。他們共同認為，研究者必須把自身原有的傳統信念用併除法或懷疑法先予以排除或懸擱，再進行新一輪的問題研究。這是因為，通常正因為傳統信念不能解決問題才會有要進一步需要探研的動機出現。另一個理由是，當摒除這些舊想法之後所提出的新解決問題辦法被實徵驗證為行不通時，傳統舊信念可獲得再肯定，屆時其信服力將會增強（這一點可能與中國人傳統的由循舊中求創新，有相當大的差別）。
在懷疑了傳統信念而找出想要進一步探研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針對問題進行漸進式的調查，把產生問題的情境觀察及分析清楚。Northrop認為對問題的認識不夠及分析不足是探研階段中最大的問題。也由於認識不到對問題分析的重要性，許多研究者以為問題就是問題，都一樣。從而就以為只有一套方法及程序來研究任何問題。如果把問題分析清楚，發現問題本身的性質各有不同，則可以看到需要用不同的程序及方法來探研不同性質的問題。他強調做研究是「問題決定方法，而非方法決定問題」。
1. 問題的分析
杜威認為對問題的分析本身就是研究的主體。研究就是有控制、有方向地將一個含糊混亂的原始現象情境變成（或減化成）一個內中的組成份子彼此界線清晰及關係清楚的研究情境，以致於在這一情境下我們可以將原始情境中的主要元素概括統合（一手抓）起來。由於任何研究的原始含糊混亂的現象情境都是出現在一個包括自然及人為文化混合的更大的環境之中，而且它又是在世上真實發生的，而非人們理想中可能發生的，所以其現象都頗受大環境之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干擾（或可以說是隱藏於不確定及不穩定的情境之中）。據此，做研究的第一步是在一個含糊混亂的原始情境中找出真正的「問題」。這一項工作本身是關鍵的、艱鉅的。如果一開始把問題找錯了，那麼問題的解決就無法尋得。同時它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多次，甚至許多研究者一齊努力來尋找。
2. 問題的種類
Northrop認為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並不是都需要用實徵的方法來做研究。他將社會科學的研究問題分為三大類：
(1) 與邏輯合理性有關的（簡稱邏輯問題）；
(2) 與事實是否吻合有關的實然問題（簡稱實徵問題）；
(3) 與價值有關的應然問題（如，道德、宗教及偏好等，簡稱價值問題）。
在這三類問題中，邏輯問題無須也不能用做實徵研究來解決，實徵問題當然必須做實徵研究才能解決。至於價值問題則是不可能完全用實徵研究來解決的，亦即不可能在現實社會中找到與之完全對應的事實，從而來將之驗證。例如，固然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完全符合社會（或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我們仍然認為社會（或資本）主義是比較好的。這是因為價值本身是一種理想，一種可能。在實現各種理想的過程中，會有許多不確定及不穩定因素的干擾，以致使現實與理想之間永遠是有距離的。更何況，應然的本來就是因為對實然的不滿意才產生出來的。例如，本土心理研究進路就是對其他研究方法不滿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是帶有應然的價值成份的。
實徵問題與價值問題的不同，並不在於前者是科學問題而後者不是。而在於，價值問題是可以分解成為可以用實徵方法來驗證的實徵問題部分及不能用實徵方法來驗證的部分。而如何將這兩者分開來就是在考驗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智慧及真功夫了。如何在追問價值問題時，把其中實徵的部分找出來，而不把價值問題全部「變成」實徵問題，是需要研究者在研究的啟動階段花足夠的時間及做足夠的分析才能達成的。Northrop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這一項問題分類工作，比起自然科學的問題來說難度要高得多。而社學科學家們經常犯的錯誤是：
(1) 在沒有把問題分析清楚以前，很快地進入下一個階段──運用培根所提出的觀察歸納法的階段，將人們（研究對象）認為是「好的」、「喜歡的」、「有興趣的」及「帶來快感的」，當成是實徵證據來支持自己的價值理論；
(2) 或者很快的進入笛卡兒的假設成立階段，把價值性的假設用本來只適用於驗證實徵問題的方法，來驗證之。
基於「第一步走歪，下面就可能一直歪下去」的信念，Northrop認為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第一步，對問題的徹底分析及對問題情境所進行的關鍵整理及分類上，以便將來可以憑之來尋求真正可以進行實徵研究的「事實」到底是哪些。
第二階段：自然歷史觀察
培根的觀察歸納法是一種自然觀察法，就是以收集自然呈現的材料為主，事先不要帶太多的先入為主的概念、假設和理想等。當然完全沒有也是不可能的。不過，研究者可以儘量避免或排除這種要用主觀思維來看現象的傾向及習慣。要從自然觀察的材料中去進行審視及整理：觀察、描述及分類。這一階段通常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1. 直覺觀察法
先用直覺觀察法來把收集的事實（材料）「立即掌握」。這是全憑「感覺」掌握的，不受任何概念及理論的誘導，有如一幅印象派的畫，忠實地表達出肉眼所「感覺」到的，無法形容的事實。也就是說，等到用語言或其他形式表達時，已為時晚矣。
2. 審視描述法
再用審視描述法來將可以表述那些立即掌握到的事實的「內含」概念找出，並謹慎地將之加以界定。這樣所得到的材料就是描述的事實。有如一幅古典寫生畫，用「顏色」及「大小」這一類「工具概念」及像「桌子不會因我轉頭沒看它而不見了」這一類的「工具信念」，來幫助把立即掌握的事實（二度空間的點、片、面）轉變成人們生活中常用的概念（如，「桌子」、「蘋果」）。「工具概念」本身是一些常識性的概念，而用之所審視出來的內含概念，如「桌子」，通常也是一些常識概念。但是，後者是「內含」在用觀察法直接可以掌握的事實之中的常識概念，不是由外面可以觀察得到的（或稱外顯的）。因此必須通過用其他人們已習以為常及意識到的常識概念來推斷得來，例如，桌子是我們用一個平面及四條腿所推斷出來的。也因此，內含概念是受到所用之工具概念及信念的限制的。
同時，畫家如何在一幅古典寫生中，運用色彩及大小等「工具」概念在一個兩度空間的平面上，來表達一個三度空間的「內含」常識性的實物，必須靠一套有關所用「工具」概念與用其所要表達之「內含」概念之間關聯的理論做基礎。Northrop認為西方繪畫之遠近描繪比例準確，可能與其在有關「大小―遠近」關聯的科學理論之發達相關。因此，如何找到研究者自己所構想的研究概念與可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工具」概念之間的關聯，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步驟及標準，在下面討論「」[P2] 時，我還會再作詳細闡述。
3. 抽象分類法
再用分類法來系統地整理用審視描述法所得到的材料。人們在描述事實時，不只是在尋求「內含」概念，還憑籍一些常識概念及信念來尋找這些「內含」概念彼此之間的關聯及關係，從而做出系統化的分類整理。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內含」概念之間的關聯或關係是不同於在2.中所談的「內含」概念與「工具」概念的關聯。這一差別我也將在下面討論第四階段的「認識關聯」時，再提出來解釋。
以上這三個研究步驟是科學家在做研究的第二階段必須做的。與古典寫生畫家相同地，是通過審視、描述及分類法來理解立即掌握的感性事實，是用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工具概念來幫助，解讀在所觀察到的這些事實中內含著什麼觀察不到的（有些學者也認為是更基本的）一些概念及關係，從而使自己對事實有更清淅及全面的理解。這些可以由直接觀察法來得到的內含概念，我們通常稱之為「直覺概念」，它與在研究的第三個階段，用理論及「形式邏輯」所導出的，與是否觀察得到不相干的研究概念不同，後者通稱「理論構念」。這裡稱後者為構念的原因為它們是研究者構念出來的，不必與現實中的概念有相對應的關聯。這些構念是研究者假設有的，是不為被研究者所意識的。有關這一類的構念，我將在下面討論第四階段的「實徵關聯」時，再提出來解釋。
「直覺概念」一般是無須運用「形式邏輯」，來推演出可觀察的事實，因為其本身（桌子）就是從可觀察的事實（平台及四條腿）中抽取出來的。但是如果想用「形式邏輯」來檢驗自己所進行的分類是否合理及具一致性，也是可以用的。
這一階段用觀察歸納法所做的研究是相當質性的，非常近似目前部分用質性研究方法所做的研究。這一類的研究成果本身是不具預測能力的。但這並不一定表示這類研究不具科學性。如果一個研究者完全按照歸納法的程序來觀察、描述、及分類，它也是一種科學研究，而非同於坐在安樂椅內冥想出來的。這種科學通常稱為是亞里斯多德式科學。在西方科學研究的發展歷史進程中，雖然純粹用歸納法來做的科學研究有一陣被認為已過時，不過這方法本身卻一直被肯定為是現代科學研究程序中，在進入第三階段之前，所不可缺少的一環。晚近，當然，隨著本土心理研究的興起，它又開始受到重視。
第三階段：演繹（deductive）理論的建構
演繹理論通常可以分為兩種：抽象型及假設型，兩者所形成的基礎、形成的目的及要用什麼方法來進行實徵驗證皆不相同。
1. 抽象型演繹理論
如果研究者在第一個階段所啟動的問題，可以通過用可觀察到的「直覺概念」及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來解決，那麼他們可以在第二階段裡直接發展出有關這些「直覺概念」之間關係的演繹理論，再用由其所導出的一些可以用來組織另外一些尚原始、混沌之現象的推斷。由於這一類的演繹理論只牽涉到在第二階段通過歸納法來抽取「內含」概念就已經完成，所以被稱為是抽象型演繹理論，這類概念被稱為是抽象型構念。在建立了這類的演繹理論之後，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從這些理論直接去推斷可能會出現的、可觀察到的事實，並通過直接觀察法去觀察現象來驗證這些推斷是否正確，從而建立理論的可延伸性及可推廣度。這一演繹過程無需先用形式邏輯去推出定理，再去做實徵驗證。這一類研究的目的是通過理論的可延伸性及可推廣度來看理論的好壞，方法仍然是直接自然觀察法。
2. 假設型演繹理論
這一類的理論是從不可觀察的假設中揣測出來的（hypothetically inferred）演繹理論。這一類理論中的概念是研究者的構念，不但不能直接觀察到，而且也不能用常識語言來定義，是假定有的假設型構念。其有無，只能由將其用形式邏輯法推演出來一些可以束諸實徵驗證的定理加以驗證，來斷定之。在這一假設型演繹理論中，觀察不到的理論構念被帶了進入問題的探研之中。它們通常被稱為是假定出來的概念，簡稱假定構念。假定構念是指一個理論概念，其意義（內容）是由一個假設型演繹理論所指定（designate）下來的，是人為的，不能從直接觀察得到的現象中找到其對應的。它與第二階段的直覺構念的內容是指涉（denote）或代表外界一個觀察得到的實物是不一樣的。這種假設型演繹理論必須靠形式邏輯來把所預測的結果給推導出來。笛卡兒（Descartes）的邏輯推理法，就是理性地懷疑所有值得懷疑的東西，因而只能從那少有的、不容懷疑的東西（數學）中，用邏輯推理法來獲得知識。邏輯推理法之所以可靠是因為它具有「一致性、獨立性、完整性及連接性（放諸四海皆準性）」。
用這樣一種邏輯演繹理論來整理在第二階段所描述的事實，通常是用一組命題來完成的。命題是指那些可以決定是真還是假的說法。其重要的特點是它們具有「形式」的屬性，因此可以提供那種可以運用形式邏輯以及數學計算等「形式」方法的研究框架。而且在表達其理論推理的內容時，必須具有所有假設性命題所必須具有的準確性。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型的研究構念的定義及意義，只有在研究者根據個人的演繹性的理論系統所導出的假設中適用。他人的、可能叫同一個名字的構念，與之彼此不能，也不需要作比較。而且，不同時代用同一名稱的構念，也並不表示後者是前者的延續。因此，用對一些歷史現象的追蹤來驗證內含假定構念的假設的作法本身是錯誤的。
由抽象過程所得來的抽象型演繹理論的預測能力是很低的，由邏輯推理而來的假設型演繹理論，相對而言，預測力就很強了。主要是因為由理論的邏輯內含（logical implication）推演出來的預測，具有一致性、獨立性、完整性及連接性等特性。但是邏輯內含也僅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假設性構念及這些構念之間的關係還必須符合穩定定律（conservation laws），不然也是無法有預測力的。
第四階段：認識關聯的建立
在實徵科學中，即使假設型演繹理論中的假定構念也必定要有其相對應的直覺經驗成份（亦即，可觀察到的事實成份），不然無法進行實徵驗證。因此在實徵驗證假設型演繹理論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下一階段，即是去尋求可以把假定構念束諸實徵驗證的直覺經驗成份，並建立這一事實成份與理論所推論出的定理之間的操作性關聯，亦即操作定義。
認識上的關聯（epistemic correlation）是指於連接一個假定構念中不可觀察的成分，與和它相對應的、可以用一個直覺概念來指涉，而且可以觀察到的成分之間的聯繫。這一關聯與實徵上的關聯（empirical correlation）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構念及概念（假定構念及直覺概念）之平行對應（parallel association）關聯；後者則是指同一類型之研究構念或概念，在實徵研究中所找到之關聯或關係，這種相關是可有、也可無；可多可少的。但是，平行對應則必須是全面的、一對一的對應，不可以是有一部分對應，另一部分不對應。固然任何涉及不能直接觀察的構念及這些構念之間關係的知識，都少不了要談與可以觀察得到的直覺概念之認識的關聯，才能進行實徵檢驗，但是相當具有諷刺性地，這一關聯自身卻也是不能直接觀察到的。
前面曾指出，在歸納法的科學程序中，可以通過直接觀察所得的資料，用審視及「試／錯」的方法來尋找內含於觀察到的事實中的抽象構念之間的關係。而在對這類抽象型演繹理論作延伸時，也是直接從可觀察的資料中求取驗證事實。因此這一類的研究構念與可觀察的資料之間有直接之認識關聯，無須另求。但是在施用假設型演繹理論的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必須另外去尋找可能與自己理論所推論的構念有某種關聯的，可以觀察的直覺概念。唯有在建立了這一認識的關聯之後，才能用後來進行實驗驗証工作。
Northrop曾指出，這一建立認識的關聯的階段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都牽涉到價值問題。雖然許多人都認為人文學科及哲學中涉及價值的問題，均非可以觀察的直覺概念，因此無須用這裡所說的第三個階段的研究方法來做研究。他卻認為，所有西方與意識型態相關的理論中，所採用的概念幾乎全是假定構念！因此由它們而發展出來的命題及假設，唯有通過這第三階段的科學方法來做實徵探研，才能建立支持。
不過，他認為價值理論可以細分為是規範的及指引的（亦即是運作的規則）部分，以及可以用實徵方法來加以驗證的部分。前者是人為的理想，而後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產生的。如果我們能提出有關人為理想的與自然觀察到的會如何結合（亦即，提出人們運用規範的過程及規律）的假設關聯，我們就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程序來驗證在這些假設下價值理論之真偽。如果，這樣的認識關聯不能建立，那麼價值理論就無從用實徵的方法加以驗證。
這一點說明，在遇到像文化作為在一個地區生活的人的行為的指引，在探研與之相的[P3] 價值理論時，就必須對文化與在其中生活的人所表現的外顯行為之的關係是怎麼樣的提出一套假設，然後再根據這一假設來進行觀察驗證。不然，就無從進行實徵驗證的工作，因為不知要觀察什麼才能支持或否定所提出的價值理論。這一點對尋求具體進行本土研究的策略，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
三、什麼才是好的科學研究？
在對社會科學所傚仿的自然科學研究程序做了詳盡的介紹之後，下面我們要來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才是好的科學研究？」這一問題上，Northrop也有他相當精闢的見解。他認為過去許多人犯的毛病，是認為世上只有一種方法是最科學的，也是最好的，最恰當的。他認為在不同的研究階段，不同的研究方法會比較適合。而且，在一個階段認為是科學的，在另一個階段可能被認為是不科學的。重要的是，要認清自己的研究問題是什麼，對這一問題的探研己經到了什麼地步了（是還在問題分析階段？還是己經進入觀察事實的階段？），它所牽涉到的研究構念是屬於那一類的（直覺構念，還是假定構念），自己所提出的理論又是屬於那一類的（是抽象型的，還是假設型的）。
Northrop還借用對現有社會科學研究的批評來回答「什麼是一個好的研究？」這一問題。他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在三個方面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
(1) 假設成立前的問題分析不足──假設通常在未經詳細探研問題的具體情境之前，就匆忙做出。
(2) 事實與理論含義之間的認識關聯沒有正確的建立──正常的研究程序應該是由研究構念決定實徵操作程序，但是在心理學中往往是由實徵操作程序來決定研究構念。在研究中，對一個構念的操作理論（如何操作才能反映構念的設想）的探研，經常被忽略。以致許多的討論及爭論涉及到的是事實（實徵資料）之間的關係（實徵關聯），而非事實與理論含義之間的關係（認識關聯）。
(3) 對研究結果背後的理論含義的延伸及推廣（普遍化）不足──在假設成立之時，固然所用的研究假定構念及定理是研究者根據他的理論命題所指定的，因此無須有實徵基礎，也無須與一般老百姓的或其他研究者所用的雷同。但是這些理論必須具有廣泛的延伸力及預測力。這就需要有廣泛之實徵基礎的支持。
以上對Northrop論點的轉述，讓我們看到，從自然科學研究轉借過來的這一套社會科學研究程序，在應用上有許多的問題，以致使其研究走向過早進入第三階段，以及過早量化的困境。也讓許多學者開始置疑心理學，就其特性而言，是否有進入第三階段之假設型演繹理論研究的可能性。就其進展而言，是否己發展到足以去展開第三階段之假設型演繹理論研究。
下面我先就心理學在七○年代主流典範研究遭到抨擊時，一位社會心理學者對當時的主流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做的深刻內省，來支持Northrop在三十年前對什麼是好的研究的論點，以及針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缺點所做的批評。然後再來討論心理學研究，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科，到底與研究自然現象的學科有什麼不同？現階段到底尚停留在上述科學研究階段的什麼位置？
四、主流社會心理學之歷史借鑑
七 ○年代初，當西方主流社會心理學正在進行革命性的反思時，其中受到最嚴峻的指摘，是有關研究結果之缺乏社會應用效度（實用性）。說得更白一些，就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都不能延伸或推廣到現實生活中，只能在實驗室中找到支持。當時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及爭辯，很值得我們在探討如何在主流研究典範下，進行好的研究以及來發展對我們的社會有用的本土心理學，作參考及借鑑（Elms，1975）。McGuire（1973）當時在一篇論文中，特別就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在理論建構上的缺陷提出非常精闢的分析，值得在這裡將他的論點詳細引述。
McGuire陳述，當時許多學者把社會心理學研究結果缺乏社會應用性這一缺陷，看成是過份注重實驗法的結果。認為由於實驗法只注重理論的驗證，因而忽略了研究成果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性。可是他自己卻不以此為然，認為這一批評固然有其正當性，但是實際上是把批評重點放歪了。他指出這一缺陷的主要根源並不在於實驗法這一方法本身，而在於研究者應用此法之不當。不當之處有二：(1)在時機未成熟時過早地使用實驗法──過份注重研究程序（方法本身）的嚴謹性，而忽略了有意義的研究問題之提出，以及太注意理論的建構而忽略了理論（從現象中）的發掘；(2)在不該使用實驗法時使用了它──亦即，對理論之驗證過程（應該採用什麼方法來驗證）本身的批評及檢討不足，以致使實驗法被濫用。這一方法之應用不當，使得大部份的實驗研究沒能真正用於探討有關現象中所內含的各相關元素之間的關係，從而提出富有解釋性及預測性的研究架構。
McGuire進一步解釋，當時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大多數都沒有發揮研究者的想像力，去從大批社會現象中發現值得研究的問題，尋求可以解釋較廣泛現象之有意義的元素，並從對這些元素徹底的探研中，來建立可概括這些現象之理論架構。在這樣沒有在現時生活中找到有意義的問題，及沒有細心地探索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相關理論架構的情況下，貿然地採用實驗法來進行實徵研究，其結果自然無法與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並對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這樣匆忙間所發展出來的現有社會心理學「理論」，嚴格地說起來都並不能稱得上是理論，充其量只能說它們是把一些單獨的但較普遍的社會現象予以整理，找出這些現象出現之先決條件罷了。而這尋求先決條件的研究典範，其背後蘊含著「情境主義」的主張，認為情境決定人的社會行為。這使得我們在這些研究中看不出「人」的作用在哪裡（Bowers，1973）。
由於這一侷限性，這些理論變得太過具體，令致沒有餘地進一步延伸去理解其他社會現象，致使這些理論之解釋力非常薄弱。因此大部份研究者的實驗也只能說是在局部地「示範」在實驗組所設計的條件下，可以成功地顯現一個在控制組中沒有出現的活動或現象而已。實驗法固然在這一特殊情況下也算發揮了它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工具的作用。然而，任何一個現象，當我們窮追不捨地去追尋它，早晚是會成功的。所以當我們把實驗條件搞得越來越特殊（當我們拉長2乘2乘2乘2…… 的實驗設計）時，我們一定可以呈現我們想要找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這時已經變為是極端的例子，極其瑣碎，不能延伸到其他現象上，因此不能成為具有較高普遍性的大理論。而實驗法在科學研究中最大的特長，亦即用量性假設來幫助進行較高普遍性之「大」或「中」型理論之驗證工作這一特長，在這一情況下就無法發揮出來。所以說，實驗法在社會心理的研究中有被大材「小」用或「錯」用之嫌。更可悲的是還它被「濫」用了。
McGuire甚至指出，有鑑於社會現象及問題的複雜性，實驗法根本就不太適合在社會心理學目前的發展階段使用。這是因為一個稍能概括一些社會活動或現象的實質理論必定涉及許許多多的元素，用實驗法中所僅能控制的寥寥幾個變量來驗證這類理論本身，是不足夠及不恰當的。也就是說，在社會科學還沒有找到，像愛因斯坦所找到的那條僅包含幾個簡單變量的數學公式來解釋及預測物理現象，那樣地一個理論來解釋及預測社會活動及現象之前，實驗法並不是一個最有效的研究工具（Jahoda，1981）。
最後，McGuire建議研究者，除了要選用恰當的研究方法來探討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花多一些時間在尋找貼近社會現象的研究問題及建構有實質理論含義之研究架構之上。他並認為重要及有理論含義的研究問題之尋找以及清晰研究架構之搭建，有賴研究者的創造力；而適當研究方法的選用及應用，則有賴研究者各自及相互之間的反省及批評。
McGuire在二十多年前，對社會心理學的這些一針見血的診斷，充分地反映了五十多年前Northrop（1947）的真知灼見，指出在遵循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時，是由於做法不當，才引致研究結果流於空洞。當時美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在對研究問題的觀察及分析不足。在理論建構上太過匆忙，以及過早地採用了不是其研究發展階段所應該採用的方法。可惜的是他的批評與建議至今在西方主流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仍然未被普遍意識到，以致於研究架構仍然是倉促成軍，實驗法仍然繼續在被誤用於「示範」及濫用。
Northrop早在五十年前他的書中就曾提到以上McGuire對社會心理學的診斷是心理學研究的通病。他還引述另一位對心理學、神經醫學及精神醫均有深刻理解的專家，Warren McCulloch，對當時西方心理學的批評，認為心理學研究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它在沒有好好地把上述自然科學研究的第二階段──自然歷史觀察階段做好，就匆匆進入了第三個演繹理論的建構階段（第38頁）。他也提到維根斯坦曾指出，心理學就是因為太過急於想要對外界的現象有一個解釋，以及為一個問題找出一個答案，以致於把一些可能發展成為解釋或答案的東西，當成是解釋及答案本身。既然以為是解釋及答案，就不再去好好地培養及灌溉，只曉得在不適用時予以丟棄，致使這些可能發展成為解釋或答案的東西，過早的被拋棄，最終未能對我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作出貢獻（Wittgenstein，1953）。
五、心理學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
除了由心理學在沿用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來做研究時，犯的上一小節所例舉的操作性的錯誤之外，許多學者在七○年代的這一次反省中，也開始置疑心理學，就其特性而言，究竟是否真能進入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第三階段，亦即假設型演繹理論研究的階段。從而開始認真檢討，心理學與自然學科到底有什麼不同。結果發現心理學在以下兩方面遭遇到困難，以致使它至今還只能稱為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亦即只能停留在自然科學研究程序的第二階段。
（一）心理學的研究構念是抽象構念
Northrop根據他前面所提出的正常科學研究程序，認為心理學研究在目前的階段還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原因是心理學的研究構念本身都是由前面所定義的直覺概念，亦即由直接觀察的事實（口述或行為表現），經由用更基本的常識概念所推斷出來的內含概念，之後再從對這些內含概念的審視、抽象而得到有關它們之間關係的理論，亦即抽象型的演繹理論，中建構出來的。這樣的抽象構念可以直接束諸實徵驗證，無需先建立假定構念再去成立假設型演繹理論，再與可觀察之事實之間的認識關聯。正因為如此，它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用其所述之科學研究程序的第二階段的研究方法就己是正確及足夠的了，尚無法進入第三階段。而且，這種描述性的科學其預測能力很低，因此對它們的評價就不能看預測力，而是看將理論延伸到類似及相關的現象的能力。
心理學構念之所以是直覺構念而非假定構念，是因為如果它們是假定構念，如前面所述，這些假定構念必須有其假定的成分才能稱其為假定，又要有其直覺經驗成份，才能束諸實徵。那麼，心理假定構念中的，非實徵的假定成份是什麼呢？有哲學家如笛卡兒及洛克提出一個叫「心理實質」（psychological substance）的東西，來與「身體或物理實質」相對應。Northrop認為這一「二元論」所發明的「心理實質」構念太過空洞，以致沒有辦法可以從它推演出什麼可以付諸驗證的假設或定理來。
其他哲學家如休姆（Hume）則根本認為人們「感知」的抽象概念，如「時間」與「空間」等，與數學家用數公式推算出來的「時間」與「空間」等研究構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直覺概念，而後者是用假定構念及這些構念之間的形式邏輯關係推演出來的，具有前面所述邏輯思維的一致性、獨立性、完整性、及連接性的特性。
至此，找不到可以與心理的直覺概念有認識關聯的假定構念，一直是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以及哲學家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我認為，即使是現在認知心理學所提出的類似「基模」的構念，也不能符合假定構念成分的定義，其原因也在於此。這一困難，使得心理學研究尚未進入邏輯推理的科學研究第三階段。或許根本永遠也無法進入這第三階段，因為心理學是研究「人」的，非「物」的。
（二）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
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科，它與研究自然界其他物體的自然科學有幾個非常大的不同：
1. 「人」作為研究對象，與其他自然界的物體不同，因為它本身是有思想及有反省能力的，同時它也具社會性。因此它的可觀察到的事實，亦即它的外表行為或它對自己內在心理感受及描述，都是不穩定的，亦既是可以通過學習及反省會改變的，也受到周圍其他人的影響。
2. 由於研究對象也有思想，也會觀察，它會給一套它自己對自己的心理及行為的理解及解釋，有時我們稱這一種知識為「俗民常識」。研究者在觀察其心理及行為或建構其自己的理論架構時，就必須考慮到要如何處理他的看法及研究對象的看法之差異。這一點是做自然科學研究無需考慮的。
3. 馮特（Wundt）曾分辨所謂的「物理的」以及「心理的」因果關係。在「物理的」因果關係中，因與果是一對一的；但是在「心理的」因果關係中，則有「創造性的統合」及「理一分殊」兩者的互補作用，而有轉換及成熟的現象出現，以致使其因與果不相對稱──果總是比因來得大。由於此因果關係之不同，他認為心理的定律與物理的定律是截然不同；這不同不只是心理的遠較物理的複雜，而是有性質的不同。
4. 由於「人」及其所處環境的複雜性，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地找到像牛頓或愛因斯坦所提出的、可以理解全宇宙的大型假定型理論，來理解人類的心理及行為。一般學者都建議先從中型（mid-range）理論著手，慢慢的推廣。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心理學的研究，用自然科學研究程序來審視，充其量只能算是發展到第三階段的抽象演繹理論程度。不過，由於這一類理論是用在第二階段所用的自然觀察歸納法來進行其抽取的，所以應該將之視為是一門描述性的科學。據此，對心理學研究好壞的判斷用第二階段的標準：不用作邏輯推理，也不用做數學公式的量化，更不必用預測能力；而要用分類法、比較法來尋求可以概括現象的內含「樣式」（pattern），要用這些「樣式」的可延伸性及推廣度。
六、吸取人文學科觀點及方法的養分
從以上幾小節對主流心理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依據其正常的研究程序，所做的分析及評估，我們可以結論，如果我們把心理學當作一門描述性的科學，從而不去看其在試圖進入第三個階段所犯的錯誤，那麼當前心理學研究最嚴重的缺陷即在於，在做研究之初對問題的觀察及分析不足。而這一問題與在前面所述的自然科學研究程序，有關要如何來觀察及分析研究現象及問題的方法，背後所內含兩個基本假設不無關係。在前面曾討論過，對研究問題的分析就是有控制、有方向地將一個含糊混亂的原始現象情境變成（或減化成）一個內中的組成份子彼此界線清晰及關係清楚的研究情境，以致於在這一情境下我們可以將原始情境中的主要元素概括統合（一手抓）起來。這句話背後的兩個假設是：
1. 相信原始含糊混亂的情境是有其穩定的元素的，而且這些元素是可以經過探研而找到的；
2. 探研的方法是觀察法，並且用之也可以找到解決研究問題的答案。
基於這兩個假設，研究者的興趣主要是在於分解及尋求元素。在這樣的尋求目標下，人們不免急於從具體情境中去抽取及抽離元素。對問題的觀察及分析之不足，似乎是這一目的操作的必然結果。貼近現實地去觀察、分析，是解決這一不足的根本辦法。而這正是本土心理研究的訴求，把觀察及分析放在當時當地具體的情境中去進行。所以我認為，主流心理學的本土化，其重點也應該放在這裡。至於要怎麼做，我倒覺得可以向把心理學看成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學習。
從人文學科的觀點來看，以上自然科學研究在對問題分析時，所內含的以上這兩個假設，在搬來進行對「人」的研究時，都是值得懷疑的。對「人」的研究，與其去仿傚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進入現象中去尋求看不見、摸不著的假定構念及假設型演繹理論架構，來理解及解釋之，倒不如把「人」看成是主動的、有感情的、富於想像力的、具有創造力的，因此他的活動都是對當時具體的情境所做的創造性之應對。我們可稱之為行動，而非行為，因為在心理學的用語中行為代表一種具有重複性的規則性活動，而行動則具有「此時此地」性及「主動」性（Giorgi, 1970; Faulconer & Williams, 1985; Schneider, 1998; Wertz, 1994）的意涵。
基於此一觀點，把心理學視為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者，重視對「人」的直覺、情感、想像及創造的經驗生活的描述，提倡：(1)生活世界的整體、不可分解性；(2)不及言表的意識；因此(3)研究的主旨在於勾勒出具體生活世界情境中的意義系統及結構；(4)強調心理學知識對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意義（重要性及影響）（Aanstoos, 1986; Giorgi, 1985; Kockelmans, 1987; Star, 1996）。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則主張用質性研究的策略及典範，特別是其建構及詮釋學典範，最能探研人文學觀點中「人」的行動（Ashworth, Giorgi, & Koning, 1986; Jahoda, 1992, 1999; Parker, 1985; Polkinghorne, 1988, 1994）。
其實科學研究第二階段所用的歸納法的正常程序也是指貼近被研究者的生活經驗的自然觀察、審視、比較、描述及分類。務求研究者從對被研究者之活動的觀察中所描述出的「內含」意義與被研究者自己的想法相近。這一相近可以由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同用一套文化意義系統來解讀被研究者的行動開始，雖然這並不一定是唯一及充分的渠道。如果主流心理研究者在對問題進行觀察、歸納時，能吸取人文心理學研究的基本精神，用當地人具體生活世界情境中的意義系統，來理解及發掘概括所要研究的現象之「樣式」，其問題分析不足的缺點當可緩解。
七、理論的延伸與推廣
對一些願意採用心理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又接受自然科學的這一套研究程序的心理學研究者而言，本土研究進路首要的步驟是要走回到做研究的第一階段，把問題的多樣性及複雜性作詳細的描述及理解，以便能給日後進入第二階段打好基礎。前面說過，這一步必須靠歸納法的自然觀察、審視、比較、描述及分類來洞察或抽象出一些樣式（pattern），或稱抽象型的理論。而這些樣式或理論必須要可以進一步被延伸到其他相類似的問題或情境，以及推廣到其他不同但相關的領域，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樣式或理論。這就是心理學研究作為一門描述性科學的下一個重要步驟。
這下一步驟就要確認在第一階段所呈現出來的這些樣式及理論，以及探求它們解釋力及延伸力。Campbell（1979）曾指出解釋力及延伸力是靠用實徵邏輯來將這些樣式或理論作推繼[P4] 之後再進行實徵驗證來達成。實徵邏輯是指由日常生活經驗得來的常識信念中推演出來的一致性及契合性。而這種實徵研究的好、壞則在於它是否能摒除其他可以解釋同樣現象的理論及外在因素。研究者自己及彼此之間的批評，以及幫助提供可能解釋結果的其他想法，是把研究做得更好的途徑。
八、結論
從本文的討論中，我們認識到不管從對科學研究程序的討論來看，或是從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來說，心理學研究都屬於是一門描述性的學科（Dilthy，1977）。從對象為「物」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對象為「人」的社會科學研究之不同，我們看到心理學研究的許多特點，從而認識到要像自然科學那樣進入完全量化及準確預測的階段尚遠，甚或有可能永遠也達不到。因此，不應該好高騖遠，要回到第一及第二個階段，去把尚未做好的步驟做好。從人文學科對「人」的不同觀點來看，研究者更是根本無需去追求量化及建立假設型演繹理論。
所以無論把心理學視為是科學學科，還是把心理學視為是人文學科，要把研究做好，都要把注意力放在對「人」的心理活動及現象，在其較初期原始狀態之下來進行自然觀察及進入其「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內的理解。從主流心理學研究之程序而言，本土化是應該向採取人文觀點的研究者學習，把問題先理解透徹。之後，想在這個紮實的基礎上通過歸納法來提鍊出抽象型理論，來考驗這些理論是否能被進一步延伸及推廣到去理解及解釋其他現象，則是下一階段的事。在這下一階段的心理學研究，固然社會科學觀點與人文學科觀點迥然不同。但是，我認為在心理學研究的最初期的問題啟動及探研階段，科學／人文之爭是不必要的，量／質之爭是莫須有的。
參考文獻
李美枝、王鎮華（1997）：〈發現、詮釋與感通——心理學知識旨趣與實踐旨趣的融合〉。《本土心理學研究》，8期，頁3~36。
阮新邦（1993）：《批判詮釋論與社會學研究》。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余德慧（1996）：〈文化心理學的詮釋之道〉。《本土心理學研究》，6期，頁146~202。
Aanstoos, G. M. (1986). Phenomen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 In P. D. Ashworth, A. Giorgi, & A. J. J. Koning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p. 79-116).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Ashworth, P. D., Giorgi, A., & Koning, A. J. J. (Eds.) (1986).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Bowers, K. S. (1973). Situationism in psychology: An analysis and a critique. Psychological Review, 80, 307-336.
Campbell, D. T. (1979). Qualitative knowing in action research. In M. Brenner, P. Marsh, & M. Brenner (Eds.), The social contexts of method (pp. 184-209). London: Croom Helm.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lthy, W. (1977). De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e Hague: Nijhoff.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894.)
Elms, A. C. (1975).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967-976.
Faulconer, J. E., & Williams, R. N. (1985). Temporality in human action: An alternative to positivism and historic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179-1188.
Giorgi, A. (1970). Psychology as a human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Giorgi, A. (Ed.) (1985).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Jahoda, G. (1992). Crossroads between culture and mind: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Part III.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Jahoda, G. (1999). Images of Savages: Ancient roots of modern prejudice in West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Jahoda, M. (1981). To publish or not to publis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7, 208-220.
Kockelmans, J. J. (Ed.) (1987).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Dutch School.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McGuire, W. J. (1973). The yin and yang of progress in social psychology: Seven Ko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6, 446-456.
Northrop, F. S. C. (1947/1983). The logic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Woodbridge, CT: Ox Bow Press.
Overman, E. S. (1988).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Donald T. Campbell. In E.S. Overman (Ed.),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papers of Donald T. Campbell (pp. vii-xi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er, M. J. (1985). Hermeneutic inquiry in the study of human condu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081-1093.
Polkinghorne, D.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olkinghorne, D. (1994). A path of understanding for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4, 128-145.
Rychlak, J. F. (1993). A suggested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 for psychology: In theory, not method.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 933-942.
Schneider, K. J. (1998).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heart: Romanticism and the revival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277-289.
Star, S. L. (1996). Working togeth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ctivity theo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 Engestrom & D. Middleton (Eds.),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k (pp. 75-1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rtz, F. J. (Ed.) (1994). The humanistic movement: Recovering the person in psychology. Lake Worth, FL: Gardner Press.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P1]是否為引文？否，則應不須分段。
[P2]？
[P3]漏字？
[P4]推斷？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