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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降,在与日益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接触中,中国之思想家愈来愈深的体会到了西方民主之长,认识到了西方国家之强盛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更有其制度文化之原因。出于富民强国之动机,一部分中国思想家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民主的观念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之中心成分,也是中国思想家所不得不加以关注的。而中国是不是需要民主?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需要,又如何在中国推进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不是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这些问题则不仅仅是思想家所关注,也是实践中的历代革新和革命者所关注。自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者与实践者无不继续回答着这个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基本得到解决,结论是中国需要民主。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则不能不说还有许多争议。而这些问题的结论,不仅有理论意义,更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建设的方式与进程,实践意义巨大。
与前述问题相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的内容,或接近民主并可以转化为民主的内容?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民族中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不可能,我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建设。这样的思想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方向完全相悖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少数人心中依旧有存在,并反映为少数官员的封建官僚作风和民众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假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或很少民主基础,在逻辑上还会有一种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人试图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对民主的建设就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相信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而会把注意力放在以下这类问题上:中国的民主是否会不同于现代西方民主?如何推进民主?
作者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有民主的文化资源。本文试图做一些证明,并就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推进民主建设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基础?这个问题决是不只有认识意义,而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文化是一个连续体,一个文化中的精神会以种种形式存在于这个文化中的个体的心理和性格结构中,表现为思想家的观念、民众的态度、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是一种社会现实,它对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种影响,简单的引进民主精神并试图移植于中国,则必定不可能成功。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找寻中国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建设的文化资源。
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类似民主的事物,即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起源很早,殷周时期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尚书王子之歌)。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建立时期。在这个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更具体明确的阐述。左丘明提出“天生民而树之君”(左传文公十三年)。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荀子则赞同“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第九)的观点。墨子、管仲、商鞅等也都有类似的民本思想。①而孟子的论述中,则民本主义更是一个基本的内容。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天视自是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
自秦代直到明初,虽然封建专制愈演愈烈,对民众的压抑常会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民本思想依旧得到保留、延续和发展。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延续期。民本思想在君主中、士大夫阶层和下层民众中都占据着一定地位。如李世民教育太子就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士大夫阶层中接受民本思想的也代不乏人。贾谊指出"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而在民众中,虽然有对帝王官僚的盲目崇拜和恐惧,但是也一样有"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上天不可欺,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民谣。不过,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民本思想几起几落,总是来说并没有大的改进。
明清之间,民本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思想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认为:“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唐甄更公开指出“凡为帝王皆贼也”,因为杀人抢夺财富的人就是贼,而帝王“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民本思想一度湮没,而在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则再度兴起。龚自珍、余廷灿、洪亮吉、包亮臣、管同等人的言谈中不乏民本思想的火花②。这之后的民本思想发展都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或多或少有关系。如魏源、姚莹、等人尽皆如是。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思想应该说是结合了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如谭嗣同明确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是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③。这些思想家更以古代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和西方议会做比较,认为和西方议院的模式一样④。在这个思想引导下,戊戌变法进行了实际的实践,但是失败了。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宣传西方民主,另一方面也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民主的基础。如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几千年就是民主的。当然在当今学界看来,胡适所说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本而已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更是民主制度化的一次伟大的实践。
清代以降,在与日益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接触中,中国之思想家愈来愈深的体会到了西方民主之长,认识到了西方国家之强盛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更有其制度文化之原因。出于富民强国之动机,一部分中国思想家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民主的观念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之中心成分,也是中国思想家所不得不加以关注的。而中国是不是需要民主?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需要,又如何在中国推进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不是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这些问题则不仅仅是思想家所关注,也是实践中的历代革新和革命者所关注。自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者与实践者无不继续回答着这个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基本得到解决,结论是中国需要民主。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则不能不说还有许多争议。而这些问题的结论,不仅有理论意义,更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建设的方式与进程,实践意义巨大。
与前述问题相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的内容,或接近民主并可以转化为民主的内容?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民族中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如果不可能,我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建设。这样的思想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方向完全相悖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少数人心中依旧有存在,并反映为少数官员的封建官僚作风和民众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假如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或很少民主基础,在逻辑上还会有一种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人试图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思想或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则我们对民主的建设就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相信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而会把注意力放在以下这类问题上:中国的民主是否会不同于现代西方民主?如何推进民主?
作者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民主的潜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有民主的文化资源。本文试图做一些证明,并就如何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推进民主建设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有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基础?这个问题决是不只有认识意义,而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文化是一个连续体,一个文化中的精神会以种种形式存在于这个文化中的个体的心理和性格结构中,表现为思想家的观念、民众的态度、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是一种社会现实,它对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种影响,简单的引进民主精神并试图移植于中国,则必定不可能成功。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找寻中国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建设的文化资源。
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类似民主的事物,即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起源很早,殷周时期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尚书王子之歌)。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建立时期。在这个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更具体明确的阐述。左丘明提出“天生民而树之君”(左传文公十三年)。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荀子则赞同“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第九)的观点。墨子、管仲、商鞅等也都有类似的民本思想。①而孟子的论述中,则民本主义更是一个基本的内容。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第十四章)、“天视自是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
自秦代直到明初,虽然封建专制愈演愈烈,对民众的压抑常会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民本思想依旧得到保留、延续和发展。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春秋战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延续期。民本思想在君主中、士大夫阶层和下层民众中都占据着一定地位。如李世民教育太子就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士大夫阶层中接受民本思想的也代不乏人。贾谊指出"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而在民众中,虽然有对帝王官僚的盲目崇拜和恐惧,但是也一样有"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上天不可欺,小民从来不可轻"的民谣。不过,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民本思想几起几落,总是来说并没有大的改进。
明清之间,民本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思想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认为:“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唐甄更公开指出“凡为帝王皆贼也”,因为杀人抢夺财富的人就是贼,而帝王“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民本思想一度湮没,而在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则再度兴起。龚自珍、余廷灿、洪亮吉、包亮臣、管同等人的言谈中不乏民本思想的火花②。这之后的民本思想发展都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或多或少有关系。如魏源、姚莹、等人尽皆如是。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思想应该说是结合了中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如谭嗣同明确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是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③。这些思想家更以古代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和西方议会做比较,认为和西方议院的模式一样④。在这个思想引导下,戊戌变法进行了实际的实践,但是失败了。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宣传西方民主,另一方面也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民主的基础。如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几千年就是民主的。当然在当今学界看来,胡适所说的民主实际上只是民本而已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更是民主制度化的一次伟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