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式家庭治疗实践中的若干观察与思考
傅文青 苏州大学临床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中心(215123)
心理治疗与经典的医学治疗模式
相比,有一个鲜明的区别,是要特别注重治疗过程的研究,即要注重治疗师与咨客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心理治疗的很多理论和技术是精彩的,但并不表示实践过程精彩。有关武器的理论,与武器的使用几乎是两回事。特别是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治疗师仍处于自我修炼,“摸石头过河”这个现实。沉下心谈论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什么,比一相情愿的利用“理性工具”巫术般的统计疗效似乎更显紧迫。
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术是60年代从西方发展起来的[1]。1997-1999年间通过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德国专家如Simon F.B.教授等,与中方的万文鹏、赵旭东等教授的努力,以开办中德连续培训项目的方式传到我国[2]。在三年的训练中,我们尝试接待治疗了一些家庭。与传统的个别咨询不同,系统治疗师面对的是一个拥有“病人”的家庭。在治疗过程中,干预的对象是家庭中被称为“问题”的系统,病人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症状”,问题系统只所以持续存在,是因各个成员在交流中形成了使“症状”赖以存在的“互动规则和维持方式”。在治疗情景中,治疗者不确认任何东西,主要是挑动刺激起适应性的改变模式的反应来。互动模式一旦变化,“症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治疗中可以通过所谓的“循环提问”,布置各式各样的“症状处方”,或治疗师的“中立”来达到[3]。
两年来,我们门诊以此法为基本框架接待约有40例家庭,记录较详细的有29例:其中神经症12例,精神分裂症5例,婚姻问题3例,学习困难7例,性变态2例。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家庭的理解和体会。这里我们只是粗浅谈论,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上,赵旭东教授一再担心“家庭治疗”在移植过程中被“酱染”的命运[3],看来真是先见之明。
1.关注家庭命运,善用求助动机
在会谈中我经常感受到某些家庭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家庭中往往有一个极有权威的人(多是父亲、叔叔、或母亲),他的价值观成了家庭的强势力量,并且往往符合社会当时的正面价值。从正面看,我把这种力量理解为家庭对自身命运的强烈关注,从负面看,这是一种强加于家人的“超价观念”。这种家庭内部弥漫着紧迫感和压力。或如Stirlin
H.指出的那样,有着极强的派遣驱力[3]。
辞海上对“命运”的解释是:指生死、贫富和人生的一切遭遇;也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一向重视家庭的尊严,对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和发展前途极为关注。事实上在这个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大多数家庭都明白命运的严肃性。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家庭中有权利的人(如父亲)往往把未竟的事业和光宗耀祖的使命派遣到子女身上,至少也希望子女生活幸福,衣食无忧。如果子女竞争失败,父母往往认为子女智力和素质低下。从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和权利。因此,为了保证子女顺利地完成使命,为了解决子女因激烈竞争出现的学习成绩滞后或心身问题,父母们或不惜重金给子女服用保健品,或抱着各心态找心理医生咨询。他们期望心理医生另有妙法,既能消除子女的心理问题,又能保证子女继续竞争。这堪称是中国特色的“双重束缚”现象。理解这类家庭,要着重考察亲情、爱、价值观、自尊、责任和权利等基本家庭关系要素上是否存在问题。最常见的是权利和自尊要素出了问题。通常是强的一方(父亲),以权利和自尊控制弱的一方(儿子),促其完成家庭使命。如果不管儿子做的如何,只要努力了就给予肯定和赞扬,问题就较少出现。相反,在这种强—弱冲突的互动中,弱的一方如果总是得不到奖励和肯定,他就会感到没出路,而采取消极的适应性行为,这就构成了症。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快乐不仅仅有助于涤净灵魂中不健康的的部分,而且还能肯定自我中那些健康的部分。因此症状状态的本质可能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看,是病人对家庭命运之压力的不良反应;从冲突双方角度的看,症状是对父亲滥用权威的抗拒或妥协。须注意,弱方以症状对抗权利,不一定是对家庭命运的不负责任,不一定是对家庭主流价值观的反对。为什么以症状解决冲突呢?
我认为国人对血缘、亲情、归属和孝道价值观的敬畏和依赖是根本原因。就是说,冲突的双方无论是热战(争吵),还是冷战(不交流),都离不开这个“家”。
治疗师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如果治疗师企图轻视和淡化家庭的“超价观念”或命运感。就会冒破坏家庭正面价值观的风险,治疗关系将处于危险中。而且某种意义上还应该珍惜和保护这种价值观,毕竟它是符合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方向,符合当今社会要求。适宜的方法是将家庭的这种力量转化成求助动机。具体方法是:一是治疗师要采取“以退为进,请君入瓮”的策略,先向“权威”方请教他的历史经验,慢慢引出他的失败教训,促其反省。也可以谈论父亲或母亲在儿童少年时代,受到其父母表扬和鼓励时的情形和心情。二是可把子女的病描绘的较严重,医生以专家权威的形象,诱导他持续参加会谈长时期保留治疗关系,潜移默化。三是引导“权威”方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把权利交给第三方行使。四是布置作业家庭成员在小事、琐碎事、无关原则的事情上展开对话和交流。比如可提议,全家每周可安排半小时的时间,选一个大家较关心的时事,每个谈论自己的观点,不许和别人雷同等等。或者安排定期的家庭会议进行“表扬,互相表扬”,以替代“批评,相互批评”。
与上述情况相反,也有些家庭对命运的严肃性没有很强的意识,他们对家庭成员的生与死,痛苦与快乐似乎没有太多的反应,对家庭的前途并不在意。这是令人惊异的。对这些结构松散的家庭,我经常建议家庭回顾历史,期望从中发现有益的经验。如我经常问“近10年来你们家庭有何大的发展变化,与你熟悉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你们希望家庭向何处发展”等等。时世变迁最能令人感受到命运的沉重。如10年的变迁,足以使两个相似的家庭产生巨大差异。我发现这些讨论,能增强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增强治疗动机。
2.把握家庭的“真正”现实,避免盲目“建构”
“建构现实”是系统式治疗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对于那些思维和知识水平较底的家庭,要力求在把握家庭真实面貌的基础上进行。正象Dr.Gunter
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建构现实[3]。我体会重点分析家庭的基本“关系要素”以及各种要素对家庭“关系互动模式”的塑造和影响,较能够反映“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