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婚前守贞教育”策略陷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彭晓辉[1]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
430079)
【摘要】：本文针对“婚前守贞教育”，从政治-哲学层面和经济-文化的视角展开笔者自主意识的分析：(1)性(sexuality)[2]及性资源(sexuality
resource)的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2)西方“婚前守贞教育”与中国封建文化嫁接的危害；(3)“婚前守贞教育”的非人道性与反现代公民意识文化分析；(4)性权(sexual
rights)的主张PK“婚前守贞教育”：鹿死谁手？其中所提出的性(sexuality)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动力的观点、性资源概念及其在阶层社会体制下的非公平配置是本文的新颖性和关键所在。
【关键词】：性 性教育 婚前守贞
政治 经济 文化
当今，估计对性教育的质疑之声在销声匿迹，但是，怎么进行性教育确实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议题。浙江大学从美国一个反同性恋者的基督教基金组织引进了“婚前守贞教育”项目，于2008年4月11~13日展开教育活动，据媒体报道说“现场报名静悄悄，短信报名很热闹”[3]。然后，这一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展开严肃的讨论[4]。2010年8月26日，据报道，云南省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接见过“爱家协会”的代表，报道说：(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罗崇敏会见了美国爱家协会亚洲部主任李卫民一行，双方探讨了有关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方面的话题，同时就加强合作交换了意见。[5]”(图1)。2010年8月31日，一个足以“摧枯拉朽”的新闻豁然登陆，文化层面的“地质灾害”“泥石流”就要袭来了：“云南将‘婚前守贞’写入教材中学大学必修”。这个由美国的基督教基金会组织“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在云南借代理人推行的所谓的“性教育”，其核心内容是“三生教育”——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而且被中国11个省市采纳和准备推行[6]。随后，又有报道说“云南省教育厅否认‘守贞’入教材 仅为教师用书”[7]。
图1
罗崇敏会见美国爱家协会亚洲部主任李卫民一行
笔者不得不先行严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对这种“三生教育”的教育理念持严肃的质疑态度，而且坚决反对在中国凭借学校场所的这种传道活动，因为，任何的宗教只能在自己的场所进行布道，而不能进入世俗的学校场所。这个原则国际通行。
一、性(sexuality)及性资源的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
其实，以笔者的观点，中国的性教育缺陷很多。另举例来说：2008年上半年，武汉工业大学针对大学生开展了一门避孕知识课，结果在他们大学里像捅了马蜂窝，讨论得热闹异常，说教女生避孕知识难道是鼓励她发生性行为吗？于是媒体采访报道，要不要给大学女生开展避孕知识的教育？当年学年的上学期，选修笔者的《性科学概论》课程的三位同学，他们是校报的编辑记者，来找笔者：“彭老师，出了好可笑的事情！”我说出了什么好可笑的事情？他们于是就讲给我听，原来他们带着忧心的心情在思考：为什么给大学女生开展避孕知识的教育会导致轩然大波？
那么，让笔者来分析分析：笔者分析的内容在研究生课堂上也是要讲的，我们学校的性的学科性质的教育是涉及到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教育，笔者在课堂上也跟大家说，马克思、恩格斯只研究了一个问题：生产力作为人类发展的动力促进了社会发展的问题。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专著，阐述了两种基本生产，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马恩学说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经典的原理，中国的大学生几乎都学过。
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像一架马车，马车的轮子有两个，一个轮子就是代表生产力，而另一个轮子代表的就是性(sexuality)，是这两个轮子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只阐述了一点，他只研究了一个“轮子”——生产力的问题。他没有往下延伸研究另一个“轮子”的动力问题——人类的性(sexuality)。我推测是因为他的生命的有限性没有办法展开，如果他活得长一点，我相信以恩格斯的学识，他是能够投射到这个领域的。所以，笔者的观点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轮子是什么？那就是性(sexuality)。不相信的话，可以考察一下整个人类发展史，看看人类社会是怎么样的发展轨迹，笔者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一点。
笔者要表达的是，如果从客体的角度，或者说从配置的角度看，性(sexuality)也是一种资源，不妨创用一个术语——性资源(sexuality
resource)。那么，先要解决资源的定义问题。广义看：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客观存在[8]。2008年春季，笔者应邀去广州的《人之初》杂志社做客，与杂志社社长董玉整教授、总编黄效德女士、副总编雷静波女士以及部分员工首次主动提出了这个术语，并作了非正式的交流。后来董玉整社长在世界人口日(7月11日)前夕接受广州《羊城晚报》的采访，谈到过这个术语，并有了他本人的诠释[9]。笔者认为，性资源(sexuality
resource)即个人作为有性的生命体被动地被社会分配、占有或转让的客体。性资源对应于性资本(sexuality
capital)[10]，这两个概念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性资源的社会配置方面，自从有了私有制以来，不仅过去就没有公平过，而且现在依然不公平。权贵阶层凭借占有的生活资料和权势，在性资源的占有方面始终处于强势的地位。可是，性资源是有限的，因为像生活资料一样，性资源从某种程度上也被“私有化”了，一旦被人占有，他人不得染指。而且权贵阶层像占有生活资料一样，过多地或者优先地占有了性资源。在男权主导的社会，女性作为性资源由男性掌管着分配；或者说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dependency)[11]，决定着她们作为性资本(sexual
capital)在阶层社会或男权社会趋向上层阶层的流动性或流动的“趋利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性资源配置的不公。不公就会导致社会冲突。那么，怎样解决这种性资源配置的不公的矛盾冲突呢？权贵阶层肯定不会让出他们的既得利益，缓解的阀门就得打造出来，那就是高举起来的“伦理道德”。打造这个缓解性资源配置不公的“阀门”的方式之一，就是让普通的大众要“克己复礼”，要克制自己的性需求。因而，婚前守贞的旗帜就被历代的“主流阶层(君王、或者处于统治地位的即得政治利益集团和宗教的上层)”高高地举了起来。
二、西方“婚前守贞教育”与东方封建专制文化嫁接的危害
浙江大学和云南教育系统开展的这个“婚前守贞教育”理念，始作俑者是美国基督教基金会组织“爱家协会”，其教育的理念及其后果，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商榷的。这里仅仅就事论事。美国还有一个一脉相承的“流派”，请大家看这个图片(图2)，这叫贞洁卡(Abstinence
Till Marriage)[12]。笔者把这个贞洁卡的内容翻译成了中文：“婚前节欲：我向上帝、向我自己、向我的家人、向我的未来配偶和向我的未来孩子承诺，依照上帝的旨意过一种纯洁的生活，直到进入神圣而又崇高的婚姻为止”。这个卡片是美国天主教会每年在“贞洁日”上发给年轻人的，中间是签名的位置。在西方，贞洁是一个宗教戒律。
这个小卡片由美国佛罗里州达州迈阿密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管区向青少年在一年一度的“纯洁日”上发放，它类似银行信用卡大小，持有者可以在上面签名。
图2
贞洁卡：“婚前节欲”
目前中国，总体来看，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就是在那些共存的普世价值观方面，各自也有差异。我们如果没有自由的、民主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而仅仅把这个守贞的价值理念拿进来，恰好和我们封建的贞操文化“不谋而合”了、“杂交”了，可是会生成不得了的“怪胎”的！
贞操文化本来就是男性霸权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怪胎，主要是针对妇女的，本来就是不公的：“饿死是小，失节事大”——宁可让妇女去死，也要让她们保持贞操，这是何等地反人性，甚至是反人类的；在长久以来宣扬这种“贞操(其实质就是性资源分配不公的克己复礼)”的文化环境下，“处女膜情节”在现代的男性身上仍然有啊。可是，矛盾的是，某些男人可以跟这个发生性行为，跟那个发生性行为，但是就不允许将来的妻子不是处女。
如果仅仅用婚前守贞教育来开展我们的性教育(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教育)，那么，它会强化这种封建的专制文化。封建贞操观害死了多少人？如果到中国的安徽歙县去看一看，有多少贞节牌坊摆在那里就知分晓。为什么那里贞洁牌坊多？因为，历史上安徽人外出经商多，加之年年战乱和饥馑，“留守女人”和寡妇多，封建专制政府奖励的烈女就多。
三、“婚前守贞教育”的非人道与反现代公民意识文化分析
1950年5月1号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行过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是外来文化，是西化影响的结果。这个1949年之后的《婚姻法》才规定一夫一妻，在此之前只要有钱有势，可以有三妻四妾。所以，旧时，我们中华养生文化有一种说法叫“御而不泄”，从医学生理上来看，“御而不泄”能够保健完全是假的，但它有社会效能的。在那个时候，在调解家庭的婚姻关系来讲是有作用的。试想：三妻四妾，家里有几个老婆？一妻多妾，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发生性行为，一下子泄了，那，其她人怎么办？解决不了就会争风吃醋，就会打架，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你还去做生意、还去做官？什么都做不成了！所以，“御而不泄”的养生理念不具有真实的生理作用，但在那个时候却具有真实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封建文化如此猖獗的情况下，在不具备个人天赋的自由的政治权利的情况下，民主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最高级领导人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关于呼吁民主政治的发言很容易查阅到的)，都在各种场合呼吁民主政治呢！而且这两位领导人也是民主政治的践行者。]，如果我们不加以思考、不加以选择、不加以改造就把贞操观通过教育来强化，笔者认为：这违背了我们中国文化发展和政治制度改革方向的需要。
当然，某些西方人自己可能认为贞操观在西方宗教文化里可能有它存在的价值，美国至少有两个流派：节欲教育(abstinence
education)和全面的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
education)，当然各说各有理，我们暂且不说谁对谁错的评论，这是西方文化自己的自主选择。再说，即使西方国家实行这样的教育，也没必要为其担心，因为，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加以权衡。如果我们不加以思考，不加以改造，就把它拿过来，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现时的中国社会，没有成熟的(请注意本人的措辞，是“成熟的”作为定语，潜台词是：中国有初步的民主政治文化，要不然，也不会有我这样的质疑性质的文章出现。)民主政治文化加以制约。
另外，什么叫婚前婚后？如果一个80岁的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发生了无数次的性行为，你还指责他：“你发生了多少婚前性行为？”可笑吗？可笑。什么叫结婚？按照性学角度来讲，两个成年人达到自主意愿，相互愉悦发生性行为的那一刻就叫结婚[我这里指的“结婚”是一个借代词，意思是说，成年个人（以法定婚龄为据）有在自主意愿的前提下以性行为的性表达标示着双方的实质的联姻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以领取结婚证的方式(合法的方式)来确立，也可以不去领取结婚证的方式(不能界定为“非法的方式”)来确定。这也是个人的自主权利和/或权力。如果一定要逼着人家去领取结婚证，那么，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禁止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法律。)。所谓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自古以降，很多道德卫道士把婚姻描述得天花乱坠，崇高得不得了！其实，婚姻就是一个契约、一个合同，规范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俩人爱得要活要死，一辈子不拿结婚证，不举行宗教或世俗的婚礼，照样可以厮守终身；俩人不相爱了，就是有结婚契约在这里也不起作用。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婚前婚后？本身就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
所以，反对现代的结婚年龄普遍延后的这些年轻人婚前发生性行为，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是不人道的。笔者在自己的《性科学概论》课堂上给大学生说：现在法律政策允许大学生结婚了，你们要发生性行为，为什么不把结婚证领了？有女生回答：“我们正是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殿堂，我们才不会轻易迈入。”她不愿意迈入这个神圣的殿堂，因为进去以后就要负一定的责任，……等等，他们现在需要性，但是暂时不要婚姻的契约，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摆在这里。记得早十好几年，上海有一所大学，由于一对大学生恋人发生了婚前性行为，被该所大学处分，俩人就殉情自杀了，其他的大学生抬起遗体在校园游行。这样的悲剧，难道还要一代一代地演绎下去吗？！
再之，农业化社会，贾宝玉和林黛玉(对比欧洲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恋情都发生在青春期14、15岁，尽管那时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人自己没有自主的权力，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说他们那个时候是在“早恋”呢？为什么到了现代工业化社会，我们的青年人结婚年龄在延后，发育年龄在提前，他们的营养好身体好，有生理需要，到了生理心理都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还禁止发生性行为，说他是不道德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存在，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才是现代公民意识所应该主导的教育方向。
四、性权的主张PK“婚前守贞教育”：鹿死谁手？
于是，性权(sexual rights)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它是如何的重要，许多文献都做了高度的概括[13]。我们国家已经签署了人权的法案，这是属于世界公认的一个法案，人权是普世的价值观。在性权(sexual
rights)方面我们不知道剥夺了多少人的权利，性教育权就被剥夺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间要学什么东西，不学什么东西，有人给我们做出了规定，我个人认为这不利于国民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学求生的技能，参与物质生产的技能，还要提高自我素养、培养自己人格的知识能力，性学、性教育就可以达成自己的人格的健康，这是从小开始就必须的。但是，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剥夺了青年人的这种权利，这是不应该的。如今，开始有一些性教育“苗头”了，就有人出来招摇了，还打着关心“下一代”的旗号，以自以为道德高尚自居，要进行这种贻害无穷的“教育”！？
农业化社会里，结婚年龄早，于是，规定在婚前不能发生性行为还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大多数人的性生理都还没成熟呢！更何况，那时没有可靠的避孕手段，只要发生了实质性的性行为就有可能会未婚怀孕。因为，总体上看，女性不掌握生活资料，得依靠男人生活，但是，她在婚前都已经有孩子了，谁还要？这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更有甚者，那时，如果要流产，几乎冒生命危险。现在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如果普及避孕知识，估计至少95%都可以避免怀孕；哪怕是意外怀孕的话，也可以采用流产手术，这个手术在现代医学的技术条件下，严格来讲，不会危机生命，是比较安全的。我们从整个的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持我们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维持每个人自主的权利与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文化倒退进行比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固守青年人的结婚之前不能发生性行为？这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我到瑞典去考察才明白，瑞典的高中生90%都发生过性行为，但是他们非婚的意外怀孕的几率比我们低得多。他们有保障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性教育，有遍及全国的青年诊所，我在青年诊所实习过了的，检查全免费，还进行社区的性教育辅导；另外，他们生孩子靠社会福利养，读书全免费，拿到学分，就有相应的福利补贴，可以租房子，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只要满了18岁，完全可以不要父母亲养活，在福利补贴制度下，一边读书，一边养孩子，还一边可以挣钱。尽管不是富裕的生活，但还是比较体面。
中国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早婚”，反对非婚生孩子的这一方面，为什么越来越自我？越来越不近人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分配体制的缺陷，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瑞典是一样的，即使是“未婚(未领取结婚证)”的大学生，也可以一边奶孩子一边读大学。学生在校期间，即使养了孩子，也不需要祖辈来抚养，有福利给他们养。中国的福利制度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就要用“软措施(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控制，那就是倡导一个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不发达的一个体现。那么，发生“非婚的性行为”的同时，不生孩子总可以了吧！这，并不涉及到需要福利保障的问题，并不损害任何人的实际利益。另外，社会福利方面，客观地说，我们政府还缺位，公共产品服务确实设计得不合理。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就有大学生的婚姻保障、甚至是生孩子的保障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女20周岁，男22周岁就可以结婚。这部《婚姻法》规定的结婚的法定年龄是世界上最高的。到了这个年龄了，发生性行为还要哪一个人批准啊？如果一定要规定非得领取结婚证了才可以发生性行为，这不是明显违背《婚姻法》的吗？因为，《婚姻法》规定不准干涉婚姻自由，不把领取结婚证作为结婚的标志，也是个人的自由。我们分析这些原因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而不是抱着某一种教条，不顾我们广大的青年人的一种现实需要去唱高调。我们的这些“过来人”在干嘛？拿着高工资，掌握着这权力那权力，有些人还有三妻四妾，有“二奶”、有“二爷”，而我们年轻人连谈个恋爱，连恋人之间牵牵手还要干涉。2008年4月份华南某师范大学有一个处分的事，网上传出来了：傍晚，组织一帮人，像“鬼子”进村似的，在校园里到处搜寻，拿着长电棒去照，看谁在发生亲密举止，抓住了以后就报给他们的辅导员，然后报到院里。这就侵犯了人家私权利了，而且很可笑，女生拉着男生的手也算一条违反了纪律，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要知道，现代的文明社会，公权力不是空前无限膨胀的时候，而是空前收缩的时候。
婚前守贞教育客观上强化封建的专制文化体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不应该在我们国家实施。问题的实质是，笔者质疑的这种突出“婚前守贞”的教育，是按照美国基督教基金组织“爱家协会”的教育理念，其中蕴含着该宗教的教义或教条。那么，无形中，基督教的影响就会通过世俗的课堂潜移默化地发挥了影响。这，难道是中国政府所期待的吗？这，确乎是需要包括忧虑于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所应该警惕！我们需要给国人提醒呢！
当然，有人执意要实施，我们只能不断地呐喊，寄希望这些人能够觉悟！我们这些学者们并不会也没能力采取一种强制性的措施去阻止它。我们反对它，并不一定就要粗暴地对待它，我们和他们说理，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和观点。
也许，现时的社会，会有人愿意固守婚前不发生性行为，这也未尝不可，那是他们自己的权力和权利，他人也不得干涉，而我们专业人员也可以告知他们技巧，如何避免恋爱期间不要发生性行为。即使是这样，也不是基于“婚前守贞”的教条使然，而是秉持尊重个人自主的原则。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的这种坚守，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问题是有些成年的青年人（按照法定婚龄来定义，以遵守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坚守不了，或者不愿意坚守，那么，让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好了。如果我们整个文化采取这种价值理念，笔者相信对社会整体的政治文明的发展是莫无裨益的。
青年人合法婚龄以后，在安全的情况下，为什么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性行为？笔者就此提出这么样的呐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正说明了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世事人情的变故吗？性教育不应该是“性禁忌教育”，不应该是一种霸道式的说教，不应该是功利化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充分关注社会性秩序的前提下，要着重关心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性权(sexual
rights)。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个进步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还有这么大的阴影存在，这是我们感到担忧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婚前守贞教育”是一个“出于良好的意愿(是否真正有道德良好的愿望，对于一些政客们、一些投机者的所作所为，还是令人怀疑的。)”在冠冕堂皇的旗帜掩盖下剥夺个人性权(sexual
rights)的手段，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Analysis on
Strategy Traps of “Premarital Sex Abstinence
Education”
Xiaohui
PENG
(Life Science
College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Province, PRC)
Abstract: This report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premarital sex abstinence educ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 main outlines of this report
as following:
1. Political-philosophy thinking
on sexuality and sexuality resource;
2.The harmful effect of grafting
western “premarital sex abstinence education” to Chinese feudal
autocracy culture;
3.The analysis on inhumanity of
“premarital sex abstinence education” against modern citize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4.The advocacy of sexual rights
vs. “premarital sex abstinence education”: who is the
winner?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exuality is one of the motive forc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On top of that, the newly introduced concept of sexuality
resource as well as its unfair allocation in a stratified society
is another core thought of this report.
Key Words: sex, sexuality,
sexuality education, premarital sex abstinence education, policy,
economy, culture.
[1]
【作者简介】：彭晓辉(Xiaohui
PENG)，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兼协会会刊《华人性研究》主编；亚洲大洋州性学联合会会员；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性学会理事、性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少年性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电子信箱：xhp0611@hotmail.com；Professor
Xiaohui PENG, Life Science College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PRC; Email: xhp0611@hotmail.com xhp06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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