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
张辉 孙明智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3期）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和举例, 说明概念转喻具有以下的特征：（1）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在这一过程和同一认知域中，来源域于为目标域提供了可及性。（2）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3）转喻的目标义是突显的，而来源义是作为背景的。（4）转喻作为自然的推理图式在言语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在转喻三种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转喻。（6）概念整合可为转喻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一定的理据。
关键词: 概念转喻; 分类; 认知机制; 概念整合
1. 引言
转喻研究相对于大量的隐喻研究来讲是很少的。和隐喻一样，过去人们常把转喻看作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格。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喻和隐喻一样被认知语言学家看作为是一种心理机制, 这一心理机制构成了人类许多概念形成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家只是在论述隐喻时顺便提到转喻。（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Lakoff & Turner 1989, Taylor 1995）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转喻的研究。（Goossen 1990, Croft 1993, Dirven 1993）。从9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集。（Panther & Radden 1999, Barcelona 2000, Dirven and Poring 2003）和专著（Ruiz de Mendoza 2002）。但对转喻的本质，分类和其内部的运作机制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主要就这些方面展开讨论，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2．关于转喻本质的研究
关于转喻的定义最早的是源自未知作者的《修辞和解释》一书，它指出“转喻是一个词格，它从近和联系紧密的事物中获得语言形式，通过这一语言形式我们能理解不被该词语命名的事物。”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对转喻的传统解释是基于“邻近”（contiguity）的概念。邻接的概念也反映在Roudet ( 引自Ruiz de Mendoza 2002)的定义中，他指出，转喻是以观念的邻近性为基础的联系（association）所引起的，任何通过联系或转喻的变化都属于这一范畴。但Roudet的关于转喻是概念联系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大部分的关于转喻的研究都集中于Jokobson的横向和纵向轴的双轴理论。他把转喻看成是在横向轴上“语义特征”之间的邻近关系（引自Ruiz de Mendoza 2002）。数十年后，随着认知科学和实验心理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转喻的本质的认识更加倾向于概念联系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后的转喻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认知语言学中，转喻被描写成Lakoff(1987)称为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的一种形式。一个ICM是一个有组织的概念结构知识域。Lakoff 和Johnson(1980)首先把转喻说成是一个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可让我们通过与其它事件的关系对另一件事件进行概念化。在Lakoff和Turner(1989)中，他们把转喻说成是在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映现(conceptual mapping), 这一映现包括的“替代”(stand-for)关系主要是指称。
Langacker(1993)认为，转喻是一个“参照点”现象(reference point phenomena)。Alac 和Coulson(2004)指出，不同的转喻由相对突显(relative Salience)的认知原则提供理据，基本的观点是，中心的和高度突显的项目作为认知参照点，来唤起其它不那么突显的项目。
一个参照点是语篇中突显的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一个正在进行概念化的人(conceptualizer)与语篇中其它不那么突显的成分建立了联系。这些突显的和不突显的成分构成了参照点的范围，对这些成分的识解（construal）取决于与参照点的联系。通常由转喻词语指定的成分作为一个参照点，为想要描述的目标提供了心理可及(mental access)，并把听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上面来。例如：
（1）I am parked out back. (Alac and Coulson 2004)
在这个转喻中，汽车的拥有者扮演了参照点的角色，注意的目标是汽车本身，我们在心理上通过汽车的拥有者可及汽车。由于其足够的突显性，汽车的拥有者可以把注意力引导集中在目标上来，并扮演了认知参照点的角色。
Ruiz de Mendoza等人把转喻看成为意义详细描述(meaning elabor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么包括一个认知域距阵(cognitive domain matrix)拓展，要么包括一个认知域距阵的减缩。根据他们的观点，转喻可根据两个参数来进行描写：(1) 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2) 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现过程的类型。就第一个参数而言，转喻总是建立在域/次域(domain and subdomain)关系基础上的。在这个关系中，主要的认知域称为距阵域(matrix domain)。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转喻：一种是来源域是目标域的一个次认知域(Ruiz de Mendoza and Otal Campo 2002)。例如：
（2） The sax won’t come today.
在例(2)中，“the sax”是 “the sax player”的一个次认知域。第二种是目标域是来源域的次认知域，例如：
（3） He always enjoy Shakespeare.
在例(3)中， “Shakespeare” 指的是目标域中的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是关于这个著名剧作家其距阵域中的次域。前者称为目标域包含来源域的转喻(source-in-target metonymy)，主要是在认知域扩展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而后者称为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target-in-source metonymy), 主要是用于认知域的减缩(Ruiz de Mendoza and Otal Campo 2002, 张辉2003)。
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利用了内容较丰富的距阵域来指称或说明内容不那么清楚的次域。因此当说话人无法表达想要表达的指称物或无法决定其性质时，来源域包含目标域的转喻就成为说话人可选择的最好的交际资源。例如：
（4）Chrysler has laid off a hundred worker.
例（4）中听话人不一定要准确地指出距阵域 “Chrysler”实际的指称物他可能是部门的头或整个董事会等等。通过唤起距阵域，我认识到是整个公司而不是某一个人将对解雇工人这一事件负责。这里有了一个转喻转换(metonymic shift), 即内容丰富的距阵域比其他域中的任何成分在听话人头脑中都要突显。而在目标域包含来源的转喻中，两个域都是内容丰富的域，因此不会产生这样的交际效果。
就映现过程而言，有两种映现的类型：多次对应(many-correspondence)和一次对应(one-correspondence)。隐喻的特征是多次对应，主要用于描写，而转喻主要是单一对应映现，主要用于指称。(张辉、承华2002, 张辉2003)
总结上面的各家的论述和观点，Panther 和Thornburg(2004)指出了转喻关系基本的结构，请看图1：
语言形式： 语言载体
来源义 目标义
其它的意义成分
语言内容
ICM
在图1中，“-----”表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偶然的联想或邻近关系，“ ” 表示非激活的转喻连接。
图1：基本的转喻关系
通过语言上体现出来的转喻关系中，来源义通过语言形式与目标义联系在一起。图1还说明，转喻映现在一个认知域或ICM中发生。目标义并没有湮没来源义，来源义在概念上还仍然存在或处于激活状态。目标义不一定是常规化的意义，也可能是临时产生的新的意义，但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这些新的意义也会常规化，并分别储存在人们大脑词库之中。
转喻关系本质的显著特征是偶然性(contingence). 所谓偶然性是指认知域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上没有必然(not conceptually necessary)。请看例句：
（5）The piano is in a bad mind.
（6）The loss of my wallet put me in a bad mood. (Panther & Thornburg 2004)
在例(5)中，根据概念转喻“参照点”现象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名词“the piano”的意义为钢琴演奏者的概念提供了可及，使“the piano”具有了标准的转喻解释。同样，我们也可以说“the loss of my wallet”的意义为“非拥有性”(non-possession)提供可及。但从直觉上讲，例(6)不是转喻。例(5)和例(6)的区别就在于，在例(5)中，钢琴和钢琴演奏者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联系，而例(6)中，“丢失钱包”蕴含着“没有钱包”，它们之间有着概念上的必然联系。
转喻的偶然性特点使我们想起语用学中的明确义(explicature)和隐含义(implicature)的特点：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一般来讲，具有可取消性关系的，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过来讲，没有必然联系的，其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取消的。但可取消性和偶然性并不一定完全一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偶然的，但在某一交际语境中，目标义可能是无法取消的(uncanceble)。例如句(5)中，用“piano”表示“the piano player”的目标义在给定的语境下是无法取消的，其原因是语言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的因素在起作用，形成了固定意义的非取消性转喻(non-cancellable metonymies)。
非取消性转喻包括句式强制的转喻(constructionally coerced metonymies)。所谓句式强制的转喻指的是一个语法句式的意义可强制一个词语进行转喻的解释。Panther 和Thornburg(2004)指出，表示行为的句式，如祈使句，致使句式的某一成分具有转喻的解释。句式语法认为，转喻强制(metonymic coercion)总是从语法意义到词汇意义，即强制过程的单一方向性(unidirectionality)。句式语法认为，句式有意义，嵌入句式的词项并不一定非得“完全”与句式意义吻合，这样使嵌入句式的此项具有句式意义的特征。(钱军 2004)
4. 转喻的语用分类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转喻可分为三类：指称转喻(referential metonymy)、谓词转喻(predicational metonymy)和言外转喻(illocutionary metonymy)。指称转喻是转喻中最常见的。这一类型的转喻是指称转换(referential shift)的现象，转喻与指称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下面的例子发生在文革时期，讲述主人公辉哥冒险翻墙看革命样板戏《白毛女》的经历。
（7）①(辉哥)想干脆从头项上方敞开的亮窗爬进去。②他没想到那里是女演员的换衣间，……。③糊里湖涂就成了流氓。④辉哥更是没料到黄世仁和大春，这两个在台上的死对头，却在台下联合起来对付他。⑤他屁股上先是挨了大春一脚，接着黄世仁一扫堂就把辉哥打倒在地，…。⑥(辉哥)分不清哪一拳是黄世仁打的，哪一拳又是心目中的偶像大春打的，只听得黄世仁用普通话吼道：抓进去捆起来!
大春好像蛮听黄世仁的话，他不知从哪拿来一根红绸带，把辉哥包棕子一样绑在后台一根柱子上……。（曹建泉《爱情在1972》载《钟山》2003年第一期）
在例（7）中，除了句④外，其它句子中出现的大春和黄世仁都是指称转喻，分别指称扮演大春和黄世仁的演员。第④句中的黄世仁和大春不是指称转喻，纯粹是戏剧中的人物。戏剧中大春和黄世仁你死我活的尖锐的矛盾关系和扮演黄世仁和大春的演员在对付辉哥时的合作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转喻和非转喻的语言形式混合使用，产生了极佳的幽默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5.1节中还要进行详细的论述。
第二种谓词转喻指的是，一个陈述用来指称另一个不同陈述。请看例（8）：
（8）General motors had to stop production.
在例（8）中，“必须停止生产”实际上唤起了“已经停止生产事件”。Panther 和Thornburg(2004)指出，一个潜在的事件(能力，可能和允许做什么事等等)转喻地与实际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事件被人们概念化为一个ICM，实现ICM的情态(modilty)已成为ICM的一个子成分。“had to stop production”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喻转换。
第三种转喻是言外转喻，基本的观点是，一个言语行为是一个言语场境(scenario), 言语场境可分为若干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可转喻地代表整个场境或言语行为。例如：
（12）I would like you to close the window.
在这个例子中，就受话人将要“关闭窗子”的行为表示说话人的愿望转喻地唤起“关闭窗子”的要求(Gibbs 1994, 1999, Thornburg & Panther 1997, Panther & Thornburg 1998, 张辉、周平2002)。
这个例子说明，转喻分析并不排除语用分析，相反，语用明确义和隐含义的推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转喻进行的。语用推理常常是由事先存在转喻原则(preexisting metonymic principles)所引导的。
Panther 和Thornburg关于转喻分类的意义在于，转喻并不局限在指称转喻这一类，对转喻的研究应从更广的角度着手，这大大拓展了转喻研究的范围。但他们的分类不能涵盖转喻的所有类型, 例（9）无法用他们的分类进行解释。
(9) The poor dog left with its tail between its legs.
在这句中，有一个转喻映现关系，即“狗夹着尾巴离开”代表“狗受罚后逃跑样子的整个情况”。他们的分类无法涵盖这一转喻。
Kovecses和Radden(1999)指出，在转喻映现中，存在着一组“产生转喻的关系”和一般原则，说明转喻需要在不同抽象层次上分别进行论述。他们在Panther和Thornburg 分类的基础上，把转喻分为低层次转喻(low-level metonymy)和高层次转喻(high-level metonymy)。低层次转喻指在转喻激活时，该转喻使用了非类属的ICM(non-generic ICM)。所谓非类属的ICM指的是基于经验的常规化的表征，这些表征详细标明了ICM的成分、特征和其之间的关系。低层次转喻又可分为命题转喻(propositional metonymy)和情境转喻(situational metonymy)。命题转喻就是指称转喻，即在一个认知域内部的关系中一个概念代表另一个概念。
在情境转喻中，某一具体的情境中高度突显的成分用来代表整个事件, 在例(15)中，狗夹着尾巴离开只是整个情境的一部分，激活了狗受到惩罚和以此动作离开的整个情境。
高层次转喻是直接使用类属ICM(generic ICM)的认知映现，这些类属ICM是从许多非类属的ICM中抽象出来的。正是这种ICM类属的特征才使其能在一些高于词汇的语法和话语的层次上运作。(张辉、承华2002)。
高层次转喻也可分为命题和情境转喻两种。高层次的命题转喻是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 即具有语法后果的转喻。例如：
（10）He hammered the nail into the wall.
在例（10）中，由于转喻的原因，“hammar”的词类发生了从名词到动词的转变，从而引起了从句的意义重组。
高层次情境转喻就Panther 和Thornburg分类中的言外转喻。这种转喻一般用于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场境的一部分被用来转喻地代表整个场境。(Thornburg & Panther 1997, 张辉、周平2002)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转喻，这一区分可以涵盖和解释更多的转喻。指称转喻属于低层次转喻，而谓词和言外转喻属于高层次转喻。另外，Panther和Thornburg的分类没有考虑到低层次的情境转喻，因此无法解释例(9)。再者，言外转喻应是高层次的情境转喻。
5． 转喻的认知运作机制
Radden 和Kovecses(1999)指出，转喻是一个概念现象和认知过程，并且在ICM内运作。他们还进一步地把转喻定义如下： 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或载体(vehicle)在同一ICM内，向另一概念实体或目标(target)提供心理可及。(Radden & Kovecses 1999:21)
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转喻会出现在有ICM的地方；二是这一心理桥梁(mental bridge)使形成概念的人可及想要描写的目标，这涉及到来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关系。三是有一些概念实体可以更好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目标上去。
Langacker(1991)认为，转喻由相对突显的原则提供理据。认知上突显的实体称为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他的基本观点是，高度突显的实体作为认知参照点唤起其它不那么突显的实体，说写者或听读者以概念中其它成分提供的背景与另一个概念实体进行概念接触。参照点是话语中突显的成分，其结果是参照点建立起一个语境，在此语境内，说写者或听读者与话语中的其它不那么突显的概念实体发生概念可及。Langacker(1999)认为，转喻就是一个参照点现象。由转喻词语指定的实体作为一个参照点，为被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并同时把听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目标上。请看例句：
（11）The ham sandwich is at table 7.
(12) This is parked out back.
在例(11)和(12)中，在具体的语境中，某一概念实体的突显可以使我们在认知上忽视默认的层级(default hierarchy)。在例(12)中的语境下，由于钥匙的存在，使其更加突显，并作为转喻词语的参照点。同样在例(11)中，由于在这一语境中具体化突显关系(particularized Salience relationship)存在, 即在餐馆的背景下，服务员除了知道顾客所点的菜外，通常对他们其它情况一无所知，结果当服务员不得不提到某一具体的顾客时，他们点的菜便是最明显的参照点。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转喻词语的方式不是任意的，而与我们感知和概念化的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转喻受到相对突显原则的制约，而有些转喻则受到具体语境的制约，因此它们的运作机制有一定的差异。在下面的两节中，我们重点论述转喻运作中两个突出的意义建构的过程。
5.1 转喻与转喻目标域的概念突显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里，我们重点分析转喻内部的运作机制和概念的相互作用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典型转喻的内部运作机制是，转喻的ICM内部，其目标义在概念上应是突显的(conceptually prominent)(Panther & Thornburg 2004)。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个歇后语的例子。
（13） 他撰写的文件很少返工，因为他已摸透了陆先生的脾气：喜欢开门见山的简洁文字，不喜欢耗子栽进书篓里---咬文嚼字。
在上例中，该歇后语的来源义是本义，指老鼠掉进书娄里，并把书都咬坏了。其目标义是过分地斟酌字句，死抠字眼。在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存在着与原语境有联系的同一ICM之间转喻映现关系(当然这里也伴随着两个认知域之间的隐喻映现)。从上例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用来源义作为载体(相对来说是突显的)，去激活目标义，但话语要突显的不是来源义，而是目标义，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斟酌字句”。再请看汉语的两个例子：
（14） 有难我不能拍拍屁股回家去，两个小时后终于听到了剧场内落幕的歌声，就是说地主黄世仁被枪毙，人们和大春白毛女一道边唱边舞……。(观众散场后辉哥出来)我却望着他突然胖起来的脸块问：你脸块怎么肿得包子一样？辉哥两手轻轻摸摸发烫的脸道：妈妈，是被黄世仁和大春用脚板打的。（曹建泉《爱情在1972》载《钟山》2003年第一期）
（15） 直到落幕了，那个长相最漂亮的白毛女才偶然看见了他(辉哥)，她说你们真缺德，还把他绑在柱子上。（曹建泉《爱情在1972》载《钟山》2003年第一期）
在例(14)中，第一次出现的“黄世仁，大春和白毛女”不是转喻，就是指戏剧中的人物。第二次出现的黄世仁和大春是转喻，其来源义(载体)分别是戏剧中的人物地主黄世仁和大春，而其目标义却是指扮演黄世仁和大春的演员。在例(14)中的语境中，目标义受到突显。在话语中，作者通过语言形式和来源义转喻地得到目标义，使目标义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例(15)中，代词“她”回指的是扮演白毛女的演员，而不是回指戏剧中人物白毛女，换句话讲，代词“她”回指的是目标义，因此使话语具有了话题的延续性(topic continuity)。下面的英文例子可以更清楚说明这一点：
(16)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and he will not be able to play tonight.
(17)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but it needs repair anyway.
在例(16)中，“the sax”是转喻，来源义是使用的乐器，目标义是乐器的演奏者。在例(16)中，第二个从句中的“he”指的是第一个从句中 ‘the sax’的目标义，即乐器演奏者。整个句子是关于乐器演奏者的，而不是关于乐器的。例(17)出现了话语不连续性，原因是第一个从句讲的是乐器使用者，即目标义，而在第二个从句中却在指称上出现了转换，转而指乐器。转喻“所使用的物体代表使用者”(OBJECT USED FOR USER)是典型的转喻，因为该转喻的目标义比来源义更突显。
Ruiz de Mendoza 和Otal Campo (2002)用认知域(来源域和目标域)相对大小来解释这一回指现象。他们提出认知域获得性原则(Domain Availability Principles), 认为总是距阵域(matrix domain), 即包容性最大的域，决定代词回指的特征。在前面的例子中，扮演白毛女的演员和乐器演奏者都是更大的距阵域，因此决定了回指代词的使用。距阵域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突显的和内容比较丰富的。
5.2 转喻与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是一个基本的和普遍的心理操作。概念整合在作为输入的心理空间上进行运作，通常利用一个四空间的模型。这些心理空间包括两个输入心理空间和一个类属空间，类属空间代表两个输入空间所分享的概念结构。通过模式完形(pattern completion), 扩展(elaboration)和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输入空间的一些关键关系(vital relations)被压缩在整合空间中，整合是在线的、既时产生新的意义的过程。整合空间中产生出来的推理，论点和观念可使我们修正和补充原来的输入空间，并改变我们对相关情况和事件的看法。(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张辉2003，王文斌2004)
概念整合作为一个普遍的认知机制规约着转喻意义的构建过程。根据概念整合理论，我们认为，作为概念过程的转喻映现不仅是一个指称现象，也不仅仅只由相对突显原则制约下的参照点现象和转喻的目标义突显所进行的认知操作，而更重要的是，转喻是意义建构的有创造性的认知机制之一，这种以概念整合为基础的机制为话语语境提供了新的信息。请看下面的例子。
（18）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例(18)的概念整合网络包括两个输入空间：一个是杜康本人的空间，另一个杜康生产的酒的空间。在每个心理空间中，都有一些成分代表每个话语实体(discourse entities)。在杜康空间里，构建有“杜康是造酒者”的成分，再者，这一成分又与背景知识中各种成分有联系，例如杜康酒的技术、杜康在造酒业的地位等等。在杜康造的或杜康品牌酒的心理空间中，有表示某一杜康品牌酒的成分。通过两个不同空间中认知模式之间的某些映现的建立，进一步构建概念整合网络，在杜康本人空间的杜康造酒者和在杜康品牌酒空间中的某一杜康酒之间存在映现关系，这一映现关系产生了转喻关系，即造酒者杜康与其产品发生联系，这一转喻关系使我们通过造酒者转喻地指称其产品。通过上面相对突显原则，使听读者通过杜康造酒者与杜康品牌的酒发生心理接触，从而在话语语境中更加突显目标义，即杜康品牌的酒产品。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要解释例(18)中完整的意义，我们还得看整合空间的情况。在这一空间中，输入空间的某些成分或关系压缩在一起形成突生结构。(Fauconnier & Turner 2002, 张辉2003) 通过溶合杜康造酒的技术和他在造酒业中的地位等(来自杜康本人的输入空间1)和杜康品牌的酒(来自杜康品牌输入空间2)，产生出杜康酒的重要和珍贵的意义，所以例(18)中的“杜康”不仅仅是一个指称词(在输入空间2的杜康酒)，而是以杜康酒圣而闻名杜康酒。因果(因是杜康其人，果是杜康造的酒)被压缩在整合空间中，以致这一整合紧密地与对杜康其人的敬重而联系在一起。
例(19)中的转喻的常规化程度不高，不可脱离话语的语境来理解它。这个“玫兰妮”转喻，通过《乱世佳人》中玫兰妮这个人物可及管报摊的姑娘，把她识解为与玫兰妮长得相似的管报摊的姑娘。概念整合网络包括管报摊的姑娘的空间和一个玫兰妮的空间，整合空间包括长得像玫兰妮的管报摊的姑娘。在例(19)中，人们通过认知上更突显的成分在心理上可及认知上不突显的成分，而使这一不突显的成分成为话语中突显的目标义。正如上一节所论述的，这一点反映代词回指并不与来源义一致，而是与目标义相一致。代词“她”指称玫兰妮的目标义，即管报摊的姑娘。例如：
（19） 奇怪，“玫兰妮”又笑起来，鸟也跟着又叫，他这才明白那鸟是假的，是声纳引起的叫声，就问卖不卖？她说卖，本来卖20元，您喜欢，15元给你。（金学种《山上山下》，载《钟山》2003年第一期）
“玫兰妮”的目标义不仅用来指称管报摊的姑娘，而且对“他”来说，转喻的目标义把姑娘识解为长得像“玫兰妮”的管报摊的姑娘。这一额外的识解说明，这种转喻非常依赖话语当时的情境。这说明情境因素影响我们的注意力，相应地改变词语的意义。理解这类转喻，我们要么参与到其中的情境之中，要么在心理上对场境进行概念化并以说写者的角度看问题。这类转喻对当时的情境和行为是非常有效的，但其使用不能超越当时的语境。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常规化程度高的转喻和常规化程度低的转喻在认知运作机制上有所不同，常规化程度高的转喻需要概念整合来进行意义构建，并把整合空间运用到其它语境之中。常规化程度低的转喻一般无法形成一个整合空间，而是依靠两个输入空间映现和目标义的概念突显来构建其意义。由于这类转喻不构成整合空间，因此无法脱离具体的语境，从而运用到其它语境之中去。
6． 结论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概念转喻具有下面一些明显的特征：（1）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在这一过程和同一认知域中，来源域于为目标域提供了可及性。（2）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3）转喻的目标义是突显的，而来源义是作为背景的。（4）转喻在言语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在转喻三种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转喻。（6）概念整合可为转喻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一定的理据。
研究转喻为我们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今后对转喻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向：①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语言中使用转喻的情况进行系统的对比。②语言习得中转喻思维的作用。③转喻使用的语篇和语用条件。④转喻映现建立的制约因素等等。
参考文献：
Alac, M. and S. Coulson 2004. The man, the key, or the car: Who or what is parked out back? [J]. Cognitive Science Online Vol.2. 21-34.
Barcelona, A. 2000b.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Dirven, R. 1993. Metonymy and metaphor: Different mental strategies of conceptualization[J]. Leuvense Bijdragen 8-2: 1-25.
Dirven, R. and R. Poring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Fauconnier, G. and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The man’s hidden complexities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M]. New York: Basic Books.
Goossens, L. 1990.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323-340.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nther, K-U and L. Thornburg. 2004. 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J]. De Metaphorik.
Panther, K-U. and L. Thornburg 2003.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anther, K-U. and Radden, G. (eds.).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uiz de Mendoza, F. & J.L. Otal Campo 2002.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M]. Granada, Spain: Editorial Comares.
Ruiz de Mendoza, F. & L.P. Hernandez. 2003. Cognitive operation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 [A]. In Panther, K-U and L. Thornburg 2003.
Ruiz de Mendoza, F. 2000. The role of mapping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 [A]. In Barcelona, A. (ed.). 2000.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钱军 2004 句式意义: 句法和语义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J]. 《外语研究》2期。
王文斌 2004 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回顾和思考[J] 《外语研究》1期。
张辉 2003 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张辉，承华 2002 试论汉语语法形式的转喻理据与制约[J]. 《外语研究》6期。
张辉，周平 2002 转喻与语用推理图式[J]. 《外国语》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