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当你觉察到一个人所声称的目标或价值跟他或她的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的时候，最好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翻正反射(就像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会是把它指出来，也许甚至以此对质这个人：
“难道你没有看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在怎样伤害着你的家庭吗？”
“当你表现得这么虚伪的时候，你怎么还可以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呢？”
“如果你继续保持现在这样，你将会摧毁你的健康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直接挑战很可能会激起自我防卫意识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经验是，当人们被邀请在一个安全和非评判的氛围中去反思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时，他们通常对这些差距心知肚明。当然，这种对差距的自我对质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而咨询师的任务是帮助这个人继续关注和反思它们，避免防卫心理再次出现。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过的OARS工具对于解决此种问题来说是很好的工具。
自我对质的潜在影响在一项由Rokeach(1973)主持的经典系列研究中被论证过，这项研究是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高峰时期针对三所不同大学的新生进行的。那些参与了一项关于一种教育性的“积极参与的方法”的研究的学生，被要求从一份有18个选项的清单中辨认他们的价值观并对其进行排序。这个研究以分组方式完成，每个人私下都有机会完成他或她自己的答卷。
然后，Rokeach对实验组描述了来自他前一项研究的一个发现：学生们平均来说趋向于把自由排名为最重要(#1)，但是把平等排名为不太重要(#6)，观察认为学生们“大体上对他们自己的自由远比对他们是在为其他人争取自由更感兴趣”(1973，第237页)。他邀请他们私下反思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排序，并跟同一所大学里一般学生的答案比较有何不同。他进一步描述了一个发现，即前面的学生的排序预测了他们自己对公民权的态度：那些促成和参加了民权行动的学生对自由和平等的排序差不多一样，而那些反对民权的学生，相比于对其他人，对他们自己的自由给予了更高的优先级。在进一步的测量之后，他解散了实验组并且说：“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去想想你们自己——关于你们珍视的东西。这样做的一个收获，可能是使你对你周围的世界的看法有一个改变。但是那要取决于你……没有老师可以告诉你该怎么想或者该相信什么。”(1973，第239页)那些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的学生也做了同样的价值观排序，但是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样的附加信息，没有把任何注意力吸引到可能的价值观差距上。
虽然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研究开始以前没有显示出态度上的差异，但是后来在好几个测量项上他们的回应相当不一样。当他们重新对这个价值观进行排序时，实验组的参与者在第三周时显著地提高了平等的排名，而且在研究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月和第十五个月时又更高，而控制组的参与者则没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行为上的改变。三到五个月之后，信件被寄到全部的参与者手上，当中没有提及跟这项研究的联系，只是邀请他们加入一个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由这个组织的主席在NAACP的信笺上签名。在三项分开独立的研究中，来自实验组的学生比控制组多两倍，且询问更多的信息并更有可能加入。在一项研究中，学生公告的主修专业是在二十一个月时才确定下来的。实验组的学生(28％)是控制组的参与者的两倍(14％)，更有可能注册主修种族关系专业。在另外一所大学，对于改变了他们的主修专业的学生，如果他们曾经在实验组中(55％)而不是在控制组中(15％)，则更有可能从自然科学改为社会科学或者教育学。
这样的一个小干预，即使在多年以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涟漪效应呢？这些人只是被邀请私下去反思他们曾经在一项价值观排序任务中给予的两个条目的相对重要性。任何发生的对质都是自我对质，当中并没有个体的互动。那些学生并没有将他们长期的行为改变关联到或归因于那个新生年所做的研究，而那个实验性干预是对这个组间差异唯一的明显解释。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简短干预取得长期行为改变的事例(Bien、Miller。和Tonigan，1993；Daeppen、Bettholet和Gaume，2010；Erickmn、Gcrstle和Feldstcin，2005；Miller，2000)，但是这是一个反思一个人的价值观的潜在影响的好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治疗的背景中，而参与者也不是在寻求改变。
那么，对质是什么呢？在语源学中，‘对质”的意思就是要面对面。在MI中，对质不是跟其他人，而是跟一个人自己。在一种支持和肯定的背景中，没有威胁或评判，人们被邀请跟他们自己面对面，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他们被邀请去看镜子里的东西并且让他们看到的东西来改变他们。没必要“摆到面前”才能使它发生。实际上，这种策略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并激发防卫心理而不是改变(White和Miller，2007)。MI这种方法推崇人们的自主性，信任他们自己固有的智慧和朝积极方向成长的愿望。P114-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