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
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著
李曉燕 校閱
劉心蕾、李詠慧 翻譯
I
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精神分析治療──將人從他的精神官能症狀、禁制及性格異常中解放──是件耗時的工作。因此，打從一開始，就有縮短分析時間長度的嘗試。這是不需要理由的，他們宣稱是基於理智和權宜的重大考量。但其實在這之中或許也還有些不耐煩、輕蔑的痕跡在作用著，也就是以較早期醫學科學的角度來看精神官能症，認為那是對於無形的受傷不必要的推論。如果現在處理這些症狀變成必要，那麼至少它們應該儘快被處理完畢。
在此走向之中，一個特別活躍的論點是由奧圖‧蘭克（Otto Rank）在他的著作《出生的創傷》（The Trauma of Birth, 1924）中提出。他認為精神官能症的真正起因是源自於出生這個動作，因為這牽涉到兒童對於母親的「原始固著」尚未被克服的可能性，而以「原始潛抑」持續著。蘭克希望，如果此原始創傷可透過隨後的分析來處理，則可解除整個精神官能症的症狀。於是，這個微小片段的分析工作將可以省下其他所有分析的必要性。而幾個月的時間就應足以完成這個目標。無可置疑的，蘭克的論點大膽且具巧思；但是卻無法通過批判性檢視的考驗。此外，這是時機下的產物，形成於歐洲戰後的苦難與美國的「prosperity」【1】對照張力之下，設計調整分析治療的進行速度以適應美國匆忙的生活。我們尚未聽過太多關於履行蘭克的計畫究竟可以為病患做些什麼。或許不多過於消防隊被叫來處理一間因翻倒油燈而導致著火的房子，而他們自滿於僅將油燈從起火的房間移走這樣的處置。無疑的，這方法讓消防隊的行動時間縮短很多。蘭克所實驗的理論和臨床工作現在已成了過去式──就和美國的「prosperity」一樣。【2】
即使是在戰前，我自己則已經採取另一種方式來加快分析治療。當時，我正在看一位年輕的俄國案例，一位被財富寵溺的男人，他在一種完全無望的狀況之下帶著一名私人醫師以及一名僕人來到維也納。【3】在數年的過程裡，要讓他找回大量的獨立，喚醒對生活的興趣，以及調整與最重要他人的關係是可能的。但是，進展卻遇到了停滯。我們只能進展到清理他童年時期的精神官能症，這是他日後病症的起因；很明顯的，病人發現他目前的處境是高度舒適的，所以沒有任何的意願再往前邁進，因為可能會使他更接近治療的結束。這是一個治療自行禁制的案例：因為它的「部分」成功而導致失敗的危險。在這困境中，我訴諸於英雄式的手段就是為分析設定一個時間限制。【4】在某年的開始之初，我通知病人這將是他最後一年的治療，不論在這段時間之內他能夠達成什麼。剛開始，他並不相信我，一旦他被我的極度認真說服之後，那些渴望的改變也就隨之而來。他的抗拒減少，在治療將近結束的最後幾個月裡，他能夠使過去的所有記憶再現，而對於那些瞭解他早期精神官能症及掌握目前精神官能症所必要的連結他也都能夠發現。當他在1914年仲夏離開我時，我們存著一絲的懷疑就如同我們尚未完成的部分是那麼地簡短，我相信他的治療是徹底而永久的。
1923年在對這病例的歷史所附的註記中，【5】我已經報告我錯估了。當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回到維也納，成為一個貧困的難民。我必須要協助他控制一部分尚未解決的移情。這在幾個月之內被完成，我也得以如下的陳述為註腳作結，「從那時起病人已感覺正常，且舉止無懈可擊，儘管戰爭奪取他的家、他的財產，以及所有的家庭關係。」十五年過去了，這判斷的真實性並沒有被反駁；但某些保留還是必要的。這名病人從此留在維也納，在社會上保有一席地位，即使是卑微的。然而，在他健康狀況良好的這段期間之內，仍有好幾次症狀的發作，可視為他長年精神官能症的分枝。感謝我弟子之一，露絲‧麥克‧伯朗斯威克（Ruth Mack Brunswick）醫師的技術，以每次發作時的短期治療制止了這些症狀。我希望露絲‧麥克‧伯朗斯威克醫師會自行扼要的發表這些狀況。【6】有些發作仍與移情的殘存部分有關；而與其有關之處，雖然只是短暫的出現，亦表現出清晰的偏執特徵。其他發作的致病材料則由病人的童年歷史片段所組成，在我正分析他當時並未呈現，而出現在現在──這對比是必然存在的──就像手術後的縫合處，或壞死骨頭的小碎片。我已發現這病人復原歷史的有趣，幾乎不少於他的疾病歷史。
隨後我也在不同的案例中採用這種固定時間的限制，而我也考慮到其他分析師的經驗。關於這種威脅式技巧的價值只有一個定論：在正確的時間點提供這種方式才會有效；但並不保證完全達成任務。相反的，我們或許可以確信，當某部分的材料在威脅的壓力下浮出時，另一部分則仍會如同以往的被保留埋藏，而浪費了治療的努力。一旦分析師設定了時限，他就不能延期；否則病人會喪失對分析師的信心。最明顯的解決方式就是讓病人跟另一位分析師繼續進行分析，雖然我們知道這樣的改變會喪失另外的時間，並且放棄之前的工作成果。沒有任何通用法則可用來判別何時才是訴諸於此強制性技巧的正確時機；這個決定需留給分析師的機智。錯誤的估算將無法被矯正。獅子只突襲一次的說法於此非常適用。
Ⅱ
這個關於技術上如何加速分析緩慢過程的討論，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有分析自然結束這樣一種東西嗎──讓分析走到這樣的一種結束是有可能的嗎？依照一般分析師的言談來評斷的話，這似乎是有可能的，因為，當他們為某些平凡人可見的不完美感到遺憾，或是想為其開脫時，我們常常聽到他們說：「他的分析沒有結束」或「他沒有被分析到終點」。
我們必須先決定「分析的終點」這樣一個曖昧用語所指的是什麼。從實務的觀點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分析師與病人停止進行分析，不再碰面時，分析就結束了。這在兩種條件大致上被達成時發生：第一，病人不再因他的症狀受苦，而且應該已經克服了他的焦慮與他的禁制；第二，分析師判斷有很多潛抑的材料已經被意識到，很多難理解的東西都已經被解釋了，很多內在的抗拒被征服了，已經不再需要害怕病態歷程會再重複影響。如果一個人因為外在的困難而阻礙他達到這個目標，最好是說這是個不完整的分析，而非未結束的分析。
分析的「終點」的另一個意義是更加有野心的。在它的這個意義上，我們問的是分析師是否對病人有如此遠大的影響，如果分析再繼續下去的話，將不能再預期有更多的改變會發生在他的身上。這就好像是說，藉著分析的方式有可能達到一種絕對的精神正常程度──更進一步的說，我們可以很有信心這種程度會維持穩定，也許就好像是說，我們已經成功的解決了病人的每一個潛抑，並且填滿了他記憶中所有的縫隙。我們可以先在自己的經驗裡探索這樣的事情實際上是否會發生，然後再轉向我們的理論來看看它們的發生是否有任何的可能性。每一個分析師都會有幾個案例達到如此令人滿意的結果。
他成功的清除了病人的精神官能症困擾，而且它不再回來，也沒有被其他的困擾取代。我們也不是對這類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沒有一些洞察。病人的自我沒有被明顯的改變，【7】而他的困擾在病原學上具有創傷的本質。所有精神官能症困擾的病原畢竟都是混合性的。若不是本能過強的問題──也就是說，頑強抵抗被自我馴服，【8】那就是未成熟的自我無力處理的那些早期（例如，早產）創傷在影響。通常都是兩種因素的混合，先天體質的以及意外造成的。先天體質的因素愈強，創傷就愈會導致固著並留下發展上的困擾；創傷愈強，它所造成的受傷愈是必然明顯，即使本能的狀況是正常的。無疑地，創傷類的病原顯然提供了分析較佳的舞臺。只有當案例主要是被創傷影響的時候，分析才能成功的發揮它最大的能耐；也只有這樣，有賴於強化了病人的自我，才能成功的以正確的解決方式來取代他早期生活所做下的不當決定。只有在這樣的案例身上才能說分析絕對終止了，在他們身上，分析已經做了所有它該做的而不需要繼續了。事實是，如果被這種方式修復的病人不再產生另一種需要分析的疾病的話，我們無法知道他的免疫力有多大程度不是來自於仁慈的命運使其免於太嚴重的磨難。
先天體質上本能的強度，以及自我在被擾亂、受限感覺下防衛地掙扎所獲致的不令人滿意的自我的改變──這些都是不利於分析效能的因素，也使得分析的期間無法終結。我們會很想要讓第一個因素「本能的強度」也為第二個因素「自我的改變」的出現負責；但是看起來後者也有它自己的病原學。而且，確實來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知識還是不足的。它們現在才成為分析研習的科目。分析師們在這方面的興趣我認為是弄錯了方向。與其去探究分析的治癒要如何達成（這是一件我認為已經被充分闡明的事），真正的問題應該是要問矗立在通往治癒途中的障礙物究竟是什麼。
這把我帶到兩個直接在分析實務裡出現的問題，也就是我希望在下列例子中呈現的。有一個人，他自己做分析工作做得相當成功，他得到一個結論，關於他自己與男人及女人的關係──與同他競爭的男人以及與他所愛的女人的關係──仍然無法免於精神官能症的阻礙；因此他讓自己接受另一位他認為比他優越的人分析他。【9】對他自身的這種關鍵性的釐清有完全成功的結果。他娶了他所愛的女人，並且變成了他那些假想敵的朋友與老師。這樣過了許多年，在這期間他與先前的分析師維持著晴朗無雲的關係。但是後來，在沒有外在原因下，開始出現麻煩了。被分析的這個人變得與分析師敵對，並且責備他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完整的分析。他說，這位分析師應該要知道並且要考慮到，移情關係永遠不會純然是正向的這個事實；他應該要注意到負向移情的可能性。分析師則為自己辯駁道，分析進行的當時，並沒有負向移情的徵兆。但即使他未能觀察到它的一些非常微弱的跡象──考慮早期分析有限的視野，這是不能排除的──他想，若是當時那樣的情結尚未在病人自身上活化，僅僅靠著把它指出，仍然很難說他是否就有力量活化一個主題（或者，如同我們說的，一個「情結」）。要活化它，勢必在現實上需要分析師的部分有一些不友善的行為。更進一步說，他補充道，並非每一個分析師與被分析者在分析之中或之後的良好關係都要被視為移情；也有基於現實而存在的友好關係被證明是可行的。
我現在要繼續移到第二個例子，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問題。一位未婚女性，不再年輕，自從青春期便與人生隔絕，因為她的腿有嚴重的疼痛使得她不能走路。她的狀況很明顯的有其歇斯底里的本質，而許多的治療都宣告無效。一位分析師花了四分之三年的時間去除了這個麻煩，為這個優秀而有價值的病人修復了她參與人生的權力。在她恢復後的幾年裡，她一直很不幸。她的家庭裡發生了一些災難，還有經濟上的損失，以及，當她年紀漸增，她看到所有愛情與婚姻裡的幸福希望消逝了。但是這位一度病弱的病人面對這一切英勇地屹立著，並且在困難的時刻作為她家裡的支柱。我無法記得是在她的分析結束十二年或是十四年之後，因為大量出血使得她不得不進行婦科的檢驗。結果發現了一個肌瘤，而必須進行完全的子宮切除術。從這個手術時開始，這位女性再次生病了。她愛上了她的外科醫師，沉迷在關於她體內可怕變化的潛意識受虐幻想之中──她藉此隱藏她的羅曼史幻想──而進一步的分析嘗試被證明是無力介入的。她維持異常直到她生命的終點。成功的分析治療發生在那麼久以前，我們無法對此有太多的期待；它是在我作分析師的工作最早的幾年。無疑地，這位病人第二次生病可能是跟被成功克服的第一次來自同樣的源頭：它可能是同樣一些被潛抑的衝動不同的表現形式，那些衝動僅只是不完整地被分析解決了。但是我傾向於認為，如果不是因為新的創傷，就不會有精神官能症新的觸發。
這兩個例子是有目的的從許多類似案例中選取出來的，它們足以為我們正在思考的主題展開討論。懷疑論者、樂觀主義者與有野心者將會對它們有很不同的看法。第一種人會說，現在已經證明即使是一個成功的分析治療，也並不能保護當時被治癒的病人在以後不再產生另一種精神官能症──或者，確實的說，產生另一種導因於同一本能根源的精神官能症──也就是說，是他舊有問題的再次發生。其他人會認為這並沒有被證明。他們會反對這兩個發生在分析早年的例子，分別是二十年前及三十年前；而且從那時候到現在，我們已經獲得了更深的洞察與更廣的知識，我們的技術也隨著新發現而改變。他們會說，今日，我們可以要求並預期分析的治癒應該可以被證明是永久的，或至少如果一個病人再次生病，他的新疾病不應該是他先前本能困擾的再次活化、再次以新的形式表現。他們會堅持，我們的經驗並不同意我們因這樣的材料去限制可以對我們的治療方式作的要求。
當然，我選擇這兩個例子的原因正是因為它們是發生在這麼遠的過去。很明顯的，愈是新近獲致的成功分析結果，對我們的討論就愈沒有用，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復原的後續歷史會是如何。樂觀主義者們的期望很清楚的是預先假定了一些並非明顯是不證自明的事情。他們假設：第一，真的有絕對而永久的解決掉本能衝突的可能性（或者，更正確的說，是自我與本能之間的衝突）；第二，當我們治療某人的一種本能衝突時，我們好像可以使他免疫於任何其他此類衝突的可能性；以及第三，為了預防的目的，我們有力量激起這類的病態衝突，那些在當時並沒有背叛自身而以任何跡象顯露出來的衝突，而且我們這麼做是明智的。我丟出這些問題而不打算現在回答它們。或許在目前根本並不可能去給任何確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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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文原文版中即為英文】〔prosperity：繁榮〕。
【2】 【此篇文章完成於美國經濟大蕭條後不久。佛洛伊德在《禁制、症狀與焦慮》（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1926d）中對於蘭克的理論有更深刻的批評。特別是見於標準版，20，135-136以及150-153。】
【3】 見我的論文，經病人同意出版，〈從一位嬰兒期精神官能症病患的歷史談起〉（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1918b）。內容並不包括此年輕人成人病症部分的細節，除了在與他的嬰兒期精神官能症有連結而必要說明時，方會提及。
【4】 【見標準版，17，頁10-11。】
【5】 【同前述，頁121。】
【6】 【她的報告事實上已在幾年之前發表（Brunswick, 1928）。更進一步有關案例之後的歷史資訊，可看編輯附註，標準版，17，頁122。】
【7】 【「自我的改變」這個想法在下面有較長的討論，特別是在第五部分。也請參閱編輯註，頁212上方。】
【8】 【這個字在下面有細思，在頁225。】
【9】 【根據恩思特‧鍾斯（Ernest Jones）的說法，這是有關費倫奇（Ferenczi），他在1914年10月被佛洛伊德分析了三週，然後在1916年6月又分析了三週（一天兩次）。請參閱鍾斯，1957，頁158，以及1955，頁195與213。也請參見佛洛伊德為費倫奇撰寫的訃文（1933c），標準版，22，頁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