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P思维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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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厄廷根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8

第一章

想而不做

我有一个朋友——姑且称之为“本”吧,他今年 40 来岁,他回 忆说,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上大学的时候,曾对一位女同学暗恋不 已。他跟朋友在学校餐厅里吃饭的时候,曾经好几次见到过这个女 生。不论是早晨起床后,还是上课听讲的时候,他总是会忍不住浮 想联翩,想象自己与那个女生恋爱的情景。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女 生是学艺术的,于是他们俩就一起到罗马旅游,游览那里的古建筑 遗迹,一起瞻仰西斯廷大教堂……也许他们俩都待在一个四方院里, 他躺在阳光下看书,她则在一旁给他画素描;或者更好的,他不是 在看书,而是在用钢琴弹奏爵士乐,就像他经常在周末出去演出挣 外快一样……要是能与一位异性知己共度温馨时刻,那该多好?放 在本这件事上来说,倘若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女友,两个人一起看电影、 看日落,一起搭乘公交车去附近城市游玩,那岂不是人生一件乐事?

本并没有跟朋友们谈过自己的绮丽幻想,他将其作为自己的一 个小秘密。这是他称心如意的美妙想象,而可悲的是,它也只能是

想象,仅此而已。因为本没有勇气约那个女生出去。他对自己说, 那个女生根本不认识他,要是去跟她搭讪,只会自取其辱。除此之外, 他学业太忙,也没有时间约会。他想拿到好一点的学习成绩,而且, 他似乎也不缺少可以周末一起出去玩的朋友。

本为什么没能鼓起勇气有所行动呢?他当时的表现,正是被大 家当作成功法门的一种心态——保持乐观,憧憬梦想成真的情形。 那么,是什么让他打了退堂鼓呢?

乐观主义是主潮流

现在,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心想,就能事成”的论调。像《窍门》

《心灵鸡汤》这样的畅销书,讲述的就是只要保持乐观心态,好事 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乐观的人“更健康、更有活力、更有成效, 在周围人眼里的形象也更高大”。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比如《美 国偶像》(译注:美国著名选秀节目)里的选手们,他们个个面带微笑, 自信满满地谈论着自己的才华和对选秀成功的憧憬。再比如著名相 亲节目《单身贵族》,很多选手上场前都胸有成竹地表示,自己一 定会盖过其他女孩并最终获胜。而这些选手对梦想成真的美好幻想,

还有他们包裹在憧憬的泡泡里、对美梦成真没有一丝怀疑的乐观心态, 也赢得了观众们的好评。

乐观主义的文化潮流不止于此。广告里,都是把幸福、乐观的 人当作成功的楷模;大大小小的政客们不断向人们抛洒着希望、兜 售着“美国梦”;经济学家们记录着“消费者信任度”、调查商业 领袖们对未来展望的乐观程度,而这些数据左右着金融市场的动荡 起伏;流行音乐里,一遍遍唱的也是梦想和梦想家拯救世界……从 很小的时候开始,以及在此后每次遇到人生转折的时候,我们听到 的总是“摒弃那些消极的自我暗示”“不要陷入消极思维的泥潭 里”……曼哈顿一所中学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它教导孩子们 说——“向着月亮去吧,即使不能抵达,也会落在星辰之间。”

即使是在穷途末路之时,乐观主义也是大行其道。2008 年,正 当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时候,百事公司开始了一项调查,这也是它 们的“百事乐观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2010 年,94% 的被调查者 表示“乐观的心态有助于激发创意,从而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有四分之三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在前途渺茫的时候,总是抱着最 好的期望”。超过 90% 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相信“乐观心态会产

生极大影响,会推动社会向积极的方向前进”。到了 2013 年,有些 观察家批评说,“美国梦”和美国人的乐观心态已经变成了一团死灰,

但当年“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份调查显示,仍有 73% 的被 调查者认为,生活是“还有半杯子水”(译注:一种衡量乐观主义 和悲观主义的视角,同样的半杯子水,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水,而 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空了一半的杯子);79% 的人表示,“美国梦” 还没有消失。同样是在 2013 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的一项调

查显示,有 69% 的人对个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这种对乐观心态的崇拜由来已久,也并非美国人的“专利”。 在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乐观都是主旋律,比如——马可•奥勒留 [ 译 注: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于 161 年至 180 年在位。他不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个 很有成就的思想家,著有《沉思录》] 所说的“关注生活的美好”。 塞缪尔•约翰逊(译注:Samuel Johnson,18 世纪英国作家、批评家)说: “养成凡事往好处看的习惯,比一年赚 1000 英镑还有价值。”还有 如苏斯博士(译注:Dr. Seuss,20 世纪最卓越的儿童文学家、教育 学家),他说:“当大任降临 , 别担心 , 别焦躁。顺着走下去 , 你也 会开始踏上光明大道(译注:出自绘本《噢,你将去的地方》)。” 但古往今来,似乎美国人更喜欢用乐观的心态看待前景。艾森豪威 尔总统就说过:“悲观是打不赢仗的。”查理•卓别林(译注:著 名演员、导演、编剧)同样倾向于保持乐观心态,他说:“低着头

永远看不到彩虹。” 乐观的信念源自一个简单的共识:着眼于美好的未来,我们就

能全力以赴、坚持到底。而要着眼于未来,积极的心态就是必需的。 因为,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难不成只想着自己是多么悲惨、多么 不幸?这种想法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在 T 恤衫上随 处可见这样的箴言——“心想事成”。

正因为乐观主义如此强势,所以,有时候在组织、单位里哪怕 发表一点点消极的观点都是很有风险的。如果身在工作场合的你充 当了“现实主义者”的角色,别人就会把你看作“衰神”或“扫把星”。 影视制片人往往不敢把悲剧作为主题,不敢给作品加上消极色彩的 结尾,就是害怕如此一来其作品就变得“阴暗”而失去观众。连娱 乐界都如此了,试想一下,哪个政客还有胆子质疑国家社会的美好 前景 , 或胆敢与久已流传的乐观态度决裂呢?

我是德国人,在不算年轻的岁数来到了美国,当时就立刻被一 件事震住了:美国人对积极心态的推崇程度远高于欧洲人。在德国, 要是你问某个人最近过得怎么样,对方往往会实话实说,如“我昨 天晚上睡得不好”,或“我家的小狗生病了,我心里很烦”。而在 美国,我发现大家常常是回答“挺好的”,即便他们有烦心事也是 如此。我还发现,若是有人违反了乐观主义的潜规则,周围人就会

表现出反感。1986 年我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的时候,一位教授就跟我说,她曾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提到了自己 生活中的一些艰辛,她的同事们听到之后就对她非常不满,因为她 在工作场合表现得太“消极”。他们的意思是,她不应该把自己的 烦心事表露出来,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别人。

乐观幻想却原地踏步

虽然这种广泛传播的乐观主义对我而言有些陌生,但我还是对 其心存感激,并不把它看作社会的弊端。我觉得,人们把烦心事留 给自己,而不是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感染别人,这种做法是很体贴的: 人们珍视自己的好心情,也愿意尊重别人的好心情。可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我开始细致研究乐观主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更 微妙的东西。研究开始之初,冷战(译注:Cold War,冷战。指的 是 1947 年至 1991 年间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除直接交战以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这个词起源于 1947 年 4 月 16 日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的一次演说)这期间东德地

区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很多启迪。我观察研究的是两种人的抑郁行为 在跨文化层面上的不同,并比较二者对前景的悲观心态,这两种人, 一是生活在东德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人民,另一种是生活在西德更开放、 更民主社会环境下的人民。在那次研究调查中,我深入东柏林和西 柏林(译注:柏林原称“大柏林市”,二战前为德国的首都。战后, 根据《波茨坦协定》,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8 年苏联 占领的东部地区成立了大柏林临时民主政府;1949 年,美英法三国 又在西部通过市议会选举组成西柏林市政府。至此,一个完整的柏 林分裂成东、西柏林两部分)“接壤”的酒吧里,观察、探索男性 泡吧者的忧愁迹象。

那时,西德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对一件事很是好奇,那就是社 会主义制度是否在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感方面比其他社会制度存在更 多优势。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人平等,全民福利,人人有工作, 人人有住所。可是,我在东德的酒吧里所看到的消沉迹象——如垂 头丧气、面带忧愁等——要比在西德的酒吧里看到的多。有趣的是, 在跟人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东德的人民在即将开始一天的生活时, 对美好的前景更多的是依赖于盲目的乐观幻想。

有一次,一个东德的画家向我表达了他被“困”在东柏林的懊 恼。他没有画布、颜料及其他追逐艺术梦想所需的基本材料,并且

在思想层面,当局明显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尽管如此,这位继承 了胡安•米罗 [ 译注:Joan Miró(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 塑家、陶艺家、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和毕加索、达 利齐名的 20 世纪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之一 ] 和保罗•克利 [ 译注: Paul Klee(1879—1940),德裔瑞士画家 ] 的绘画风格、作品精致细 腻的画家,却告诉我他要到国外去继续他的艺术事业。“总有一天, 我要去巴黎。”他面带微笑,轻声说道。说完就转头看着窗外,叹 了口气。就是这个令人心酸的时刻,清楚说明了乐观幻想在人身上 的不死不灭。

像这样的谈话,加深了我对乐观主义的了解。“积极心理学运 动”[ 译注:20 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其 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肯农•谢尔顿

(Kennon M. Sheldon)和劳拉•金(Laura King)。积极心理学主张 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 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 ] 的发起人、亦是我在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指导老师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 认为,乐观主义是人基于以往成功经历上的,对未来的信念和期待。 塞利格曼研究发现,当我们对迄今为止的现实基本了解、并推断 出——未来将会继续沿袭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乐观。

比如说,一个棒球比赛的击球手,他在本赛季过去 3 个月的比赛中 的击球率是 30%,并且有过 20 次全垒打,那么,任何一位想赢球的 球队经理都会选他当第四位击球手(译注:按照棒球比赛策略,一 般而言,第一棒开路负责上垒,第二棒负责推进垒上跑者,第三棒 负责清垒,第四棒负责最后清垒工作也就是送跑者回本垒的人,所 以是打击最强的一棒),而不是另一位击球率只有 20%、只有 3 次 全垒打的球员。因为——基于以往经历,球队经理认为前一位球员 更能带来得分,换句话说,这位球员有着“积极的胜利预期”。

在东柏林我遇到的人里,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很可 能不会实现,但他们仍然满怀希望。我的那位画家朋友以前从未去 过巴黎,也没有任何基于以往经历的特殊原因促使他产生这种想法。 事实上,如果从以往经历来判断的话,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东德。 然而,他仍然不断幻想着自己自由地追逐艺术梦想的情形——每时 每刻都能画画,灵感如泉水涌现,还去瞻仰卢浮宫(译注:位于法 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原是法国的王宫,现是卢浮宫博物馆, 拥有的艺术收藏达 40 万件以上,是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他的 这些想法完全是建立在乐观的幻想基础之上——那都是一些对未来 的憧憬,希望种种虚幻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带着他前往巴黎。 而他在理智上很清楚自己过去的经历,也明白自己将要面对的残酷

现实,所以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白日梦而已。 乍看之下,塞利格曼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却并未抓住乐观主

义现象的实质。因为他的理论占据了主流,此领域很多的学者明显 出现了一个“盲点”。经验主义或量化导向的心理学家极少有关于 积极幻想或梦想的论述或研究,他们受人类行为学研究的影响,只 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人在理智和经验基础上所做出的对未来的判断 上面。预期或期望值是很容易测量和研究的,但“幻想”是模糊、 无形的,很难对其进行客观分析。早在弗洛伊德 [ 译注: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 创始人。他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 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新基础,为 20 世纪西方人文学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柱。著有《梦的解析》] 身上就 有关于幻想的论述,他当时(至今如此)就因提出多个未经经验证 实的观点而闻名。

我认为积极的幻想是人的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想深层探 索一下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对人的影响。为了寻找启迪,我向上追溯 到了现代心理学的源头,尤其是对 19 世纪末的思想家威廉•詹姆斯 [ 译 注: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本土第一 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

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 ] 进行了研究。在 他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二卷中有一章 节名为《对现实的认知》,詹姆斯如此说道:“每个人都知道,想 象某个事物,与相信其存在,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假设某个命 题,与承认其正确性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这里,詹姆斯所说的 是人们对“过去”与“现在”的看法,但其观点似乎对“将来”也 是通用的。由此我认为,有关乐观主义,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 向:一是以过去经历为基础的乐观期待,二是以愿望和欲望为基础的、 无拘无束的憧憬。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种与过去经历相脱节的积极心态,是否 会在生活中影响人的意愿和行动能力。阿尔伯特•班杜拉 [ 译注: Albert Bandura(1925~),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认知理论之父 ]、马丁•塞 利格曼等学者早已研究了乐观的期待与人的行为表现之间的联系, 证实了“期望会促使人付出努力并取得实际成效”这一观点。他们 研究发现,人如果根据以往经历、对自己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做出了 较为乐观的判断,那么他们就会付出更多努力去实现这一愿望。那么, 类似的憧憬是否有助于真正实现幻想呢?与过去经历相脱离的异想 天开的幻想,是否能够促使人行动起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认为很有可能。若是认为“梦想”与“期待”在实际影响方 面有何不同,那是毫无道理的;任何形式的积极心态似乎都是必定 对人有帮助的。为深入探究这一论点,我进行了一项调查。我在某 个减肥项目中召集了 25 名肥胖的女士。在减肥项目开始之前,我问 她们想要减掉多少体重、她们减肥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接着,我 让每位被调查者完成了几个简短的情景描述题——有些是让她们想 象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减肥项目的情景;有些是想象自己受到外界诱惑、 影响到减肥计划的情景。如:

“你刚刚完成了减肥项目,今天晚上你要跟一位一年未见的老 朋友见面。你正等着朋友到来,这时你想的是……”在另一个测试 情景里,我让被测试者想象自己面前有一盘甜甜圈,她们此时的所 感所想是什么、会怎么做?我让被测试者评定一下其幻想的积极和 消极程度,以此来衡量她们是否希望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是否认 为减肥过程是轻而易举的。不论其梦想是消极还是积极,这都是被 测试者自己对梦想的主观评估,我所关注的也只是评估本身,而非 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

此次调查结果引起了我的关注:一年过后,那些认为自己能够 减肥成功的女士,比那些不太相信自己能成功减肥的女士平均多减 掉了 26 磅体重。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不考虑她们基于以往经历所

做出的判断的话,与幻想自己的减肥效果不太乐观的那些女士相比, 那些对瘦下来持有乐观态度的女士——亦即在测试情景中幻想着自 己与老朋友会面时将变得苗条迷人、在甜甜圈面前毫不动心的那些 被测试者——平均少减了 24 磅体重。很明显,在这里,“心想”并 不能促成“事成”,反而阻碍了梦想的实现。此次调查中,那些美 滋滋地做着白日梦的人并未产生足够的动力、进而表现出有助于减 肥的行为。

1991 年我把这个研究结果发表了,却并未引起心理学界或其他 人对乐观主义的细致审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对积极心态的 推崇正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以积极心态看待 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出于这个 原因,有些同事就劝我换个研究项目。他们说:“你还是多研究一 些成型的观点吧,研究‘梦想’风险太大了,它会把你引到‘伪科学’ 的圈子里,还背上‘炒作’的嫌疑。要想让大家严肃看待你的研究, 还是研究一下乐观的期望值吧。”但我觉得,研究“梦想”是很有 意义的,我的研究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有所帮助。

我的首篇关于乐观主义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一家同行评审的刊物 上,但第二篇论文却数次被拒。审稿人对我说,我的研究结果和论 点太过牵强。有些同行对我说,我的那篇论文他们甚至都读不下去,

因为其中观点很是荒谬、甚至可怕。我很伤心,也有些失望,但我 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在科研领域,为了让科学界——还包括我这个作者——接受一 个理念,就必须对其进行多次重复研究,寥寥数次研究所得出的研 究结果是不足信的,因为其数据和分析结果会受到特性的影响。所以, 我想进行一些严密的、大型的研究,从而说服我的同行及外界人士。 我知道,我不能依仗前人的研究结果,只能勇挑重担,像垒砖一样 一个研究一个研究地做下去,直到把全部研究发现建成、站住脚。

于是我就开始干了。我用了 20 年时间,对德美两国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观察。同时,为了应对学者们可能出现的异议, 我多次调整了研究方法。所以,如果我将所有可能性都考虑在内, 而得出的结果依然如故的话,我就能够肯定——我提出的是一个有 理有据的心理学现象。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起初,看到研究结果一个个出来时,我很是惊讶,因为其结论 都是一样的:在与以往的经历脱离的情况下,乐观的幻想、梦想、 希望,并未转化为动力、进而促使人行动起来、活得更积极,反而 变成了阻力。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本”吗?他暗恋一个女生,却一直没有从 学习中抽出时间来约她出去。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想看看处

于这种情况下的人,他们的乐观幻想是否真的妨碍了他们的实际行动。 我召集了 103 位大学生,他们都说自己对某个异性心有好感、却从 未与之有过约会。首先,我让他们评估一下(从 0 到 100%)与对方 建立恋情的可能性有多少(即他们基于过去的经历所做出的预期)。 然后我让他们完成一系列与约会相关的假设情景。其中一个是这样 的:“你正在一个聚会上,跟心仪的那个他 / 她聊着天。这时,你看 见一个女生 / 男生走了进来,而你知道,你心仪的他 / 她是喜欢这个 女生 / 男生的。接着,这个女生 / 男生朝你们俩走了过来,这时你心 里想的是……”并且,在每一个情景测试题中,我都让被测试者按 照从 1(非常消极)到 7(非常积极)来评估一下其幻想的积极或消 极程度。

测试中,有些学生对上述情景提示产生了乐观的幻想,如: “我跟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尤其是在刚进来的那个女孩的注视 下——离开了聚会。我们俩走到外面,并肩坐在长椅上,周围一个 人都没有,他伸出胳膊把我揽在怀里……”其他学生的幻想则较为 消极,比如:“他和那个女生聊起了天,说的全是我不知道的事。 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比跟我在一起时更自在,而他们也毫不 在意把我晾在一边……”

五个月之后,我对被测试的学生进行了回访,调查他们是否与

心仪的人在一起了。其结果与上文提到的减肥的那些女士是一样的: 在对以往经历进行了理性评估之后,他们对恋情的期望值越高,采 取行动的动力就越大;而像前文中的“本”一样,他们越是沉湎于 对恋情的乐观幻想,其真正开始这段恋情的可能性就越小。

建立恋情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动力和大胆行动的任务。找工作也是。 乐观地幻想自己在面试中的表现 , 或是坐在一间绝妙的新办公室里 , 或是潇洒地向人发放名片等情景,是否有助于求职者找到工作呢? 1998 年,我在德国某所大学里召集了 83 名男性毕业生进行测试调查。

他们大多数都在 25 岁左右。我问了他们 2 个问题,一是他们觉得自 己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二是找到工作对他们而言有多么重要; 我还让他们设想并写下自己对找到工作这件事的美好幻想,并用从 1

(极少)到 10(及经常)的数字来表示这些美好幻想在他们脑海中 出现的频率。两年之后,我对他们进行了回访。回访的结论是,乐 观幻想的频率越高,他们获得的成就就越少;被回访者表示,由于 对找到工作的憧憬,他们投出的工作申请就比预想中少了很多,受 到的录用通知也少了很多,所以,他们挣的钱也寥寥无几。对他们 而言,憧憬成功,反受其害。

到此为止,前文中提到的调查研究——求职者、身在暗恋中的 大学生——用的都是被调查者自己反馈的数据。要是他们弄错了怎

么办?要是与乐观幻想有关的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 高估或低估了自己的成就,怎么办?那就会降低可信度,影响研究 结果,导致整个大型调查站不住脚。

于是,我决定用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研究一下“积极的幻想”这 一现象:我想研究一下乐观主义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我询问了 117 名修了《心理学导论》这门课的大学生,问他们在两天后的期中考 试上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分数,以及得到这个分数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次调查,我用的还是老办法——让他们完成一个假设的情景:“试 已经考完了,今天出成绩。你正朝着成绩公告栏走去,这时你心里 想的是……”有位学生续写的情景是很消极的:“我要是考砸了怎 么办?也许我真该在学习上多下点工夫才对。我的名字在哪儿呢? 该死,我考了一个 C……怎么弥补才好呢?”其他学生的反馈则较 为积极。此外,我还让学生们评估了其幻想的消极和积极程度。

6 个星期过后,我记录下了学生们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而不 是让他们亲自向我汇报。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前期他们对考试成 绩的幻想越是乐观,其考试分数反而越低,据他们所说,他们在学 习上下的功夫也越少。

到现在为止,书中所提到的研究,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我想知道,乐观的幻想是否也会妨碍年长的人达成目标。这次我又

回到了健康领域进行调查。髋关节炎是老年人的多发疾病,患者往 往疼痛难忍,需要通过置换手术进行治疗。即使平时四肢灵便的老 年人也可能得上这种疾病,随后他们的生活将大受影响,由此陷入 深深的绝望之中;而其术后的康复情况也因人而异,其影响因素有: 年龄、体重、术前关节状况、术前髋关节灵活程度等等。术后的几 周时间里,患者还得接受理疗(译注:即物理疗法,利用人工或自 然界物理因素作用于人体,使之产生有利的反应,达到预防和治疗 疾病目的的方法),并且在家中锻炼。一点一点地,他们得重新学 会各种日常动作:站立、行走、下楼梯、坐在椅子上、骑健身车、 从事日常杂务等等。要想尽快康复,关键是在术后尽可能地保持身 体活动,同时要避免运动过度,还得通过运动来减缓髋关节的张力。

我很好奇,乐观的幻想是否会影响患者在置换手术之后的康复 情况,于是就在德国一家医院找到 58 位患者,他们都是即将接受首 次手术。我针对他们对康复的期望,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如他们觉 得术后两周就能爬楼梯、拄着手杖走路的可能性有多少,3 个月过后 他们的髋部不再疼痛的可能性有多少。患者所给出的回答有两个根 据:一是他们基于以往疼痛和行动不便的程度所做出的估计,二是 医生基于以往观察的结果对他们的期望。我还要求他们想象一下自 己手术后的情景:从病房里醒来,去买报纸,跟朋友散步,在家里

做家务……

跟上一次研究一样,被测试者需要用数字来表示其想象的积极 和消极程度。手术过后两周时间,被测试者都还没有出院,我对他 们的康复情况进行了回访。在经过患者的允许之后,我联系了他们 的理疗师,并请他们按照从 1 到 5 的顺序评价一下患者髋关节的活 动程度(关节活动度向来被认为是衡量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后患者康 复情况的一个经典指标)。我还询问了理疗师,患者能够走上走下 的楼梯台阶数,以及与其他患者相比某位患者的康复情况如何。他 们的疼痛程度如何?他们的肌肉力量是怎样的?他们感觉自己的身 体状况如何?我之所以向理疗师询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会对患 者的康复情况给我一个客观而公正的回馈。这些医疗人士对我的研 究及假设毫不知情,他们所测的患者的关节活动度、上下楼梯的能 力等等,也只是他们的例行工作内容。

得到理疗师的反馈之后,我就对患者的幻想与其实际康复情况 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根据患者的体重、性别、术前关节的机能不 同进行了调整。可是,我再次得到相同的结论——乐观的幻想似乎 拖了他们的后腿,妨碍了他们目标的达成。在已经了解了康复所需 的各个步骤的前提下,患者对自己康复所抱的期望值越大,心思越 重(根据其理疗师的反馈),他们髋关节的活动程度就越好,能上

下的楼梯台阶数就越多,其总体康复情况也越好。而他们越是乐观 地认为康复是很快、很简单的一件事,他们的康复情况就越差。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研究结果已经逐渐累积起来了。我研 究了患有慢性肠胃疾病、哮喘、癌症的孩子;我研究了德国一些低 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在高中辍学,转而去了职业学校;我研究了 美国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她们正参加一个商业技术培训并期望 取得好成绩。在这些研究中,乐观的幻想要么是对他们毫无用处, 要么就是极大地妨碍了他们达成目标。无论从哪方面考虑,传统心 理学的观点、自助类文学作品中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积极思维(乐 观心态)并非总有裨益。是的,有时候它是有用的,但一旦这种思 维变得信马由缰、失去了控制(大多数积极思维都会有这种倾向), 那么,在长远来看,它就会妨碍人的进步。这么说的话,人其实是 在乐观幻想的同时原地踏步。

惨痛的代价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每次在听我的报 告会的时候,人们都会对我的研究结论大感惊讶,纷纷竖起耳朵,

满是怀疑地问道:“什么?!我一直以为积极思维是有好处的呢。” 然而,这些听众并未抓住研究结果的核心。保持动力和干劲的能力 只是一方面。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取决于他对世界做了什么。一旦沉 湎于乐观的幻想,这个人的行动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么做的代价 是惨痛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想象一下,如果前面研究调查中那些 超重的女士能够幻想少一点,减肥多一点,她们该是多么舒心;或者, 那些毕业生在找到称心的工作时会是多么激动;又或者,那些接受 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康复之后是多么安心呢。

2009 年全球经济衰退,过度乐观所要付出的代价终于引起了人 们的注意。现在,乐观心态的风险似乎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痛心的, 至少在社会层面上如此。这时,我又对乐观幻想的集体效应产生了 兴趣, 于是就跟同事 A• 帖木儿• 塞温瑟(A. Timur Sevincer) 使 用创新研究理论进行了数次研究。我们使用一个计算机程序,对从 2007 年次贷危机开始到 2009 年为止的《今日美国》(译注:USA

Today, 1982 年创刊,发行量位居全美大报前列)财经版上所有的 文章进行了搜索,找到了其中带有某些特定意义的词汇。一类是表 示未来、带有正效价(译注:效价是指个人对特定结果的情绪指向, 即对特定结果的爱好强度。效价有正负之分。如果个人喜欢其可得 的结果 , 则为正效价;如果个人漠视其结果,则为零值;如果不喜欢

其可得的结果,则为负效价)的词汇;一类是与过去有关、消极的

词汇。由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乐观指数”。然后,我们 用这个指数去进行统计分析,看看报纸财经版上的乐观心态与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波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你猜怎么着?我们发现二 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在某一周里,报纸上的报道越是乐观,随 后一周及一个月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会下跌得越厉害。

我们想看看这个研究结果是否可以复制,于是就用同样的方法 分析了 1933 年到 2009 年这 66 年时间里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在研 究中,我们尤其探究了就职演说中的乐观期望是否与“长期的经济 实绩”有所关联。结果,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清晰联系: 某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未来的期望越是乐观,其后的任期内国内的 GDP 就越低,失业率就越高(见图 1)。

总统就职演讲中的积极思维

-6 -4 -2 0 2 4 6

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标准分数)

图 1:某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未来的期望越是乐观,其后的任期内 国内经济实绩就越差。

要想彻底了解乐观幻想对企业绩效的妨碍程度是很难的,它所 造成的经济价值流失有多少也难以测算,因为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可谓凤毛麟角。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断出——幻想会令人付 出巨额代价。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有

一句名言:“毋庸置疑,少数思虑深远又意志坚定的人就能够改变 世界;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尽管如此,随便问一问经理 或管理人员,他们都会对此观点心存怀疑。虽然具体数字无法得知, 但据估计,每年至少有一半的企业改革胎死腹中。这个论调在企业 顾问及其他商业专家之间已广受认同,而他们认为造成企业改革失 利的罪魁祸首也是五花八门。在最近一次对企业高管的调查中,他 们列举了很多原因,如“缺乏清晰的时间安排和(或)可达成的目标, 以此来衡量取得的进展”“管理高层不愿承担义务”“缺乏沟通”“遭 到员工抵制”“资金不足”等等。创新计划似乎是尤其难以执行的《赫 芬顿邮报》(译注:The Huffington Post,是美国当今最具影响力新 闻博客网站,于 2005 年创办),曾发表了一篇日志,列举了多达 56 条造成企业改革失利的原因。

再以创业为例。一般认为,有一半多的新生企业撑不过 5 年时间。 那么,那些不计其数的、从未真正付诸实施的创意和想法都怎么了? 一位资深企业顾问曾说:“在我见过的那些人里,有些人觉得改革 本身是一件好事。不论是创新理念、新产品、新策略,都是很不错 的东西,而这些想法有时候变得太显而易见了,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做成。好像是一旦有了想法,就能成功了一样。”跟在个人生 活里一样,在工作上,“幻想”同样抹杀了我们行动的动力。

我们对幻想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尚无清晰把握,但我们知道, 如果身为一位政客,想要在经济上取得业绩,那么在你的就职演说 上就不要发表太多有关经济态势的乐观言论。如果你是新闻工作者 或分析人士,要想经济蓬勃发展,就不要公开表示对经济前景的心 满意足。如果你想在自身层面有所进展,如减肥、康复、求职、求 偶,在高枕无忧地做白日梦之前最好三思。若想保持干劲、达成目标, 不论是个人、大型企业、还是整个社会,乐观的幻想都不是明智之举。

我并不是说憧憬未来就意味着“注定”失败。我的研究结果所 展示的,只是统计学层面的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亦即取得进展 和原地踏步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可能性也是不可小觑的。根据我 20 年来在不同背景下、使用不同研究方法所做的多种重复研究,如 果大家沉湎于达成目标的美梦之中,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一只脚已经 迈进成功门槛的话,那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人生不是这样“运转”的。

Rethinking positive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