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技术和自恋移情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Kohut的整体技术策略是针对允许建立完全的自恋移情，特别是发展镜映移情，镜映移情映照着夸大自体的激活。他意指这种移情的发展使得曾经被遏制的正常过程得以完整发展，也就是理想的自体客体意象内化成为超我以及自恋从原始的形态成长为成熟自恋。Kohut建议：“在分析自恋人格发展受阻的阶段，如果理想化移情开始冒头，那么只有一种正确的分析态度，那就是：接纳病人的赞美”（1971，p.264）。Kohut还补充道：分析师
要解释病人对于表露自己自大本性的阻抗；他要让病人明白，他的自大和爱出风头不仅曾经在恰当的阶段扮演了恰当的角色，而且即就是现在，他们也应该被允许进入到意识中来。无论如何，对于一个长程的分析，分析师强调病人的夸大幻想是非理性的，或者强调出于现实的考虑病人要控制他自我炫耀的需要，这些几乎总是有害的。病人婴儿般的自我夸大及自我炫耀其实会悄悄的自然而然的整合进现实性（尽管很慢），如果病人能够，在镜映移情中分析师共情式的理解的帮助下，保持夸大自体的积极性并能够把夸大自体的需要展现在自我面前。（1971.p.272）
Kohut承认，“乍一听，我似乎可能会说，对于这种情况的病人，分析师要放任病人的移情愿望，特别是对于那些由于妈妈陷入抑郁而没有得到必需的情感回应或者赞赏的病人，分析师必须现在提供给她，为她提供“矫正性情感体验””（p.290）。Kohut并不赞成这种理解，他接着说道，“尽管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例如，为了确保与病人自我的某部分合作），对于这种情况的病人，分析师可能暂时不得不提供所谓的不情愿的满足病人的童年愿望，但是分析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放任而是理解掌握，基于洞察之上，得益于设置保证的可忍受的分析式节制。”（p.291）。
谈及他的方法产生的效果时，他说，“对于自恋人格的精神分析式的治疗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效果都在自恋研究领域，已取得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了最有意义的、决定性的临床效果”（p.298）。他认为病人爱客体的能力不断增加扩展是“最突出的非典型性改变”（p.296），还说“随着分析的进行，病人客体本能投注的有效性不断增加，并不能说明发生了这样的转变：被鼓动的自体恋转变成了客体恋，而是更应归因于之前压抑的客体力比多的释放；也就是说那是对一个主要患有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病人的继发心理病（即移情神经症）部分治疗成功的效果。”（pp.296-7）。
在我看来，kohut的方法忽略了自恋和与客体相关的冲突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自恋人格病人的病理中围绕着攻击性的冲突的关键本质。当然，我肯定同意，说，要允许移情充分发展，不要过早的解释移情，这一点很重要，并且，考虑到病人夸大自体的不恰当本质，分析师需要—对所有的分析案例都一样—避免任何说教的态度，Kohut的方法可能，虽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培养了某种干扰因素，由于充分的发展了负性移情方面，而维持了病人对自己嫉羡和暴怒的潜意识恐惧，这样一来，就阻碍了病态夸大自体的修通。Kohut暗示说，镜映移情，反映了夸大自体的激活，在分析中必须容忍，并允许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如果不这样，自恋式的夸大性就会被隐秘的驱动。在我看来，站在基本中立的立场上，对病人夸大性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更能充分激活自恋移情。

我同意Kohut的观点，自恋人格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核心是激活夸大自体，要帮助病人在一个中立的分析情境中获得对其夸大自体的全面认识，但是，我认为，那种仅仅站在力比多冲突的角度，完全排外的聚焦于自恋阻抗，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些案例中病人攻击性的发展过程，会干扰对夸大自体的防御功能的系统性解释。在我看来，无论是原始的理想化还是对分析师的全能控制都需要被系统的解释；病人需要意识到，当然要在一个无指责的氛围中，是他自己需要贬低和蔑视作为独立客体的分析师，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潜藏的口欲期愤怒和嫉羡再次被激活以及害怕咨询师会因此报复的恐惧感再次浮现。害怕分析师会报复（这是把施虐反应投射给了分析师，这种投射是被来自于分析师的真实的或者幻想的挫折所激起的），害怕内疚感（因为病人把分析师作为原始的喂养客体来攻击），是最主要的动机，正是为了对抗它们才产生自恋阻抗。这些要先被探索及被系统性解释，在自恋移情转变成移情神经症所特有的普通移情范式之前。病人努力想要抓住他的夸大自体，避免承认分析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有这些都一再揭示出他对强烈的嫉羡的防御，对与令人憎恨的、施虐性的感受中的母亲意象之间令人害怕的关系的防御，以及对在一个缺乏个人意义的世界里可怕的空虚孤独感的防御。
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定期浮现的是：意识层面回忆或者从新发现来自父母亲的“失望”，而背后其实是对父母意象及真实父母形象的贬低，这样的情况在过往的岁月中经常出现，目的是要避免与父母之间潜在的冲突。病人对分析师的失望不止揭示出移情中幻想或者真实的挫败感，同样也揭示出对移情客体戏剧性的完全的贬低，且仅仅出于非常微不足道的原因，因此，也揭示出其对客体的攻击性强烈的、压倒一切的本质。因为受到挫折而产生的直接的暴怒尽管是一种过于强烈的反应，但却是非常正常的。另外，“要么你成为我想要的样子，要么你不要再存在”的含义同样是潜意识里对客体全能控制的需要的见诸行动，反映了对攻击性的防御。在这些案例中，“失望的反应”既反映出与攻击性相关的冲突也反映出力比多的挣扎，并且，直接反映了病人为了防止激活口欲期攻击性冲突而做的努力。换句话说，自恋阻抗首先激活了过去的防御，不愿与父母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然后才重现了真实的与父母过去的关系。对于很多边缘情况的病人，他们的父母的确，真的，曾让病人非常失望，但所使用的方法及所涉及的方面，自恋性病人常常毫无觉察，直到治疗的后期才变得清晰。简言之，对治疗师的失望和不现实的理想化掩盖了病人拒绝承认分析师是一个独立客体的真相，掩盖了自恋性撤回的复杂动机，在分析中要仔细审查潜藏的蔑视和贬低。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对比于其他病理人格中的婴儿般的自恋反应，分析中要求的技术非常的不同。
针对这些病人，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是要聚焦于病人剩余的爱的能力以及客体投注的能力，聚焦于病人在现实层面对分析师所做的努力的欣赏，以期帮助病人不要误解，以为聚焦于负性移情就是分析师确信病人是“全坏的”。简言之，分析师既要聚焦于正性移情也要聚焦于负性移情。关于这一点，Kohut曾引用我的说法：自我的扭曲“暂时的，需要做一点教育的工作”（1971，p179），这是他误解了我的观点。分析师当然要避免做教育工作或者站在道德立场，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析自恋防御的动机，包括激活夸大自体的动机。为什么病人不能忍受或直面被憎恨及嫉羡的情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这样的情感会摧毁分析师，摧毁他们与分析师建立好关系的希望，粉碎他们会得到帮助的希望。在更深的层面，病人害怕他们的攻击性不止会摧毁潜在的爱与给予的客体，还会摧毁他们自己给予和接受爱的能力。自恋的病人也尝试着，通过否认他们与分析师的真实的情感上的联系，去否认他们的破坏性带来的危险，去保护他们“还可以从头再来”的幻想。这一点在某些具有混乱而自恋的性行为的病人身上可观察到，对他们来说，混乱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与新客体的更好的关系保留着希望，保护病人的性冲动客体不被毁坏。常常会出现，忽略了去解释移情的负性方面会增强病人对自己攻击性及破坏性的恐惧，激活自恋性阻抗的需要也会被增强。简言之，最好的解决自恋阻抗的技术是系统的解释移情的正性及负性方面，而不是仅仅只聚焦于力比多元素，或者错误的认为解释潜在的负性阻抗就只是仅仅聚焦于攻击性。

必须要牢牢记住的是，除非是极端严重的自恋性人格，病人都会维持某些正常的自我功能，自我概念的某些现实层面也会持续存在，与夸大自体相伴而生。当然，这些组成了治疗联盟得以建立的基础，病人因此才具有相关的能力去真正的倾听分析师，认同分析师，从心理学角度去思考自己。注意病人是倾向于分裂还是倾向于贬低他自己的这些功能，可以诊断出其正常的自我部分，继而保留下来并得以扩展。我们不妨这样说，与分析师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并得到分析师的帮助，这样现实的愿望，是病人恢复正常的婴儿般的及成熟的依赖及自我评价的开端。据此来看，自恋阻抗既阻止病人全面认识到潜藏的暴怒和蔑视，同时也服务于保留与分析师好的关系，对自恋阻抗的这个双重功能给予解释可以很大程度帮助病人面对他自己分裂的贬低和嫉羡。简言之，非批评的解释移情的负性方面可以帮助病人减轻对自己破坏性的害怕及对自己好的方面的怀疑。
然而，也有一些案例，自恋阻抗无法修通，长时间陷入僵局后，病人宁愿结束治疗，或者分析师感到他无法再继续帮助病人。针对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转而进行更支持性的方法，kohut的方法中暗含着（当然不是有意为之）这种意味，可能会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于一些社会适应相当好的病人，他因为某种症状来咨询，在分析的过程中虽然根本性的自恋阻抗没有修通但症状慢慢好转。对于某些病人，继发获益，特别是非常重要的与他病理性人格结构相关的自恋性满足，会抗拒分析工作痛苦的本质。也有一些有着强烈的负性治疗反应病人，他们只能接受某些方面的改善，同时还要以打败治疗师为交换条件，出于要带来更进一步的改变的目的。对于很多这类情况的病人，治疗或许在某一时刻应该转向更支持性的忍耐自恋症状群的技术，同时准备着结束治疗。
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所带来的改变与病理性自恋被系统的修通而后所带来的改变完全不同。病理性自恋没有被修通时，分析师转向更支持性的方法，病人的社会功能通常都会发生显著改变，他能更好的理解别人怎么了和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这可以改善病人与他人及与自己的关系。病人的雄心变的更有现实感，实现抱负的方法与他整个的生活状况及目标之间更协调，并且对厌倦及坐立不安的情绪的忍耐度也通常会增强，这些情绪是自恋人格的典型特征。然而，通常仍然存在对他人深度共情能力的缺失，以及充分发展出亲密关系的能力的缺失。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往往揭示出对某种特别兴趣的追求或者非常小范围的个人投入，不管是从事商业活动，进行专业研究，学习，嗜好还是收藏，病人能够从中获得掌控感和优越感，同时把自己同更广阔的领域隔离开来，而他的特殊兴趣是这个更广阔的领域的一部分。
有一点很不寻常，那就是功能非常不良，低到边缘水平的自恋人格病人，经历过支持性的治疗，可能会呈现出较高水平的改善，与那些原本功能较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及更有雄心的病人相比的话。边缘水平的自恋人格病人身上能观察到的持续的空虚感、兴趣和雄心“燃烧殆尽”的感觉让他们更愿意满足于相当传统的、常常是过于传统的方式方法，取代他们旧有的野心和浮华，满意于拥有他们的生活，并需要即刻的稳定感和掌控感。相比之下，天分高、聪明的自恋人格病人，如果经历了精神分析治疗却没有化解他们的自恋人格结构，会倾向于体验到更多的对他们自己及生活的失望。他们感觉到，既然不再能够紧紧抓住他们旧有的夸大，那么他们无法接受普通生活原本“平庸的”本质（或许来自于病人早年生活中自己的平庸无法被重要客体接受—译者按）。
观察之前的多位精神分析候选人（有的已结业有的还没有），他们都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但治疗并没有系统的分析和解决其自恋阻抗（通常是因为对负性移情状况缺乏全面的探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说明这一发展情形。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特别的发现，那就是多种特征的一个复合图：伴随着与病人们进行的密集的心理治疗工作的是逐渐浮现的失望，一想起要累月甚而累年与一个病人进行高密度的治疗就产生厌倦感，并且，会从理论上批评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来合理化临床工作中兴趣的丧失。这些前候选人—或者分析师—常常热衷于探索新的治疗方法，特别是那些承诺能够做到使情感反应或者退行立即被激活的方法。对于那些允许本质上未分化的“即刻亲密行为”的方法，他们会感觉到更舒适，而不喜欢漫长而复杂的建立深层次人际关系的过程。具有这组人格特质且聪明而富有天分的治疗师可能会在治疗中对“小而复杂的问题”非常敏感，但却忽略了另外一组情感，这组情感表达了他们和病人之间正在发生着什么。观察自恋人格的病人，当他们的自恋阻抗没有得到系统的修通时，看他们在后分析阶段是如何继续理想化一阵子分析师，然后慢慢转向基本上漠不关心，会非常的有意思。当他们回顾整个分析，他们给出的评价是，这是一段非常有帮助的经历，但关于他们自己，他们并没有没有真正获得什么新的认识。

下面这个例子用于说明病人希望提前终止治疗的压力以及随后的治疗转向更为支持的方法。病人是个商人，40多岁，有着典型的自恋人格结构，为同性恋的问题而来。经过一段长达4年的精神分析之后，他的改善面扩大到同性恋的冲动及见诸行动消失了，他对家庭生活以及工作的基本适应能力显著改善。他觉得他完成了他之所以寻求治疗的主要目标，对他目前的生活满意，尽管厌烦的感觉持续存在，仍然难以共情他人，他对自己在照顾他人这方面的不足之处有了认识。与嫉羡有关的长期的冲突也得到缓解，部分缘于他想要获得财富和名声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过了很长时期，在这期间，面对我给出解释的努力，他坚持说他已经从精神分析中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最后，我们达成一致，开始考虑结束治疗。治疗结束前6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治疗结束的日期已经定了下来，他最主要的恐惧是我会因为这个决定而生气和失望，更深层面，他觉得结束代表着从一个完美的、从未被满足的分析师妈妈身边逃离。这时候，我集中关注病人害怕被我拒绝的恐惧，而没有坚持之前的分析深层冲突（主要是他的精神病性的恐惧，认为我是施虐的、压制的原始妈妈，会攻击他、背叛他）的尝试。然而，我的确向他指明了他的恐惧：我认为他在施虐性的压制来自我的分析工作，他在把他之前经验到的对我的某种疑心归属与我。我也和他一起探索了他的恐惧：如果他够不上某种完美的标准，我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有自己的权力的人来接受，这反映了他把自己非常不现实的追求完美的愿望投射在了我身上，这一点我们之前曾经探索过。在这个过程中，病人把我经验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人，会当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权力的人来接纳他，这提供给了他一个支持的源泉，帮助他调整他自己的自恋性愿望，他与自己及家人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在已经过去的分析中，这个病人没有体验到被充分发展的哀悼过程，我从数年后的跟踪消息得知，治疗结束后，这个病人也没有体验到这样的哀悼期。多年以后，大体上，他的症状一直在持续缓解，他逐渐接受了他内在情感生活的局限性。简言之，这个案例说明了作为治疗结束过程一部分的对自恋阻抗的保护，在病理性自恋没办法完全解决的时候，可以怎样帮到病人。
然而，只要有可能，还是应该试着解决这种严重的心理疾病，以期获得病人与自己及他人的内在关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简言之，从病态的自恋和与客体的关系转变成正常的自恋和与客体的关系。
下面的几个小片段用来说明自恋阻抗的各种特征。

片段1
  一个病人，男性，当得知我将不能在那一周的后半程他预约好的时间段见他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生气，接下来的一小时，他感到被疏远、空虚，他企图逃离，脑袋中单调的重复着一些不连续的想法。探索他的生气，发现对于突然得到这个通知，他感到震惊，对于事情并没有按照他所想的那样在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几周前我已让他知道我可能不能在那个时间段见他，或者我的秘书告诉他一些无法预料的进展，例如，我生病了）下进行的事实，他也感到震惊。这个病人对周末的分离显得毫无反应，假期过后治疗继续，就好像上一次治疗昨天才发生。我们稍微深入的探讨了他对在我这里受到的镜映挫折而感到生气的反应，以及当他感觉到我行为稳定，完全可预测时（例如，我的评论会证实他的观察时，这样，我将不多不少刚刚好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东西显示给他看），他倾向于完全把我忘掉（以及他的幻想：在两次治疗之间的时间里，我竟然不存在）。在这次治疗中，他关于自己生气的联想引出幻想：我的一个小孩一定是生病了，我取消预约是因为我想陪着这个孩子。接着，他呈现出的幻想是，我的孩子们特别聪明且引人注目，并推测我是怎么与我的家人一起度过我的休闲时光的。在这一系列联想的过程中，可以逐渐清晰的看到，他把我看作是他潜在的爱和关心的源泉，我故意压制自己对他的爱和关心，反而把爱与关心给了我的小孩，他非常嫉妒我的小孩们。此时，他变得悲伤，评论道，我应该更爱我的小孩，而不是一个索求无度、自我中心的像他这样的人，这一点很可以理解的。接着，他的反应突然改变，他对我感到厌烦，觉得掉到我所设的陷阱里了。在那个时刻，他觉得我索求无度、自私，要求他在我方便的时间来，取消掉他的预约时一点都不考虑他的需要。他感到我让他思考他的动机是典型的分析师式的操控，因为错误明显在我。接着他的联想集中于我的人格特征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似乎向他证实我是一个自我中心、喜欢操控别人的人，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关心他，他觉得，我为了不更改自己的日程表，就简单随便的取消他的治疗时间。
我想强调的是病人与我的情感连接的转变的突然性：对比于一贯的、数小时的“平静的”自恋性控制，他表现出很短时间里强烈变化的情感反应。他的反应说明自恋防御被启用了，为了防御被虚伪的妈妈拒绝的感受，防御内疚感和无价值感，因为他是这样看他自己对她的极度需要的。他的反应也说明了他把自己的需求和自我中心投射给了她，在移情中对他的母亲意象再次感到失望和贬低，这样，重新恢复自恋平衡。在这个案例中，的确有大量证据证明他的母亲非常的自我中心，长期倾向于通过内疚感来操纵他；但是他的被遗弃感和无价值感对他来说难以承受，因为，由于对母亲生气而产生的内疚感，以及他把自己的生气、报复的感受投射给她，被遗弃感和无价值感变得更糟糕了。
在这个案例中，悲伤的感觉反映出他短暂的认识到他对我的生气及苛求的行为，这些最终都是对他母亲的。然而，这悲伤之中也包含这样一种认识，即，不管他从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我还是那个可以给他爱与关心的人。同样令他感到悲伤的是，他不能用爱的方式回应我，即回应他的母亲意象。我向病人指出，他之所以感到如此难以忍受他的生气及孤独感，以及如此渴望与分析师（母亲）建立好的关系，有一个原因是他对自己的坏感到绝望，就好像他的攻击性的幻想和情感会削弱或者摧毁他期待爱的关系的权力，以及他对自己能够给予的能力的信任。再次强调，同时系统的解释被病理性自恋所防御的正负两方面移情反应，会帮助整合爱与恨，最终，整合矛盾的自体客体意象，这些意象作为病人原始自我组织的一部分，是分裂的。

片段2
  病人是一位20多岁的大学生，因为我要离开一周而暴怒，极其愤怒的表达了对我的麻木不仁及对她漠不关心的失望。她威胁说要结束治疗，并要我为离开期间她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我向她解释，她对我的离开很愤怒，以及她把愤怒投射给我，这样，我的离开就有了危险、施虐的性质。我还向她指出，因为他对我非常生气，所以她不但完全取消了我作为专职治疗师的资格，而且，简直是撕裂了我在她内心的意向，以至于在她的内心除了毫无希望的空虚之外什么也没留下，并且我的离开变得更糟糕了。早些时候的治疗中，她曾经表达过自己的幻想：我将离开，参加一场专业性质的旅行，向别人吹嘘我对病人的治疗很成功，她想象我的旅行是一场接一场的盛宴，以我宣扬自己的荣耀开始，接着是一个盛大的、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晚宴派对，派对上有一些通常仅供少数精英享用的食物，而我在贪婪的狼吞虎咽的吃着这些食物。病人在强烈愤怒的间隙表达了这些幻想，间或夹杂着倨傲而平静的阶段，在这些阶段，病人表现的完全的漠不关心以及厌倦。现在，我提醒她注意这些幻想，暗示她，她强烈的愤怒有一个作用就是抹掉我这个她无尽嫉羡的源泉。这时候，尽管她还是很生气，但是某种程度上思考的多了一些，她惊觉她真正嫉妒我的是：我能够对自己感到满意，我不在内疚感的压力下崩溃，这些内疚感是她试图在我身上激起的，而且我能够忍受内疚感而不至丧失掉判断力，能够去做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是这个病人，另一次，在又一次想结束治疗时说：尽管她知道她真的需要继续治疗，但是想要从我这里剥夺治疗的成功这个想法大有意义，可以让生活更富于乐趣，而不是继续治疗。
片段3
另一个病人，经过数月的治疗，浮在表面的东西眼看就要被揭开，不断显示出征兆：他需要让自己安心，不会有无情的嫉妒。这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他无休止的拿别人的成就和自己的进行比较，确保他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更有成就，以此来获得无尽的满足感。他会计算朋友收入水平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住房面积和屋主年龄之间的关系，比较其他同事和他在相同的年纪获得的职业荣誉和发表作品的数量，等等。尽管在理智上，他能够推想或许他对我完全的漠不关心可能与害怕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反应有关（即也和我进行比较），并且，他的优越感，可能会挑起我的嫉妒与仇恨，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些终于变成情感现实。曾有一度，他能够面对一个羞耻的、痛苦的认识，即，真实的感受到他需要我，正是因为这份深深的需要，激起了他对我的嫉妒。如果我真的善解人意的提供给他所缺乏的，那么，每这么做一次都会制造一大堆的嫉妒。

片段4
还有一个病人，是一个30多岁的企业主，来做分析，期待自己能够“被洗脑”，然后可以进入到一种对自己满意的状态，还希望能够被灌输清晰的价值体系和原则，用于指导他的生活，以期替代他长期以来的不确定感、无价值感，以及觉得自己是个“假人”的感觉。他对宗教的幻想已经破灭，不管前些年他怎么努力想要通过宗教契约来得到神力帮助，并且，他十分清楚，他现在的努力是企图用精神分析替代曾经对宗教的追随。在分析的早期，他视我为精神分析界一个严厉的、教条主义的但是强有说服力的高级牧师，一种矛盾的理想化，其结果是一个保护性的结构，防御他把我想象成一个伪君子，进行一些空洞的仪式，因为这些仪式可以填充钱袋子—简言之，一个“假人”，就像病人看他自己的方式。令他非常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只能用三种方式来感知我：要么我是有说服力的、教条的、武断的“洗脑者”，会虐待性的强迫他服从精神分析的教条；要么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操纵者，会在经济上剥削他；要么，更糟糕，是一个无能的傻瓜，相信像精神分析这样骗人的方法和理论。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让病人认识到：这三种选择排除了另外的可能性，即，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可能能够提供一些真实且具体的东西，我的坚信不疑可能反应了我对此事实的认识。这个病人坚持要寻求精神分析能提供的可帮助获得幸福的“有魔力”的工具，而不愿意与分析师合作进行一些现实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害怕自己的嫉妒冲动。
曾有一度，他认识到：他经常会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快速的扫视一遍我的办公室，确保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后来才明白，他害怕如果我的书桌上出现了新的东西，书或者文件，那就意味着我又有了新的收获或者做出了新的贡献，如果他让自己相信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会让他心烦意乱，他会长舒一口气。他也认识到，有时他真的发现我的办公室添了新东西，他的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侵入性的想法：我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嫉妒贪婪的，我新占有的东西确切印证了我属于空虚、饥饿、善于攫取的人种。病人非常害怕探索这些关于我的幻想，害怕我的自尊会在这样“恶毒”的攻击下崩溃，以至于他将无法再从分析中获得帮助和解脱。系统的解释病人对自己攻击性的恐惧，同时含蓄的确认病人想要在移情中继续维持我是一个未受伤害的、潜在的会提供帮助的人的愿望也是他全部反应的一部分，允许逐渐揭开那些围绕着贬低、贪婪以及恨意的冲突，自恋性防御正是为了抵御这些内容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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