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不同情绪状态对其智力操作的影响(三)
──幼儿怒情绪对认知操作的影响
四、讨论
（一）关于怒情绪对认知操作的影响
1．在本实验条件下，将引发怒情绪划分为爆发怒与潜在怒两种不同状态的做法，经统计处理后得到了支持。但这仅是一个初步的结果，而且未见前人有作如此划分的。因此应当而且值得作进一步的更为精细、更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比如，应当用不同的引发怒的方法，对不同年龄的被试采取不同的作业，对所得结果进行比较；在测验之前对被试进行气质类型的分类筛选。尤其应当做的是增加记录生理指标以鉴别在两种怒形式下的生理唤醒水平，这将得到对本实验结果分析（见下文）的重要佐证。
图2 爆发怒不同情绪状态下的操作效果比较
2．本实验结果表明，爆发怒与潜在怒对认知操作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别。这意味着当怒情绪进行着不同的操作时，其对脑和行为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爆发怒、潜在怒组同对照组分别比较的结果，提示爆发怒的功能比潜在怒更接近于常态，爆发怒比潜在怒对认知活动更少负面干扰作用。现在让我们把这一结果同我们以前做的“痛苦―愉快”实验相比较。仅从操作的总体结果看，爆发怒的操作效果更接近于愉快情况下的操作效果（39．5与35．6），潜在怒则更接近于痛苦情况（51．9*与55．4）。而爆发怒同痛苦，潜在怒同愉快则分别呈现显著差异（见图2）。表明爆发怒的性质不同于一般负性情绪，它同愉快状态和常态有着十分近似的非负性效应；潜在怒同痛苦状态相似，对认知操作的影响则明显呈负性。
上述两种怒状态的功能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爆发怒被试以出声大哭的方式释放出积聚的心理能量，为当时的情绪转换提供了可能。这样在刺激因素撤除之后，负性情绪随之很快消释，不致不利于此后的作业活动。而潜在怒被试的怒情绪始终未得到释放，被试的怒意和不满仍在持续，这些负性情绪因素在操作中仍发挥着负面作用，这就干扰和延缓了认知操作。
导致怒情绪反应为爆发怒和潜在怒两种形式的原因，我们认为，并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怒情绪，而是存在着怒情绪的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而导致不同操作方式的可料想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儿童气质类型不同所造成的。这将作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3．对被试操作策略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直接抓取和被动注视两项上，爆发怒组同潜在怒组之间呈显著差异，而在迂回获取项上两组无显著差异。表明爆发怒和潜在怒对作业影响的差异主要在于策略选择而不在迂回操作这个环节上。这就是说，两组被试由迂回操作活动达到成功的效率是一样的；两组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爆发怒被试比潜在怒被试选择有效策略快，被动注视少，探索性强。潜在怒被试比爆发怒被试表现更多的直接抓取和被动注视等简单化行为，前者对取得玩具的目的与获得的手段之间不能作有效的比较，不能尽快地选择出有效的策略以达到目的，体现出负性情绪下思维的呆板性和狭窄性。然而潜在怒被试对有效策略（迂回获取）的执行效率（达到目的所用时间）并不低于爆发怒组，则可能是由于本实验所采用的迂回作业对任何组的被试来说，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过程的尝试―错误概率掩盖了在这一具体情况下不同情绪状态的作用。
（二）关于怒强度与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
1．同“痛苦―愉快”实验结果相比较，怒情绪同操作效果之间所呈现的曲线形式更接近于愉快情况下的曲线相关，而不同于痛苦情况下的直线相关。几种情绪的相关比结果和曲线图形均说明这一问题（见表4和图3、4）。在怒情绪时间短于10秒，其自然对数值小于2．0的情况下，由于被试数目太少，我们认为不能代表情绪延续时间与操作效果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时间长于10秒的情况下，情绪延续时间与操作效果呈明显的U字形模式。这虽然与愉快情况下得到的曲线相类似，但它所代表的意义与愉快不同。在怒情绪条件下，曲线左端表示的较差操作效果是由于怒唤醒在内部聚集，而在外显行为上较少情绪反应所导致。而在愉快条件下，在图形左端呈示的较差操作效果是由于低唤醒水平所引起的。图形中间部分表明中等强度同愉快一样有相对较好的操作效果。随曲线向右端移动，怒唤醒提高而操作效果下降。
表4 怒、痛苦、愉快延续时间与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比
图3愉快强度与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比曲线
图4痛苦强度与操作效果之间的相关比曲线
在本实验条件下，显示在图形上，最佳操作范围在怒强度为3．3～4．5（自然对数值），也就是在180秒总引发时间之内的30～90秒（17%～50%）。在此范围内的26名被试中，20名为爆发怒被试，6名为潜在怒被试。图形左端12名被试中，2名为爆发怒被试，10名为潜在怒被试；而图形右端9名被试中，8名爆发怒被试，1名潜在怒被试（见表5）。这一分布图景清楚地表明了两种不同怒状态的不同效应，而爆发怒被试具有明显优越的操作效果。
表5 爆发怒和潜在怒被试在图形上的分布
图5 度量的不同数学模型
应当指出,曲线右端同愉快的图形一样,上翘的程度并不太高。而我们设想怒曲线模式应当呈J字形。导致上述结果的很可能是由于在实验室条件下，引发愉快和愤怒的强度均不可能太高。尤其对怒被试来说，过于强烈的爆发怒引起的超高激活状态，使他们不能进行和完成操作。在本实验中有近四分之一的被试由于引起了超强怒唤醒，他们的情绪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转换，从而不能进行操作，以至未得到他们的数据。这可能是图形右端上翘不高的原因。
2．关于相关比的度量，这次采用了对情绪延续时间取自然对数值来度量情绪强度的度量方法。鉴于对数的性质为表示一种减速增加的模式，我们认为这一模式可能更符合于呈示情绪延续时间同情绪增长变化之间的关系。这种设想是基于：若按照一般数学运算，将导致一个随情绪延续时间的增长而强度线性变化的模型。然而情绪强度随时间的延续而无限制地线性增长的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鉴于此，我们在本实验中改变了以前采用的情绪强度随情绪延续时间线性增长的计算方法（如图2中L1)。而实际上，当我们以直线数学模型度量情绪强度同操作效果之间关系所得到的回归线相关比非常小（η=0．24，r=-0．02），像是一个随机点图的结果。这次我们采用了一条减速的、可用对数呈示的曲线（如图2中L2），求得了情绪强度同操作效果之间的高曲线相关和低直线相关（η=0．50，r=-0．19）。我们对此的看法是，假如在怒情绪强度和操作效果之间确实蕴涵着内在数学相关性，那么只要度量合理就能揭示其真实的相关。而我们所得结果证明了采用对数的度量方法在本实验中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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