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除非精神分析被視為一個封閉的系統，無法延展、修正或發展，否則其臨床工作者不得不承認現有的精神分析理論無法清楚說明一些新現象，並嘗試為這些新發現提出新的假設。」（King, 1981）這段話引出了一些問題：要如何評估這些新理論？這些新知識又該在何時納入精神分析的知識體系中，繼續傳授給下一代？
1940到1946年間，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為了梅蘭妮‧克萊恩根據個人臨床發現所發展出的理論與研究，面臨了這個難題。究竟克萊恩的學說是否延續佛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說的主軸？抑或克萊恩的貢獻係根植於完全不同的假設基礎，導致她和先前的Carl Jung一樣偏離了佛洛伊德的基本前提，創建了另一支精神分析學派？
精神分析師們像其他學者一樣，必須面對如何將新的發現與新的理論納入對於知識主體的理解、並達成共識？舉凡科學、醫學、社會學、文學，甚至史學等任何學習領域，若想發展其知識領域，並鼓勵該領域的研究與學術發展，這個問題將無可避免。Riccardo Steiner曾經在一篇關於《論戰》的文章中討論過這樣的困難，他使用更巨觀的研究框架，將精神分析論戰與學術史上的「革命」相提並論（Steiner, 1985）。
科學、哲學、政治思想或對任何一門學科發展所進行的研究都有充分的證據指出：當學者對於他們所觀察的現象抱持不同觀點或在解釋上有所分歧時、在新發現可能顛覆既有的權威或面臨任何與接納新思想有關的議題時，這些激烈的爭論都會不斷出現。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新的思想都可能被視為意圖奪取原先的專業、摧毀過去所建立的知識，並對於已被認可的假設造成威脅。這種改革與抗拒的歷程將無可避免地與個人利益的興衰、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和種種人性深處的心理因素有著緊密關聯。
企圖解決任何專業的一些基本爭議，而導致悲慘的人際鬥爭、號召擁護者來對抗反對陣營，以及造成因議題所導致的個人的不愉快等等例子屢見不鮮，儘管如此，過濾、整合或屏棄新想法、和新發現仍會持續下去。就我個人知識所及，沒有任何報告詳載這些討論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此也無法研究這些專業困境是如何解決的；使用了何種解決方法；有哪些陷阱或陰謀；而使我們得以從研究這些爭議中學習當時在這過程中的心理與社會壓力，以及這些壓力造就了有益或有害的結果。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在面對可能改變或調整他們先前所持觀點的議題時，會這麼不愉快，甚至惡劣？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係因對他們而言，專業技能和自尊早已與個人的智識（學術）成就密不可分，一旦這些賴以為生的假設遭到攻訐或批評，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人身攻擊。對於精神分析師而言，這樣的情況會更加明顯，因為分析師必須深層地運用他們的心靈，以便從事這有創意的工作。在此脈絡下，他們所用的理論與概念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分析師對於這些理論貫注了強烈的情緒及非理性和潛意識的假設，並以此整頓他們所面對的現象，並賦予意義。
在本書中，我們將主要取自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檔案（Archives）的逐字稿、紀錄及其他資料集結起來。決定舉辦關於爭議議題的討論時，學會的執行祕書──Sylvia Payne帶來一位速記員將討論內容記錄下來，提供給那些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而無法出席的人。從這些來源所蒐集的資料巨細靡遺地描繪了上述的問題與困難，我們主要希望將這些資料提供給想完整了解整個學術與制度改變過程的研究者。
這份資料所涵蓋的詳細討論與事件，僅包含二次大戰時期的四年間所發生的事。我們希望提供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一份歷史切片，用顯微鏡詳細檢視。過了五十年，讀者有機會藉此同理當時各個講者，並嘗試了解與評估當時所討論的議題與意見的分歧，時至今日，許多議題仍和當年一樣與分析師有著切身的關聯。為了忠實呈現當時事件與爭論的樣貌，我們盡可能將這些資料以時間順序排列，使讀者能夠想像自己處在當時參與者的情境中，就如同分析師在與病人工作的情境一樣。分析師以及他╱她的病患不會知道治療的結果，當時的主要參與者也無法得知事件會如何演變。
讀者將遇見各個事件過程中的主角，並從其論文和回應中了解他們。本書並不試圖刪去充滿憤怒、令人難受與歧視性的言論。之前已經提過，就像許多這類型的學術論戰一樣，單刀直入的辯論可能帶有許多人身攻擊與情緒化的色彩。但我們認為讀者將看到這整個討論最後對所爭議的議題有著非常奇妙、透徹且嚴謹的探討。主要參與者的背景與經歷，記載在本文之前的簡短傳記中。為了學術目的，讀者若能了解本論戰中的主要陣營與成員，或許能對了解整個爭議有所幫助。反對陣營包括安娜‧佛洛伊德本人，以及Edward Glover、Melitta and Walter Schmideberg、Willi and Hedwig Hoffer、Barbara Low、Dorothy Burlingham、Barbara Lantos與Kate Friedlander。擁護梅蘭妮‧克萊恩新思想的一方，包括Susan Isaacs、Joan Riviere、Paula Heimann、Donald Winnicott及John Rickman。處在中間陣營的參與者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觀點，他們希望雙方能達成某種妥協、持續對話，並找到雙方的共同點。這些中立人士包括Ernest Jones、Sylvia Payne、Ella Sharpe、Marjorie Brierley、William Gillespie、John Bowlby、James Strachey、Michael Balint及Adrian and Karin Stephen。
無法完全以發展順序記載整個事件的困難之一，在於自1942年的初次會議後，一些學術差異解決方案或改變組織的討論，重疊地出現在不同公開討論會中。我們盡可能採用時間軸方式，將這些論戰依不同時期劃分為五個階段。但是，我們會在必要時插入一些摘錄或引證資料，以串起這些不連貫的事件片段。
第一部分第一章由Pearl King敘述發生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的背景與發展，接著是五次非常行政會議的逐字記錄。這些會議一開始由四位會員連署發起，但後來許多會員提交解決方案做為討論議題。這些會議於1942年的2月至6月間舉行。第一部分同時包含與會議議題有關的資訊，並且探討如何進行這些學術差異的討論。
第二部分由Riccardo Steiner所撰寫的評論拉開序幕，這評論包括了從1943年1月至5月，圍繞著Susan Isaacs的論文〈幻想的本能與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所進行的前五場學術爭議討論會。雖然Paula Heimann的文章〈早期發展中內攝與投射的一些面向〉（Some Aspects of th Role of Introjection and Projection in Early Development）在1943年6月就已經開始傳閱，但直到10月和11月才被討論。7月時，有一項關於學會未來的專業關係與活動的重要政策討論，由今觀之，這次政策討論形成的決議對後來的論戰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關於這場會議的逐字記錄詳見第二部分第八章。
第三部分包含一些論文與備忘錄，內容主要在於探索這些學術差異對訓練準分析師與選擇訓練分析師（training analysts）所造成的影響。文章涵蓋的時期從1943年9月開始到1944年3月。雖然這部分所涵蓋的資訊並未對教育訓練委員會的會員公開（除了對會員的最後報告之外），但是這些討論大綱及一些會員似乎已經促成的決議，無疑地對委員會某些會員的行為產生了影響，而且其他成員一定已經感覺到了。這些討論特別影響到第四部分學術討論會的出席與討論議題。
第四部分包括了最後三次學術爭議討論會，期間從1944年2月到5月。第八次學術會議討論Susan Isaacs與Paula Heimann合著關於〈退化〉（Regression）的論文。Glover、Hoffer與Friedlander在十二月已經傳閱了他們的評論，但他們並未親自與會討論這篇文章。第九與第十次會議討論梅蘭妮‧克萊恩的論文〈嬰兒的情緒生活與自我發展──特論憂鬱心理位置〉（The Emotional Life and Ego Development of the Infa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epressive Position）。這幾次會議的討論氣氛與第二部分的討論有所不同，因為Glover與安娜‧佛洛伊德的支持者並未參與這些會議。因此克萊恩學派論文的主要討論者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原始會員們。
第五部分包括三次非常行政會議，主要在於處理Glover的請辭事宜，以及會員對於Glover攻擊軍方精神科醫師（一部分是因為他在醫學委員會的選舉中落敗的關係）一事所產生的抱怨，同時處理在本書第一部分曾提到，不同委員會針對訓練與組織章程等議題的報告與建議。最後兩章描述精神分析學院為了配合安娜‧佛洛伊德及她的同事們而重新安排的訓練計畫，以及所簽署的「紳士協議」（Gentlemen’s Agreement），以確保在學會與學院中的主要委員會必須有來自不同觀點的對等代表。本書最後試圖討論這些論戰對未來英國精神分析學會所造成的影響。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