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設心理學的精靈：法蘭西與德意志的精神分析」活動後記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劉佳昌
原刊載於< 台灣精神醫學會通訊>2005.06< 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專欄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今年春季的重頭戲，「後設心理學的精靈：法蘭西與德意志的精神分析」，已在四月底五月初的一個多星期中舉行。這是繼阿根廷分析師Teresa Yuan博士於去年四月和今年一月兩度應邀來台講學之後，台灣精神分析學會正式邀請的另一波國際訪客，包括來自法國巴黎的Gilberte Gensel女士，及德國的Alf Gerlach醫師。
Gensel女士臨床經歷豐富，主修心理學、正音學(orthophonie)和發音障礙治療學(phoiatrie)，在巴黎和馬德里幾處不同的機構都待過，也有過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演劇、團體治療、和家族治療的經歷，目前隸屬於法國精神分析學會(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Gerlach醫師是德國的心身醫學科專科醫師，同時是一位精神分析師，他曾任”German Society for Psychoanalysis, Psychotherapy, Psychosomatics and Depth Psychology” (DGPT)的會長，而且與中國大陸的精神分析相關訓練有很深的淵源，目前則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之”China Working Group”的主席。
這兩位國際貴賓同時訪問講學，讓我們有機會比較兩個國家的精神分析相當不同的風貌。雖說要以他們兩位來代表法國和德國的對比，未免以偏蓋全，然而透過兩位的演講，我們仍能夠強烈感受到精神分析在這兩個國家中的現況幾近南轅北轍的差別。
先就有形的外在現實來看，精神分析的臨床實踐，目前法國的常態是每週三次的分析時段，每次四十五分鐘，主要以私人執業的分析師的形態存在，被分析者以自費方式付費，不涉及第三造。德國的精神分析實踐則已演變成與公共精神衛生保險體系緊密結合，明顯地屬於醫療系統之一環，因此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乃至其他取向的廣義的精神分析治療（包括榮格和阿德勒的學派）必須聯合組成一個共同的協會(DGPT)來與保險公司協商，訂定同意給付的治療時段次數。這兩個歐陸鄰國，精神分析做為一種行業的生存方式，竟往相反方式演化，十分耐人尋味。在私下聊天時，也可以感受到法國的精神分析界對此也有所警惕，努力避免走上受制於保險制度的路。
再就精神分析之理論取向來看，雖然也不宜太過簡化地看，但在大方向上仍可見到對比之處。誠如Gensel女士的論述方式反映出來的，法國的精神分析似乎更強調佛洛伊德文本的鑽研，或許具現在Jaques Lacan那句響亮的口號──「回歸佛洛伊德」──之下，是在法國精神分析界的某種風氣，那種或許不那麼戲劇性，卻同樣腳踏實地、不厭其煩的治學工夫。另外在討論中也可以清楚感受到Gensel女士那種勤於回答、勇於辯論的精神。她多次有感而發地說：「請大家謹記，（在精神分析中）我們會不斷遭遇的將永遠只有問題（而很少會有滿意的答案。）」另外她也提及，在她的學會中，討論個案時大家的習慣是只提出最困難的部分來討論。那種勤奮不懈地挑戰潛意識未知領域的氣息是活靈活現的。
反映在Gerlach醫師身上的則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典型。他在面對任何問題時，看來都先深思熟慮一番再做答，也較常簡短做答，並未總是長篇大論。這點或許由於他用英語（而非母語德語）與我們溝通而進一步受限。不過他明顯的長處是充分的準備，他對他要講演的主題都預先準備好完整的文字稿，大大減輕聽眾的語言障礙。他對學會會員做的內部演講──「德國的精神分析」──則讓我們對德國的精神分析發展有了提綱挈領的認識。尤其是，精神分析最初是在說德語的維也納誔生的，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也曾經在德國有過高度的發展，後來卻因被視為是「猶太人的科學」，而在反猶太的歷史狂潮中受到納粹迫害，許多分析師被迫逃亡到其他國家，也有不少未逃出去的分析師最後死在納粹的煤氣室中。毫無疑問，德國現存的精神分析師們集體承受了這巨大歷史創傷的後果。
Gerlach醫師說到這段歷史時，反覆提及遺留在德國精神分析界中的錯綜複雜的情感，尤其是對於其德國先人犯下的罪惡所遺留的深沉罪疚感，彷彿就縈繞在教室的空氣中，久久不能散去。
不過儘管如此，精神分析在德國還是逐漸復興，而且與心身醫學有密切地關係，有別於精神醫學。至於其臨床精神分析的風貌，據Gerlach醫師的描述，臨床的討論偏重日常分析治療工作中個案題材的了解。若做一個粗略的描述，則筆者的印象是其臨床思考似乎更偏重個別個案的治療性思考，相對上比較不重視回到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去做複雜細密的臆測和推論。換一種說法，似乎也可說，在更為偏重心理治療的考慮下，德國的精神分析可說比較「務實」，在理論的應用上，也會綜合用比較晚近的理論學派，因此在談及理論時，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的旗幟也就沒那麼鮮明。
這次活動的主題──後設心理學的精靈──其實是個很大的題目，不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兩位講者的「人」和「話」一起對照呈現出來的一個議題：佛洛伊德稱為”lay analysis”的問題，也就是，「誰有資格執行精神分析的操作」的問題。在這個專欄的背景下，筆者相信這個問題尤其重要。
毫無疑問的是，佛洛伊德終其一生都主張精神分析不應只是醫師的專利。但這並不表示漫無標準，任何人都可去做。事實上，正如Gensel女士在她的第一場公開演講強調的（也是回歸到佛洛伊德主張的精神），真正決定誰是精神分析的外行人(layman)的是一些特定的條件：「然而，凡是那些曾經遵循過如此的教導，曾經被個人分析，已經掌握了潛意識的心理學，並且現在能將它傳授，通曉性生活的科學，以及那些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微技巧──詮釋的技術──以對抗阻抗機制，處理轉移關係，凡是這些人，在精神分析的領域中都不能被稱為是外行人。」（出自佛洛伊德1926年的「外行人的精神分析」）
透過這場演講，Gensel女士企圖表明：「精神分析是奠基在對未知處境的容忍（因此是一種非知識，而不是一種罔顧無知），雖有如此才可使無意識的真理浮現。」（引自Gensel女士的演講大綱，楊明敏翻譯）筆者若再加引申，則以上的說法正好可以反駁某些認為精神分析的訓練未必需要個人先被分析的主張。顯而易見的是，透過上課或自修得到的勢必都是某種形式的知識，確實很難跨躍一個巨大的鴻溝而過渡到以上所說的「非知識」上。翻成白話：對未知處境的容忍功夫，無法以知識的形式直接習得。
因此，回到誰有資格做精神分析的問題。不論是否學醫的背景，關鍵在於是否受過適當的訓練。順帶一提，筆者先前在本專欄中曾談及精神科醫師的背景，對學習精神分析未必有妨害，有些方面甚至是一種優勢，與此處所說並不衝突。筆者的理由是，我相信接受專屬於精神分析的訓練，仍是操作精神分析的「必要條件」；至於精神醫學背景，本身雖然不足以確保精神分析的能力，有些部分甚至與精神分析牴觸，但仍有某些重要部分對精神分析師的訓練可以相得益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