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访谈录之四:意象,词语,身体》(一)
Jean-Pierre Winter著 作者: Jean-Pierre Winter著 / 2813次阅读 时间: 2014年9月19日
来源: 豆瓣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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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训练与理论

 

Jean-Pierre Winter(下面简写为J.P.W.):让我们用一句《塔木德》里的名言来开始我们这个访谈:“比起从我的同事那里学到的东西而言,我从我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了更多东西。但是,给我最大教益的,是我的学生们。”这句话,对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来说,是不是可以类似于分析家、同事和分析者呢?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下面简写为F.D.):嗯,当然,我受教于我的老师们,但更多地受教于从那些既讲他们自己,同时也讲其他人的人。我从我的病人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那些让我感到苦恼的病人们,对于他们,我什么也理解不了。就是他们让我对自己做了最多的(个人分析)工作。因此,通过我的病人们,我学到了关于自己的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让我学到最多东西的人是一些宝宝,一些处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他们父母的关系中的宝宝们。

 

J.P.W.孩子们就差不多像是同事一样?

F.D.:嗯,我的同事们,就是一些宝宝。我想,在我身上,还有些宝宝的东西尚未完成。就是这些宝宝教育了我。

 

J.P.W.:那么,你的老师们是谁呢?你把谁当作老师呢?

F.D.:首先当然是弗洛伊德。我也很仰慕他的风格。因为当我们是精神分析家的时候,要让人清楚明白是很困难的。弗洛伊德就很清楚易懂。对那些还不了解精神分析,才第一次翻开一本精神分析的书的人来说是这样。让人吃惊的是,甚至对那些已经研究过精神分析,并在亲自接受过个人分析以后,能通过他所说的,看到一些与之前看到的有所不同的东西的人来说,弗洛伊德更是让人清楚明白的。我觉得,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这一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神奇的。接下来,我的老师们是那些我见过的人们。我的精神分析家是Laforgue[1]。然后,在那个(法国精神分析)草创的传奇年代里,是精神分析研究院[2],在那里,我要说,我并没有学到特别多的东西。但我熟悉了一些行话,并且明白了,在同样的一些术语后面,每个人都有其与别人完全不同的个人经验。我发现,要客观地谈论精神分析是多么的困难。此外,这一点在我们的访谈中也肯定会看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我们是精神分析家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种别人不懂的方式来说话。哪些别人呢?这对同事们可能来说好理解,他们知道在某个术语背后,是某个人用它来描述一些他所进行的特别的研究,因为我们每个分析家,要么因为接待分析者,要么因为其个人爱好,而进行不同的研究。但是那些说得清楚明白的人,是有一种天赋的,而且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一天赋的。比如说你,我发现你在TF1[3]做的节目就很清楚明白。我是精神分析家,我能明白,但是我相信,那些不是精神分析家的人也能通过你(在节目中)讲的东西,来明白一些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东西。

然后,我的老师们,还包括一些和我处在同样水平上的同事们,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提一些个案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并且互相说:“你应该读读这个,读读那个。”

在过去的分析家中,和弗洛伊德一样,是费伦齐[4]让我学到了最多东西。在同时代的分析家中,至少在我从业的那个时代[5],比起其他所有人而言,(让我学到最多东西的人)是温尼克特[6]。但是我忘了说我主要的老师,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个带我上马的人,是Morgenstern夫人[7]。当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Morgenstern夫人曾接受过他的分析。她是法国第一个接待儿童的精神分析家。她曾在Heuyer教授[8]那儿工作,我在那时候是那儿的见习医生。她有许多工作,并且她让我负责倾听儿童,不是做其他事情,而只是定期地倾听他们,其中的一些孩子是因为一些严重的症状而被送到那里的。孩子要病得非常严重才会被送到Heuyer教授负责的这个部门来。这曾是全法唯一的处理一些关系障碍,而不是一些神经系统障碍的儿童临床机构,这就排除了神经系统的问题,从而让人理解,这涉及到的是被心理治疗所揭示出来的一些心理问题。也就是说,和某人的关系的问题。Morgenstern夫人让我负责倾听一些孩子——那时,我已经接受了个人分析,但并不想成为精神分析家,我想成为儿科医生——对于一个医生而言,始终有这样一个观念,即面对遭受痛苦折磨的病人的时候,他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东西,仅仅只是去倾听,并让自己作为一个倾听者被孩子们所接受,并觉察到孩子们一次次地等着见你,只是倾听,而并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刚开始就是这样,尤其是当我们刚开始学习这一职业的时候。我们并不以医生的方式来观察孩子,我们什么也不探索,我们(只是)倾听。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我们要忘记还有踏板的存在——我要说的是,要让车轮能够自由运转。就是如此:我们让自行车转起来,我们成为他的倾听者,倾听他,我们不停地让车轮自由运转,和他一起前进,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J.P.W.:你还记得那个和你一起登上“自由车轮”的第一个病人吗?

F.D.:嗯,我记得。

 

J.P.W.:你能说点他的东西吗?或者暂时还不能说?我这么问,是因为比如对我来说,第一个病人是极其重要的。

F.D.:我暂时不能讲,因为他肯定还活着,也许他也会看到这个节目——有意思的是,对我来说,这个个案是与他的姓紧紧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不能说他姓什么。这是一个因为不自主的言语重复而遭受许多痛苦的男孩子,这让他变得令人讨厌,因为他不自主言语重复时发出的声音很大,因此在公交车上和地铁里、家里都让人难以忍受。对我来说,这个案例有点遗憾,因为甚至是Morgenstern夫人都没有机会继续治疗他,他最后被送到一个儿童精神病院,在那里,偶然地——当然也很有可能并非偶然——15年之后,当我探访一个在那个精神病院工作的同事的时候,我又重新遇到了他。他认出我,我也立即认出他来,他那时已经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了——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只有12岁。哎,他在精神病院待得十分高兴,整天玩扑克牌。时不时地,当面对医生来查房,决定他是不是应该继续住院的时候,他就又重新捡起这一不自主的言语重复的习惯,而在剩下的和其他病人玩牌的时间里,他并不这样。我觉得这个案例是个失败。但是他的个人历史,我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多次遭受过创伤,对于这些创伤,医生们不愿意承认。他仅仅只是向我展示了他头上的一个很大的伤疤,而其他人并没有看到——他有一头非常浓密的头发——人们始终把这个孩子当作一个虚构创伤性经历的撒谎者。这是很让人奇怪的。他是从他的家乡(外省)来巴黎治疗的——很可能是他的父母带他来的——大家都说,他从四岁起就开始虚构创伤性经历,而他实际上并没有遭受过任何创伤。因此,他头上有一个很深的伤疤,从来没被人看到过,他向我讲述了这个发生在他父母之间的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俄狄浦斯期的事件:他四岁时,父母经常打架,他跑到他们中间,受到了一个父亲本来是掷向母亲的很重的金属物的重击。他说到“幸好是”打到了他,“否则的话……妈妈肚子里怀着孩子”。因此她遭受的伤害可能会比他的还要大。这曾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由于他讲、我听——我除了听他讲之外,什么也没有做,我就向Morgenstern夫人详细叙述了我和他的谈话,我对他说:“两天后见”,这个男孩子从此就不再有这一吵人的不自主的言语重复症状了,当然偶尔还发作一下,但是它不再影响任何人了。因此他就不再需要留院观察。我们就把他放到一个全科医院,他在那儿等着父母来接,我们同时说,他只是做了些傻事,想要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罢了。总之,就是所有那些我们可以给一个十二岁的上学上得不顺利,时不时逃学,又被警察带回学校的男孩子所可能有的性格问题的话……事实上,除了倾听并重述他的俄狄浦斯期的故事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了。他从未被重新交给父母,而始终待在巴黎的这所精神病院里,直到我十二年后重新见到他。我们的工作常常是开始于一些失败的。

 (未完待续



[1]RenéLaforgue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18941962)。他是法国精神分析的先锋人物之一,也是于1926年建立的法国第一个精神分析协会S.P.P(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在50年代,他培养了许多学生。在1945年,他因通敌而受审;最后因缺乏证据而被免于起诉,但这一插曲加重了他与其S.P.P的同事的分道扬镳。在50年代末,他流亡到摩洛哥,在那里,他培养了几位S.P.P的未来成员。

[2]1934110日成立了第一个巴黎精神分析研究院,Marie Bonaparte(波拿巴特公主)被任命为研究所主任。1937713日,(著名精神分析家)Deniel Lagache当选为研究院正式成员。雅克拉康193812月当选。参见Alain de Mijolla主编的《国际精神分析词典》,Calmann-Lévy出版社,2002年。

[3]这一在19861月播出的系列节目,是由Dominique Fricher制片Marie-Hélene ReboisBernard Guillou导演的,题目是《内部旅行》,由三集构成,其中两集是由一些分析者讲述他们的个人分析经历,第三集是组织带领一些分析家参观维也纳(精神分析的诞生地),并让他们讲述自己的个人(精神分析训练)历程。

[4]桑多尔·费伦齐(19731933),匈牙利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人物,在很长时间里,他曾是弗洛伊德所“看重”的学生。他的理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同样具有原创性。因此弗洛伊德也觉得无法再对他大胆思辨之作作《塔拉斯》(生殖理论大纲)有所赘言。费伦齐是梅兰妮·克莱因和巴林特的分析家,但他试图对精神分析的方法做出修正的时候,最后成为弗洛伊德的“背叛了的儿子”。他发明了“(精神分析)积极主动技术”,并试着首先通过给予分析者的一些身体满足以禁止,而让他们感到受挫,然后再相反地选择一些情感和冲动满足的效果。弗洛伊德对此是持非常批评的态度的,警告这一技术的危险说:“那么,也许当费伦齐的父亲在看着自己儿子这一理论时,他将会说:我也许本应当停止使用那些(小时候)对他的充满母性的温柔技术”。费伦齐的大量著作仍然是一个临床工作的参考文献,是一个精神分析家们尚未穷尽的源泉。

[5]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从1977年起开始停止接待病人。

[6]唐纳德·温尼克特(18961971),英国儿科医生、精神分析家。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间的重大争论过程中,温尼克特始终处在中立位置。他的汲取了其大量儿科经验的精神分析思想,在教育和社会工作等众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7]Sophie Morgenstern18751940),波兰籍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被认为是将精神分析引入法国的人物之一。从1925年起,她在Heuyer教授的临床机构工作,在那里,多尔多结识了她,并受到了对精神分析中的儿童绘画的使用的启蒙。在19406月,在德国人进入巴黎的时候,S Morgenstern自杀身亡。

[8]George Heuyer18841977),医生、精神病学家,是法国儿童精神病学的创始者。他不是精神分析家,然而,是他第一次将精神分析引入到公立医院中(和Eugénie Sokolnicka一道,在1921年巴黎圣安娜医院)。他是精神分析在法国的倡导者之一。就是在他巴黎Vaugirard医院的儿童精神病部门中,多尔多(当时未婚,婚前名字Marette)曾于19365月到19374月间做见习医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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