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的一些路标——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访谈(二)
E. Roudinesco,F. Dol 作者: E. Roudinesco,F. Dol / 2472次阅读 时间: 2015年3月29日
来源: 豆瓣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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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接受过Laforgue[1]的分析?

是的,被Laforgue分析过。他在参加教师资格会考的时候,曾经有很严重的焦虑。他从未通过这个考试,因为就在评委面前,他惊慌失措。Rostand认识Parcheminey[2]。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不是找Laforgue做分析。不管怎样,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大家都有点嘲笑我的博士论文。

 

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论文有点太具体了?

在批评的意义上,他们对于我们能在一个孩子身上看到如此多的东西感到吃惊。

 

您有没有意识到,您在法国建立了儿童精神分析这个学科?

完全没有意识到!

 

您没有意识到您的这本书是法国的第一本奠基之作吗?

没有。完全没有。我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儿科医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完全不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我写这本书,不是带着发展精神分析的念头的:而是在于把精神分析运用到儿科医学上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可以治疗一个真正疯狂或者真正弱智的孩子。我谈到的一些孩子,至少在五岁或者六岁前,是发展相对正常的孩子。他们有一些功能上的障碍,但是不是一些患精神病的孩子。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接手治疗一些精神病患者。

 

梅兰妮•克莱因是从精神病入手的。而您,您是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出发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国的情形的特点:法国的儿童精神分析是诞生于一个日常的医院的土壤中的。

是的。这是真的。无论如何,法国的成人精神分析始于Gosset教授的外科门诊。

 

在哪一年?

Laforgue1912年遇到Gosset。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Laforgue重新回来,在医院中有了第一个咨询门诊,那是在Pitié医院,在Gosset教授所领导的部门里。LaforgueCodet两个人接待一些奇怪的个案,其中疼痛是没有器质性原因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一样的研究手段,但是我们发现,有些病人,在某些日子,总是定期地因为疼痛前来复诊:每次我们做外科手术,却什么也发现不了,但是病人却因此治好了。我们开刀、缝合,什么也没发现,他们就治好了。

 

Laforgue是从精神病出发,开始引入对成人的精神分析的。他首先是对精神分裂症感兴趣。而您,您去的是“正常的”医院,而不是精神病院。

我想成为一个教育医生。在成为一个女人和母亲之前,我做了一个个人分析,是为了我自己。

 

非常年轻的时候?

是的。当然,非常年轻……。嗯,相对年轻:在二十四岁。我不想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家,这有一个实际的原因:我不能看到自己每天坐着的样子。我是一个有活力的人,喜欢动来动去。我曾是“肌肉发达的”,我对自己说:“疯了才会去干一个每天要坐着的职业。”

 

您曾经见过Eugénie Sokolnicka[3]?

没有。她已经去世了。她于1934年自杀身亡。但是他曾是Laforgue的分析家。

 

她也曾是儿童精神分析家,在法国,是她做了第一例儿童精神分析的案例报告。

我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您因此完全是自己创造出(儿童精神分析)来的?

不是我,是孩子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不过是听候他们使用,而且做观察罢了……这在我的博士论文里看得很清楚。我目击了一些治愈过程,并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案例记录材料的工作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的速写能力同样也是(帮了忙)。我能够很容易地“速写”出孩子做的所有那些胶泥模型(估计那个时代照相机还不流行——译者注),这让我能够事后反思那些我记下来的案例记录。但是孩子们并不会因为我记录下他们所说的话,就感到不自在。“你在记什么呢?”“记你说的东西。”“我说了什么?”我就重读给他们听:“嗯,就是,我说了这个”,孩子回答道。

 

他们问您说:“为什么记下来”吗?

问,我回答说:“是为了我们两个人,有一天,当你被治好了——我希望如此——我们就能明白你走过的道路”。我始终把真相告诉他们,对我来说,这就是精神分析:我们走过一条穿越幻想的道路……对我来说,精神分析是一种我运用的方法。这就是一切。

 

总的来说,只有两个人很清楚地明白了您的论文所带来的东西。他们是LaforguePichon

Pichon很高兴。Laforgue也是如此,肯定地。他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曾经有个时候和Heuyer(参见脚注4)工作很困难;那是一个儿童精神病学协会的转折点。Heuyer认为,不应当和智商值[4]小于100甚至110的儿童做心理治疗。我,我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一个智商是110,甚至是100的孩子,总是能成功地让其价值体现出来。这涉及到学业上成功的孩子的神经症。一个在智商上为弱智的孩子可能是因为一些情感上的障碍;也可能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弱智,但是精神分析能让他尽可能地利用其天赋,来成为一个社会上的自由的人。我的看法,曾经是,现在也是认为,不管其智力水平,如何为了让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社会中的独立的、有活力的人,我们没有权力不尽全力。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智力终生不会改变,我持相反的看法。

 

对于您的论文的讨论始于战后?

甚至在战后也没有:没有人管我的博士论文;我自费出版的。

 

您是自费出版的博士论文?

是的,自费出版了三次;直至1971年,才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即《精神分析与儿科学》)。

 

您试着找过出版社吗?

当然试过!但是太困难了,Maryse Choisy[5]曾经为了《心理月刊》取得了我的博士论文的版权,但是不是为了出版……

 

这也就是说?

Laforgue对我说:“我曾以为她想要出版……她许诺过。”Maryse Choisy也曾和Laforgue做过分析,她非常嫉妒我,有一天,Laforgue终于给我打电话说:“很抱歉。”

 

似乎Maryse Choisy未曾和Laforgue做过分析,而是和Charles Odier做的分析。她(Maryse Choisy)是Laforgue的朋友。

啊!也许吧!不管怎样。她对Laforgue说:“我拿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出版权,以便让别人不能出版它。”

 

为什么呢?

因为她嫉妒我。我还记得,就在战后不久。她邀请我到Royaumont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位来自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家Leites,像个傻瓜一样的扑向我说:“啊,自从我来法国,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精神分析师!了不起!”然而Maryse Choisy却没法忍受这一恭维我的话。Octave Mannoni[6]也在场。Maud Mannoni[7]当时在和我做控制分析。在会上,大家对我做的一些个案报告很感兴趣。我提出了具体的关于家里年幼的孩子的嫉妒的假设。相应的心理治疗中的孩子的图画曾在《心理月刊》发表。每次开精神分析大会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小报告。导致低智商的精神抑制因素冰消雪释,并且我通过这证明了智力是直接与情感连在一起的。在某些情况下,被压抑的情感能够抑制智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情感能让智力如此的自由,以致于孩子显得就像是患了精神病一样。在那个时候。精神病在我看来已经是心因性的了,而大家都认为它是器质性的。我讲的这些让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家很感兴趣,因为这同样也是在美国流行的假设。

 

(未完待续)

 



[1]RenéLaforgue,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18941962)。他是法国精神分析的先锋人物之一,也是于1926年建立的法国第一个精神分析协会S.P.P(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多尔多曾在他那里做了几年的个人分析。在50年代,他培养了许多学生。在1945年,他因通敌而受审;最后因缺乏证据而被免于起诉,但这一插曲加重了他与其S.P.P的同事的分道扬镳。在50年代末,他流亡到摩洛哥,在那里,他培养了几位S.P.P的未来成员。

[2]Georges Parcheminey18881953)法国精神分析家。

[3]Eugénie Sokolnicka18841934),法国精神分析家,法国精神分析的引入者,也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奠基者之一。

[4]智力商数(德语:Intelligenz Quotient),简称智商(德语:IQ),是通过一系列标准测试测量人在其年龄段的认知能力(“智力”)的得分。由法国的比奈(Alfred Binet1857年-1911年)和他的学生所发明,他根据这套测验的结果,将一般人的平均智商定为100,而正常人的智商,根据这套测验,大多在85115之间。

[5]Maryse Choisy19031979)法国哲学家、作家,她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创办了《心理月刊》杂志,并在上面发表许多精神分析家的文章。

[6]Octave Mannoni18991989)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7]Maud Mannoni19231998)法国精神分析学家,Octave Mannoni的妻子。拉康的大弟子之一。她于1969年创办了著名的Bonneuil-sur-Marne试验学校,和精神病、自闭症以及智力低下的孩子一起生活、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享有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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