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们去留意和不在意
教我们端坐入定。
——T. S.ELIOT
在心理治疗中,觉察的姿态和心智化的姿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双螺旋结构:是一对儿会部分重叠在一起的螺旋体,既有汇聚,又有偏离,周而复始。心智化和觉察对体验的了解和反应方式截然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和相互交织——而且双方彼此增强:“领悟带来平静,而平静带来领悟”。心智化的姿态和觉察的姿态二者都能提高治疗师的能力,从而帮助患者更有效地调节情感、感受自己的执行力,并且帮助他们整合之前解离的体验。同时,二者也都能提升我们的觉如和内在的自由——通过让我们识别出心理在以怎样的方式调节着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对治疗师和患者而言都一样。
当然,这里的重点在于要去减少患者的痛苦,并且能够帮助他们感觉到更有活力——跟自己和他人更有联接。让患者嵌入其中的痛苦有多种表现形式,也有很多原因。其中大多都来源于回避痛苦的企图。与不安全依恋有关的降低活性和激活的策略,还有与未解决的创伤有关的解离和“见诸行动”,都可以被看作是自动化的防御性方法,它们既是为了减少当前的痛苦,也是为了降低未来痛苦的可能性。对于患者的痛苦——以及他们回避痛苦的方式——治疗师通过心智化和觉察的方法能够与它们同在,既可以为二者留出空间,也有可能使二者都有所消减。
但是,跟他们的患者一样,治疗师也容易有情绪上的痛苦,并且有时也容易发现自己嵌入在对这种痛苦的习惯性防御中。其结果是,作为治疗师,我们会经常性地滑进或跳出某些嵌入时期,在这些时期里,我们是完全嵌入在——跟我们的患者非常相像——一种思考、感受和建立关系的自我保护性的模式中,好像生搬硬套地重新上演了一样。
“谢谢你,又给了我一年”
这是患者Ellen 写给我的圣诞贺卡上的最后一句话,我从第十五章开始谈到她的治疗,她被自杀所困扰。在那一章里我大概讲述了跟Ellen 一起的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以活现为标志,附带着矫正性的情绪体验,第二次会谈的标志是从一个意象中结晶而成的一个解释,那个意象就是我牵着她的手,把她从自己那安全但却荒凉的隔离状态中领出来,领到一个全新的关系世界中。这些会谈启动了之后一系列的会谈,对这些会谈的回顾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在活现——患者和治疗师共同具有的嵌入——和心智化以及觉察之间的复杂关系,后两者能够帮助松开活现的掌控。
在我和ELLen 长期的关系中,那种生死攸关的风险,那种漫长但又稳步前行的感觉,以及在我们体验中那些“重叠”的部分,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纽带。若干年之后,她开始深深地依恋着我,即使还不是彻底安全的依恋,同时,我现在对她的情感也相当深厚,而我的承诺也坚定不移。而在此之前是长期的折磨——包括自杀的威胁和举动、深更半夜的电话、找警察、找医生、收治住院——在暴风雨之后,才相对地平静下来了。
我们为之挣扎的主题,实际上从治疗之初就开始了,就是依赖。谁会来照顾谁?这就是问题所在。ELlen 在她一生中都感到不得不去照顾别人。这个角色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派给了她,她父母要求她不仅照顾弟弟妹妹,还要照顾父母双亲,按理说,那时候他们应该来照顾她才对。Ellen 长大成年后,让别人依赖她已经成为她永远不变的情绪上的工作职责。在治疗中,她就像一个落水的女人拒绝被救助一样,跟她自己想要依赖我的需求进行抗争。
但是,在无意识层面,她也渴望被拯救——就好像我显然也在无意识层面渴望能够拯救她一样。最初,是我自己身披闪亮的盔甲、担当起Ellen 的骑士的一个意象,让我有机会隐约看到自己要“拯救”她的需求,还有她自己想要被如此拯救的期望。我在第十五章中描述的那次会谈是治疗中的一个转折点,在那次会谈中,我跟Ellen 分享了这个意象以及我对其意义的猜测。
在那之后的几次会谈中,Ellen 司空见惯地继续抱怨,而且更加愤怒了,说她就是让自己变得太依赖我了。我认为她的难受是在我们的讨论之后紧跟着发生的,在讨论我那奇迹般地拯救她的期望——以及她那被奇迹般拯救的期待之后,对我的这个见解她能利用的程度非常有限。她好像没有心理空间可以思考自己的难受有什么意义。相反,她看上去完全嵌入在心理等同的幽闭恐惧世界里。在那里感受就等同于事实,要照此办理,而不是把感受作为有待被感觉和被理解的心理状态。她能够想象出来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把来见我的频率减少:改成每周一次,而不是每周两次。
她不去——或者是不能——跟我一起思考她自己感受到了什么,对此我发觉自己稍微有些受挫。然而,向Ellen指出,她做不到的困难跟我们在那次令人不安的会谈中触及到的那些期望有联系,这样提议对我很有用。当我提出,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她小时候错过的东西,这种“永无休止的期望”部分程度上阻碍了她的“心智化”(我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对她的困境的共情,而且缓和了我要去拯救她的迫切需求。对于我自己这种需求的心理根源,我仍然需要更全面地加以理解。
“方向盘后面没有人”
在我以下即将描述的四次会谈中,第一次会谈时,Ellen 说她知道我感觉到治疗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是她不太确定。她要求我再解释一下我是怎么想的。
我回应说,“我相信你记得那次会谈,我告诉过你我的一个意象,我牵着你的手并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设法以这种方式来“拯救”你。我有个猜想,你希望事情会这样发生,这让你想要跟我一起工作,一起理解是什么让自己这么挣扎,就变得有点儿难。我反而认为,某种程度上,你能够得救的希望就在于,通过跟我在一起,通过在这儿体验跟父母在一起时体验不到的东西——所有你成长所需要的爱和关怀,感受到安全和强壮。”
当她说她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真的很真实时,我很坚持。“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讨论过,你有多不情愿跟自己的感受呆在一起,多不情愿去了解它们,也不愿意跟我一起用语言描述它们,哪怕至少只是上手试一试。”
这个想法她接受起来没有问题。“我不仅是不情愿而已——我对关注自己感受到什么是很明确的反感的。”长时间的沉默。“所以你捉到的那个部分看上去是真的。”又一阵沉默。“就是觉得好难啊。” 沉默。
“那,感觉好难又是什么样子? ”
“这这让我好紧张。好像有件事我能做但是没有去做。可是如果我无法相信它会让我有所不同,我干嘛要去费这个劲儿呢?对我来说太晚了。没有理由再去希望。我并不觉得我还有未来。看上去好像要做这么多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我是否能看到我前面还有未来。但是我看不到。”
听到这些话,我也有一种毫无希望的感觉,好像无伦我说什么,都不足以影响到她。我再一次认识到,对ElIen来说,要她调用自己的资源有多么困难,也许这就是不可能的,我感觉我自己在沉下去——直到自然而然地,我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ELLen正坐在一辆汽车的驾驶座上。
像这样的一个意象或者一个隐喻,常常是治疗师心智化的表现形式。有时候这样一个意象会变成治疗性谈话中的重要部分,它有可能会提升患者自己的心智化能力。为什么会如此?意象和隐喻——与心智化本身一样——都涉及到象征。就是说,它们代表着另外的事物,而且,(我们希望)当它们富有含义地表征着情绪现实的某些方面时,它们也可以被拿来做游戏。当我们在治疗里针对这样最初是非言语的象征来工作时,我们就是在“与现实一起做游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描述,道出了我们在心智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做了什么。我决定把我的画面跟ELLen 分享。
“刚才当你说你无法看到前面还有未来,我心里有个画面,是你坐在一辆车的驾驶座上。而且这辆车没有开动,你在驾驶座上,但是你觉得不愿意,或者也许就是没有能力,真的去把握方向盘。用你的话来说,就好像你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反感”,讨厌透过挡风玻璃去看你前面有可能是什么,而且也明确地讨厌从后视镜里看看你后面有什么。当你既没有往前看又没有往后看的时候,显然,要去开这辆车会感觉很危险。实际上,你也许想要另外一个人来掌握方向盒,这样的话你确实还有可能安全到达一个地方。”
“我不想开车,你说得对……我想要其他人把我送到那儿。”她用一种很特别的语调说,而且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在轮流表达着愤怒和耻辱,她觉得有权力要求其他人开车的愤怒,以及她把这样一种渴望说出来的耻辱。
感觉到她那种痛苦的双重感受,我说,“我知道。当然,你想要这样,我想你一定既感觉到你值得这样,也感觉到你想要这样是一件丢人和耻辱的事儿。”
“我太害怕往前看了,前面太凄凉了,而往后看也觉得天塌地陷。我已经这么长时间都不去看了。”她的眼泪出来了:“事情只会越来越失控。在我垮掉之前我一直在开车,我一直在控制。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好像就一直在等着并盼着另外一个人能接手。”她很显然正在跟自己的感受搏斗。
我说:“我不想接手。但是我想坐在车里,坐在你旁边,有一点儿像你正好又开始开车了,而我在这儿能帮你看着路,也能看着后视镜。”
“但是如果我去看,如果我真的开始关注我感受到什么,想在是什么,那肯定会有太多东西了。我知道会这样的。”
“我想你是在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踩刹车。”
关于她能够用哪些方式踩刹车,我们讨论得相当详细:在心里想象一个安全的地方,注意自己的呼吸,像我们每次会谈开始的那样去做冥想。当这次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总是会做一些跟车有关的梦。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会梦到自己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惊恐万分,因为方向盘后面没有人。长大成人后,她现在会梦到自己一个人在车里,但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坐到驾驶座上。
“站在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