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糖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是如何成功做到延迟满足并抵抗诱惑的，以及这种能力的差异是怎样影响人的一生的，但是人们是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呢？
这一疑问始于我成为斯坦福大学教师很久以前，当时我还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有一年的整个夏天我都住在特立尼达岛南端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岛上的居民不是有非洲血统就是有东印度血统，他们的祖先以奴隶或者契约奴仆的身份来到这里，每个族群都和谐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一条长长的泥土路将他们的家分隔开。
在了解了岛上的居民后，我被他们讲述的生活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发现有一个话题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故事里，就是他们如何描述对方。在东印度人眼中，非洲人具有享乐天赋和性格冲动的特点，他们渴望享受生活并且活在当下，却从来不计划或者为未来做长远打算；而在非洲人眼中，他们的东印度邻居永远都在工作以及被未来奴役着，他们在床垫下塞满钱财而不去享受生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伊索寓言》里蚱蜢和蚂蚁的故事，懒惰的、快乐至上的蚱蜢四处跳动，在夏日的阳光中欢乐地鸣叫，享受着当下；而焦虑的、忙碌的蚂蚁则辛苦地储存冬粮。蚱蜢沉迷于热系统导致的即时喜悦，而蚂蚁则为了以后的生活在延迟满足。
村子里那条分开了两个族群的小路真的分开了自我放纵的蚱蜢和为了未来努力工作的蚂蚁吗？为了证实对这两个族群的认知是否准确，我沿着长长的泥土路走到了当地的学校，那里的学生主要来自这两个族群。学校依然沿袭着殖民地时期的教育体系，孩子们都穿着白色衬衫，一切似乎都很干净整洁且井然有序，孩子们紧握双手等待着老师开始上课。
老师将我迎进了教室，在这里，11～14岁的男孩和女孩们成了我的被试，我询问了孩子们和谁住在一起，评定了他们对承诺者守信程度的信任水平，并且评价了他们的成就动机、社会责任以及智力水平等。在每个人的评定测试结束时，我让他们自己选择：马上得到小的奖励物（一块小块巧克力）和等一个星期后得到大的奖励物（一块更大的巧克力）。在这类测试期间，另一些孩子也被要求在立刻得到10美元和一个月后得到30美元之间以及过后得到大礼物和立刻得到小礼物之间进行选择。
相比于那些选择迟来的更大奖励物的孩子，那些选择马上得到小奖励物的特立尼达岛上的青少年会更经常地陷入麻烦之中，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孩子是“幼稚的流氓”，他们被一致认为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且他们经常与社会管理部门及警察“打交道”。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一个标准的成就动机测试中得到较低的分数并且表现出对自己的未来有较小的抱负。
既然未来不会来，我为什么还等待
与我在孩子父母那所了解到的印象差不多，特立尼达岛上的非裔孩子通常偏爱于立刻得到奖励物，而那些来自东印度家庭的孩子则多选择迟来的奖励物。但这里还有更多故事可说，那些来自缺少父亲的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因缺乏守信经验（即父亲对孩子做出承诺并信守承诺的经验）而更多地选择即刻满足，那个时候在特立尼达岛上的许多非裔家庭都缺少父亲，但是在东印度家庭中这种现象却很少见。如果真是因为这样，那么特立尼达岛上的非裔孩子可能会对一个陌生人（我）是否真的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出现、并且带着之前承诺给他们的奖励物这件事抱有更少的信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理由放弃“现在可以立即得到的”，除非他相信“过后”的奖励物一定会出现。事实上，当我仅仅关注与比较这两个族群中有男人的家庭的孩子时，这种族群之间的差异就消失了。
从童年开始，就有太多的人生活在一个不可信、靠不住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延迟的更大奖励物的承诺常常得不到实现，这样的经历会让等待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抓住手里现有的东西，无论它是大是小。当学龄前儿童有过一次承诺者失信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便不愿意等待两颗而愿意现在就拿到一颗棉花糖的做法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这些常识性的预期早就被实验证实，实验表明，当人们不再期待迟来的奖励会兑现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理性，并且不会选择等待。
在我离开特立尼达岛几年之后、棉花糖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我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且在剑桥和波士顿继续研究儿童和青少年会如何做出类似的选择。1960年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延迟满足与自我控制研究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加入教职，他利用自己去墨西哥旅行时发现的“魔力蘑菇”做实验，试图创造新的迷幻剂来改变人的精神体验，不仅他自己参与实验，我们的学生们也都参与了进来。一天早上，几个研究生的桌子突然被替换成了床垫，从一家瑞典化学公司寄来的大包裹也陆续到达系里，在LSD迷幻药物的帮助下，“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的时代开始了，利里带头进入了反主流文化，系里很多研究生都加入了他。
由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似乎都在渐渐失去自控这种能力，持续进行这项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要。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卡罗·吉利根（Carol Gilligan）和我合作了一个新项目，测试波士顿地区两所公立学校的六年级男孩。我们想要了解孩子们是否会始终如一地选择等待迟来的大奖励物而不是马上得到很小的奖励物，当他们面对这种选择时是不是比亚当和夏娃更能抵抗诱惑。当然，12岁的男孩子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苹果更有诱惑力的东西。
一开始，男孩子们在教室里完成了一系列任务，之后我们像在特立尼达岛上一样，给他们提供了立刻得到小奖励物与迟来的大奖励物之间的选择来感谢他们。我们想知道他们对于马上得到小奖励物与迟来的大奖励物之间的选择项，与他们在一个新的情况下对待另一个强大诱惑的态度是否有关。那些在第一次选择中延迟更久的孩子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更不可能屈服于强大的诱惑吗？比如在一个作弊是成功的唯一途径的场合中，他会如何选择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个学期的晚些时候我们发起了一个看似和之前无关的独立项目，并向每一个孩子介绍了游戏的技巧。表面上，游戏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每个男孩用“激光枪”摧毁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已经损坏的火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的能力（包括速度与准确性）。
这个玩具激光枪被涂成了银色，安装在一个厚木板上，并且指向了一个高速的“火箭”靶子。在靶子上，五个一排的指示灯说明在每一次射击之后得到的分数，三个亮色的运动员徽章（狙击手、神枪手和专家）闪耀着并且会基于得到的总分被当作奖励物奖赏给分数高的选手。虽然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孩子都会认为一把1960年的激光枪只是个应该被放进博物馆的“老古董”，但这种东西对当时12岁的男孩来讲是极具诱惑力的。
“让我们来假设这个火箭是残破的并且必须被摧毁，”卡罗会这样说，“对于那些射击得很准的人，我将给他们狙击手的徽章；对于表现比狙击手更棒的人，我将给他们神枪手的徽章；对于那些表现非常优秀的人——甚至比神枪手更好，我将给他们这个专家级的徽章。”
但男孩子们不知道的是，每一次射击得到的分数都是随机的，与他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毫无关系，并且他们得到的分数永远也不可能帮助他们赢得徽章。那么为了得到一个徽章，他们就不得不作弊——伪造分数，为了获得更好的徽章，他们只能伪造更高的分数。
孩子们独自在房间里射击并记录自己的分数，同时，报分数所花的时间和作弊的程度（伪造分数的高低）也会被计算出来。结果很明显，我们在特立尼达岛上看到的那些“幼稚的流氓”选择马上得到小奖励物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了波士顿：在早期测试阶段中那些倾向于选择等待迟来的大奖励物而不是马上得到小奖励物的孩子比那些立即拿到小奖励物的孩子更少地伪造了分数；如果倾向于选择迟来的大奖励物的孩子作弊了，那么他们报出自己虚假分数所用的时间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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