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颐年:中国心理卫生的开拓者
舒跃育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37卷 第6期
摘要：章颐年是我国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对科学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卫生在国内的传描与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留学美国期间，时值美国心理卫生运动在比尔斯的倡导下正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他深受影响，遂以中国的比尔斯自许，立志要在国内掀起心理卫生运动的浪潮。他最先将“心理卫生”作为一门课程引入我国大学课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心理卫生领域学术专著《心理卫生概论》。同时，他在大夏大学创立了教育心理学系和校级心理学会，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心理学通俗刊物《心理季刊》，创设国内首个心理诊察所。i
关键词：章颐年 心理卫生 心理季刊
二十世纪初，大批青年学者负笈欧美， 将近代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与人士社会科学思想带回国内。在以留美学生为主干的大批中国心理学先驱， 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在南京高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心理学会相继成立，相关学术刊物先后创办， 心理学的学术专著和译著先后出版。至此， 科学 心理学开始在国内生根发芽。随着科学心理学的 传入，“心理卫生”也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 域而被引入。谈到我国近现代的心理卫生运动， 就不得不读到这场运动的发起者——章颐年。
章颐年( 1904-1960 )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史料散佚，导致心理学界对章颐年缺乏了解，因此学界都知道我国心理卫生事业开始于二十世纪初，但作为开拓者的人选却存在争论，比如有人认为是吴南轩 ([1]， p.63)， 有人认为是丁赞([2]， p . 1717 )，有人且提到章颐年，但语焉不详，即有少量介绍，也多与史实不符，如《荆其诚心理学文选》中，将章颐年在暨南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的时间误为1920年([3]， p460)，并将这个时间作为国内首次系统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的时间：又如2013年底重印的章颐年的《心理卫生概论》中，将作者回国的时间误为1922年 ([4]，p.2 35 )，这对修订我国心理学史非常不利。本文依据相关史料，特对章颐年生平事迹予以整理，在厘清相关史实的同时，重新评价章颐年的学术地位。
一、学术生平
章颐年(1904-1960 )，原名章长春，后更名为章仲子。汉族，于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系著名国学家章炳麟（太炎）仲兄章炳业之子。浙江仓前章氏是书香世家。章颐年的祖父章濬（宇轮香， 1825-1890)，自幼研读典籍，后任县学训导，在余杭颇有影响。章濬生三子：长子章炳森 (1853-1928 )，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人；次于章炳业(1865-936)，即章颐年的父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人，曾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目录学家；三子即著名国学家章炳麟(号太炎，1869-1936 )。章颐年的父亲章炳业曾主持浙江省图书馆馆务工作十四年，建树颇丰，曾创办《浙江公立图书年报》，发起组织浙江省会图书馆协会，任首任会长。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被选聘为执行部干事。编有《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图书目录)，《浙江图书馆通常图书目录》、《乙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目录》等， ([5]， p.352 )
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章颐年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早年先后就读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杭州省立第一中学。1927年，章颐年毕业于金阪大学心理学系。由于当时心理学在中学尚未开设相关课程，毕业后他曾在滁州中学担任英语教员一年，但因为当前所从事的工作脱离自己所学专业，为了更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并能从事专业的心理学工作，1928年8月，章颐年前往美国留学。他曾先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主攻实验心理学，但当时美国正开展得如业如荼的心理卫生运动对他的影响更大，他接受了心理卫生方向的专业培训并形成了对心理卫生的独到理解。1930年8月，章颐年学满回国后即被聘为上海暨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并在国内率先开设《心理卫生》课程，时年二十六岁。由于此前国内高校中没有人专门开设过此类课程，章颐年因而被誉为我国讲授心理卫生课程的第一人 ( [6]，pp.193-194)。此外，他还在该校开设《生理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课程。
次年，浙江省教育厅在省立两级师范学立的基础上筹建“省立杭州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前身)，聘请章颐年担任首任校长。此时他虽然担任中等师范学校校长，但浙江省教育厅仍破格给予教授待遇。担任校长期间，章颐年积极倡导将心理健康知识应用到家庭与学校教育之中，井坚持“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心理卫生的目的，也是要人们的人格获得健全的发展。能对生活环境做正常的适应。所以教育和心理卫生有着个共同的目标……良好的教育必须依据着心理卫生的原则，否则便不能尽教育的使命”的理念，努力将心理卫生的理念贯彻到教育实践之中。为此，他四处奔走，组建教育方面的专业学会，积极推进教育专业化的发展。1932年，章颐年作为浙江省中学教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任常务理事。1933年，在著名教育家庄泽宜 (1895-1976 )的介绍下，他加入了成立于该年的中国教育学会。为了更好地从事心理学研究，章颐年于1934年7月辞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职务，被大夏大学聘为心理学教授兼师范专修科主任，负责讲授心理学课程。
1936年，章颐年在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创立全国为数不多的教育心理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当时，大夏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系在全国办得很有影响，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曾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7]， p.98)。为此，教育部特拨款添置设备，扩充实验室。此外，章颐年还担任该校师范专修科主任，在负责讲授心理学课程的同时，指导学生选课和毕业论文。由于时局的影响，全国性学会在当时难以较好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心理学系相继成立校级心理学会([8]， pp.5-8)。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由章颐年负责，附设心理诊察所，开展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1936年4月，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创办心理学通俗杂志《心理季刊》，章颐年任主编。在1934-1936年期间，上海心理学界人士活动频繁，经常组织正式或非正式学术会谈，他们主要由暨南、大夏、光华、复旦、沪江等大学教授组成。但这些活动苦于无正式组织，使活动的进一步开展面临诸多困难。于是在1936年10月份，由章颐年、张耀翔和章益等14人发起“上海心理学会”，该学会于1937年1月10日正式成立，比中国心理学会还早14天([9]， p.172)。由于当时具有心理学系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南京一带，因此，上海心理学会的成立对于随后中国心理学会的成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就在筹备上海心理学会成立期间，京沪等地学者发动组织“中国心理学会”，章颐年也是早期32位发起者之一。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南京成立，章颐年被选为学会理事。在首次召开的理事会上，章颐年等三人担任第一届年会委员。后来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学会活动被迫停止，第一届年会也因此被取消([9]， p.172)。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章颐年作为发起人之一，任理事兼编译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中国测验学会的编译委员会委员。尽管后来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学术团体的活动暂时中断，但是，章颐年凭个人的努力对我国多个心理学学术团体的建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联合大学奉令南迁。8月，大夏、复旦组成第一联合大学，准备内迁。章颐年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教育心理系主任兼师范专修科主任。12月，联合大学西迁江西庐山牯岭，后辗转至贵阳，章颐年留庐山处理善后事务。次年8月，在著名教育家孟宪承(1894-1967)的介绍下，章颐年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心理学教授，讲授《心理卫生学》。后广州失守，章颐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1939年6月，章颐年前往贵阳大夏大学任教，并兼任教育学院院长之职，指导学生选课、毕业论文和学分审查。1940年9月，章颐年重新回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暨南停办，章颐年转至大夏大学上海分校，继续担任教育学院院长之职。后因与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不合，章颐年离开大夏大学。
此后，他曾一度担任杭州潮聲月刊社主编。汪伪政府成立后，因其姐夫傅式説(1891-1947)曾任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和建设部部长，章颐年也曾担任杭州伪浙江省政府参事和南京伪建设部总务司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汪伪政府解散，章颐年赋闲在家。1947年，傅式説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决。章颐年因担心受姐夫傅式説案牵连，改名为章仲子，在著名教育家黄敬思(1897-1982)的帮助下，先后担任青岛中国石油公司、青岛齐鲁企业公司秘书。1949年4月，因齐鲁企业公司迁往台湾，章仲子受上海联合国卫生组织之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结核病防治专刊，编著儿童及大众读物。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章仲子的《詹天佑的故事》、《李仪祉的故事》、《鸦片战争》和《卡介苗》等读物。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迁入北京，世界卫生组织撤回，章仲子接替姐姐章慕君在上海人文中学的教职，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并于同年加入中国教育工会。
由于章仲子早年在心理学界影响较大，1951年2月，章仲子在早年大夏大学同事、时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张耀翔(1893-1964)与杜佐周(1895-1974)两位教授介绍下，前往位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主要承担《发展心理》、《青年心理》和《特殊儿童教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教学中，他曾自制实验仪器，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1957年12月，章仲子被中共西北师范学院党委错误地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8月，章仲子被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保留公职)，于1960年12月在劳教中亡故。次年，章仲子被摘掉极右帽子。1979年4月，中共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党委决定恢复章仲子政治名誉，恢复其教授职称，妥善处理一切善后抚恤事宜。
二、学术贡献
作为我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章颐年的学术贡献首先体现在他的心理卫生观和对心理卫生事业的开拓上。无论是作为学术领域或者应用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卫生”运动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尽管我国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有了心理健康的观念(比如台湾学者黄坚厚曾探索过蕴藏在四书中的心理健康观[10])，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心理健康观念一直通过先哲的治心养性的思想得以表达，这种传统的心理卫生观念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比如在十九世纪中叶，陆定圃在《冷庐医话》中专门谈论心理健康问题;二十世纪初，唐宗海通过注释《内经》，试图汇通中西心理卫生思想之间的差别)，但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卫生运动却始于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心理卫生运动的影响下而发起的。西方的心理卫生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学者比尔斯(C. W. Beers， 1876-1943)是这一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比尔斯曾因精神失常而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三年，住院期间，他受到非人的待遇，亲眼目睹了病友们的各种痛苦。出院后，他立志终生投身于心理卫生事业，并将自己在精神病院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自传性的著作《自觉之心》(A Mind that Found Itself)。该书1908年出版后，心理卫生事业受到著名心理学家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该年5月，比尔斯组织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卫生组织——“康涅狄格州心理卫生协会”。次年，在比尔斯等人的努力下，全美心理卫生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后来还创办了《心理卫生》杂志，采用多种方式普及心理卫生知识。1930年，在比尔斯等人的努力下，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国际心理卫生委员会由此成立。
章颐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正是美国心理卫生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尽管他在美国主要接受的是实验心理学方面的训练，但最让他震撼的还是心理卫生运动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为此，他曾在《心理卫生概论》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国外的心理卫生运动，并对比尔斯其人其事多有溢美之辞。他将《自觉之心》视为一部“不朽的名著”，认为“比尔斯以一个人一本书的力量，首创这种伟大的运动，他对于人类的功绩，实在是值得敬佩的”。章颐年历数了比尔斯所获得的诸多荣誉，并说“但这些对于他的不可度量的伟大贡献，仅只是一点些微的酬谢”，“比尔斯的功绩，真不是
几句话所能表示的”。([4]， p.13，15，23)的确，比尔斯对青年章颐年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巨大的影响，足以成为他在国内开展心理卫生运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章颐年回国后之所以极力推动心理卫生运动，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对比尔斯其人其事的认同;其次才是他对心理卫生事业本身的重视。章颐年曾借卫生署长刘瑞恒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中国的比尔斯”，但他更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也可以成为比尔斯，“诚然，我们需要着如比尔斯一般坚强的意志与无休止的努力，但我们不能愚痴地等待着一个中国比尔斯的到来。每一个人都可以作比尔斯的!”([4]， pp.22-23)。从后来章颐年回国后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确以中国的比尔斯自许，在中国，他“以一个人一本书的力量，首创这种伟大的运动”——即中国的心理卫生运动:率先开设“心理卫生”课程，撰写第一部心理卫生领域的专著，发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创办期刊，组建儿童心理诊察所……正是在章颐年和一大批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心理卫生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在国内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期刊上就开始零星出现谈论心理卫生的现实意义方面的论文，目前能看到最早的心理卫生论文是周尚于1923年发表于《教育杂志》的《问题儿童与心理卫生》([11]， pp.22-42)。1930年，当国际第一届心理卫生会议召开的时候，会议的召开情况在《安徽教育》([12]， p.140)等杂志上被报道，后来吴南轩([13]， pp.13-53)对国际心理卫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可见国内已经开始关注国际的心理卫生运动的动向了。除了报道国际心理卫生的发展状况之外，大批学者也专门撰文对开展心理卫生的必要性、心理卫生的范围与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比如陈宗仁的《心理卫生与心理学》([14]， pp.143-169)、吴南轩的《心理卫生意义范围与重要性》([15]， pp.1-189)、萧孝嵘的《心理卫生之基本原则》([16]， pp.53-149)等。但总体而言，这时期对心理卫生的关注只涉及对国际心理卫生的发展状况的介绍、对心理卫生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以及其与具体应用领域的关系。尽管张耀翔、吴南轩等人也于30年代初期在国内相关高校发表过心理卫生方面的专题讲座。但总体而言，这时专门的课程和专著并未出现，因此，系统的心理卫生的研究和教学并没有展开，而系统的展开则始于章颐年。章颐年于1930年回国后，即在上海暨南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开启了近代国内心理卫生教育之先河。此后，国内大学陆续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如美国传教士夏仁德于1932年在燕京大学心理学系讲授心理卫生课程([9]， p.189)，吴南轩于1932年下学期在中央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关于中央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的时间，尽管在许多资料中显示1930年前后，但通过查阅可靠资料，无论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工作汇报中([17]， p.39-42)，还是中央大学心理学课程表([18]， p.103)都显示是1932年)，北京大学于1935年开设心理卫生课程([19]， p.24)。
章颐年的心理卫生课程的讲授内容以在美国的学习内容并结合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撰写的讲义，但后来由于“一?二八”事件爆发，章颐年离开暨南大学，讲稿也佚失。1935年，当他重新在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同时开设这门课的时候，还因找不到一本专门论述心理卫生的教材而苦恼([4]， p.1)，足见当时国内心理卫生事业发展之缓慢以及撰写专著之迫切。为此，他在查阅大量资料基础上，结合对早先讲义的回忆，写成了我国第一本心理卫生领域的专著《心理卫生概论》，该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图1 《心理卫生概论》(1936年版)书影
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被广为介绍。在这本书中，章颐年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心理卫生的理解。他在回顾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心理疾病将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损失，因此，尽快在国内开展以心理疾病预防为目的的心理卫生运动，迫在眉睫。为此，他认为，心理的健康表现为人格的健全，并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标准:(1)像别人，即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处于与大多数人相似的常态之中;(2)与年龄相符，即个体的身心发展要符合年龄特征;(3)能适应他人，即具备正常的社交能力;(4)快乐，能获得较多的积极体验;(5)统一的行为，即正常人的行为是一致的、完整的，而心理不健全的人的行为则是分裂的、矛盾的、互相冲突的;(6)适度的反应;(7)把握现实，能主动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8)相当尊重他人的意见。确立了心理健康的标准之后，他开始讨论心理疾病的根源，认为健全的人格需要两个必备条件，即常态的天赋和适宜的环境。但遗传与环境的影响孰重孰轻历来是心理学家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点上，章颐年认为，“健全的人格，小半由于遗传，大半由于环境所决定。一个天赋较劣的人，若能一直生长在适宜的环境中，仍然能获得健全的发展”([4]， p.52)，为此，他进一步提出，心理疾病来源于个体的幼年经历，将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从难以控制的先天遗传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后天环境上。这一点构成了章颐年心理健康观的基石，正是在这里，他将教育的本质理解为健康人格的培养。于是，他系统地论述了破坏人格健康发展的力量和环境条件。章氏认为，破坏人格健康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即怕惧、失败和冲突。因此，要预防心理疾病和维护人格的健全，就必须从导致这些力量产生的环境因素入手。导致这三种破坏力量的环境主要涉及家庭、学校、医院、司法部门和企业，而与这些部门息息相关的人，即是对人类人格健康影响较大的人，这包括父母、医生、教师、法官和企业家。但在这五个方面之中，他又特别强调家庭和学校对健全个人人格的重要意义，因为个体的人格主要形成于成年之前。在这段时间中，个体主要在家庭和学校中度过的。因此，父母和教师就构成了健康个人与健全社会的基石。为此，家庭教育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构成了章颐年关注的重点。
章颐年的《心理卫生概论》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本心理卫生方面的著作，对我国的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该书开启了从近代科学心理学的观点研究心理卫生之先河，此前尽管也有许多国人谈论心理卫生的著述，但自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德国诞生以来，这是第一部以新心理学观点系统论述心理健康的专著;另一方面，该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一枝独秀”的状态——在心理卫生领域，早期影响较大的著作主要有两本，即章颐年的《心理卫生概论》(1936)和丁瓒的《心理卫生论丛》(1945)。事实上，《心理卫生概论》的历史影响是《心理卫生论丛》所无法企及的，这不仅表现在两本著作出版年代存在十年的时间差上(——丁瓒于1932-1936年间在中央大学学习心理学，此时正值吴南轩在中央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之时，而吴南轩的课程开设尚晚于章颐年，因此毫无疑问，丁瓒在心理卫生领域也只是一个后生晚辈)，同时，丁瓒的《心理卫生论丛》是一本汇集他十三篇论文的论文集，因此，严格地讲，它还算不上学术专著。而《心理卫生概论》则是近代以来第一部从科学心理学角度系统论述心理健康问题的学术专著，它不仅是“第一”，而且其权威地位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此外，自国内高校陆续开设心理卫生课程特别是《心理卫生概论》出版之后，心理卫生作为心理学的应用领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从1936年开始，关于心理卫生的文章陆续出现在相关刊物上。事实上，就在《心理卫生概论》出版的同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君克迩(F.Kunkel)的《心理卫生丛谈》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这本书主要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心理治疗、教养方法、公共福利、个人的自我教育等心理健康问题，并未对心理卫生的发展历史、对象与内容等学科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其影响也远远不如章颐年的《心理卫生概论》，这从《心理卫生概论》从1936年出版后几年连续重印这一事实中也能看出。
三、学术传播与应用推广
为了更好地让家庭和学校成为健全个人人格的环境，章颐年除开设“心理卫生”课程之外，还创立了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从其所从事的活动来看，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不是从事严谨的学术活动的团体，而是一个活泼富有生气的学术推广团体。资料显示，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主要开展的活动包括辩论会、演讲会、实地考察、创办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及科普杂志等([8]， pp.5-8)。在这些活动中，辩论的范围较为宽泛，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演讲主要包括通俗和学术两个方面，主要围绕着应用心理和心理卫生展开。由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的影响较大，曾受上海市政府之邀，在上海市广播电台定期播出心理学方面的演讲，旨在更在范围内推广心理卫生的知识。此外，章颐年为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期带领学会会员前往苏州精神病院和北桥普慈疗养院实地参观考察。不仅如此，学会在1935年9月创立了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章颐年任所长，下设测验股、调查股和访问股，旨在对顽皮、愚笨、偷窃、自卑、恐惧等问题儿童进行诊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的治疗与处置([8]， pp.5-8)。心理诊察所的设置，是章颐年受全美心理卫生委员会的影响(全美心理卫生委员会于1922年设立儿童指导诊察所)，但对我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开展而言，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国内第一个心理诊察所，它开启了学校心理诊断与咨询之先河。此后，心理诊察所陆续在国内设立，比如中华慈幼协会于1936年秋在上海设立儿童心理诊察所([9]， p.192)， 1939年有外国人在上海建立问题儿童诊察所([7]， p.97)，这无疑都是步章颐年之后尘了。
图2 《心理季刊》创刊号
大夏大学心理学会的另一个开创性贡献在于，于1936年4月发行我国第一本心理科学的通俗刊物《心理季刊》。该刊以“应用心理学改进日常生活”为口号，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怎么样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怎么样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改进日常的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是一件更重大的事。所以，本刊极愿在大家的爱护之下，负担这一份重大的使命。”[20]尽管该刊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后，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又在贵阳市革命日报副刊中办起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心理学刊物《新垒周刊》[21])，前后只发行了六期，共载文87篇(包括译文4篇)。
但对于向大众推广心理学知识，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被张耀翔视为中国早期影响最大的三个心理学刊物之一，另外两个分别为艾伟主编的《心理半年刊》和陆志韦主编的《中国心理学报》([7]， p.97)——在这三个刊物中，《心理季刊》是唯一的通俗刊物。此外，由章颐年、张耀翔和章益等人发起的上海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也举行了题为“心理与人生”的通俗讲座([9]， p.172)，每周一次，其主要内容也多涉及心理健康的维护，这对宣传心理健康的理念也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章颐年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发起者之一。1936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仁的努力下，章颐年等32位发起人向全国心理学界征求意见，筹备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旨在“保持与促进国民之精神健康及防止国民之心理失常与疾病为唯一之目的，以研究心理卫生学术及推进心理卫生事业为唯一之工作”([4]， p.227)。1936年4月19日，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通过通讯选举，章颐年被选为首届35位理事之一，兼任编译委员会委员。由此，我国第一个旨在促进国民心理健康的专业学术推广组织正式成立。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协会活动被迫停止。尽管1948年协会曾召开过一次局部性的会议，但协会正式恢复活动，则是在半个世纪以后。1985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山东泰安重新建立，心理卫生事业得以重新全面展开。尽管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活动停止近半个世纪之久，但其对推进中国心理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则是深远的。试想在协会初创之时，时值国运乖蹇、物力维艰，章颐年等一大批有志之士，努力加强同仁间的交流和探讨，大力传播心理健康的理念，这种精神对鼓舞今天的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弥足珍贵的。
在学术传播方面，章颐年还积极推动各级心理学会的设立与发展。如前文所述，章颐年创立了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并先后参与发起上海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并成为这些重要学会的骨干力量。事实上，他是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缔造者之一(32位早期发起者和学科奠基人之一)，但由于后来抗战全面爆发，使得这些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断。而待学会活动于解放后重新恢复之时，章颐年又调离上海。由于历史原因，章颐年后期未能继续参与国内心理学会的建设工作，但他作为早期奠基者之一，其功勋是不容磨灭的。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以推广应用心理学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学会，比如，他曾发起浙江省中等教育学会，并任常务理事。另外，他也是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早期骨干之一，并担任该学会编译委员会委员。由此可见，章颐年对我国心理学学术团体的建设和心理学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他还创办了心理学的通俗刊物《心理季刊》和《新垒周刊》。在二十世纪初我国心理学学科创立之初，先后有好几种心理学刊物创刊后又停刊。如在1940年之前的有《心理》(1922-1926)、《心理学半年刊》(1934-1937)、《心理与教育》(1935)、《心理教育实验专篇》(1934-1939)、《心理教育研究》(1936)。([22]， pp.368-369)由于时局不稳，当时的学术刊物很难持续办下去，而正是这些断断续续出现的刊物，将心理学这门学科延续下来，将那个时代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延续了下来。由章颐年创办的《心理季刊》就是这些刊物中的一种。就在该刊创办一年多之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大夏大学历经庐山最后到达贵阳。到贵阳之后，因刊物未能复刊，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于1938年4月2日假借贵阳市革命日报副刊，办起了延续大夏心理学之传统的《新垒周刊》。除了创办刊物外，章颐年在《心理季刊》、《教育季刊》、《金陵光》、《幼儿教育》和《教与学》等杂志上发表心理学的科普文章多篇，对加强心理学的日常应用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在学术传播方面，章颐年另一个重要贡献表现在他充分发挥归国学者的优势，积极介绍国外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早在他还是金陵大学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撰文介绍行为主义心理学，并结合勒庞、麦独孤和奥尔波特等人的观点对群体心理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由于群里中人的思想趋于一致，因而人在群体中即失去自己的个性。留学归来以后，他又撰文介绍完形心理学派、试误说、构造心理学派等国外心理学派的思想进展。此外，他还经常介绍国外著作和文章，比如他曾在《儿童教育》杂志上介绍美国新近出版的三部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著作《健康童年》、《快乐童年》和《忙碌童年》。如前文所述，由于章颐年一直坚持成年之前的人生经历对于此后的健全人格具有重要影响，而个体幼年主要在家庭和学校度过的，于是他特别强调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一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必须经历专门的训练，因为父母是对儿童的教养构成儿童心理健康的基石。他对时下大部分人仅仅以供给衣食住行作为尽到父母的责任进行了批评，认为养育子女是一件比成为医生、教师和牧师等专业人士更加高级的事业，但事实上，人们似乎更注重后者。于是他大声疾呼，呼吁人们不仅要爱自己的子女，更要懂得如何去“爱”，那就是给予“贤明的教训”。认为应该将做父母的知识和技能，设置成专门的科目，列入各级学校的课程以内。并建议对学校中的抽象科目减少一些，多加些实用的“父母学”。并断言这对未来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必然会超过算术、国语和史地方面知识的传授。([4]， pp.129-152)
这些观点，在近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因为当时章颐年所见到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们更加重视获得一种具体职业的培训，而很少有人接受如何成为父母方面的培训，而这种对如何做父母方面的培训的缺乏，依然是儿童以及成年后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学校教育与心理健康关系方面，他依据心理健康原理，认为心理卫生的观念应该贯彻到所有的学校教育中，因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健全人格的培养。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提出了特殊教育对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并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措施。此外，他还认为学校不应该仅仅是提供知识教育的场所，更应该关注学生的适应情况，因而建议实行“访问教师”制度，以负责学生、学校和家长三方面情况的沟通，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此外，他还强调师资的训练(为此，他曾在《大夏周报》上发表《今后之师范专修科》来讨论这个问题)、学生的升学和就业指导等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通过具体的诸多措施，来切实有效地提高全民心理健康。([4]， pp.154-182)这些积极的心理卫生观念，章颐年不仅用于课堂教学，并将它们贯彻在自己的工作之中——比如在他担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就曾发起中学教育研究会，试图在中学教育中有效贯彻他的心理卫生理念，同时，他还发表大量关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的文章，如《怎样教导子女》、《心理卫生与儿童训导》、《慈幼教育:慈幼教育经验谭》、《心理卫生在学校及家庭中的应用》、《一封致父母的信》和《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等，以有效宣传并推行他的心理健康观。
四、教育与机构建设
除了心理卫生之外，章颐年对我国科学心理学的建制建设，也有着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章颐年作为早期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留美归国学者，长期致力于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在大夏大学组建教育心理学系，极大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只有心理学思想而没有心理学学科。十九世纪末，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德国诞生。二十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留学归来，逐渐将西方的新心理学传入国内，于是，心理学逐渐开始在国内发展。1920年，南京高师成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心理学系，这对心理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而言，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件。在此后的30年中，由于国家饱受兵燹之苦，心理学的发展十分缓慢。在解放前，全国仅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建立了心理学系。在这为数不多的心理学系中，由章颐年创立的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在全国颇有影响，被誉为“民国八大心理学系”之一([18]， p.88)。早在大夏大学1924年成立之初，教育科就设有教育心理学组。1936年，大夏大学在教育学院下设立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任首任系主任。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曾名师云集，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陈一百、董任坚、陈选善、黄觉民等先后在此任教。由于当时教育心理学系办得很有起色，教育部拨专款添置心理学实验室设备，并增设动物心理实验室和心理仪器制作室([23]， pp.82-90)。在学术研究方面，教育心理学系开展了动物心理研究、心理测验研究并自制心理实验仪器。心理仪器制作室或自行设计，或模仿国外仪器，制作的仪器坚固耐用，价格低廉，并转为其他大学制作实验仪器([9]， p.166)。此外，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和《心理季刊》都挂靠教育心理学系，因此，心理学会的活动都属于系活动的一部分，而教育心理学系是在章颐年的努力下发展壮大，使得大夏的教育科学在国内影响很大，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
其二，奠基西北地区心理学学科。章颐年于1951年2月起在西北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教学科研工作，直到他去世为止，前后长达近十年时间，而这十年正是西北心理学学科从无到有的草创期间，因此，章颐年无疑是西北心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西北师范学院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从事心理学教学与科研的院校，它的前身是北平师范大学，后因抗战爆发西迁，组成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早在1951年，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下设心理学教研组，专门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当时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像章颐年这样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学培养的高学历人才更是难得，自然成为学科骨干。到兰州后，章颐年不仅从事心理学的专业课教学，而且将他早年在大夏大学自制心理学实验仪器的经验重新发挥。在助教郭雅仙和张世清的帮助下，制造了一些简易的心理学仪器辅助教学，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在专业教科书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曾编写《心理学大事年表》(西北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组，1957)，以供心理学史教学和研究使用。他还经常向兰州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心理学通俗文稿，以推广心理学的应用。但令人遗憾的是，章颐年在西北的经历并不顺利。由于他早年曾有在汪伪政府任职的经历，于1953年曾被甘肃省人民法院判处机关管制两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章颐年又被错误地划为“极右分子”，至此，他完全脱离了自己所热爱的心理学事业。尽管如此，在今天国内心理学界占有重要学术地位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学科，同时也是为数不多具有心理学院建制和心理学博士培养资格的单位，在立足西北的艰苦环境中，能有今天的成就，章颐年作为西北心理学学科开创者的贡献不容抹杀。
五、结语
章颐年是中国第一个积极推进心理卫生事业之人: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开设心理卫生的课程、撰写了第一部心理卫生方面的专著、首次提出了心理健康的标准、创立国内第一个心理诊察所、创办第一本心理学通俗期刊、参与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心理卫生协会。不仅如此，他在大夏大学成立了教育心理学系，创立的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则主要以促进心理健康为主要内容，组织多样的活动，积极践行自己的心理卫生理念。作为我国心理卫生的开拓者，章颐年无愧于“中国的比尔斯”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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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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