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游记》即将出版[自序]
作者: 施琪嘉 / 3897次阅读 时间: 201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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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翻译就是背叛” 。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时尤其能证明这一观点。詹姆士斯特拉奇( J. Strachy)在1953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弗洛伊德全集》出齐后,仍引来批评一串,认为它未能如实反映弗洛伊德的思想,如本能(instinct)在德语原文中为Trieb,最后用“驱力”(drive)修改了原译文。很多人在读弗洛伊德的中文版时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经过德译英、英译中,它们的原意还剩下多少?

本书的译者均为具有心理学知识的、以德文为第一外语的研究生,在译《弗洛伊德游记》的期间里,他们要忙于能够决定他们毕业的考试,在相当紧张的时间安排中、在翻译时,他们看到弗洛伊德在悠闲地四处漫游,如:

1909年9月15日

寄给恩斯特弗洛伊德(Ernst Freud)的普拉斯德(Placid)湖风景明信片

普拉斯德(Placid)湖

9月15日

昨天穷尽奢华到普尔曼(Pullman)旅行,晚上抵达这些山脉,现在我们打包继续向第5街的普特拉姆(Putnam)的营地进发。天气很好、温暖晴朗,感到无拘无束、特别的轻松,难得的一个美式假期。容格和费伦齐也很兴奋。

衷心的问候



弗洛伊德越是悠闲,越能反衬研究生们的“功利”--中国教育的功利导向:不歇气地参加考试、获得功名!于是,他们产生这样的疑问:翻译这些明信片上所描述的流水帐,究竟有何意义?

描述自我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为防御功能。弗洛伊德认为,成熟的防御机制能够帮助个人解决冲突、适应社会。我们可以在很肤浅的表面将弗洛伊德的游历看作是他用来调整情绪、自我疗伤的过程。在《弗洛伊德传记》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在学术上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内,唯有温暖的家庭生活及同少数的朋友的来往稍稍地安慰了他在精神上的苦闷。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威廉弗利斯以外,他只能同他的内妹米娜贝尔纳斯(Minna Bernays)讨论学术问题。在以后的交谈中,每当提起这段时间,他常常自豪地称为“光荣的孤立”。

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段被孤立状态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且对他也是有益处的。由于被孤立,他很少进行社交活动,他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时间集中思考问题,避免使注意力转移到不必要的争论上。“当我从目前的狼狈和烦恼的处境中回顾那些被孤立的年月时,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个光辉的值得自豪的时代。”在那段被孤立的年月中,锻炼了和加强了弗洛伊德的特有品质,即独立地思考问题。(弗洛伊德传,高宣扬)


《弗洛伊德游记》反映了弗洛伊德在1895自1923年的游历经历,这是他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桑德乐在将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期中这样描述到:

精神分析的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与布洛耶尔一起工作的时期,直至1897年,弗洛伊德发现许多有关创伤性“记忆”的病例,特别找他求诊的带性虐待症状的癔症病人所描述的真实性事件并不存在,多为其幻想的成分(Freud,1950a[1887―1902])。

第二阶段从弗洛伊德拒绝神经症创伤理论开始至2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对称之为精神分析的结构模式进行了介绍(Freud,1923)。第二阶段反映了从早期强调外部事件的影响(创伤性情景)到强调潜意识中的欲望、冲动、驱力及这些成分外显的方式。在这一阶段,潜意识中的欲望多被认为与本能的性有关,而对儿童时期的反应在现时以不断重复的方式而呈现的现象也在此阶段成为关注的重点(《病人与分析师》, 桑德乐)。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理解到,一方面,弗洛伊德处于理论形成的思考兴奋与承受来自强大传统思维的双重压力之下,特别是他的理论所提出的儿童性欲及家庭乱伦的看法,激起了强烈的来自专业人士及社会的攻击。他频繁的漫游显然对他有着缓解压力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旅游中,他满足了自己对考古的爱好,使他把对考古、旅游和精神分析联系了起来。他也将“思考的剑”磨得更加锋利。这在克里斯弗里德托戈尔在《游记》开篇所写的导言中有精彩的描述:

弗洛伊德的三个兴趣的会合――精神分析,考古和旅游――并非偶然;根据方法学原则,历史是解答现今的钥匙,它贯穿弗洛伊德整个的生活和作品。他看待任何的事情都透过过往这幅眼镜:成人的神经症症状他会从儿童早年期寻找原因;现今的文化他用人类早期历史中的特定时间来解释,他最重要的爱好是考古和古代科学,心理学家和古代科学家弗洛伊德就写了关于梦的书,像“您站在对孩童时的记忆面前,您的行为也倒退,就像罗马的巴罗克宫殿遗迹,它的广场和柱子的材料也出现在现代建筑里。”

极可能,弗洛伊德受到来自考古和旅游的启发,将他固有的生物性取向观点改变成了“进退一体”的发展性观点。即,顺行(progression)发展的口欲-肛欲-俄底浦斯期的顺序,及退行(regression)与固着(fixation)的概念。在他重要的文章《哀伤和抑郁》中也反映出对健康和疾病用发展的眼光的视角,这也在后来影响到肯伯格,他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将精神病、人格障碍和神经症视为一个发展轴上的连续体。

不过,依笔者来看,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对学问极有兴趣、孜孜不倦地追求答案、有着坚韧执着性格的人,外人的诋毁和社会的偏见决不至影响他的独立思考。1900年,他的重要论著《梦的解析》出版,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即,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没有因外界的议论而衰退,反而进一步修正、完善,这也是后来弗洛伊德在成名后仍一再所做的事情。旅游是弗洛伊德保持这样活跃的思维和开放心态的重要资源。

弗洛伊德虽然带着旅游的目的而来,却不会放过任何让他施展大脑、运用他的理论的机会。1896年,他在茵斯布鲁克(innsbruck)渡假时,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遇将少女卡特琳,他在《少女卡特琳》一文中,一如既往地用他那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与一名恐怖症的病人的邂逅:

1896年我在假期开始时选择了爬雪山,试图籍此忘记我的医学和神经症,我几乎达到了这个目的,直到有一天我从一条主街转弯,开始爬上一个以秀美、整洁著名的观景点,通过不短的路程,我气喘吁吁,坐下来准备好好休息一下,随着山峦被我征服在脚下,我所在的高度使我自己沉迷进去,几乎忘记我身处何地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年约18岁的女孩问我:请问您是医生吗?时值就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面带愁容的女服务生,我听到别人叫她卡特琳,从服饰来看,显然她还待宇闺中,可能是哪位侍者的女儿或亲戚。

“我是医生”,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您怎么知道的?”

“您在来客登记上写明了,我想,也许您现在有点时间……,我,我有神经方面的毛病,已经看过一个医生,虽然吃了一些医生给的药,我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

天哪,又是神经症,如果是其他的什么,一个身材高大、发育良好、面带忧伤的女孩我是没有治疗的办法的,我感兴趣的是,在2000米海拔的高度面对一个神经症的患者,我开始进一步发问了。

……。



虽然弗洛伊德十分热爱旅游,他却在纳粹迫害气氛愈来愈浓密时仍对离开故土心有不甘,他在维也纳的家中待到最后的时刻,直到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离开维也纳。在米尔顿等著的《精神分析导论》中,有这样的描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856年出生在摩拉维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弗莱堡村子。他的童年后期和几乎所有成年生活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他一直是一位狂热的亲英派人士,热爱英语和文学,年轻时一度考虑过移民。当其终于抵达伦敦时,他正遭受下颚恶化着的癌肿的折磨,其情形悲哀而可怕。他却固执地拒绝离开家园,直到不再能否认危险的存在,弗洛伊德晚年的国际声望能够使他的朋友们设法帮他和其直系亲属于1938年逃离纳粹的统治。

弗洛伊德遭受了洗劫,他的书籍被焚毁,在批准离开维也纳之前,他被迫在一张纸上签字说他一直受到优待。他在签字旁补充:“我可以将盖世太保隆重地推荐给每个人。” 在伦敦,弗洛伊德受到了维也纳从未给予过的热情。一年之后,即1939年,弗洛伊德与世长辞,幸运的是,他从未知道在他之后,1942年,他的4个妹妹:罗莎(Rosa)、玛丽(Marie)、阿道斐(Adolphine)和波琳(Pauline)都死于集中营。


在弗洛伊德的晚年,他旅游的兴趣受到时局的变化、经济情况及他自己病情恶化的影响而大为缩减,他的思考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人类“攻击性”(aggression)的问题,提出除了“生的驱力”外,人类还有“死亡驱力”,这无疑与当时纳粹的迫害和战争的阴云所制造的氛围有关,也与他自己多次口腔手术、感到死亡之神在临近有关。

如果说,旅游是人对外在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探索和“侵犯”的话,每次新的出行都将是一次拓宽心灵疆界的过程,它能使人心更加平静和更具有接纳性。

事实上,弗洛伊德终身所从事的是有关人类心灵自由的事业。笔者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接受自我体验时,我的分析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探索潜意识的过程是一次心灵的旅游(a journey through your heart)。弗洛伊德致力于潜意识的研究,他认为,人的最大的桎梏就是心灵上的羁绊。他用“阻抗”(resistance)来形容这一障碍,当人们无须对内心的冲突严加防范时,他心灵的自我阻力就会减少,心灵就会获得自由。

在他病情恶化时,他得知他的私人医生和其朋友在讨论是否该将真实的消息告诉他时说:有谁能比我更有权利知道我该如何去死的消息呢?在和他的家人和朋友平静地告别后,他的私人医生给他注射了过量的镇静剂。李孟潮以他的冷静对此作了戏剧场景式的描述:

1939年9月21日。伦敦。

弗洛伊德,病榻。

舒尔茨,他的私人医生。

弗洛伊德说:“你一定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那时你曾答应我,在我的死期来到时,你不会抛弃我,现在是时候了,我所有的只是折磨,生命再没有一点儿的意义了。一切该结束了。”

舒尔茨点点头,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

舒尔茨告诉安娜,他曾经答应弗洛伊德,在生命到来之时,帮助他安乐死。

两毫克吗啡――弗洛伊德最钟爱的药物。

那天回家,舒尔茨在日记本中记录:“他马上感到了解脱,那似乎永恒的痛苦表情消失了。大约过了12个小时,我又给他注射了一针。弗洛伊德显然已精疲力竭,他进入了半弥留状态,从此再没有醒来过。”

1939年9月23日凌晨三点,弗洛伊德的心脏最后跳动一下。


一颗自由的心,
慢慢地减弱,
直到最后停止。
而自由的灵魂,
却自在地飘起,
从那时,到现在,
还会飘向未来。

施琪嘉

200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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