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上海参加了第二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主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分析。其间，除了以“三种文化原型及其心理分析的意义”做了报告，以及参与了“高觉敷与中国精神分析”的专题之外，还参加了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的对话和开放性讨论。
作为台上的参与“对话者”，当时被要求用15分钟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下面的文字，便是当时15分钟所陈述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了。
多谢大会主席和主持人，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几位资深的同行，以及在座大家，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来作交流。
由于此次大会的主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分析”，而昨晚的开放性讨论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AP）与中国”……那么，我就借助昨天的第一个提问，来开始我今天的15分钟陈述：
提问：在我们大家都看到的2010年北京IAP会议的海报上，为什么用的是“精神分析”，又用了“心理分析”……提问者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提问者用这名言也已说明自己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很认真的发现与提问……但是很遗憾，昨天并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西方的psychoanalysis，对于在座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精神分析师们来说；以及对于我们中国人，其意义是一样的呢，还是有所不同？what do you mean by psychoanalysis, and 精神分析，or, 心理分析？
同样，精神分析与心理分析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同；我们还可以“望文生义”，进一步问得白话一些：你是要分析“精神”呢，还是要分析“心理”？那么，“精神”和“心理”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包括心灵——Psyche，尤其是对于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
若是把提问者所引用的源于孔子的这句话说完：那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篇）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事”便是我们现在所谈的“精神分析在中国”，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礼乐”和“刑罚”便可看作是“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或社会实践中的表现；“民无所措手足”，便可比喻为这种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应用是否会有效果，能否让被分析者，来访者，或者心理疾病的患者所接受，并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不是我们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是为了来访者的最大利益吗？
名不正则言不顺……多谢昨天的这位提问者。昨天上午，我与郭本禹教授和魏宏波博士一起做了一个有关“高觉敷与中国精神分析”的专题。我们中国人最初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接触，所最初认识的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主要是通过高觉敷先生（1896-1993）。他在1925年翻译发表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接着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30）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5），并且撰写了许多介绍与评价“精神分析”的文章和专著（1928-1935）。
黑格尔曾赞美斯宾诺莎说，我们今天的哲学家，大都是透过斯宾诺莎所磨的镜片来看世界的；那么，借用黑格尔的话，我们许多中国人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高觉敷先生的翻译，以及其中的对精神分析的命名化过程。那么我们昨天的专题，也讨论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名称和其寓意。
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动荡的中国在其现代化的途中徘徊，弗洛伊德和其精神分析悄然进入了中国知识界。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人欲横流，犹如大江大海的震荡，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也从其“无意识水平”逐渐进入我们的意识和生活；届时，高觉敷教授重新校对出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82）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被法新社记者称之为“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与象征，对此郭本禹教授昨天有专门的分析。
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与我们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据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心理疾病以及与此有关的心理治疗，已是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逐渐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还是人们尚未关注的心灵的治愈与超越。
名不正则言不顺……多谢昨天提问者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我所理解的心理分析工作原理中，“命名”恰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而西方精神分析的起源，就以“安娜O”的个案来说，talking cure，谈话疗法，谈话何以能够治疗呢？其中也便有了这种“命名化”的心理过程……而在荣格派的沙盘游戏治疗中，“命名”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际上，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也是这种“命名化”的应用。当荣格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日益加深几乎要撕裂他……而荣格帮助自己的治疗方法，便是一种拟人化的意象性命名，当然也可称之为积极想象，无形而弥漫的抑郁气氛，将会在意象中逐渐凝聚起来，或凝结为一种意象，由于凝聚的意象，无意识得以呈现和表达，从而使得“言之有物”，关系的建立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获得治疗和治愈的效果。
我们看一个学派，或一种心理治疗技术，或其治疗的效果，也需要一种历史的视野和历史的态度。在荣格的来访者中，有黑塞，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保利，194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后起的荣格学者中，有Joseph Campell，创立神话学的新境界；有多拉卡尔夫，创建沙盘游戏治疗的新体系；有Joseph Henderson，提出了文化无意识的心理分析体系；有日本的河合隽雄，Dr. Kawaii先生，引领了整个日本心理治疗的发展。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当河合隽雄在1960年后期，完成了其在瑞士荣格学院的心理分析训练之后，极力想推广其学到的心理分析，但屡遭碰壁，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看似西方式的心理治疗方法。于是，河合隽雄曾告诉我说，他沉下气来，10年不讲荣格，15年不讲神话，选择了适合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沙盘游戏治疗，他命名为“箱庭疗法”，获得了意料之中也是意想不到的成功。
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形式，我们还必须要考虑效果；谁让我们这个行业，立下规矩说“要为了来访者的最大利益呢。”
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又将如何呢？
就我个人来说，荣格的心理分析，以及随后发展的沙盘游戏治疗，均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心灵或无意识经由西方文化的酝酿，借由弗洛伊德和荣格等西方学者的创造，形成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体系；那么，心灵或无意识，无意识或心灵，在古老的东方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必将有其不同的表达和意义。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神话无疑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所在；但荣格曾经说，俄狄浦斯神话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心灵创造神话这一事实。
以四川大地震中的心理援助为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创伤专家Bessel van der Kolk曾来信告戒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和轻易采用西方的方法，尤其是CBT和简易的暴露疗法，而尽量采用中国文化中的治愈元素……于是，就以我们四川震区的心灵花园来说，我们的工作被称之为“慈悲疗法”，表达的是“以心为本”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之治疗意义，不仅是心理之分析而且是“理心”之妙用，体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命名”之治愈的原型，这与大禹治水和命名山川百物有关，而大禹就生长在地震中的北川禹里；而且有神农炎帝之“驯养”和“治愈”的原型，以及伏羲之“时机”与“转化”的原型，以及这些文化原型的心理治疗和心灵治愈之作用。神农和伏羲，也都与四川震区的羌族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这三种文化原型及其治愈的作用将是我明天报告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基本上是我能用15分钟，就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所能陈述的内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