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精神分析理论体系资源中系统地阐述俄狄浦斯情结,但他却将其视为神经症患者的“核心”情结,并同时在《图腾与文明》一书中将其泛化成所有人类文明所普遍存在的内心结构。可见,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氏理论的体系中占有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并引起了精神分析学界、文化人类学界不同视角的解构与重构,颇值得玩味。
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俄狄浦斯情结被视为儿童在性蕾期(3-5岁)间所感到的对双亲的爱恋与敌意并存的冲突组织。在此阶段,儿童的自我功能通过中立化过程相对以前的阶段得到更多的发展和整合,表现在儿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稳定的客体关系,个体感受到的焦虑从害怕“客体的丧失”发展成害怕“客体的爱的丧失”,因此,当个体发现还有第三人占有着所爱的客体时,儿童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改变:羡慕、谋杀和乱伦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深深的恐惧让儿童的内心充满冲突。儿童为避免这种恐惧或焦虑过于强烈,不得不认同这些欲望中的客体——父母,并像父母一样拒绝这种欲望,超我在这种对父母道德的认同中形成了。一旦内化的超我形成,便随时随地对本我(即儿童以性欲方式占有客体的利比多)起着监督和控制的作用,而这种监控则是通过对自我的支配实现——一方面帮助自我建立防御机制,另一方面则使自我失去行动的自由,通常表现为症状。这种模式延伸到儿童内心世界即表现为个体、所爱的客体、竞争对手或执法者(多指具有权威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并投射到个体外在环境中复杂的人际情感关系,这种时刻的冲突就成为个体一生人际关系的基模。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框架中,俄狄浦斯情结在人格的结构化与左右人类的欲望上扮演着根本角色。
文化人类学曾试图寻找证明俄狄浦斯情结非普世化的依据,比如说在具有母系特征的原生态文明部落中发现并不存在阉割焦虑,但另一部分学者依然发现即便在这样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一个替代父亲权威的执法者角色。无论如何,就俄狄浦斯情结自身而言,其存在应具有三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特征:1、具有惩罚性特征的超我的存在;2、并非源自本能的焦虑,而是具有一种冲突性的罪恶感、内疚感的“高级”情绪特征;3、存在着三角关系。这三个特征同样体现于客体关系学派的视角中。
一、克莱因的俄狄浦斯情景(Oedipus situation)
克莱因提出的偏执-类分裂位状态位于生命头四个月,此时婴儿所面临的生理和心理任务几乎完全一致,并且是未分化的,即尽可能的保存“自我”,这里“自我”的含义不仅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功能性含义,而是混合了躯体和“具有一些凝聚与整合的基质”,这就是被克莱因称为生本能的体现。自然,在此阶段,任何外界环境的挫折加之内在的死本能的运作都会激发并被婴儿体验为巨大的迫害焦虑,此时的焦虑类型本质上属于对自身的死亡焦虑,表现为被迫害-攻击、施虐-受虐的特征。婴儿为应付如此巨大、高强度的焦虑,使用内摄、分裂、投射的防御机制,将乳房分裂为能满足自己口腔原欲的好乳房和无法满足的坏乳房,并且内摄好乳房,投射坏乳房,进而通过内摄-投射互动过程逐渐内化成好客体和坏客体,尽管此时婴儿无法整合这些部分客体,但一个重要意义是它们形成了早期的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