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怒与崩溃——从自体心理学角度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何 良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按语:
斯德哥摩综合症,这个原本离我们很远的术语,如今却一步步接近我们的生活。近日,河南洛阳警方破获一起消防兵专业人员挖地窖囚禁六名歌厅女做“性奴”的恐怖案件。令人蹊跷的是,这6位歌厅女被囚禁后,竟然争风吃醋争相主动献身“色魔”,并因此引发命案。斯德哥摩综合症在这些原本值得可怜的“性奴”身上展示无余。
链接:色魔囚禁6歌厅女为性奴泄性欲
一、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类似现象令人惊讶的普遍。仅仅一年之隔,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恐怖组织“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到抢劫银行的队伍中,并对恐怖份子表示感谢。由于这种受害者屈服于施暴者的现象被人所关注和研究,始于斯德哥尔摩人质绑架事件,以后人们将这种受害者的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表现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研究者后来发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可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乱伦的受害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背后,有没有蕴含着其他的人类心灵的规律呢?
界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通常来说,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种“看似矛盾的心理现象,在其中,绑架者(施暴者)和人质(受害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情感连接,考虑到受害者曾忍受着令人恐惧的苦难遭遇,这种积极的情感连接似乎发生的不合常理”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体现出以下3个特征:
1、受害者对施暴者有积极的情感连接;
2、受害者对营救当局表现出恐惧、不信任甚至愤怒的态度;
3、施暴者对受害者有积极的情感连接,好像他们将其看成是普通人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人质案件都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现象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必须满足以下4个条件,方可产生⑵:
1、个体在被俘状态,无法逃出,且依赖于俘获者生存,俘获者成为控制被俘者基本生存需要以及生命本身的那个人;
2、人质与其他人隔离,可以获得的仅仅是绑架者的想法,绑架者将会屏蔽掉一切来自于外界的信息;
3、绑架者威胁人质生命,并使其认识到他们有这个能力,人质认为与绑架者结盟则会比抵抗他们更加安全;
4、人质看到绑架者对其施予了一定程度的仁慈,而这种仁慈是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基础,不过人质把这种减少的虐待行为误解为仁慈和友善,并因此对绑架者怀有感激的心态,如果只有虐待和惩罚,人质则只会反应恐惧和憎恨;
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称之为“斯德哥尔摩情境”
二、攻击者认同——精神分析的泛客体派解释模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其独特的心理表征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并在解释这一心理现象时往往会引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就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目前多数解释模型还是更多的援引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或费尔贝恩的理论,停留在“攻击者认同”这一经典模型的层面。而之所以本小结将其称为精神分析的“泛客体派”解释模型,是因为无论经典理论还是费尔贝恩理论均以客体指向为其理论的后设前提,而未能从深层的自体结构加以探究,本文即尝试性的就这一视角加以探索。
本小节先简要回顾一下前两种理论模型对这一心理现象的解释。
1、经典精神分析理论
(1)认同与攻击者认同
讨论“攻击者认同”,必须首先了解“认同”的概念,虽然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师们不断的补充这一概念的范畴,但了解其基本内涵还是必要的,本文将在必要的时候间要区分一下认同的种类。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指“一种心理过程,主体借此拟同他者的一个面向、特质、属性,并以他者为模范,将自我作全部或部分的改变。经由一系列的认同,人格得以构成与分化”⑶。斯德哥尔摩患者对营救当局的敌对行为,实际上正是由对绑架者(攻击者)的认同所导致的行为。